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Ken在醫院只住了一週。
醫師的診斷書上寫的是「急性壓力反應，建議休養與門診追蹤」。沒有開藥，沒有安排心理治療，沒有建議住院。他的生理數據全部正常——血壓、心跳、體溫、神經反射，每一項都在標準範圍內。護理師每天來量兩次生命徵象，每次都說「正常」，好像在提醒他：你的身體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別的地方。
但他知道自己不正常。不是因為那一晚的事——那一晚他可以解釋成集體恐慌、密閉空間缺氧、黴菌孢子引發的幻覺。他不正常是因為，在醫院的第一個晚上，他閉上眼睛之後，就看到了那扇門。
不是夢。夢是你睡著之後大腦自己編的故事，醒來之後細節會模糊、會變形、會被遺忘。但他看到的不是夢——他閉上眼睛，眼前就是那扇鐵門。生鏽的、灰色的、門框邊緣殘留著黑色紙屑的那扇鐵門。他在鐵門前面站著，手裡握著撬棍，身後沒有阿誠、沒有阿文、沒有小鹿。只有他一個人。
門是關著的。他聽到門的另一邊有人在呼吸。很多人的呼吸。他想轉身離開，但他的身體不聽使喚——不是被壓住的那種不能動，是更可怕的、他的身體在做一件他的意識沒有下令的事：他的手舉起來，握住門把，往外拉。
門開了。黑暗從門縫裡湧出來，不是像水流出來，是像一個黑色的氣球在眼前爆開，黑暗在零點幾秒內吞噬了所有的光。然後他聽到一個聲音，從黑暗中、從很遠的地方、從地下很深很深的位置傳上來。一個小男孩的聲音，平靜，沒有情緒，像在陳述一個事實：
「你來了。」
他每天早上都是被這兩個字嚇醒的。心跳一百三十，全身冷汗，床單濕了一大塊。醒來之後，日光燈是亮的，窗外有護理站傳來的談話聲和推車輪子碾過地板的聲音。一切正常。但他的耳朵裡還殘留著那個小男孩的尾音——「來——了——」，像回聲，在耳蝸裡繞了好幾圈才消散。
出院那天，他一個人辦手續。沒有人來接他。他沒有告訴家人——他的父母住在南部，他已經很久沒有回家了。他也沒有通知阿誠或阿文或小鹿。他甚至沒有問他們在哪裡、狀況如何。他把手機關機，塞進背包最底層，像把一個不想再看到的東西壓在箱子最底下。
回到租屋處，他第一件事不是洗澡、不是吃飯、不是睡覺。他打開電腦，登入暗影檔案的粉絲團、YouTube頻道、IG帳號、Discord群組。一個一個，按刪除。
系統跳出確認視窗：「確定要刪除此頻道？此動作無法復原。」他按了確定。再跳出：「所有影片、貼文、留言將永久消失。」他按了確定。再跳出：「您確定嗎？」他按了確定。
刪完最後一個帳號的時候，桌面上的資料夾還在——「慈暉育幼院_原始素材」、「慈暉育幼院_剪輯暫存」、「慈暉育幼院_備份」。他把游標移到資料夾上，按著Shift鍵，按下永久刪除。系統問：「確定要永久刪除這些項目嗎？」他按了確定。
空了。回收桶也清空了。
但他知道不是真的空了。那晚的錄影檔，他沒有放進任何一個資料夾。他存在另一顆硬碟裡，藏在抽屜的最深處，壓在一疊舊保單下面。他不知道為什麼要留著。他告訴自己是要留著當證據——萬一有人提告、萬一有法律問題、萬一需要證明當晚確實發生了什麼事。但他知道那不是真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他不敢刪。不是不想，是不敢。因為他怕刪了之後，那些東西會從被刪除的檔案裡出來，住進他的夢裡——不對，它們已經住進他的夢裡了。他怕的是，刪了之後，他連那晚到底發生了什麼都不知道了，連懷疑自己是不是瘋了的依據都沒有了。
他用三天把器材全部賣掉。攝影機、補光燈、無線麥克風、穩定器、腳架、備用電池——全部。買家是個二十出頭的大學生，戴著粗框眼鏡，在便利商店面交的時候一直盯著他看。「你是不是那個——暗影檔案的阿Ken？」阿Ken說「不是」，找錢的時候手沒抖，但他的聲音聽起來不像自己的。
他在巷子裡開了一間器材租賃行。店面很小，十坪，玻璃門上貼著「攝影器材出租」六個字，字體是標楷體，沒有Logo，沒有裝潢。他不接採訪，不回應任何私訊，不跟任何人提起以前的事。舊的追蹤者偶爾會找上門來，站在櫃檯前面，盯著他的臉看，然後說「真的是你」。他會說「租器材嗎」，語氣平淡得像在問一個陌生人。大部分的人會愣一下，然後搖頭，轉身離開。少數人會租一顆鏡頭或一支腳架，結帳的時候多問一句「你還好嗎」，他會說「很好」，然後把發票和零錢一起遞過去。
但他的女友——後來分手了——向友人透露了一些事。她說阿Ken從那之後每天都會做同一個夢。夢裡他在一個很黑的小房間裡，躺在地板上，動彈不得。不是被綁住，是身體自己不能動，像睡到一半的鬼壓床。他聽得見其他人的聲音——有人在哭，不是一個人在哭，是很多人，有小孩也有大人。哭聲從四面八方傳來，有些很近，有些很遠，有些像是隔著牆。然後他聞到煙味。不是香菸的煙，是木頭燒焦的煙，嗆的、濃的、像有人在他的鼻子底下燒一堆濕掉的樹葉。門外很遠的地方傳來腳步聲，愈來愈遠，一步一步，從大聲變小聲，從清晰變模糊，最後被哭聲淹沒。沒有人來開門。
他每天晚上三點左右都會醒來。不是三點整，是三分、七分、十一分、十九分——每次不一樣，但都在三點到四點之間。醒來的時候全身是汗，汗從額頭流下來，流進眼睛，刺痛。他會坐起來，把燈打開，然後看著牆壁發呆，等到天亮。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在等什麼。他在等那個聲音——那個小男孩說「你來了」的聲音——會不會在某一個晚上換成別的話。比如「沒關係了」，或者「你可以走了」。但那個聲音從來沒有換過。每一個晚上，同一個時間，同一個語氣，同一句話：「你來了。」
還有一件事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他的女友。他把那捲錄影帶拿回家之後——不是錄影帶，是記憶卡裡的原始檔案，但他習慣叫它錄影帶——曾經在深夜打開來看過。他把房間的燈全部關掉，戴上耳機，把檔案播放。畫面從他們走下階梯開始，一路到手機掉在地上、鏡頭朝上照著夜空為止。他看了一遍，沒有發現什麼。他把亮度調高，對比調低，一格一格地慢速播放。畫面到了他們衝出地下室的那一段——鏡頭劇烈晃動，階梯、牆壁、鐵門、活板門、夜空，全部混在一起，像一台被搖晃的相機在隨機取景。
在某一格，他按下了暫停。
畫面裡是地下室的內部。不是階梯，不是鐵門，是最深處的那面牆——紅磚砌的，表面覆蓋著黑色的油垢。牆前面站著一排小孩。不是模糊的影子，不是灰塵的折射，是清清楚楚的、有輪廓的、有體積感的人形。他數了——十六個。高矮不一，最矮的只到最高的腰部。他們的臉朝著鏡頭的方向，但表情看不清楚，因為畫面的解析度不夠，因為那時候他已經在跑了，因為他的手在抖。
他把那一格截圖，放大。
畫面變得破碎，像素變成一個一個方塊，像馬賽克拼貼。但他看到了其中一個孩子的臉。不是十六個都看到了——他只看到了一個，在最左邊的第二個，或者第三個。一個小男孩，大概十歲，短頭髮，額頭很寬，眼睛很大。那雙眼睛正看著鏡頭。阿Ken說不出那是什麼表情——不是憤怒，不是悲傷，不是恨。是等待。像是一個人在火車站的出口站了很久，看著每一個出來的人，期待下一個就是他要等的那個人。但每一個都不是。但他沒有放棄。他繼續看。
阿Ken盯著那張臉看了很久。然後他把檔案關掉，把耳機拔掉，把硬碟從電腦上拆下來。他拿起硬碟，走到廚房，從抽屜裡拿出鐵鎚。他把硬碟放在浴室的地板上——「瓷磚地比較硬，敲下去不會有緩衝——舉起鐵鎚，用力砸下去。硬碟的外殼凹了，但沒有碎。他又砸了一次，這一次金屬撞擊的聲音更大，硬碟的外殼裂開，露出裡面的碟片，銀色的，在浴室的白光下反光。他砸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直到硬碟變成一堆扭曲的金屬和碎裂的電路板。他把碎片裝進塑膠袋，打了一個結，再打一個結，然後拿去廟裡燒化。廟公說「這個不能在這裡燒」，他說「拜託」，廟公看了他一眼，沒有再說話，把塑膠袋接過去，丟進金爐。
但他砸碎硬碟之前，把那張臉的截圖存進了一個加密資料夾。他用了一組沒有人猜得到的密碼——他父親的出生年份加上他母親的結婚紀念日，沒有人知道這兩個數字，連他女友都不知道。他不知道為什麼要留著那張臉。他只是覺得，如果連他都刪掉了，那這個孩子就真的沒有人記得了。沒有人記得他的長相，沒有人記得他的表情，沒有人記得他在黑暗中看著鏡頭的那一秒——那不是怨恨，不是憤怒，是等待。一個等了六十幾年的孩子，終於等到有人看到他了，他不敢眨眼，不敢轉頭，不敢呼吸，怕那個看他的人會消失。阿Ken把那張臉鎖在資料夾裡，像是把一個活人關進了沒人知道的地下室。他知道這很諷刺。但他沒有別的辦法。
阿誠是唯一一個沒有被附身的人。至少看起來是這樣。
他出院當天就回到了工作崗位——他的正職是婚禮攝影，旺季的時候一個月要拍七八場，從凌晨四點化妝拍到晚上九點送客，中間只有吃辦桌的時候能坐下來十分鐘。他回去做婚禮攝影，不談那晚的事，不回應任何人的詢問。新人問他「你是不是那個暗影檔案的攝影師」，他會笑一下，說「你看錯了」，然後繼續調整燈架、檢查構圖、按快門。
但他不再接夜間的案子了。他以前會接婚禮前的深夜派對、夜店風格的類婚紗、甚至是偶爾的夜間廢墟外拍——現在一概拒絕。他的理由是「年紀大了，晚上想休息」，但他的同行都知道不是這個原因。因為他開始在下午四點之前結束所有工作，五點之前到家，六點之前吃完飯，七點之前把所有的門窗鎖好。他的室友說他像一隻發現家裡有老鼠的貓，太陽一下山就開始警戒，耳朵豎著，眼睛睜大，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讓他從沙發上彈起來。
在朋友追問下，他說了一個細節。不是關於那些小孩的——他只說了他聽到的事情。
「那天晚上錄影的收音，我在現場什麼都沒聽到。」他那時候坐在便利商店的戶外座位，手裡拿著一瓶已經退冰的無糖綠茶，瓶身上的水珠滴在桌子上，他用手指把水珠畫成一條線。「但回去檢查音軌——我不是在現場聽的，是在剪輯的時候用監聽耳機聽的——背景有一層很輕的聲音。不是我們四個人的。」
「什麼聲音？」朋友問。
「唱歌。小孩在唱歌。一群人，很小聲。」他喝了一口綠茶，綠茶已經不冰了，他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旋律很簡單，重複三四個音，像兒歌。但我聽不出來是哪一首。可能不是國語，也不是台語。我不知道那是什麼語言。」
朋友問他有沒有把音軌存下來。他說沒有。「我把它刪了。不是用刪除鍵，是把那一段直接切掉，然後把剩下的部分貼在一起。就像從來沒有過那段聲音一樣。」他看著便利商店的自動門，開了又關，關了又開，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客人走進來或走出去。他說了一句話，語氣很平，像在描述一個天氣：「但我刪不掉我記得的。那首歌現在還在。每天睡覺前都會聽到。很小聲，像從枕頭裡面傳出來的。」
他把綠茶喝完，把瓶子壓扁，丟進回收桶。然後站起來，拍拍褲子上的灰塵，說「我回去了」。朋友看著他的背影，注意到他走路的姿勢變了——不是以前那種放鬆的、步伐均勻的走法，而是每走幾步就會往後看一眼，像在確認有沒有東西跟著。他走到巷口，停了一下，回頭，看了一眼身後三十公尺內的空蕩蕩的騎樓。什麼都沒有。但他還是看了。
然後他轉過街角，消失了。
阿文的症狀最明顯。他不是在醫院住一週就出院的——他住院三個月，然後轉往精神療養院。
診斷書上寫的是「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合併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重度」。他的主治醫師在病歷上加了一行手寫的註記：「病患表現出多重人格樣態，疑似解離性身份障礙，需長期觀察。」
阿文的家人從南部北上，在病房外面哭成一團。他的母親一直問「他會不會好」，醫師說「需要時間」。沒有人問「時間是多久」，因為他們怕聽到答案。
阿文在病房裡的表現不是「瘋」。他不尖叫，不攻擊人，不會突然站起來大吼大叫。他的症狀更安靜、更詭異——他會在同一段時間裡用不同的聲音說話。有時是小女孩的聲音，尖細、軟糯，像一個幼稚園中班的小朋友在跟老師說話。有時是少年的聲音，低沉、沙啞，帶著一種不符合他年齡的滄桑。有時是一個講日語的阿兵哥的聲音，日語不太流利，夾雜著台語，像是在跟長官報告什麼事，語氣緊張、急促。
他不會在同一個時間只用一種聲音。三種聲音會輪流出現，有時候彼此對話，有時候會交談。護理師在交班紀錄裡寫過一段描述：「早上九點，病患坐在窗邊，用小女孩的聲音說『外面有人種花耶』。停頓五秒，用少年的聲音說『我以前也種過花，但都枯掉了』。再停頓三秒，用阿兵哥的聲音說『枯了就算了，反正也不會有人看』。然後三個人開始吵架——小女孩說『你亂講，花很漂亮』，少年說『沒有人看也是漂亮的』，阿兵哥說『不要吵了，吵死了』。」
他一個人演了三個人的對話。語調不同，速度不同，連呼吸的節奏都不同。小女孩說話的時候呼吸淺而快，像一個第一次上台表演的小孩在後台換氣；少年說話的時候呼吸深而慢，像一個在壓抑情緒的人努力把怒氣吞回去；阿兵哥說話的時候呼吸斷續、不規則，像是在喘氣、在奔跑、在躲避什麼。
護理師在記錄中寫道：「病患聲稱體內有不止一個『人』。一個是小女孩，一個是少年，有時候還會有一個講日語的阿兵哥。三個人會輪流講話，彼此也會交談。有時候，他們會吵架。」
有一天，阿文的母親來探病。她坐在床邊，握著阿文的手，哭著說「你到底怎麼了」。阿文用小女孩的聲音說了一句話：「阿姨，不要哭，我會乖。」他的母親愣住了——她的兒子從來不會叫她「阿姨」，也不會用那種稚嫩的、撒嬌的語氣說話。她知道那不是她的兒子在說話，但她不知道是誰在說話。她只知道那個聲音聽起來很可憐，像一個很久沒有被人抱過的小孩。
她把阿文的手放回棉被上，站起來，走出病房。她在走廊上站了很久，然後打電話給阿文的父親，說：「那不是他。那不是我們的兒子。」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阿文的父親說：「那他是誰。」
沒有人回答。
小鹿住院最久，將近半年。她被安置在獨立病房，不是因為她的病情比別人嚴重——而是因為她的症狀會影響其他病人。隔壁床的阿嬤說「那個女生半夜會一直講話，不是說夢話，是在跟很多人講話，有時候還會換聲音，我以為病房裡有很多人」。護理站把她轉到單人房，靠走廊最底端的角落，窗戶外面是醫院的中庭，種了幾棵榕樹，樹下有一張石椅。
安眠藥與鎮定劑的劑量已是最高。醫師試過三種不同的安眠藥，從最輕的Z-drug到最重的苯二氮平類，每一種都只能讓她的身體睡著，但沒有辦法讓她的腦波進入正常的睡眠週期。睡眠檢查報告顯示，她的深層睡眠時間幾乎是零，大腦在整個夜晚都維持在淺眠與清醒之間的過渡狀態。她的身體在休息，但她的意識沒有——或者說，不只是她的意識。護理站的腦波監視器上，她的腦波圖像一條被干擾的訊號線，波形不規則，頻率不穩定，時而像清醒時的高頻β波，時而像睡眠中的低頻δ波，更多時候是兩種波同時存在，疊加在一起，像兩條不同的河流在同一條河道中並行。
她會用不同的聲音說話。護理師在交班紀錄裡逐日累積了一份長長的清單：
女童的聲音說：「老師對不起我會乖不要關我。」那是在住院的第一週，凌晨兩點，值班護理師巡房的時候聽到的。小鹿躺在病床上，眼睛閉著，嘴唇在動，聲音從喉嚨深處擠出來，像一個被壓扁的氣球慢慢漏氣。護理師在門口站了一分鐘，直到那個聲音重複了三次才離開。
少年的聲音大吼：「為什麼不來開門！」那是在住院的第二週，鎮定劑剛打完不到一個小時。小鹿的身體從床上彈起來，上半身前傾，雙手握拳，砸在床墊上。她的眼睛是睜開的，但瞳孔不對焦——不是在看她面前的牆壁，是在看一扇不存在的門。她的聲音大到隔壁病房的病人按了呼叫鈴，問「是不是有人在打架」。
幼兒的聲音說：「好黑……哥哥……好黑……」那是在住院的第三週，安眠藥換成第三種的那個晚上。聲音很小，像一個三歲小孩躲在棉被裡面發出的氣音。護理師把耳朵湊近她的嘴唇才聽清楚。每一個字之間都有很長的停頓，像是說話的人不太會用嘴巴，每一個音節都要重新學習怎麼發出來。
成年男子的聲音，混雜台語和日語，說：「這裡是什麼地方。」那是在住院的第一個月，一個下雨的午後。雨聲很大，打在窗戶玻璃上，啪嗒啪嗒。小鹿的聲音突然從雨聲中浮出來，低沉、粗獷，像一個三十幾歲的男人在說話。語氣不是害怕，是困惑——像一個人醒來之後發現自己躺在一個不認識的地方，他沒有慌張，只是問了一個很基本的、只需要一個很基本的答案的問題。但沒有人回答他。
除了這些，她在住院期間還有一個行為讓醫護人員印象深刻。她會跟身體裡的「他們」說話。不是自言自語——自言自語是一個人在跟一個想像中的對象說話，語氣是連續的、一致的，像是在演一場只有一個演員的獨角戲。但小鹿不一樣。她說話的時候會停頓，會在停頓之後改變語氣，像是在等待對方回應，然後再根據對方的回應說下一句話。
「你們叫什麼名字？」她問。停頓。然後少年的聲音說：「我叫阿勇，十一歲。」
「那個最小的呢？」她問。停頓。一個很小很小的聲音說：「我叫妹仔，三歲。」
護理師在記錄中寫下這段對話的時候，在旁邊加了一個問號和一個驚嘆號。問號是因為她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聽錯——小鹿問問題的語氣和回答問題的語氣之間，間隔的時間太短，短到不像是在跟一個真實存在的外部對象對話。驚嘆號是因為，那個「妹仔」的聲音太真實了——她聽過很多小孩講話，但這不一樣。這個聲音不是一個成年人模仿小孩的聲音，它裡面有那種只有真正的小孩才有的東西：不確定的發音、不穩定的音量、還有那種在每一句話的結尾會出現的、像是還有很多話想說但不知道該怎麼說的停頓。
小鹿在心裡數——十六個。她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她知道是十六個。因為她每次閉上眼睛，就會看到十六個模糊的人影站在黑暗中。高矮不一，最小的只到最大的腰部。她看不到他們的臉，但她知道他們在看她。不是惡意的凝視，是一種更難形容的視線——像一個人在人海中尋找一個認識的人，他的視線會從每一個人的臉上掃過去，快而急切，帶有一種「拜託讓我在這裡找到他」的懇求。那十六道視線就是這樣。他們在找一個認識的人。他們不確定是不是她，但她是目前為止最接近的一個。
她也發現阿勇在保護妹仔。每次妹仔發抖的時候——小鹿感覺得到那個「發抖」，不是身體的顫抖，是更細微的、像一根繃緊的弦在空氣中震動的那種頻率——阿勇會說一句話。那句話不是對小鹿說的，是對妹仔說的。聲音很輕，語速很慢，像一個大人在安撫一個做惡夢的小孩：「不要怕，哥哥在這裡。」
小鹿不知道阿勇說這句話的時候是什麼表情。但她聽得出來那句話的重量——不是一個十一歲小孩應該有的重量。那是一個扛了六十幾年、已經把肩膀壓出深深的凹痕、但他不敢放下來的重量。因為如果他放下來，妹仔就沒有人保護了。
有一次小鹿對心理師說了一段話。那是住院的第四個月，她的狀況已經穩定一些了——開口說話的頻率降低，換聲音的次數減少，睡眠時間從兩小時延長到四小時。心理師每週來兩次，坐在床邊的椅子上，用一種不急不緩的語氣問她問題，像在釣魚——把餌丟出去，然後等，等到魚自己咬鉤。
心理師問：「妳可以跟我說說，妳身體裡的那些人嗎？」
小鹿沉默了很久。她的眼睛看著窗外中庭的榕樹，樹葉在風中翻動，綠色的葉面和灰色的葉背交錯出現，像一面旗幟在飄揚。然後她開口了，語氣平靜，像在描述一個她在路上看到的風景。
「有一個男生一直在發號施令。他叫阿勇，是最大的。他會管其他人——叫他們不要吵、不要哭、不要靠門太近。好像如果他們不聽話，他就沒有辦法保護他們全部。」
「有一個很小的小孩，是女生。她不會說話——不是不會，是說不清楚。她只會說兩個字。『好黑。』每次說這兩個字的時候，她的聲音會抖，像剛從冰水裡面撈出來。」
「另一個比較小的是男生。他一直在找媽媽。他會問『媽媽呢』，然後沒有人回答他，他會再問一次，然後再問一次。他不會哭，他只是一直問。好像只要一直問，媽媽就會出現。」
「還有一個不是小朋友。是大人的聲音。穿軍服，他很生氣，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在這裡。他會講日語，也會講台語，有時候兩種混在一起。他會說『這裡是什麼地方』，然後說『我要回去』，然後又說『回不去了』。他好像不知道旁邊有小孩。他是後來的。」
心理師在筆記本上寫字，寫完之後抬起頭，看著小鹿。他用一種專業的、不帶個人情感的語氣問了一個問題，但那個問題的內容本身就不是一個可以用專業和不帶情感的方式問出口的：「妳覺得他們為什麼在妳身上？」
小鹿沒有回答。她把視線從榕樹上收回來，低頭看著自己的手。她的左手放在棉被上，手心朝上，五根手指微微張開，像在等什麼東西放上來。她的右手握著左手的手腕，像是在幫那隻手保持穩定。
「因為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她說。
心理師在報告末尾寫了一段話。那一段話後來被收進病例檔案，蓋上「機密」的紅色印章，鎖在檔案櫃裡。他寫的是：「病患具備某種程度的病識感，知道這些聲音來自她體內。但她在解離時提供的細節過於具體——姓名、年齡、語氣、語調、甚至彼此的互動模式——與病患本身生活經驗不相符。病患無子女，未曾從事幼教相關工作，亦無日語或台語背景。建議後續進一步評估，是否有本案立案調查的必要。」
這份報告沒有人看到。它被壓在檔案櫃的最底層，和幾百份其他病人的報告一起，在一間沒有窗戶的檔案室裡，積灰塵。
出院那天，小鹿沒有讓任何人來接她。阿Ken打過一次電話，她沒有接。阿誠傳過一封簡訊，寫著「保重」，她回了「謝謝」。阿文的母親打過一通電話，問她「妳知道我們家阿文怎麼了嗎」，她說「我不知道」，然後掛掉。她不是不想幫忙。她是真的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的身體裡還有幾個人沒有走，她連他們都搞不清楚，更沒有辦法去管別人的身體裡住了誰。
她搬到南部鄉下。不是台南市區，是更往南、更靠山、更安靜的地方。一間老舊的三合院，房東是七十幾歲的阿婆，阿婆一個人住，房間太多，出租一間補貼家用。房租一個月三千五，含水電。浴室是共用的，廚房也是。院子裡有一棵龍眼樹，樹下養了兩隻雞，雞會在早上五六點叫，叫到她起床。
她開始在社區關懷協會當行政。工作內容很簡單：幫獨居老人送餐、整理補助名冊、接聽民眾來電、偶爾陪行動不便的長輩去醫院回診。薪水不高，兩萬八，扣掉房租和生活費，每個月大概可以存三千塊。她沒有買車，沒有買保險，沒有買任何她用不到的東西。她的生活像一張白紙，乾淨、簡單、沒有裝飾。
她選擇這份工作，沒有告訴任何人原因——因為她想要照顧那些被遺忘的人。她見過十六個被遺忘的孩子，他們在她的身體裡住過，哭過，發抖過，問過她「門什麼時候會開」。她沒有照顧到他們。她連把他們從身體裡趕出去都做不到，更別說帶他們離開那間地下室。但至少，她可以照顧那些還活著、還可以被記得的人。那些一個人住在山邊的老阿公，兒女一年回來一次，一次坐半小時，說「爸我還有事」就走了。那些獨居在老公寓裡的阿嬤，每天把電視開著，不是因為想看，是因為有聲音就不會覺得那麼安靜。那些補助名冊上的名字，一個一個，像她小時候在寄養家庭的日子——沒有人記得他們，除了這張紙。
她在那裡工作了三個月，沒有出過錯，沒有請過假，沒有跟同事吃過午飯。她會在中午十二點準時離開辦公室，騎五分鐘的機車回到三合院，用電鍋熱昨晚的剩飯剩菜，一個人坐在客廳吃。吃完洗好碗，再騎回去上班。她的同事說她很安靜，但不難相處，只是不太說話。沒有人知道她的過去，沒有人知道她住過精神病院，沒有人知道她的身體裡還住著一個三歲的小孩。
阿Ken來探望過她一次。那是她搬到南部之後的第五個月，阿Ken開車下來，帶了一袋水果和一盒蛋捲。他們坐在三合院的客廳裡，阿婆泡了一壺茶，然後回自己的房間，把門關上，留他們兩個人說話。
阿Ken看起來比她想像的老。不是年紀——他二十七歲，但眼角的皺紋像三十五歲。他的頭髮比之前白了許多，不是全白，是一撮一撮的白，像被什麼東西漂白過。他的眼袋很深，深到像兩道傷口結痂之後留下的凹痕。他坐在藤椅上，腰挺得很直，不像以前那樣靠在椅背上翹腳。他的姿勢像一個隨時準備站起來離開的人。
他們聊了一些不重要的話——天氣、路況、蛋捲是哪一家店的。然後沉默了。沉默持續了很久，久到阿Ken的茶涼了，小鹿也沒有幫他倒新的。
然後阿Ken說了一句話。他在來的路上已經想好要怎麼說了，但他真的說出來的時候，聲音還是抖了一下。
「她說，有些小孩不在她身上了。他們去找人了。還有一些還在她身上。她說他們在等，等這些去找人的兄弟回來。」
小鹿看著他。她知道他在說什麼——這句話是她說的。但不是現在說的，是幾個月前，在她還住在病房的時候，阿Ken來看她，她說了這句話。她不記得自己說了，但她不懷疑阿Ken在說謊。因為那個時候她的嘴巴經常說出她不記得的話。
「她說完以後，」阿Ken繼續說，聲音更低了，「用一個小女生的聲音接了一句話。她說：『我們不會放過他們的。』然後她就變回她自己的聲音了。她看著我，說：『對不起，剛剛不是我。』」
小鹿沒有說話。她把茶杯端起來，喝了一口。茶是阿婆泡的，烏龍茶，茶色很深，味道很苦。她沒有加糖，她喜歡苦的。
阿Ken走後，她坐在客廳沒有動。阿婆從房間出來，問她「那個少年仔走了喔」，她說「嗯」。阿婆收了茶杯，拿到廚房去洗，水龍頭的聲音嘩啦嘩啦。小鹿低頭看著自己的手。左手放在大腿上，手心朝下。右手蓋在左手上面。
她的左手小指動了一下。
不是抽筋。不是神經放電。是那種很小很小的、像一個嬰兒在睡夢中握緊又放開拳頭的動作。她盯著那根小指，看它微微彎曲，然後伸直，然後再彎曲。動作很慢，像一個還沒有學會控制自己身體的小孩，在嘗試一種新的移動方式。
妹仔。她不知道這個名字——她只知道那是那個最小的，那個只會說「好黑」的，那個在黑暗中縮成一團、像一隻被遺棄在紙箱裡的小貓的。她沒有走。她太小了，不知道去哪裡，她只認識這間「房間」。這間房間有燈、有床、有棉被、有人的體溫。她不敢出去。
小鹿輕輕握住自己的左手，像在握一個小孩的手。她的手指包住自己的左手，拇指按在掌心上，感覺得到脈搏——一分鐘大概八十幾下，正常。但她感覺到的不是脈搏，是另一種更細微的震動，像一隻小鳥的心跳，快而輕，輕到她必須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指尖才能感覺到。
「沒關係，」她說，聲音很輕，像在跟一個睡在隔壁床的小孩說晚安。「妳可以留在這裡。我不趕妳。」
左手小指又動了一下。然後不動了。她的手很安靜地躺在大腿上，像一個終於找到地方可以睡覺的人，把身體蜷起來，閉上眼睛，不再發抖了。
廢墟的空景。白天的全景，空無一人。
太陽在頭頂偏東的位置，光線從樹梢的縫隙中穿透下來，在地面上投出碎金般的光斑。雜草在風中搖晃，咸豐草的白色絨毛球被風吹散，像一小團一小團的雪在空氣中飄浮。焦黑的木樑和斷牆在陽光中顯得很安靜，不像一個發生過那麼多事的地方，比較像一個普通的、荒廢了很久的、沒有人會多看一眼的荒地。
活板門敞開著。木板斷成兩截，一半蓋在洞口上，一半掉在旁邊的泥土裡。斷裂處的木頭纖維在風中微微晃動，像一根一根細細的、被折斷的骨頭。門縫裡是全黑的——不是因為沒有光，是因為光線照進去之後就被吞掉了，像把一顆石頭丟進深水裡，漣漪只出現一秒就不見了。
門邊的泥土上，還留著之前遺留下來的器材腳架壓痕。三個圓形的凹洞，排成一個三角形，是阿誠那支Manfrotto的腳架留下來的。凹洞裡面積了一點點雨水，雨水裡有孑孓在游，不知道那是什麼蟲的幼蟲，也不知道牠們會不會長大、會不會飛、會不會在未來的某一個夜晚，飛進那扇門裡。
遠方傳來重型機具的引擎聲。不是一台，是好幾台，聲音從山的另一邊傳來，模糊但持續，像雷聲在遠處滾動。引擎聲愈來愈近，愈來愈大，最後變成一個低頻的、連地面都在微微震動的轟鳴。重型機具正接近這片廢墟——不是要來拆除，是要來測量。第九組開發商已經在路上了。他們帶著合約、帶著資金、帶著「人定勝天」的信念，準備在這塊荒廢了六十幾年的土地上蓋出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不知道下面有什麼。或者他們知道，但他們不在乎。
張國棟的書房。深夜。
他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檯燈的燈泡是黃色的，照在紙頁上像浸過一層茶漬。他面前攤開著一本勤務日誌，封面已經泛黃，邊角磨損，封面的標籤上寫著「民國八十九年」，字跡是他的，但那時候他還年輕，筆畫有力，墨色均勻。
他剛剛整理完舊文件。不是刻意整理，是睡不著，起來找東西，然後在儲藏室的紙箱裡翻到了這本日誌。他原本要把日誌放回去的，但那張便條紙從夾頁中滑出來——「誤報結案」——他看著那四個字，站了很久。然後他坐下來，翻到那一頁。
日期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三日。他的筆跡，藍色原子筆，字跡因為紙張受潮而有點暈開，但每一個字都還讀得清楚。他寫著：
「接獲民眾報案，自稱為慈暉育幼院大火目擊者，指稱院童可能未全數獲救。經查訪，現場已無跡證。建議列為誤報結案。」
旁邊夾著那張泛黃的便條紙。分局長的字跡，鉛筆，筆畫潦草，最後一筆拖得很長，像一個不想再寫下去的人在紙上畫了一條線。
「誤報結案。」
張國棟拿著那張便條紙，站了很久。他的手指捏著紙的邊緣，力道很輕，像怕捏碎了什麼。紙已經很脆了，泛黃的顏色從邊緣往內侵蝕，像沙漠吞噬綠洲。紙上的字跡也在褪色，鉛筆的銀灰色變得淡淡的，在黃色的紙面上幾乎要消失。
他把便條紙放回日誌的夾頁，把日誌合上，放回紙箱。紙箱裡還有其他日誌——民國八十七年、八十八年、八十九年、九十年——一本一本疊在一起，像地基，像沉積層，像他將近二十年的警察生涯被壓縮成二十九本A5大小的簿子，堆在一個沒有標籤的紙箱裡，放在儲藏室的角落，和他太太留下的衣服、他兒子小時候的玩具、那些被時間篩選過之後剩下的東西放在一起。
然後他點了一根菸。他從抽屜深處翻出一包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長壽，濾嘴上有一點點黃斑，但菸草沒有發霉。他用打火機點燃，吸了一口，煙從他的口中吐出，在檯燈的黃光中慢慢上升。他戒菸十年了。太太還在的時候，她說「你再抽我就搬去跟兒子住」，他沒有戒。後來她生病了，化療的時候聞到菸味會吐，他就在院子裡抽，抽完進來之前先洗手、漱口、換衣服。她走的那天晚上，他在醫院的停車場抽了半包，然後把剩下的半包丟進垃圾桶。那之後十年，他沒有再點過菸。今晚破戒。
他知道自己明天會再打開這個紙箱。不是因為他想要回憶，是因為那個門——那個活板門、那個鐵門、那個他在二十年前就應該去打開卻寫下「誤報結案」的門——現在已經被打開了。不是他打開的。是一群他不認識的年輕人，帶著攝影機和撬棍，在那個他應該去卻沒有去的夜裡，走進了他應該走進的地下室。他們看到了他不曾經歷過的黑暗，聽到了他沒有聽到過的聲音。然後他們被送進醫院，一個比一個嚴重。而他——那個在二十年前接到報案電話的人，那個在勤務日誌上寫下「建議列為誤報結案」的人，那個把這十六個孩子壓在紙箱最底下壓了二十年的人——坐在書房裡，點了一根戒了十年的菸，看著窗外的夜色，想著他是不是還來得及。
他不知道答案。他只知道他明天會再打開那個紙箱。
遠方的廢墟，活板門還是開著的。月光從雲層的縫隙中滲下來，照在斷裂的木板上，照在生鏽的鐵把手上，照在門縫裡的那片全黑。黑夜很長，但黎明總會來。只是對於那些在地下室裡等待的人來說，黎明是一個不存在的詞彙。他們的世界沒有白天和黑夜的分別——只有黑，和更黑。3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sRmI9G4Q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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