一、沙士
這一年春天,名為沙士的新病毒來了。
一開始只是新聞上的幾行字。什麼「不明原因肺炎」,什麼「社區爆發」。大家還在如常上學、溫書、去自修室。然後突然有一天,街上的人少了,地鐵車廂空了,學校開始有老師戴上口罩講課。老媽囤積了大量口罩和漂白水,廚房地板永遠有股消毒劑的氣味。她還買了一箱板藍根沖劑,說「同事個個都買,有備無患」。我沒有告訴她,其實我不知道板藍根有什麼用。
人們瘋搶日用品、口罩、防疫用品。新聞每天都在報感染人數、死亡人數、醫護人員的防護裝備夠不夠。淘大花園被封鎖的畫面,在電視上不斷重播。老媽把音量調得很大,她說這樣才能聽清楚政府公佈。我把房門關上,聽不到電視聲,但聽得到自己的心跳。
二、停課
三月二十九日,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停課。
我們在學校。禮堂裡,校長又站上台,語氣跟平時不一樣。中五畢業禮那次,他播《開學禮》,嘴角有笑意;這次他沒有笑,語速比平時慢。「各位同學,由明天起,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停課,直至另行通知。」他頓了一頓,掃視全場。禮堂很靜,風扇還在頭頂嘎吱嘎吱地轉。林校長還說嚴禁學生在街上遊蕩,說完還不忘叮囑,好好完成假期功課——好像停課只是放一個比較長的假期。但她知道,我們都知道,不是。
她坐在前面幾排,我看著她的後腦勺。校長在宣佈停課,而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
散會後,我們在走廊上站了一會。同學們魚貫走過,有人低聲說「不知停課到什麼時候」。走廊上,三月的風吹進來,有點涼。她看著外面,說:「自修室會不會照常開放?」
我說:「應該不會。」
她沒有說話。她低頭看著我的左手腕,然後伸手,輕輕拉了一下那兩條手繩。
「我們可能有段時間見不到面。」她說。語氣很平靜,跟平時一樣。
「很快就會復課啦。」說這話時,我也有點心虛。因為新聞說,沒有人知道這波疫情會持續多久。
「手繩。不要脫下來。」她說,看著我的手腕,沒有看我。
「知道,我死都不會脫。」我笑了笑。
她沒有笑。她只是把手指從手繩上移開,然後抬頭看我。「你說的。」
「我說的。」
那天放學,我們最後一次走那條海濱的路。街上的人明顯少了,有些店舖已經拉下半閘,只剩一盞燈在裡面。海風還是帶著鹹味。她沒有說話,我也沒有。我們走得很慢,比平時更慢。到了她家樓下,她沒有立刻走進大廈。她站在那盞街燈下面,看著我。
「今晚開始,九點打電話。」她說。
「好。」
「每天。」
「每天。」
她走進大廈。鐵門關上之前,她回頭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有一種說不出的等待。
三、隔離
停課之後,世界好像被按了暫停鍵。
街上的人很少,大部分店舖都很少人。地鐵站裡的工作人員全部戴著口罩,有人在閘口量體溫。老媽說沒事不要外出,雖然沒有封城措施,但是為了健康著想,雙方父母都不想我們外出。我沒有反駁。因為她媽媽也在擔心同一件事。
每天晚上九點,我會打電話給她。不是短訊,是固網電話。家裡那部電話是灰色的,放在客廳茶几上,是無線的。我把電話拿到床上,關上房門,撥出那個背熟的號碼。她的聲音在電話裡聽起來有點不同——可能是線路問題,可能是她累了,可能是因為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面。
「今天怎樣?」她問。
「溫習了一會。你呢?」
「練了一會琴。」
我們說的話,跟平時在自修室一樣。但隔著電話,她的聲音聽起來有點遠,有點沙,像電台廣播。我們沒有說「想念你」,沒有說「好想見你」。但我們都沒有掛線。有時候她說到一半會停下來,沉默很久——那種沉默,跟在自修室她伏在桌上睡著時一樣。我不催她,只是聽著她的呼吸聲。那呼吸聲很輕,很慢,像海浪。它比任何說話都更大聲——它說,她還在這裡。
這一個半月,我們每天通電話。她說她在家練琴,彈來彈去都是那幾首。我說在家打遊戲機,阿輝在網上找我打機,我每次都輸。她說她媽媽變得有點緊張,每次她打噴嚏都問「你有沒有發燒」。我說老媽也是,囤積了大量口罩和漂白水,還有板藍根沖劑,好像板藍根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有一天我有點喉嚨痛。不是那種刺痛,是那種喝水時會有點不舒服的痛。我沒告訴她——不是刻意隱瞞,是覺得沒什麼大不了。但她聽出來了。
「你的聲音怎麼了?」她問。
「沒事,可能有點感冒。」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我聽到她用手指輕輕敲著電話筒,一下、兩下、三下。
「你有什麼都要跟我說。」她說。不是命令,是請求。
我說「知道了」。不是真的有事,只是有點喉嚨痛。但我聽得出她語氣裡面的東西——不是驚慌,是在乎。沙士期間,任何一個噴嚏、任何一聲咳嗽,都會讓人的心懸起來。她怕的不是喉嚨痛本身,是喉嚨痛背後的可能。
第二天晚上,時間剛到九點,電話響了——是她打來的。通常是我打給她。
「你喉嚨還痛嗎?」她第一句就問。
「沒事了。只是熱氣。」
她停了一秒。一秒很短,但我聽到她在那頭輕輕呼了一口氣,像放下了一個很重的東西。
「那就好。」她說。
那兩個字很輕,但我聽得出裡面壓著一整天的擔心。她今天一整天,可能都在想這件事。練琴的時候在想,吃飯的時候在想,看著時鐘等九點的時候也在想。而現在她只說了:那就好。
四、琴聲
有天晚上,她在電話裡彈鋼琴給我聽。
她把電話放在鋼琴旁邊,說「你聽」。然後琴聲從翔龍灣傳到愛民邨,隔著電話線,有點沙,有點遠。電話線把琴聲壓縮了,高音有點刺,低音有點糊。但我聽得出,那是孫燕姿的《我要的幸福》。
「我還不清楚,怎樣的速度,符合這世界,變化的腳步。生活像等待,創作的黏土。幸福,我要的幸福,漸漸清楚。」
她彈得很慢,比原曲慢。音符一個一個從電話線那頭傳過來,像怕彈快了會錯過什麼。我閉上眼睛,想起中五那年她分半邊耳機給我聽《戀人未滿》——那次是一人一邊耳機,我們並肩坐在自修室的角落,耳機線把我們連在一起,線的長度剛剛好,不能更遠,也不能更近。這次她彈琴,我隔著電話線聽。她在翔龍灣,我在愛民邨。距離比耳機線更遠,但旋律還在。
我想起她在校慶時為大家而彈,台下坐滿了同學、老師、家長。現在她只為我一個人彈。不是因為台下沒有觀眾——是因為她選擇了把電話放在鋼琴旁邊。整座城市在停擺,街上沒有人,學校沒有人,自修室沒有人。而她在一個平凡的夜晚,為我一個人彈琴。
琴聲剛落,她沒有說話。電話裡只剩下她的呼吸聲,和琴弦微微的餘震。
然後她說:「如果有一天,我或者你病了——」
「不會。」我打斷她。不是因為我相信不會,是因為我不想聽下去。
「我是說如果。」
我握著電話,看著左手腕上那兩條手繩。想起她說「手繩不要脫下來」。
「如果是這樣,我都會繼續陪著你。不論怎樣,我都會陪著你。」
她沒有回答。但我聽到電話那頭,她吸了一下鼻子。不是哭,是忍哭。那種聲音,讓人有點不捨。
五、復課
復課的消息在四月底傳來。
那天老媽在廚房大叫「復課啦」,聲音大到我以為她在宣佈自己中了六合彩。新聞說全港中學在四月尾分階段復課,我們學校排在第一批。我站在電視機前,看著那行跑馬燈一樣的字幕,忽然發現自己在笑。
我們終於可以見面了。不是隔著電話線,不是傳短訊,是真的、面對面的見面。
那天早上,我站在學校門口等她。校門口多了很多東西——體溫檢測站、消毒地毯、提醒戴口罩的告示牌。同學們一個一個走進校門,全部戴著口罩,只露出眼睛。我看著每一雙眼睛,尋找她。
她走過來的時候,戴著藍色口罩,頭髮長了一點,綁成低馬尾。她穿著校服——停了個半月,校服好像有點寬了,還是只是我的錯覺。我看到她的眼睛——那雙眼睛,還跟以前一樣,亮亮的。口罩遮住了她的臉,但遮不住她的眼睛。她的眼睫毛在晨光下輕輕顫動,裡面有我的倒影。
她看到我,眼睛瞇了一下。她在笑。在口罩下面,她笑了。
「手繩。」她說。隔著口罩,聲音有點悶。
我舉起左手。兩條手繩還在那裡。
她也舉起左手。她手腕上,那條聖誕節我送她的手鏈,銀色音符墜子在晨光下輕輕晃動,也還在。
我們沒有擁抱。沒有牽手。校門口有老師在量體溫,旁邊有同學在排隊。但她的眼睛一直看著我,我也看著她。可以再次在校園相見——對我來說,這比什麼都重要。我們只是並肩走進校門,像我們從中四開始那樣——她旁邊的位置,永遠空著,等我走過去。
復課之後,校園變了。每天入校門要量體溫,額頭被體溫槍指著的那幾秒,每個人都屏住呼吸。課室裡彌漫著漂白水的味道,體育課取消了,集會也取消了,連小息都要錯開。但我們又可以在同一個空間裡呼吸同一片空氣——即使隔著口罩。
放學後,我們回到自修室。門口的通告牌上貼著體溫檢測時間表和消毒時間表,但門還是開著的。我們的老位置還在那裡——角落那張桌子,兩張椅子並排。她把筆袋放在旁邊座位上,挪一挪。我坐下來。這個動作停了一個半月,終於可以再做一次。
有一次放學,我們在走廊並肩走著。她捧著學生會的文件,我揹著書包。走廊很長,窗外的陽光斜斜照進來,在地上投出一格一格的光影。她的手垂在身側,我的手也是。然後她的小指,輕輕碰到我的小指。一下。兩下。我沒有縮開,只是把手指勾住她的。
隔著口罩,我又看到她眼睛又瞇了一下。她在笑。在口罩下面,她又笑了。
六、放晴
七月中,政府宣布疫情結束。世衛把香港從疫區名單中剔除。新聞上那個跑了幾個月的感染數字圖表,終於歸零。
市民的生活逐漸回復正常。街上的人多了,地鐵車廂不再空空蕩蕩,店舖的鐵閘重新拉開。雖然經濟有點不景氣,但城市開始重新呼吸。老媽把那箱板藍根收進櫥櫃深處,說「以後不要再見到它們」。
我們又去那家煲仔飯小店。推開門,老闆看到我們,說了句「你們來了」。他把收音機轉到叱咤903,看了我們一眼,笑了笑。那個笑容好像在說:你們還在這裡。小店裡沒有其他客人,只有我們和那兩把在頭頂轉的風扇。
我們叫了兩個窩蛋牛肉煲仔飯。還是熱氣撲面,她吃得還是很慢,以前我會等她,現在我也會等她。她知道我會等她。
小店收音機播著周杰倫的新歌。2003年,他剛出了《葉惠美》。DJ說:「周杰倫派台新歌《晴天》。」
「還要多久,我才能在妳身邊。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許我會比較好一點。」
我看著她。她低頭正在刮飯焦,小匙在煲仔邊緣輕輕敲了兩下。窗外,七月的陽光灑在土瓜灣的內街上,把石屎路曬得發白。
我忽然想起停課那段日子。每天晚上九點的電話、她聽出我喉嚨不舒服、她為我一個人彈琴、復課那天在校門口隔著口罩的笑。沙士來了,沙士走了。城市停擺了,城市重新啟動。而我們還在這裡。
「外面的天,開始放晴了。」她說,抬頭看著窗外。
「嗯。」我說。
她低下頭繼續吃飯。
我沒有告訴她,其實天早就放晴了。在她打電話問我喉嚨還痛不痛的時候,在她隔著電話為我彈琴的時候,在復課那天她站在校門口、口罩上面那雙眼睛瞇起來的時候。那一個半月,外面風大雨大,但她一直在那裡。我的天,從來沒有陰過。
收音機裡,周杰倫還在唱。
「從前從前,有個人愛你很久。但偏偏,風漸漸,把距離吹得好遠。」
風把距離吹遠過。停課、隔離、口罩、漂白水、電話線。但風也把距離吹回來。復課、自修室、煲仔飯、海濱路。和她。
她放下小匙,抬起頭。「你又在想什麼?」
「沒什麼。」我說。「只是在想,下次不要再停課了。」
她笑了。
「我知道。但如果有下次——」
「如果有下次,」她打斷我,「你還是會每天九點打電話給我。我還是會彈琴給你聽。」
我看著她。她的眼睛在茶餐廳的燈光下亮亮的,裡面有一圈一圈的光。
「對。」我說。「我還是會。」
外面的天,真的放晴了。1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0JiuHOx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