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棟是那種從不回頭看的人。
他的名片上印著「國揚建設董事長」，頭銜下面是一行小字：「穩健踏實，永續經營。」他把這八個字當作人生哲學，但他對「穩健踏實」的定義和一般人不太一樣——對他來說，穩健不是小心，是自信；踏實不是慢慢來，是一直往前，不要停，不要回頭，因為回頭會看到你不想看到的東西。
他做建設做了二十二年，從一個小小的工地主任做到現在手上同時有六個建案在進行。他的成功秘訣很簡單：不看後照鏡。不做失敗案例分析，不檢討過去的錯誤，不在已經發生的事情上浪費時間。時間要花在未來——花在說服投資人、說服銀行、說服縣府、說服那些有錢但還在猶豫要不要掏錢的人。他的簡報永遠是樂觀的，他的數字永遠是漂亮的，他的笑容永遠是自信的。投資人喜歡他，因為他從來不說「可能會出問題」，他只說「問題已經解決了」。
慈暉案是他職業生涯中最大的一塊餅。那塊地荒了七十幾年，周邊的土地價格已經翻了不知多少倍，只有那塊地還維持著七十年前的價格——不是因為地主不想賣，是因為沒有人敢買。四任開發商的失敗讓這塊地變成了一個都市傳說，傳說越久，地價越低，低到一個連周國棟都覺得不可思議的數字。他簽約的那天，他的特助在旁邊問了一句「董事長，真的沒問題嗎」，他沒有回答，只是把合約翻到最後一頁，簽名，蓋章，然後把合約推給地主代理人，笑著說「歡迎加入國揚家族」。
他說服投資人的簡報裡，有一整頁專門處理「慈暉案的風險評估」。那一頁被分成左右兩欄，左欄是「外界疑慮」，右欄是「國揚回應」。左欄列出了四任開發商的失敗紀錄——陳建發死亡、林正昌猝死、黃志明破產、吳正隆撤案——每一條都用灰色字體，像是已經被處理過的、不需要再被關注的舊聞。右欄則用粗體紅色字寫著：「已確認無法律糾紛、無地質問題、無居民抗爭。」三句話，句號結尾，沒有附註，沒有但書，沒有「本公司將持續關注」這種軟弱的修辭。他把簡報的最後一頁設定為這三句話，讓投資人在離開會議室之前最後看到的畫面就是這三行字，像一個催眠的暗示：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他對之前那四任的意外隻字不提。不是因為他不知道，是因為他不認為那些事情跟他有關係。陳建發的工地管理有問題，林正昌本來就有心臟病，黃志明的財務結構太脆弱，吳正隆太容易被嚇到——每一個都是個案，每一個都跟他無關。他是周國棟，他的工地管理是全業界最好的，他的心臟每半年做一次檢查，他的財務結構連銀行總經理都說讚，他不會被嚇到，因為他不信那些有的沒的。他記得有一次在一個餐會上，有人問他「你真的不怕嗎」，他把酒杯放下來，看著那個人，說了一句後來被傳開的話：「我怕的是景氣反轉，不是鬼。」
開工當天，天氣晴朗。陽光很好，天空是那種清澈的、沒有一絲雲的藍色，適合開工，適合剪綵，適合拍照。周國棟穿了一套新的深藍色西裝，淺藍色襯衫，銀灰色領帶，胸口別著一朵紅色康乃馨。他站在工地入口處，和縣府的長官握手，和當地的民意代表寒暄，和記者交換名片。他的笑容從早上八點一直維持到十點，中間沒有斷過，像一個被訓練過的演員，知道在鎂光燈亮起的瞬間該露出幾顆牙齒。
怪手在十點十五分發動引擎。那是一台全新的日立挖土機，橘色的車身，駕駛座的玻璃擦得透亮，挖斗的邊緣還貼著出廠時的藍色保護膜。操作員是一個五十幾歲的老師傅，姓陳，大家都叫他阿福。阿福做這行做了快二十年，開過的怪手比他吃過的年夜飯還多。他把挖斗舉起來，對準預定開挖的位置，深吸一口氣，然後把操縱桿往前推。
挖斗插進土裡。
第一斗土被挖起來的時候，所有人——現場三十幾個人——同時聽到了那個聲音。
不是從機器傳來的。挖土機的引擎聲很大，柴油引擎的低頻轟鳴在空曠的工地上迴盪，正常來說應該會蓋過所有的聲音。但那聲音沒有被蓋過。它從引擎聲的縫隙中穿透出來，像一根針穿過布料，細、尖、清晰。不是從風中傳來的。今天的風很弱，弱到連工地圍籬的帆布都沒有在動，不可能傳遞任何聲音。那個聲音是從地面下傳上來的。從挖斗挖開的那個洞裡面。從土裡。
一直哭。很多小孩在哭。
不是一個，是很多個。聲音很悶，很遠，像是隔著一層很厚的東西——幾公尺的土層、幾十年的時間、一道生鏽的鐵門、一堵紅磚牆——但清楚到每一個人都聽到了。那些哭聲不是連續的，是斷斷續續的，像一個人在哭累了之後休息一下，然後想起自己為什麼哭，又繼續哭。有的哭聲很大，像在尖叫；有的很小，像氣音；有的很尖，像指甲刮過黑板；有的很沉，像從喉嚨最深處擠出來的。所有的哭聲混在一起，形成一種不協調的、不和諧的、讓人從骨頭裡面發麻的聲音。
現場三十幾個工人同時停下動作。綁鋼筋的把鋼筋放下來，釘板模的把鐵鎚懸在半空中，灌漿的把輸送管關掉。所有人站在原地，像被按了暫停鍵。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動，沒有人敢呼吸。他們聽著那些哭聲，從地下傳上來，穿過他們的安全鞋，穿過他們的腳底板，穿過他們的脊椎，停在他們的胸口。
阿福第一個反應過來。不是因為他不怕——是因為他的職業病比他的恐懼更強。他下意識地伸手去關音響，以為是收音機沒關好，收到了什麼奇怪的頻率。他的手指在儀表板上摸了幾下，才想起來他今天根本沒有開收音機。從出門到現在，車上的音響一直是關的，螢幕是黑的，沒有任何電台在播放。
周國棟站在離怪手大概二十公尺的地方。他的笑容還在臉上，但那張臉已經不像是他的了——笑容像是一個被貼上去的面具，面具下面的表情正在迅速從自信轉成困惑，再從困惑轉成某種他從來沒有在自己臉上看到過的東西。恐懼。他不認識那種表情，因為他從來沒有做過那種表情。
「關掉！」他對阿福大喊。他的聲音比他預期的大，大到連站在最外圍的記者都轉頭看他。
阿福舉起雙手，手心朝著周國棟的方向，像一個在表示自己沒有武器的投降者。「我沒開聲音啊！」他的聲音在發抖，抖到音節和音節之間有裂縫，像一條快要斷掉的弦。他把兩隻手舉得更高，像是在證明自己的清白——你看，我的手不在任何按鈕上，我沒有碰任何東西，這不是我的錯。
哭聲沒有停。它在挖斗停止動作之後繼續了大概十幾秒，然後慢慢變小，像一個正在遠離的人，聲音愈來愈遠，愈來愈模糊，最後變成一個幾乎聽不到的、像是從很深的井底傳來的回聲。然後它消失了。工地恢復了原有的聲音——風吹過圍籬帆布的啪啪聲，遠處檳榔園的葉子摩擦聲，以及三十幾個人壓抑的、不敢大聲呼吸的喘息聲。
周國棟的臉色鐵青。不是形容詞，是真的變成了鐵的那種青灰色——嘴唇發白，顴骨泛青，太陽穴的血管暴起，像一條被壓在皮膚底下的蚯蚓。他的西裝還穿在身上，領帶還打著，胸花還別著，但他整個人看起來不像一個建設公司的董事長，比較像一個剛從急診室走出來的病人。
他站在原地，沒有動。他的大腦在高速運轉——不是在想「這是怎麼回事」，而是在想「現在該怎麼辦」。記者還在，縣府的長官還在，投資人的代表還在。他不能在這些人面前表現出任何猶豫，任何一個遲疑的眼神都會被鏡頭捕捉，被寫成新聞，被傳出去，然後他就會變成第五個失敗案例。不行。他不允許。
「繼續。」他說。聲音比他想要的小了一點，他清了清喉嚨，再說一次：「繼續開挖。不要停。」
阿福看著他，沒有動。其他工人也看著他，沒有人動。三十幾雙眼睛看著周國棟，每一雙眼睛裡面都有同一句話：你在開玩笑嗎？
周國棟沒有解釋。他走到怪手旁邊，站在挖斗正前方，面對那群工人。他的西裝褲沾上了泥土，他的皮鞋踩進了一個水坑，但他沒有低頭看。他把兩手插在腰上，挺起胸膛，用一種他對工班講話時常用的語氣說：「今天不挖，明天還是要挖。明天不挖，後天還是要挖。這塊地我們簽約了，錢付了，機器進場了，沒有回頭路。」他看著阿福，「挖。」
阿福把挖斗放下去。第二斗土。哭聲沒有再出現。第三斗，第四斗，第五斗——安靜的，只有引擎聲和挖斗刮過土層的摩擦聲。工人們慢慢回到工作崗位上，綁鋼筋的繼續綁鋼筋，釘板模的繼續釘板模。有人開始說話，有人開始笑，就好像剛才那件事沒有發生過。但每一個人笑的時候，眼睛都沒有在笑。他們的笑聲是硬擠出來的，像在一個很冷的房間裡硬要把自己弄熱，但骨頭裡面的寒意怎麼也趕不走。
周國棟在現場盯了一整天。從早上十點到下午五點，他沒有離開過工地。他站在怪手旁邊，看著阿福一斗一斗地把土挖起來，看著卡車一趟一趟地把土運走，看著地基的輪廓從地面上慢慢浮現。他沒有吃午飯，沒有喝水，沒有坐下來休息。他的西裝外套在中午的時候脫掉了，掛在工務所的椅背上，襯衫的袖口捲到肘彎，領帶在風中飄來飄去。他看起來像一個監工，不像一個董事長。
哭聲時有時無。不是完全消失了，是變得斷斷續續的——有時候會在挖斗挖下去的那一瞬間出現，很短，只有一兩秒，像一個人在試探性地喊了一聲之後又閉嘴；有時候會在不挖的時候出現，從地下深處傳上來，悶悶的，像隔著一道牆在聽隔壁的電視聲。沒有人再提起那些哭聲。不是因為大家不怕了，是因為不知道怎麼提——你要怎麼在工地的休息時間對同事說「你有沒有聽到那些小孩在哭」？說了之後呢？同事會說「有」，然後呢？兩個人面面相覷，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所以大家選擇不說。把那些哭聲壓在聽覺的最底層，和引擎聲、風聲、自己的心跳聲混在一起，讓它變成背景噪音，假裝它不存在。
傍晚，五點四十分。太陽已經落到山的那一邊，天空從橘紅色轉成灰紫色，工地的照明燈還沒開，光線正在迅速消退。阿福把挖斗從土裡拔出來，準備做今天的最後一次挖掘。他已經累了，連續操作將近八小時，手臂痠痛，脖子僵硬，眼睛因為一直盯著挖斗和地面的接觸點而乾澀發紅。他把操縱桿往前推，挖斗插進土裡，挖起一斗土，然後旋轉車身，準備把土倒進卡車的貨斗。
就在旋轉到一半的時候，他突然停下來了。不是他自己要停的，是他的身體不聽話了——他的右手還在操縱桿上，但他的手指無法用力；他的左腳踩在離合器踏板上，但他的膝蓋在發抖；他的眼睛還睜著，但視線開始模糊，不是因為近視或疲勞，是因為他的瞳孔在放大，像一個人在進入黑暗的房間時瞳孔自然擴張以接收更多光線——但現在不是黑暗，現在是黃昏，光線還很充足。
他想喊，但嘴巴張不開。他想鬆開操縱桿，但手指像被黏住了一樣，動不了。他感覺到有什麼東西從他的胃裡面往上爬——不是噁心，是真的有東西在爬。溫熱的、黏稠的、像一條蛇在他的食道裡蠕動。他想要壓住它，吞回去，但他的喉嚨不聽話。那東西從他的胃爬到食道，從食道爬到喉嚨，從喉嚨爬到嘴巴。他張開嘴，吐了出來。
不是食物殘渣。他中午只吃了一個御飯糰和一杯咖啡，那些東西在幾個小時前就已經消化了。他吐出來的是一團一團的黑色黏液，像墨汁，像柏油，像某種不應該存在於人體內的東西。黏液從他的嘴角流下來，滴在儀表板上，滴在操作桿上，滴在他的褲子上。他聽到周圍有人在喊他的名字，有人在拍他的背，有人在把他從駕駛座上往下拉。他的身體被好幾雙手接住了，平放在地上，有人把他的安全帽脫掉，有人解開他的領口，有人拿礦泉水沖他的臉。
他的眼睛翻白。不是半閉的那種翻白，是整顆眼球往上吊，露出眼白下面那一層淡紅色的結膜，瞳孔完全看不見了。他的身體在抽搐，不是癲癇那種全身性的抽搐，是局部性的——右手打自己的胸口，左手抓自己的大腿，兩條腿在空中亂踢，像一個溺水的人在掙扎。他的嘴還在動，但不是嘔吐，是在說話。說一種沒有人聽得懂的語言。音節很短，很短促，像機關槍一樣噠噠噠噠地往外噴。有時候會突然變成一個小孩的聲音，尖銳的，像在喊一個名字，但沒有人聽得出來他在喊誰。有時候會變成一個成年男人的聲音，低沉的，像在罵人，但沒有人聽得出來他在罵什麼。
救護車來了。阿福被抬上擔架，送進救護車，救護車的鳴笛聲在暮色中響起，一路往山下的醫院開去。周國棟站在工地入口，看著救護車的紅藍燈光在山路上愈來愈遠，他的臉上面無表情。不是冷靜，是空白——像一個電腦當機之後的藍色畫面，看起來很安靜，但其實已經無法運作了。
阿福在醫院住了三天。症狀沒有減輕，反而愈來愈嚴重。第一天的晚上，他在病房裡尖叫了四次，每一次尖叫持續大約三十秒，聲音大到護理站聽得一清二楚。第二天，他的尖叫變成說話——不是他原本的聲音，是很多種聲音輪流出現，有時是小孩，有時是老人，有時是一個聽起來像日本人的聲音，在說一些連日籍護理師都聽不懂的日語。第三天，主治醫師帶著三個人來會診——神經內科、精神科、感染科。他們做了腦部斷層、抽血、腰椎穿刺，所有的檢查結果都是正常的。沒有腦出血，沒有腦膜炎，沒有感染，沒有中毒。他的大腦構造完整，神經傳導正常，血液裡沒有酒精、沒有藥物、沒有任何異常的代謝產物。
主治醫師在阿福清醒的時候問他一個問題——那個時候阿福剛剛從一個長達兩小時的抽搐發作中恢復過來，身體癱在床上，眼睛半閉，嘴唇乾裂，看起來像一個被徹底榨乾的人。醫師站在床邊，彎下腰，靠近他的臉，用一種不急不緩的語氣問：「你看到了什麼？」
阿福的眼睛睜開了。不是慢慢地睜開，是像被嚇到的那種突然睜開——眼瞼瞬間拉到最高，眼球突出，瞳孔縮成針尖。他看著醫師，看著醫師身後的白牆，看著白牆上那幅風景畫——一幅很普通的、在醫院病房裡隨處可見的風景畫，畫的是藍天、綠地、一條小河。但他的視線不在那幅畫上，他的視線穿過了那幅畫，穿過了牆壁，穿過了醫院的建築，看向某個不在這個房間裡的東西。
他的嘴唇在動。醫師把耳朵湊過去，近到可以聞到他口中的酸味——三天沒有刷牙的那種酸，混雜著黑嘔吐物的殘留氣味。阿福說了一句話，每個字都很清楚，語氣平靜，像在跟醫師聊天。
「駕駛座的窗戶上，有一張臉貼著。一個小孩。他一直看我。他沒有眼睛，但他的嘴巴在說：『叔叔，你為什麼要挖我們家。』」
醫師站直身體，在病歷上寫了幾行字。診斷報告的最後一行寫的是：「原因不明的急性精神錯亂。建議長期住院觀察。」他把報告夾進病歷夾，交給護理站，然後走出病房。在走廊上，他遇到了精神科的主治醫師，兩個人交換了一個眼神，沒有人說話。他們都知道阿福沒有精神病——不是因為檢查報告正常，而是因為阿福說那句話的時候，語氣不像一個瘋子。瘋子說話的時候，語速會忽快忽慢，音量會忽大忽小，眼神會飄忽不定。但阿福不是。阿福說那句話的時候，語速平穩，音量適中，眼神專注，像是在描述一個他親眼看到的事實。那是最讓人不安的部分——他太清醒了。
工地停工一週。不是周國棟決定的，是工人們自己決定的。第一天，來了十五個人。第二天，來了七個。第三天，來了兩個。第四天開始，沒有人來了。工務所的電話響了無數次，每一通都是工人打來說「我不做了」，理由千奇百怪——「家裡有事」「身體不舒服」「找到更好的工作了」。但周國棟知道真正的理由只有一個：他們聽到了那個哭聲，他們不想死。
一週後，周國棟宣布撤案。記者會在一間小會議室裡舉行，只有三家媒體到場。周國棟站在麥克風前面，沒有穿西裝，沒有打領帶，沒有別康乃馨。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Polo衫，頭髮沒有梳，鬍渣沒有刮，眼袋很深，看起來老了十歲。他對著麥克風說了一句話：「本公司因故終止慈暉案之開發。」然後就不說話了。記者問他「為什麼」，他不回答。記者問他「是不是因為靈異事件」，他不回答。記者問他「阿福師傅現在狀況如何」，他不回答。他站在那裡，像一個被挖空了的容器，裡面什麼都沒有了。
最後一個記者不死心，擠到最前面，把麥克風直接懟到他的嘴邊，問了一個很長的問題，大意是「您之前說過不怕，現在撤案是不是代表您也開始相信那裡有不乾淨的東西」。周國棟看著那個記者，看了大概五秒，然後做了一件讓在場所有人都愣住的事——他對著鏡頭打開嘴巴，把舌頭伸出來。
舌頭上有一排齒痕。不是門牙咬的那種整齊的齒痕，是犬齒咬的那種深深的、尖尖的、像釘子戳進去的洞。左右各一排，對稱的，像一個被壓扁的括號。齒痕的顏色是紫黑色的，不是新的傷口——已經結痂了，痂皮邊緣微微翹起，露出底下嫩紅的新生組織。那表示這些傷口不是今天造成的，也不是昨天，至少已經好幾天了。意思是，他在這一個禮拜裡的某個時間點，用力咬了自己的舌頭。不是不小心咬到的——沒有人會不小心在自己的舌頭上留下兩排對稱的、深度相同的齒痕。他是故意的。但他不記得自己咬過。他只知道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嘴巴裡有一股鐵鏽味，舌頭痛到沒有辦法吃東西，但他不知道那是怎麼發生的。他的舌頭在他睡覺的時候自己咬了自己。或者在更深的夜晚，在他還沒有睡著但意識已經模糊的邊界上，他聽到一個聲音說「張開嘴」，然後他就張開了，然後那個聲音說「咬下去」，然後他就咬了。他不確定。他唯一確定的是，那排齒痕的大小不對——太小的，像小孩的牙齒。一個成年人的犬齒不會留下那麼窄的、那麼尖的印記。那是小孩的牙齒。一個小孩在他的舌頭上留下了齒痕。在他睡覺的時候，有一個小孩爬到他的床上，掰開他的嘴巴，把舌頭拉出來，咬了一口。然後爬下床，消失在黑暗中。他在夢中沒有醒來。他在醒來之後才知道自己被咬了。
記者會的照片被傳上網路，標題是「慈暉案第五任開發商撤案，舌頭驚見詭異齒痕」。底下留言有人說「那是他自己咬的吧」，有人說「小孩的齒痕怎麼可能那麼深」，有人說「不管怎樣，這塊地真的不能碰」。周國棟沒有看那些留言。他回到辦公室，把慈暉案的所有文件收進一個紙箱，封箱，貼上「結案」的標籤，叫特助拿去倉庫放。他坐在辦公椅上，轉頭看著窗外。窗外是台中市的街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看起來很正常。但他覺得自己看到的不再是正常的東西——每一棟大樓的窗戶裡面都有人在看他，每一個路口的紅綠燈都在對他眨眼睛，每一片雲的形狀都像一張臉。他知道那是幻覺。但他不知道怎麼把幻覺關掉。他只知道那排齒痕還在，在他的舌頭上，隨時可以舔到。他舔了一下，鹹的。血的味道。
李榮華是第六個。他是第一個認真看待這件事的人。
不是因為他特別迷信，是因為他是個生意人，而生意人最寶貴的資產不是資金，不是人脈，是直覺。他的直覺從二十歲開始做生意到現在從來沒有騙過他。看到一塊地，他會知道值不值得買；看到一個人，他會知道能不能合作；看到一個案子，他會知道會不會賺錢。慈暉案給他的直覺訊號不是「會不會賺錢」，而是「會不會死」。他的直覺告訴他，這塊地有問題。不是地質的問題——地質的問題可以用工程解決。不是法律的問題——法律的問題可以用律師解決。是更根本的、更本質的、不存在於任何合約或教科書中的問題。他不知道那是什麼，但他知道那不是他熟悉的任何一種風險。
所以他沒有急著開工。他把合約鎖在保險箱裡，把設計圖收在抽屜裡，把建照放在文件櫃裡。然後他開始打電話。他打給朋友、打給同行、打給地方人士、打給廟裡的委員、打給任何一個可能知道這塊地在搞什麼鬼的人。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做這件事，不是因為他效率低，是因為每個人給他的答案都不一樣，他需要交叉比對、去蕪存菁、從一堆似是而非的說法中找出他需要的真相。
一個月的結論是：他找不到真相，但他找到了一個名字。一個在業界被稱為「蔡半仙」的風水師。他不認識蔡半仙，但他的朋友認識。朋友說蔡半仙這個人很奇怪——他不接一般的案子，只接建商的案子，而且抽成抽得很兇，一個案子他要抽三成，但從來沒有人說他開價太高，因為他準。朋友說他準不是說他每次都能幫建商賺錢，而是說他敢說「不」。當他覺得一塊地不能碰的時候，他會直接說「不要」，然後轉身走人。不解釋，不協商，不討價還價。建商問他為什麼，他只會說「氣不對」。四個字，沒了。朋友說曾經有一個建商不信邪，不聽蔡半仙的勸告硬要開發，結果賠了兩億。從此以後，蔡半仙說「不要」的地，沒有人敢碰。慈暉案是第一個例外——因為它是蔡半仙還沒有說「不要」的地。不是因為他覺得可以，是因為他還沒有去看過。
李榮華親自開車去接蔡半仙。蔡半仙住在南投山區一間很普通的透天厝裡，門口種了幾棵桂花樹，院子裡有一個小池塘。李榮華到的時候，蔡半仙正在池塘邊餵魚，穿著一件灰色polo衫和一條卡其褲，看起來不像風水師，比較像一個退休的國小老師。李榮華自我介紹，蔡半仙點了點頭，把手上的魚飼料倒完，拍了拍手，說「走吧」，就上了車。沒有寒暄，沒有廢話，沒有「我先幫你排個時辰」之類的客套。他看李榮華的表情，好像已經知道了今天要去看哪塊地。或者他不需要知道，因為他知道那塊地已經在等他了。
車子開上產業道路的時候，蔡半仙開始變得不對勁。他原本坐在副駕駛座，身體靠在椅背上，兩手放在大腿上，姿勢很放鬆。但當車子轉進最後一段碎石路的時候，他的身體微微前傾，兩手抓住門邊的扶手，眼睛盯著前方。他的表情沒有變，但他的手在用力——指節泛白，手背上的青筋浮起來。李榮華沒有問他怎麼了，因為他怕聽到答案。
車子停下來。蔡半仙自己開門下車，沒有等李榮華。他站在廢墟前方的空地上，沒有東張西望，沒有蹲下來摸泥土，沒有拿出羅盤。他站著，閉上眼睛，像在聽什麼。李榮華站在他旁邊，不敢說話。風吹過來，帶著芒草和潮濕泥土的氣味，還有那一絲淡淡的、怎麼也散不掉的燒焦味。蔡半仙站了大約兩分鐘，然後睜開眼睛，從腰包裡拿出羅盤。那是一個很舊的羅盤，木頭外殼，漆面已經磨損，露出底下深褐色的木紋。他把羅盤托在左手掌心，右手拇指輕輕推了一下外盤，讓內盤轉了幾圈，然後停下來。
羅盤的指針在轉。不是左右搖晃的那種轉——風水羅盤的指針有時候會因為磁場干擾而輕微擺動，那是正常的。但不是這種。蔡半仙的羅盤指針是順時針一直轉，像一個被上了發條的玩具，一圈、兩圈、三圈，速度不變，方向不變，完全不停。李榮華看著那個轉動的指針，覺得自己的眼睛快要花了，但他不敢移開視線，因為他怕移開之後會錯過什麼——比方說，指針停下來，指向某個方向，蔡半仙會說「問題在這裡」。但指針沒有停。它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蔡半仙把羅盤收起來。動作很慢，像是在對待一個很貴重的、不能再受刺激的儀器。他把羅盤放進腰包，拉鍊拉好，然後轉頭看李榮華。他的表情沒有憤怒，沒有恐懼，是一種更平淡的、更讓人不舒服的東西——放棄。像一個醫生在看過檢查報告之後，知道病人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任何治療都沒有意義了，他會輕輕地搖一下頭，說「我們能做的都做了」。蔡半仙沒有搖頭。他只說了三個字：「走。不用看了。」
「為什麼？」李榮華問。他的聲音比他預期的大，不是因為生氣，是因為他已經付了訂金、簽了約、找好了營造廠，他不能在這個時候被一個風水師的「走」字毀掉一切。
蔡半仙沒有回答。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包菸，抽出一根，點燃，吸了一口。菸霧從他的鼻孔噴出來，在風中很快被吹散。他看著廢墟的天際線——那些半倒塌的磚牆、爬滿藤蔓的地基、焦黑的木樑，在夕陽中像一幅被燒過的照片——然後說了一句話。他的語氣很平，像在描述一個天氣，但每一個字都像一顆釘子，釘進李榮華的耳朵裡。
「那不是風水的問題。我這個羅盤只測氣。這裡的氣，我的羅盤不敢測。」
他轉身就要走。李榮華拉住他的手臂，力道很大，大到蔡半仙的身體被拉回來一半。李榮華看著他，眼神裡有一種他在生意場上從未展現過的東西——不是自信，不是霸氣，是懇求。一個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的人，在對一個他認為可能知道答案的人說「救救我」。
「能不能處理？多少錢我都出。」
蔡半仙把菸叼在嘴上，空出的那隻手把李榮華的手從自己手臂上撥開。動作很輕，像在撥一隻停在衣服上的蚊子。然後他看著李榮華，眼睛裡沒有一絲猶豫。
「這不是錢的問題。這裡關過東西。地下室很深，裡面死過人。不是死一個兩個，是死一群。死得很不好。現在門被打開了，裡面的東西跑出來了。我的專長是看風水，不是抓鬼。」他把菸從嘴上拿下來，菸灰掉在地上，被風吹散。他頓了一下，看著那撮被風吹散的菸灰，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又補了一句。那句話後來被李榮華記得很牢，因為它改變了他對這整件事的理解——從「這塊地有問題」升級成「這塊地不只是一個有問題的地方，它是一個正在向整個世界發送訊號的燈塔」。
「而且現在的問題不只是那些死的。陰氣重的地方會吸其他的東西。這裡現在像是一個燈塔，照出去的光全是黑的。」
他說「全是黑的」這四個字的時候，語氣沒什麼特別，但李榮華聽到了某種他從來沒有在任何人的語氣中聽到過的東西——不是恐懼，是敬畏。一個見過很多東西的人，在描述一個他無法理解也無法控制的現象時，臉上會出現的那種表情。蔡半仙有那種表情。他把菸熄掉，菸蒂塞進口袋——沒有亂丟——然後轉身走向車子。這一次李榮華沒有拉他。
李榮華不聽勸。他知道蔡半仙說的可能是對的，但他不能接受「什麼都不做就放棄」這個選項。他這輩子沒有放棄過任何一個案子，每一個案子都有解決的辦法，只是有時候辦法比較難找而已。他相信慈暉案也是一樣——只是需要找到對的人、用對的方法、花對的錢。
他找了法師。不是一個，是三個。三個來自不同宮廟的法師，各自有自己的專長和儀軌。他花了兩週的時間跟他們開會，討論策略，擬定計劃，最後決定做一場為期三天的法會。第一天淨壇，第二天召請，第三天送走。法師們說這是標準程序，李榮華不懂，但他點頭。他不懂的東西他不會裝懂，他只會點頭，然後付錢。
法會在山下的廟裡舉辦，不在廢墟現場。法師說廢墟的氣場太亂，在那裡做法會有風險——「會被衝到」。李榮華聽到「會被衝到」這四個字的時候，心裡有一個聲音在說「你已經被衝到了」，但他沒有說出來。他坐在廟埕的塑膠椅上，從早上八點坐到下午五點，看著法師們誦經、燒紙、舞動法器。香煙很濃，嗆得他眼睛流淚，他沒有離開。他的西裝被香灰燙了一個洞，他沒有發現。
三天法會結束後，法師們說「可以了」。李榮華問「確定嗎」，三個法師互相看了一眼，然後同時點頭。李榮華沒有注意到他們點頭的速度不一樣——第一個法師點得很快，像在逃避什麼；第二個法師點得很慢，像在猶豫；第三個法師沒有點頭，他只是把脖子往下縮了一下，看起來像點頭，其實不是。李榮華沒有注意到，因為他急著去工地。
開工。第一天，順利。第二天，順利。第三天，順利。李榮華開始覺得蔡半仙錯了——法師們果然比較厲害，術業有專攻，風水師不懂抓鬼，這是很合理的。他打電話給合夥人，說「沒問題了，可以加派工班」。合夥人問他「你確定嗎」，他說「確定」。第四天開始出問題。
第一天，鋼索斷裂。那是一條全新的鋼索，出廠證明還在工務所的檔案櫃裡，抗拉強度測試數據一切正常。吊車在吊掛一批鋼筋的時候，鋼索從中間斷開，不是從接頭的地方脫落，是從鋼索的中段，像被一把看不見的剪刀剪斷的。斷裂面整齊得不自然，不像金屬疲勞的斷裂，比較像被某種極高的溫度熔斷的——但沒有高溫的痕跡。鋼筋從半空中掉落，砸在地面上，揚起一陣灰塵。沒有人受傷，因為鋼筋掉下來的時候，原本站在那裡的工人正好彎腰去撿一個掉在地上的板手。如果他沒有彎腰，鋼筋會直接砸中他的頭。他站直身體，看著那堆掉落的鋼筋，臉色發白。他沒有說話，把板手撿起來，走到工務所，把安全帽放在桌上，走了。沒有請假，沒有辭職，沒有交代任何事情。他就那樣走了，像一個從夢中醒來的人發現自己躺在一個不該躺的地方，趕快起身離開，不敢回頭看。
第二天，鷹架倒塌。不是整片鷹架倒下來，是其中的一跨——大約三層樓高的鷹架——從牆面上脫落，像一個被拔掉的牙齒，從建築物的外側剝離，然後在空中翻轉了一圈，砸在下面的遮雨棚上。遮雨棚是鐵皮做的，被砸出一個大洞，鐵皮的邊緣像刀片一樣鋒利。如果當時有人站在那裡，他會被切成兩半。沒有人站在那裡，因為五分鐘前，原本在那裡整理工具的一個工人突然說「我要去上廁所」，然後就走了。他去了很久，久到鷹架倒塌的時候他還在廁所裡。他聽到巨響，沒有出來看。他把褲子穿好，走出廁所，沒有回工地，直接走到停車場，開車回家了。
第三天，工人從三樓摔下來。他踩的那塊踏板突然斷裂——不是螺絲鬆脫，不是木板腐朽，是整塊踏板從中間裂開，像一張紙被從中間撕開。工人從三樓掉到二樓，被二樓的防護網接住了。防護網是前一天才架的，網目鬆緊適中，彈性足夠，他掉在網上面，反彈了兩下，然後停下來。他坐在防護網上，全身發抖，看著三樓那個斷裂的踏板的缺口，嘴巴一直動但沒有發出聲音。他不是在說話，他是在數——他在數自己從掉下來到被網接住之間經過了幾秒。他數不出來，因為他的大腦在那幾秒裡是空白的。他唯一記得的是，在掉下去的過程中，他聽到了笑聲。小孩的笑聲。不是一個，是好幾個，從他的正下方傳上來，像在等他。
第四天，混凝土攪拌車突然失控。那台車停在工地的斜坡上，引擎已經熄火了，手煞車拉到底，輪胎前後還墊了止滑塊——所有的安全措施都做了，符合標準作業程序。但它動了。它自己往前滑，不是慢慢地滑，是像被人從後面推了一把的那種突然加速。它衝進工地辦事處，撞破了鐵皮牆壁，車頭卡在辦事處裡面，車尾還在外面。辦事處裡面沒有人，因為當時所有人都在外面吃午飯。他們聽到巨響，衝進來看，看到攪拌車的車頭插在辦事處的正中央，方向盤還在轉，像一個還在掙扎的動物。司機是最後一個跑進來的，他看著自己的車，表情不是驚嚇，是困惑——他確定他拉了手煞車，他確定他熄了火，他確定他離開車子的時候輪胎是靜止的。他不明白這台車為什麼會自己動。他永遠不會明白。
第五天到第七天之間還發生了三次意外，李榮華已經記不太清楚了。不是因為他記性不好，是因為他的大腦已經開始自動過濾那些他不想記住的東西。他只記得最後一次意外——第七次——是一根鋼樑從吊車上滑落，把工地的電箱砸爛。電箱爆炸，火花四濺，黑色的濃煙從變壓器裡冒出來，像一朵黑色的雲。鋼樑掉下來的時候，離地面大約還有兩公尺的時候稍微偏了一下方向，不是垂直掉落，是畫了一個小小的弧線，繞過了站在正下方的三個工人，精準地砸在電箱上。那三個工人事後說，他們感覺到一陣風從旁邊吹過去，像有什麼東西從他們身邊經過，然後身後傳來爆炸聲。他們轉頭，看到電箱已經變成一團扭曲的金屬，電線像蛇一樣在地上扭動，火花還在劈啪作響。如果再偏幾公分，他們就不會站在那裡了。
沒有人死亡。但沒有人覺得這是好運。工人私下說，那些東西不是要殺人，是在趕人。殺人需要力氣，趕人只需要製造麻煩。祂們選了後者，不是因為祂們做不到前者，是因為祂們還在等——等這些人類自己放棄，自己離開，自己把這塊地還給祂們。祂們不急。祂們已經等了六十幾年了，不差這幾個月。
「祂們只是不想要我們在那裡。那是祂們的地盤。」一個做了二十年的老師傅在福利社這樣說。他說完之後喝了一口保力達，然後把剩下的半瓶倒進水溝。沒有人反駁他，因為每個人都這樣覺得。
第七次意外發生後，縣府勒令停工。公文送達的那天，李榮華正坐在工務所的辦公桌前，面前攤著一堆請款單和報價單。他把公文從牛皮紙袋裡抽出來，看了一眼，然後放在那堆請款單上面。他沒有再看第二眼。他已經知道了。從鋼索斷裂的第一天他就知道了，只是他不願意承認。一個禮拜後的七天，銀行抽銀根，不是因為李榮華的信用不好，是因為銀行的風險控管部門在看到慈暉案的新聞之後，把這個案子歸類為「無法評估的風險」。無法評估的風險就是最高的風險，最高的風險就是抽銀根。合作廠商跟著撤資，不是因為他們不信任李榮華，是因為他們不想跟一塊會殺人的地扯上關係。三個工地同時停工——慈暉案停工，另外兩個正在進行中的案子也跟著停，因為資金被抽走了，沒有錢買材料、沒有錢發薪水、沒有錢付任何帳單。
李榮華坐在他家的客廳裡。那是他在台中的房子，三層樓透天厝，客廳很大，沙發是進口的，茶几是實木的，牆上掛著一幅他喜歡的油畫——畫的是海邊的夕陽，橘紅色的天空，深藍色的海，一艘小船停在畫面的正中央。他買這幅畫的時候，畫廊的老闆說這幅畫叫《歸航》，他買它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有一天也會歸航——把公司交給兒子，自己退休，開著一艘小船出海釣魚。現在他看著這幅畫，覺得那艘小船不是要回港，是要沉了。不是慢慢沉，是從畫面的正中央往下掉，掉進那一片深藍色的海裡，連水花都沒有。
公司倒閉了。三個月，從七次意外到資金斷鏈到公司倒閉，只花了三個月。他把公司的一切都處理完了——員工的資遣費、廠商的貨款、銀行的貸款——能還的都還了，還不了的他也沒辦法了。他把辦公室的鑰匙寄還給房東，把公司的招牌拆下來，放在後車廂，載去資源回收场。回收場的阿伯問他「這是什麼」，他說「公司招牌」，阿伯說「喔」，然後把它丟進鐵堆裡。招牌掉在鐵堆上，發出哐一聲，然後就沒有聲音了。李榮華站在回收場的門口，看著那塊招牌被其他的廢鐵淹沒，覺得自己好像也在那裡，被一堆廢鐵壓著，喘不過氣。
他回到家，打開門，客廳的燈是關的。他太太出門了，家裡只有他一個人。他換了拖鞋，走到客廳，站在沙發前面，不知道要做什麼。他看了看茶几，看了看電視，看了看牆上的《歸航》，然後他的視線落在電視後面的那面牆上。牆上有一行字。不是用筆寫的，是用指甲刻的，灰泥都被挖掉了，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每個字大約拳頭大小，歪歪扭扭，像一個小學生第一次拿雕刻刀在木頭上刻字，筆畫的深度不一致，有些地方刻得很深，有些地方只有淺淺的刮痕。但每一個字都讀得出來。
「第七次了。可以停了嗎。」
李榮華站在那面牆前面，站了很久。他不認識那行字的筆跡——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字：筆畫的起筆和收筆都很鈍，像是用一個很鈍的工具慢慢磨出來的，不像毛筆，不像鋼筆，不像原子筆，不像任何一種他認識的書寫工具。最奇怪的是，字的邊緣沒有崩落的痕跡——如果你用指甲在灰泥上刻字，灰泥會沿著刻痕的邊緣剝落，形成細小的粉末。但這行字的邊緣是光滑的，像被人用手指抹過，把那些剝落的粉末壓回去了。
但他認得那個語調。不是筆跡，不是用詞，是藏在那些字背後的語氣——那種篤定的、不容置疑的、像是在對一個下屬下命令的語氣。他太熟悉那種語氣了，因為他自己每天都在用那種語氣對他的員工說話。那種語氣的背後是一種確信：我是對的，你聽我的就對了，不要問為什麼。他認得那個語氣，因為那是他的語氣。那是他開工第一天站在工地入口，對著媒體說「我們不會停」的時候，用的同一種語氣。現在那句話被刻在他家的牆上。不是他刻的，是別人刻的。但語氣是他的。像有人把他在工地上說過的話錄下來，倒帶，重播，然後用指甲一個字一個字地刻在他家的牆上，讓他一進門就看到。
他不知道那是誰刻的。但他知道那個人——或那個東西——聽到了他說的話。在他說「我們不會停」的那個當下，在他還自信滿滿地站在麥克風前面、對著鏡頭微笑的那個當下，有人在地下很深的地方，把他的聲音記下來了。不是記在腦子裡，是記在更原始的地方——記在泥土裡，記在磚頭縫裡，記在那扇鐵門的鏽蝕紋路裡。然後在某一個他不在家的夜晚，有人從地底爬出來，走進他的客廳，用指甲一個字一個字地刻在牆上，然後離開。沒有留下腳印，沒有留下指紋，沒有留下任何可以證明祂來過的痕跡。只有那行字。那行用他的語氣刻出來的、像是在問他問題但其實是在命令他的字：可以停了嗎。
陳明輝是第七個。他知道前面六個人的故事——陳建發的鋼筋、林正昌的心臟麻痺、黃志明的破產、吳正隆的撤案、周國棟的舌頭、李榮華的公司倒閉和牆上的字——但他沒有被嚇到。不是因為他特別勇敢，是因為他有一個理論：前面六個人都用錯了方法。陳建發沒拜拜，林正昌不信邪，黃志明只拜了關公，吳正隆燒了文件就跑了，周國棟只拜了土地公，李榮華找的法師不夠力。每一個人的失敗都可以歸結為同一個原因：他們不夠尊重。不夠尊重那塊地，不夠尊重地底下的東西，不夠尊重鬼。他不是那種人。他很尊重。他從小拜拜，初一十五一定去廟裡，家裡有神明廳，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燒香。他相信鬼神，不是那種「寧可信其有」的消極相信，是那種「我知道祂們在那裡，所以我要讓祂們知道我尊重祂們」的積極相信。
他的策略很簡單：既然有鬼，就找更大的神來壓。不是壓小鬼，是壓那塊地。把那塊地的氣場整個翻過來，重新整理，重新出發。他不找風水師——風水師只會看氣，不會處理鬼。他直接找了一間大型宮廟，請他們來做「淨地」儀式。不是那種小型的、臨時起意的、在工地角落擺個供桌拜一拜的儀式，是正式的、大規模的、動員上百人的淨地法會。
儀式規模龐大。神轎三頂，每一頂都是該宮廟的鎮廟之寶，平常只有在年度遶境的時候才會請出來。轎身是木雕的，漆成朱紅色，鑲嵌著金色的裝飾，轎頂插著五色旗，旗子在風中飄揚。乩童五名，每個人都已經「起乩」了——不是演的那種起乩，是真的降駕，腳步踉蹌，眼神渙散，身體微微顫抖，像有一個人住進了他們的身體裡面，正在適應那副陌生的軀殼。誦經團百人，男女各半，穿著統一的藍色道袍，手持法器，木魚、銅鈸、鈴鐺的聲音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既莊嚴又詭異的聲響。法壇花了三天搭建，用的是最好的木材、最鮮豔的綢布、最精緻的手工紙紮。供桌上的祭品琳瑯滿目——三牲、四果、十二碗、紅龜粿、發糕、鮮花、紅蠟燭、金紙、銀紙、往生錢——擺滿了整張桌子，像一場豐盛的宴席。
陳明輝親自上香。他把西裝脫掉，換上一件素色的長袖上衣，褲管捲到腳踝，赤腳站在法壇前面——法師說赤腳接地氣，表示對土地的謙卑。他雙手合十，閉上眼睛，嘴唇微動，念了一段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的經文。法師教他念的，他背了一個晚上，背得滾瓜爛熟，但他不知道那些字的意思。他不知道「南無阿彌陀佛」是什麼意思，不知道「觀自在菩薩」是誰，不知道「般若波羅蜜多」要怎麼解釋。但他念得很認真，每一個字都念得很清楚，音量適中，速度均勻，像一個在考試中默寫課文的學生。他的態度比拜祖先還虔誠，因為他知道這一次拜的不是祖先——祖先會保佑他，祖先不會傷害他。這一次拜的是他不認識的東西，那些東西沒有義務對他好，他必須讓祂們感受到他的誠意。
儀式進行到一半，主乩童突然發狂。
主乩童是宮廟裡最資深的乩身，六十幾歲了，做這一行做了四十年。他的身體像一個被用了很久的容器，皮膚鬆弛，肌肉萎縮，但那雙眼睛在起乩的時候會變成一種不屬於他的顏色——不是黑，不是棕，是一種深不見底的、像黑洞一樣的吸收一切光線的暗。他原本在舞動法器，一把銅製的七星劍，劍身上刻著七個圓點，代表北斗七星。他的動作很流暢，像一個練了幾十年武術的人在打一套拳，每一個招式都乾淨俐落。
然後他的身體猛然僵住了。不是慢慢停下來的那種僵，是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從後面勒住脖子的那種僵——他的下巴往上抬，喉嚨暴露出來，身體向後弓，像一條被拉滿的弓弦。七星劍從他手中滑落，掉在地上，發出清脆的金屬碰撞聲。銅鈴也掉了，滾到法壇的桌子下面，在那裡轉了幾圈，然後停了。他的雙手開始互相掐——右手掐自己的左手，左手掐自己的右手，兩隻手在打架，像兩個不同的人在同一個身體裡爭奪控制權。指甲陷進肉裡，皮膚被刺破，血從傷口滲出來，順著手腕往下流，滴在他白色的道袍上，一滴，兩滴，三滴。
然後他開口說話了。
第一個聲音不是他的。是一個孩子的童音，尖銳的、驚恐的、像一個被逼到角落的小動物在發出最後的求救。那個聲音從乩童的喉嚨裡擠出來的時候，帶著一種氣流摩擦聲帶的沙沙聲，像一個很久沒有說話的人在努力找回發聲的方法。
「不要碰我們的家！走開！走開！你們通通走開！」
第二個聲音從同一個身體裡傳出來，間隔不到一秒。語調完全不同——不是驚恐，是陰沉，是那種壓抑了很久的、像水庫快要滿出來之前的那種沉悶的低語。聲音比較低，比較慢，每個字都拖得很長，像在一個一個地數罪狀。
「你們現在來拜有什麼用。你們當初誰來拜過我們。」
第三個聲音更小了。不是音量小，是那種在發抖的時候說出來的話，每一個音節都在顫抖，像冬天沒有穿外套的人在寒風中說話。那是一個很小的孩子，可能是女生，也可能是男生——聲音太小了，小到性別無法辨識。它的語氣不是憤怒，不是質問，是害怕。是那種從出生就一直在害怕、從來沒有嘗過「不怕」是什麼滋味的孩子才會有的語氣。
「帶我回家。我想回家。這裡好黑。」
三個聲音在乩童體內同時說話。不是輪流——是同時。重疊、交錯，像三條不同的旋律在同一時間被演奏，不和諧，不協調，卻又無法分開。有人在喊「走開」，有人在說「你們當初誰來拜過我們」，有人在說「好黑」。三個聲音共用同一副聲帶，同一張嘴巴，同一條舌頭，但它們彼此聽不見對方，或者聽見了但不在乎。它們只在乎自己要說的話。
乩童的身體開始劇烈抽搐。不是手腳亂揮的那種抽搐，是全身的肌肉同時收縮又同時放鬆的那種，像一個人在水中觸電——身體弓起來，然後彈開，然後又弓起來。宮廟人員試圖壓制他，三個人同時撲上去，一個按住他的肩膀，一個抓住他的手臂，一個抱住他的腰。但那力量太大了——不是一個六十幾歲的老人應該有的力量。三個人被甩開，像三隻蒼蠅從一匹受驚的馬身上被甩下來。其中一個人撞到法壇的桌腳，桌子晃了一下，蠟燭倒了，蠟油灑在供桌上，凝固成一攤白色的、不規則的形狀。另一個人滾到法壇外面，頭撞到水泥地，額頭腫了一個包。第三個人最慘，他被甩出去的時候腳絆到了神轎的轎桿，整個人往前撲倒，下巴著地，嘴唇撞破了，血和泥土混在一起。
儀式被迫中止。誦經團的聲音停了，銅鈸和木魚的聲音也停了。現場只剩下風聲和幾個人的喘息聲。乩童被扶到旁邊的塑膠椅上坐下來，他的身體還在微微發抖，眼睛閉著，嘴唇發白。法師拿了一杯溫水給他，他喝了一口，嗆到了，咳了幾聲。然後他睜開眼睛，看著陳明輝。那雙眼睛裡面已經沒有那種不屬於他的顏色了——乩童退駕了，那個東西走了。但他的眼神還是怪怪的，不是恐懼，是一種更難形容的、像是剛從一場很長的夢中醒來、還不確定自己身在何處的茫然。
陳明輝蹲下來，問他：「你還好嗎？」
乩童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看著陳明輝，沉默了一下，然後說了一句話。他的聲音很沙啞，像砂紙磨過木頭，每一個字都帶著氣音。
「我記得一件事。有很多人拉著我的手。不是從外面拉，是從裡面拉。祂們說祂們不會放開。」
他說完這句話之後，就不願意再說了。不管陳明輝怎麼問、法師怎麼勸、宮廟的主委怎麼拜託，他都不肯再說一個字。他只是坐在那裡，低著頭，看著自己手腕上那幾道被指甲掐出來的傷口。傷口還在滲血，血珠一顆一顆從傷口表面冒出來，然後沿著手腕的弧度往下流，滴在地板上。他看著那些血滴，好像在數，一滴、兩滴、三滴。數到第十滴的時候，他站起來，道袍也沒換，法器也沒收，就這樣走出廟門，走進夜色中。沒有跟任何人說再見，沒有交代任何事。從此以後他不再當乩童了。他把道袍燒掉，把法器送回廟裡，把神桌撤掉，從此不再接觸任何與鬼神有關的事。有人問他為什麼，他只說了一句話：「我不想知道那邊的事。那邊的人太多了，祂們沒有位置。」
陳明輝嚇得撤案。他沒有等到第二天，當天晚上就打了電話給他的合夥人，說「不做了」。合夥人問他為什麼，他說「你不需要知道」。他把合約書撕掉——不是用碎紙機，是用手撕，一張一張地撕，撕到手指痠痛。他把撕碎的紙片裝進垃圾袋，綁緊，丟進子母車。然後他洗澡，洗了很久，水很熱，燙得皮膚發紅。他用菜瓜布刷自己的手臂、胸口、大腿，刷到皮膚脫皮，好像想把那個乩童說的話從他的皮膚上刷掉——「祂們不會放開」。那五個字像刺青一樣刻在他的意識裡，洗不掉。
之後在一次地方餐會中，他喝了點酒，話變多了。有人問他慈暉案到底是怎麼回事，他放下酒杯，看著那個人，說了一句話。那句話被傳了出來，在業界流傳，成為慈暉案的又一個註腳。
「不要再有人試了。花多少錢我都認賠。那個地方真的不能碰。那裡像是拘留所，而且是會體罰的拘留所。那些東西被關在同一個空間，關太久。祂們現在不是想要報仇而已，祂們彼此也在折磨彼此，因為祂們沒別的事情可以做。」
他說「拘留所」的時候，語氣很重。他說「會體罰」的時候，語氣更重。他說「彼此也在折磨彼此」的時候，語氣突然變輕了，輕到像在自言自語。好像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突然想到了什麼——不是想到了那些被關在地下室的小孩，而是想到了他自己。他想到了自己在公司裡，在家庭裡，在社會的每一個縫隙裡，也在折磨別人，也被別人折磨。他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這樣的，但他知道如果他被關在同一個地方六十年，他也會變成那樣。他會變成一個只會折磨人、也被折磨的東西。沒有名字，沒有臉，沒有未來，只剩下折磨和被折磨這件事可以證明自己還存在。
他把酒杯裡的酒一飲而盡，然後站起來，說「我先走了」。他走出餐廳的時候，外面在下雨。他沒有帶傘，站在騎樓下等了一會兒，雨沒有變小。他不想等，就走進雨裡。雨水打在他的臉上，冷的，順著他的臉頰往下流。他沒有擦。他覺得雨水可以洗掉一些東西——不是乩童的話，不是那些小孩的聲音，是更髒的、他自己的東西。他走進停車場，打開車門，坐進去，發動引擎。雨刷在擋風玻璃上左右擺動，發出規律的摩擦聲。他看著擋風玻璃外面的雨，覺得這個世界在下雨，而那塊地也在下雨——但不是雨水，是別的東西。是六十年來積累的眼淚、憤怒、恐懼、孤獨，全部蒸發成水蒸氣，凝結在地底下，現在開始往下滲了。
黃博元是第八個。最後一個。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XI4hFssllz
他不是不信邪的人。他信。從第一任開發商出事的時候他就開始關注慈暉案了，關注了整整十年，把每一則新聞都存檔，把每一個討論串都截圖，把每一個受訪者的名字都記下來。他知道這塊地有問題，知道那些小孩在地下室裡，知道那些開發商一個一個倒下。他知道。但他還是簽約了。不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比前面七個厲害，而是因為他覺得前面七個做得不夠。他們不夠認真，不夠用心，不夠尊重，不夠專業。他要證明給所有人看——這塊地不是不能開發，是要用對的方式開發。而他，黃博元，就是那個找到對的方式的人。
他花了一筆可以買一棟透天厝的預算，找來了全台灣最知名的法師團隊。領銜的法師姓劉，業界稱他「劉天師」，據說經手的案件超過兩百件，從最簡單的住宅淨宅到最複雜的凶宅超渡，沒有一件失敗過。劉天師的收費很高，高到一般的建商聽到數字會直接掛電話，但黃博元沒有。他聽了數字，沉默了三秒，然後說「好」。他把那筆錢從公司的帳戶轉出來的時候，會計問他「這是什麼費用」，他說「顧問費」。會計又問「什麼顧問」，他說「你不需要知道」。
劉天師到現場勘察的時候，沒有帶羅盤，沒有帶法器，沒有穿道袍。他穿著一件黑色的風衣，雙手插在口袋裡，站在廢墟的正中央，沉默了很久。黃博元站在他旁邊，不敢說話。風很大，吹得劉天師的風衣下擺啪啪作響，但他沒有動，像一尊雕像。他站在那裡，大概站了十分鐘，然後轉身走回車上。黃博元跟上車，問他「怎麼樣」。劉天師沒有立刻回答。他把安全帶繫好，把車窗搖上來，把冷氣打開。然後他說了第一句話，語氣很平靜，像在說一個跟自己無關的事。
「我可以做法會，但我不能保證。這件事不是法力夠不夠的問題。」
黃博元問他「那是什麼問題」。劉天師轉頭看著他，眼神裡有一種很少在他臉上看到的東西——不是自信，不是猶豫，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像是站在懸崖邊緣的人才會有的表情。他開口解釋，每一個字都說得很慢，像在挑選最精確的辭彙，避免造成誤解。
「問題有兩層。第一層是十六個孩童亡魂。理論上可以超渡——他們是被害者，他們有資格離開。但第二層——那些被孩童的怨氣吸引過來的孤魂野鬼——數量已經太多了，而且來源混雜。有日治時期的軍人，有戰後的政治受難者，有早年山難的罹難者，有被棄養的、被遺忘的、不知道自己是誰的。祂們全部被這塊地的陰氣吸引過來，像飛蛾撲火。這裡現在像是靈界的貧民窟，擠滿了沒地方去的東西。超渡一兩個可以，全部超渡不可能。不是我的能力不夠，是祂們不願意走。這裡是祂們唯一的地方。外面沒有祂們的位置。」
黃博元聽完，沉默了一下。他的大腦在計算——不是計算風險，是計算取捨。十六個孩子，和幾十個孤魂野鬼，他只能救一邊。他選擇了孩子。
「那至少先把能超渡的超渡掉。」
劉天師看了他一眼，沒有說話。那個眼神的意思是：你確定要這樣做嗎？你確定你分得清楚誰是孩子誰不是？你確定在那些孤魂野鬼裡面，沒有比孩子更需要被超渡的？你確定你做的選擇是對的？他沒有說出口，因為他知道黃博元不會聽。黃博元已經決定了，而一個決定了的人，不會被任何邏輯說服。
法會辦了一整天。規模比陳明輝那場更大——場地更大，參與的人更多，儀式更繁複。劉天師親自上陣，從早上九點連續進行到晚上九點，十二小時不間斷的科儀。他沒有休息，沒有吃飯，只喝了幾口水。他的道袍被汗浸濕了，貼在背上，印出他脊椎的形狀。他的聲音從清亮變成沙啞，再從沙啞變成幾乎聽不到的氣音，但他沒有停。他敲木魚的手已經磨出水泡，水泡破了，血沾在木魚上，他沒有擦。
下午五點，法會結束。天還是亮的，太陽在西邊的天空掛著，光線從橘紅色轉成金黃色。黃博元走到劉天師旁邊，問：「結束了嗎？」他的語氣帶著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好像他已經在想像接下來要怎麼跟合夥人報告「法會成功了，可以開工了」。
劉天師沒有看他。他蹲在供桌前，看著燒完的金紙灰燼。灰燼在微風中輕輕飄動，有些被吹到空中，有些堆積在地上，形成一個一個小小的黑色山丘。他看了很久，然後說了一句話，語氣很輕，像在對那些灰燼說。
「晚上就知道了。」
當晚十一點，黃博元正在家裡洗澡。他洗了頭，抹了沐浴乳，身體被熱水的蒸汽包圍著，很舒服。他已經很久沒有這麼放鬆了——這幾個月來他每天都在忙慈暉案，合約、資金、法會、媒體，每一件事都要他親自處理。今天法會結束了，他覺得自己可以喘一口氣了。他把水關掉，拿毛巾擦身體，手機響了。
是工地保全打來的。黃博元接起來，聽到保全的聲音在發抖，抖到每個字的尾音都在顫抖，像一條被拉緊的弦。
「黃董……工地失火了。」
黃博元沒有問「怎麼可能」。他掛掉電話，穿上衣服，拿了車鑰匙就出門。他開車上山，一路上超速、闖紅燈、逆向超車——他的大腦在高速運轉，但不是在想「怎麼辦」，是在想「這不可能」：工地晚上斷電了，沒有任何電器在運轉；沒有瓦斯管線，沒有任何易燃氣體的來源；今天天氣很好，沒有閃電，沒有任何自然火源。不可能起火。不可能。但他沒有時間想這些，因為他已經看到遠處天邊的紅光了——不是路燈的紅，不是車尾燈的紅，是火的紅，是那種能把整個天空染成橘紅色的、巨大火災特有的顏色。
消防隊比他先到。他到的時候，大火已經燒到無法控制了。火舌從工地中央的主建物廢墟位置往上竄，高度超過周圍的樹梢，熱浪像一面牆，逼得消防員只能在外圍灑水降溫，無法靠近火源。黑色的濃煙在夜空中翻湧，像一條巨大的、沒有形狀的龍，盤旋在廢墟的上空。黃博元站在封鎖線外，看著那場火，看著他的錢、他的時間、他的心血、他的「代表作」，全部在火裡面燒。他的西裝還沒乾——出門的時候太急了，只穿了襯衫和西裝褲，襯衫還濕著，貼在他的胸口，冷的。他的手機還在響，是合夥人打來的，他沒有接。
消防隊在凌晨三點左右撲滅了火勢。沒有人知道火從哪裡燒起來——工地沒有電力，沒有瓦斯管線，沒有任何可能的火源。消防隊的鑑識人員在現場勘查了兩個小時，最後在報告的「起火原因」那一欄寫了四個字：「原因不明。」和吳正隆那場火一樣的結論。
但這一次，他們多找到了一樣東西。工地入口處有一支監視器，鏡頭對準主建物廢墟的方向。消防隊把記憶卡帶回去，用電腦讀取，倒轉到午夜十二點整的畫面。
畫面是黑白的。午夜十二點，廢墟的全景——斷牆、焦黑的木樑、長滿雜草的地基。一切正常。時間跳到十二點整的瞬間——秒數從23:59跳到00:00的那一幀——畫面下方，主建物廢墟的位置，從地底冒出一道極亮的青白色光。它不是從某個點發出來的，是從整個地面均勻地、同時地、像有人在地下室打開了一盞幾百萬瓦的燈。光線的邊緣沒有漸層，沒有擴散，就是一個很銳利的、像刀切過一樣的邊界。光的顏色不是黃的，不是白的，是青白色的，像焊接時發出的電弧光，但更亮、更冷、更不屬於人間。光線從地面往上照射，照亮了焦黑的木樑，照亮了斷牆上的裂縫，照亮了雜草的每一片葉子的背面。然後畫面被光吞沒——不是慢慢變白，是在下一幀直接變成全白，像有人把整個畫面用白色油漆塗掉了。然後記憶卡就壞了。不是檔案損毀，是記憶卡本身的物理結構出了問題——裡面的電路被燒掉了，像被一道極強的電流穿過。
消防隊把這片記憶卡列為證物，編號存檔。沒有人知道那道光是什麼。有人說是閃電，但那天晚上沒有閃電。有人說是電箱爆炸，但電箱在火災之前就已經燒掉了。有人說那是地底的東西在打開門——不是活板門，是另一扇門，一扇通往某個不屬於這裡的地方的門。門打開的時候，光會透出來。不是因為那邊有燈，是因為那邊和這邊不一樣。那邊的物理定律不同，那邊的光速不同，那邊的顏色不同。當門打開的時候，這邊的光會跑進去，那邊的光會跑出來。跑出來的那種光，人眼沒有見過，所以無法描述。只能說它很亮，很白，很冷。然後就沒有然後了。門關上了，記憶卡燒掉了，沒有人看得到那邊。
黃博元趕到現場的時候，大火已經撲滅了。他站在封鎖線外，身後是燒焦的鷹架殘骸和倒塌的圍籬。他的西裝還沒有乾，襯衫貼在胸口，冷的。他的手機響了無數次，他沒有接。他只是站在那裡，看著那片焦黑的、還在冒煙的廢墟，看著他的代表作變成灰燼。
沒有人注意到一塊燒斷的木板正在鬆動。那是一塊從鷹架上掉下來的木板，大約一公尺長，二十公分寬，厚度大約兩公分。它原本是水平的，架在兩個鐵架之間，當做工人走路的踏板。火燒斷了鐵架的支撐點，木板失去平衡，一端慢慢往下垂，像一個正在鞠躬的人。它垂到一個角度的時候，重心改變了，整塊木板從鐵架上滑落，往下掉。沒有人看到它掉下來——現場所有人的視線都在前方，都在看火災的殘跡。木板掉下來的時候沒有聲音，因為它不是直接砸在地上，它是砸在一個人的身上。
黃博元。它砸中他的後腦和背部。不是尖端刺進去的那種砸，是整塊木板平平地拍在他的頭上和背上，像一隻巨大的手掌從天而降，一掌把他拍倒。他往前撲倒，臉朝下，摔在滿是灰燼和泥水的地上。他的衣服被地上的火星點燃了——不是大火，是一些還在悶燒的、看起來已經熄滅但內部還有溫度的灰燼。他的襯衫接觸到那些灰燼，先是冒煙，然後出現一個小小的、橘紅色的火星，然後火星擴散成火苗，火苗爬上他的背。
有人看到了，尖叫。幾個人衝過去，用外套拍打他背上的火，把他從地上拉起來，拖到安全的地方。他的後腦在流血——木板的邊緣不規則，稜角尖銳，砸下去的時候劃破了他的頭皮，血從傷口滲出來，順著脖子往下流，流進他的領口，和他的汗水、雨水、泥水混在一起。他的背部被燒傷了，衣服黏在皮膚上，撕不下來。救護人員用剪刀把衣服剪開，露出底下的皮膚——紅的、腫的、起泡的、滲出組織液的。三度灼傷。從肩膀到腰部，大片大片的皮膚被燒熟，呈現出一種不應該存在於活人身上的顏色——不是紅，不是黑，是那種烤過頭的五花肉的顏色，灰白色的邊緣鑲著一圈焦黑。
他被送上救護車，鳴笛聲再次響起，再次消失在山路的轉角。這是慈暉案第八次有救護車從這條產業道路上開出去。前面七次，有人死了，有人瘋了，有人破產了，有人消失了。這一次，沒有人知道會怎樣。
他在醫院撐了一週。前三天，他昏迷不醒，躺在加護病房裡，全身插滿了管子——呼吸管、鼻胃管、點滴、導尿管、監視器的電線。他的心電圖在螢幕上跳動，波形不規則，時快時慢，像一個正在猶豫要不要繼續跳的心臟。他的妻子守在床邊，沒有離開過。她睡在旁邊的摺疊床上，摺疊床太小，她的腳伸不直，每天早上醒來腳都是麻的。她沒有抱怨。她只是坐在那裡，握著黃博元的手，那隻手上面沒有插管的地方不多，她只能握住他的幾根手指，那些手指是冷的。
第四天，他醒了。不是完全清醒的那種醒，是眼睛睜開了，瞳孔會對光有反應，嘴巴會動，但不確定他看不看得見、聽不聽得到、知不知道自己在哪裡。醫師說這是「睜眼昏迷」，一種介於昏迷和清醒之間的過渡狀態。大腦開始恢復功能，但不是所有的功能都同時回來。有時候他會看著天花板，有時候他會轉頭看窗外，有時候他會看著他的妻子，眼神裡有一種像是認得又像是不認得的模糊。他的嘴唇一直在動，但沒有聲音，因為他的喉嚨還插著管，氣流沒辦法通過聲帶。
最後一晚，醫師決定拔管。不是因為他好了，是因為他們需要評估他能不能自主呼吸。管子拔掉之後，他的喉嚨發出一個很長的、像是嘆氣的聲音。然後他的嘴唇動了，這一次有聲音了，很小，像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他的妻子把耳朵湊近他的嘴唇，近到可以聞到他口中的藥味——抗生素、鎮定劑、消毒水，混合成一種醫院特有的氣味。
他說了一句話。不是完整的句子，是一個一個字從喉嚨裡擠出來的，像一個人在水裡說的話，每一個字都被水泡包圍著，聽起來悶悶的、糊糊的。但他的妻子聽懂了。她聽懂每一個字。
「他們在下面……很冷……不要動那裡……不要動那裡……門開著……好多人在裡面……不是只有小孩……」
最後一個字說完，心跳停止。心電圖的波形從不規則變成一個一個越來越小的波峰，然後變成一條直線，發出長長的、不間斷的嗶——。護理師進來，確認瞳孔放大，確認沒有脈搏，確認沒有呼吸。死亡時間：凌晨兩點十九分。他的妻子把那句話記在心裡，後來一字不漏地告訴了來採訪的記者。記者把這句話寫進了報導，報導被轉載到網路上，有人留言「怕爆」，有人留言「RIP」，有人留言「到底還要死幾個人才會有人去處理那塊地」。沒有人回答。
劉天師事後接受了一個小眾節目的訪問。主持人是一個年輕女生，聲音很輕，問問題的時候會微微傾身向前，像是在聽一個很重要的祕密。她問劉天師那場法會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失火，為什麼黃博元會死。
劉天師坐在錄影棚的沙發上，道袍換成了便服，看起來像一個普通的、有點年紀的上班族。他的表情很平靜，但眼神不對——不是那種受訪時的自然眼神，是一種一直在迴避鏡頭的眼神，好像怕被什麼東西看到。他開口說話，聲音比他平時小了一些，像是在一個很小的房間裡對著一個人說話，而不是對著一台攝影機和一整組工作人員。
「科儀進行到一半我就知道不對勁了。香燒出來的形狀不對。正常的香燒完之後，灰燼會自然掉落，留在香爐裡的香腳會整齊地排列。但那天不是。香燒到一半的時候，灰燼沒有掉，而是黏在香上面，形成一個一個球狀的突起。那些突起愈來愈大，最後整支香變成一根歪歪扭扭的、像被壓扁的管子。科儀紙在無風的狀況下自動碎裂——不是撕破，是像被水泡過之後乾掉的那種碎裂，從邊緣開始，一片一片剝落，掉在地上，變成碎紙屑。」
他停了一下，主持人沒有打斷他。錄影棚很安靜，連攝影機的風扇聲都聽得到。
「擲筊的時候更不對。我問可不可以超渡，蓋杯。我再問，蓋杯。連續問了十二次，連續十二次都是蓋杯。我做這行二十年了，十二次蓋杯，我只遇過這麼一次。不是神明不同意，是根本沒有人回應。我擲出去的筊杯不是被否決，是掉在地上之後就沒有聲音了。正常的筊杯，不管是聖杯、笑杯、蓋杯，落地的時候都會有一個清脆的響聲——木頭撞擊地面的聲音。但那天的筊杯落地之後是悶的，像掉在棉花上面，聲音被吸掉了。」
主持人問他：「你覺得那是什麼？」
劉天師看著鏡頭，沉默了很久。然後他說了一句話，那句話後來被剪成預告片，在網路上被幾十萬人觀看。他的眼神裡有一種很少在宗教人士身上看到的東西——不是畏懼，是敬畏。畏懼是你知道有一個東西比你大、比你強、比你可怕，你怕它傷害你。敬畏是你不確定那個東西是什麼，你只知道它遠遠超過你的理解範圍，你只能站得遠遠的，看著它，不敢靠近，不敢說話，不敢呼吸。
「法會的光驚動了祂們。祂們知道有人在『處理』祂們了。祂們不喜歡被處理。祂們很生氣。」
很生氣。他用的是這三個字，像在形容一個小孩被搶走玩具時的反應。但他說這三個字的時候，語氣不像在形容小孩，比較像在形容一個你永遠不想惹到的東西。
同一塊地，十年過去。十年的時間，足夠一個嬰兒學會走路、學會說話、學會寫自己的名字。足夠一個大學生畢業、工作、結婚、生小孩。足夠一個人從中年步入老年，從老年步入死亡。但對這塊地來說，十年不算什麼。它已經荒了七十幾年了，再荒十年也不會怎樣。只是土地上的痕跡又多了一層。
雜草長了又被砍平，砍平了又長起來。每一次開發商進來，他們會先整地，把雜草砍掉、把廢棄物清走、把地面整平。然後他們失敗了、撤案了、離開了，雜草又長回來，比之前更密、更高、更綠。好像這塊地在對人類說：你們儘管來，我比你們有耐心。每一次開發失敗，土地上就多了一層廢棄物——斷掉的鷹架、生鏽的鋼筋、燒焦的模板、破碎的水泥塊、扭曲的鐵皮。一層一層疊上去，像地質學的沉積層。八任開發商，留下八層失敗的痕跡。如果你把地面挖開，你可以按照深度判斷這塊廢棄物是哪一任開發商留下的——最上面的是黃博元，最下面的是陳建發。每一層都是一個故事，每一個故事都是一個墓碑。
活板門還在。門口的灰色霧氣現在濃得像墨，不再是若隱若現，不再是若有若無。它有了形狀，不再只是一團飄散的霧。有時候它看起來像是一隻手，五根手指從地面伸出來，掌心朝上，像是在跟人要什麼東西。有時候它看起來像是一張嘴，張開的，露出裡面沒有牙齒的、黑黝黝的喉嚨，像是在喊什麼，但喊不出聲音。風吹過來的時候，那隻手會微微擺動，好像在招手。風停了，手也停了，停在半空中，維持著同一個姿勢，像一個在等人回答的問題。
遠方的山巒無聲。山還是那座山，樹還是那些樹，鳥還是在叫，風還是在吹。一切都和十年前一樣，甚至和七十年前一樣。只有那塊地變了。變得更深、更沉、更安靜。安靜到讓人覺得它不是在休息，是在準備。
閩南語的旁白，以一個地方耆老的聲音說出來。那聲音很老，像一張被折皺的紙，每一個字都有裂縫。
「陰氣聚久成煞。煞若成形，就不是普通人能處理的了。」
煞若成形。那句話的意思是，如果陰氣繼續聚集，繼續沒有人處理，它會變成另一種東西。不是鬼，不是魂，不是靈，是更原始的、更古老的、存在於人類文明之前的某種存在。它不需要名字，不需要形體，不需要理由。它就是「那裡」，一直都在，只是之前被那十六個孩子的怨氣蓋住了。現在孩子的怨氣已經不是唯一了，更大的東西正在從更深的地方爬上來。
張國棟在電視上看到第八任開發商黃博元葬禮的新聞。他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電視音量調得很小，但葬禮的畫面他看得很清楚。黃博元的遺照掛在靈堂的正中央，黑框，白底的背景，笑容很標準——不是他臨終前的樣子，是他還健康的時候拍的照片，頭髮整齊，西裝筆挺，領帶的顏色是深藍色的，和慈暉案開工典禮那天打的是同一條。
鏡頭掃過靈堂的家屬席。一個女人帶著兩個小孩坐在角落，是黃博元的遺孀和子女。女人穿著黑色的喪服，頭髮沒有染，夾雜著白色的髮絲，看起來比她實際年齡老了許多。她的手牽著一個小女孩的手，小女孩大概七八歲，穿著黑色的洋裝，頭上戴著一朵白色的小花。她的臉上沒有淚，但眼睛是空的——不是那種放空的那種空，是那種淚水已經流乾了、身體裡面的水分已經不夠再製造新的眼淚的空。她看著爸爸的遺照，看著那張她熟悉又陌生的臉，嘴唇微微張開，但沒有說話。她可能有很多話想說，但她不知道怎麼說。她只有七八歲，她的詞彙量還不夠描述「爸爸為什麼不回來了」。
張國棟看著那個小女孩的臉，想起了自己的兒子。不是想起兒子的笑臉——他不常記得兒子小時候的笑臉，因為他那時候太忙了，忙到沒有時間去看兒子的臉。他想起的是一張臉，兒子的臉，但不是快樂的、不是生氣的、不是任何一種可以被命名的表情，是空的。和那個小女孩一樣的空。
太太過世的時候，兒子就是那個表情。他趕到醫院的時候，太太已經走了一個小時。兒子站在病房門口，背靠著牆，兩手垂在身體兩側，頭微微低著，看著地板。他的臉上沒有淚——不是不傷心，是傷心到眼淚已經沒有意義了。他看到張國棟從走廊那頭走過來，抬起頭，看著他，沒有說話。張國棟走到他面前，停了下來。父子之間隔了大約一步的距離，沒有人跨出去。兒子的嘴唇動了一下，然後說了一句話。語氣很平，像在陳述一個天氣。
「媽媽剛剛在叫你。」
張國棟沒有回那句話。他不知道怎麼回。他應該要說「對不起，我來晚了」，但他說不出口。他應該要抱住兒子，但他伸出手的時候，手在半空中停了下來，像被什麼東西擋住了。他把手縮回去，插進口袋裡，然後走進病房，去看太太的臉。那張臉很安詳，像睡著了一樣。他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還是溫的。他站在床邊，站了很久，然後轉身走出來，對兒子說：「我去辦手續。」他走過走廊，走過護理站，走進電梯。電梯門關上的時候，他看到兒子還站在病房門口，看著他。那張臉是空的，和他的心一樣。
他沒有趕上。他總是沒有趕上。太太還在的時候，他忙著辦案；太太生病的時候，他忙著在醫院和命案現場之間奔波；太太走了之後，他忙著處理後事、忙著把自己關在車裡哭、忙著假裝一切都沒問題。他從來沒有「趕上」過任何事情。他永遠在遲到。遲到二十年才打開那扇門，遲到一小時才見到太太最後一面，遲到一輩子才發現他從來沒有對兒子說過「我愛你」。
張國棟關掉電視。客廳陷入沉默，只剩冰箱的運轉聲。他拿起手機，打開Line的對話框，兒子的頭像是一張風景照——不是自拍，不是家人合照，是他在某個山上拍的日出，橘紅色的天空，深藍色的山巒，太陽剛從山頭冒出來。他不知道兒子為什麼用這張照片當頭像，他沒有問過。他可能不會問了。
他打了幾個字：「最近還好嗎？」游標閃爍了兩秒，他按下刪除鍵。游標往回走，一個字一個字地消失。他又打：「有空回來吃飯。」游標又閃爍了兩秒，他又刪掉。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說什麼。他想要說的話太多了，多到沒有辦法用這小小的對話框裝下。他想要說「對不起」，想要說「我想你」，想要說「你小時候我沒有陪你，現在我老了，換你陪我了嗎」，想要說「你媽媽走了以後，我不知道怎麼當一個爸爸」，想要說「我不是故意要錯過你的人生，我只是不知道怎麼不錯過」。他打不出來。那些字太重了，他打出來的時候手指會發抖。
最後他打了：「沒事，只是想跟你說，爸愛你。」十五個字。他看著這十五個字，手指放在發送鍵上，停了三秒。然後他按下發送。
螢幕上顯示「已讀」。那兩個字出現的時候，他的心臟跳了一下——不是害怕，是期待。他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麼。期待兒子回「我也愛你」？期待兒子說「我會回去」？期待兒子說「沒關係」？他不知道。他只想知道兒子看到了。兒子看到了那十五個字，知道了他想說的話。那就夠了。
兒子正在輸入。輸入的圖示出現了——三個跳動的點點，在螢幕上跳了一下，兩下，三下。然後停了。輸入的圖示消失了。張國棟看著那個消失的圖示，心裡有一個聲音在說「他不會回了」。但然後又出現了。兒子正在輸入……輸入……輸入停了。然後兒子回了。
「怎麼了？你還好嗎？」
張國棟看著那行字，眼眶紅了。不是因為兒子說錯了什麼，是因為兒子說對了什麼——他確實「怎麼了」，他確實「不好」。但他不會說。他只是看著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後回：「很好。只是想你了。」
這一次兒子回得很快，沒有停頓，沒有刪除，沒有猶豫。一個「嗯」，和一個抱抱的貼圖。貼圖是一隻熊，熊的兩隻手張開，像是在說「過來抱一下」。張國棟看著那隻熊，笑了一下。不是開心的笑，是那種「我兒子還記得怎麼撒嬌」的笑。他用手機截圖，把那隻熊存進相簿，放在一個叫「兒子」的資料夾裡，和其他幾十張截圖、照片、對話記錄放在一起，從兒子國小的畢業照到現在的抱抱貼圖，一張一張，像他不在的那些年裡唯一能抓住的碎片。
他把手機放下，深吸一口氣。他把那箱勤務日誌搬到書桌上，打開，翻到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三日那一頁。他把「誤報結案」的便條紙拿出來放在桌上，然後拿出手機，打電話給廟裡的總務老陳。
老陳是他幾十年的老朋友了。當年他還在刑警隊的時候，老陳是廟裡的義工，兩人因為一樁廟宇竊案認識——那時候有人偷了廟裡的香爐，張國棟負責偵辦，老陳協助調監視器。案子破了之後，老陳請他喝茶，說「你這個人很實在」。從此以後他們固定聯絡，一個月見一兩次面，喝茶、聊天、說說地方上的大小事。老陳是張國棟少數還在聯絡的朋友之一，因為老陳不會問他「你太太走了以後你怎麼過」，也不會說「你要想開一點」。老陳只是泡茶，然後等張國棟自己開口。
電話響了三聲，老陳接起來。
「國棟，這麼晚了還不睡？」老陳的聲音聽起來不像被吵醒——他可能還沒睡，或者睡了但淺眠。老人都是這樣，睡眠愈來愈薄，像一張被洗了太多次的床單，輕輕一扯就破了。
「你上次說那間廟裡有乩童在辦事，是真的還是假的？」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不是那種「我沒聽清楚你在說什麼」的沉默，是那種「我知道你為什麼這樣問」的沉默。
「為什麼這麼問？」
張國棟看著那張便條紙。「誤報結案。」四個字，分局長的筆跡，鉛筆，最後一筆拖得很長。他把便條紙翻過來，背面是空白的。他看了很久，好像希望背面有什麼字會慢慢浮出來。沒有。背面是空白的，和他的答案一樣。
「沒什麼。只是想問一下。」
地方議會的會議室，燈火通明。新任首長站在台上，背後的投影螢幕上寫著「地方發展重點計畫」，底下密密麻麻列了十幾個開發案，第一個就是慈暉案。他用雷射筆在「慈暉」兩個字上畫了一個紅圈，然後對著台下的議員、記者、地方士紳宣布：「第九組開發商已經找到了，是一間有口皆碑的大型建設集團。我們有信心他們能夠完成前人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他的語氣充滿了新任首長特有的那種樂觀和幹勁，好像前八任的失敗只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而他的團隊會不一樣。台下的掌聲稀稀落落，不是不給面子，是大家都知道那塊地發生了什麼事。
同一時間，地方大廟。宮廟主委看著電視螢幕上的記者會直播，面色凝重。他的臉上沒有樂觀，沒有幹勁，只有一種很深的、像是已經預見了結局的疲憊。他旁邊坐著幾位頭髮花白的委員，每一個人的表情都和他差不多。主委把電視關掉，轉頭看著那幾位委員。其中一位開了口，聲音沙沙的，像很久沒有喝水。
「他有去拜嗎？」
主委搖了搖頭。「連通電話都沒有。」
「年輕人不怕死。」另一個委員說。他的語氣不是讚美，是嘆息——嘆息這個時代的人不再敬畏他們不理解的東西，而那個東西不會因為你不敬畏就放過你。
主委又搖了搖頭。這一次他的表情不是疲憊，是比疲憊更重的東西——是一種「我已經看到結局了，但沒有人要聽我說」的無奈。
「不是不怕死，是不信。」他把「不信」兩個字說得很重，像在咬一顆很硬的糖果。「信不信不是重點。重點是那些東西不爽了。祂們被吵了很多次，每一次吵完就多一層怒氣。第一次只是警告，第二次開始趕人，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一次比一次兇。十年前可能還能談，現在談不了了。」
他站起來，走向神龕。神龕裡的神像在香煙的繚繞中若隱若現，表情看起來與往日不同——不是慈悲，不是威嚴，是一種更像是在等待什麼的表情。主委點了幾炷香，恭恭敬敬地插進香爐，然後退後一步，雙手合十，閉上眼睛。他沒有念經，沒有請示，只是在心中默默地把那句話說了一遍。那句話很簡單，只有幾個字：「該請的，都請來吧。」
他睜開眼睛，轉頭看著在座的委員，語氣平淡，像在宣布一個已經決定好的事情。
「去通知城隍廟跟廣澤尊王廟。我們可能需要他們了。」
深夜。他的書房裡只有檯燈亮著，黃色的光照在桌面上，照在那張「誤報結案」的便條紙上，照在那本翻開的勤務日誌上。他把便條紙夾進自己的筆記本，筆記本第一頁已經寫了幾行字，每一個字都用藍色原子筆寫的，字跡端正，沒有塗改。
「案由：慈暉育幼院失蹤兒少案。時間跨度：1957年大火至今。目前狀態：八組開發商失敗。第九組即將進場。」
他放下筆，看著自己寫的字。退休五年了，他以為自己不會再寫案情摘要了。那些年他寫過幾百份案情摘要——殺人案、強盜案、縱火案、販毒案——每一份都工工整整，每一個字都經過斟酌，每一句話都要能夠在法庭上被檢驗。他以為自己寫夠了。但這些年來他一直在等的，可能就是這個——一個讓他重新拿起筆的理由。不是為了破案，不是為了升官，不是為了對誰交代。是為了那十六個孩子。是為了二十年前那通他沒有處理的電話。是為了他太太臨終前他沒有趕上的那一面。是為了他兒子小時候他錯過的每一場運動會和家長會。是為了他這一生所有「遲到」的時刻，終於有一個可以被原諒的機會。
他把筆記本闔上，放在桌上，壓在那張便條紙上面。他把檯燈關掉，書房陷入黑暗。他坐在黑暗裡，沒有起身，沒有開燈。他只是坐著，聽著窗外夜風的聲音。那聲音聽起來像是有小孩在很遠的地方哭，但他已經不會告訴自己「那是風」了。他已經認得那個聲音了。那個聲音在叫他。不是叫他的名字，是叫他的身分——「警察先生」、「刑警先生」、「那個接到電話的人」。二十年了，那個聲音還在叫。這一次，他會回答。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nACQCapX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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