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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锦华
1994年，澳门。
同事们私下叫他“天煞孤星”。不是当面叫的，是背后。关锦华知道。他不介意。这个称呼不是没有道理。跟他搭档的，不是调走就是出事。跟过他案子的线人，三个失踪，两个死了。他老婆怀孕的时候，有人在他家门口放了一个纸箱，里面是一只死猫，脖子上绑着一张纸条：叫你老公收手。她没告诉他。她把纸箱扔了，假装没看到。
孩子出生后，恐吓越来越多。电话、信件、家门口被泼红漆。她一个人扛了一年多。扛不住了。她没有吵架，没有哭闹。她只是在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早上，趁他出门上班，带着孩子走了。没有留字条，没有打电话，没有告诉任何人。关锦华回到家，看到衣柜空了一半，儿童房里的玩具不见了，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全部消失。客厅茶几上只剩一张纸——不是信，是水电费账单。她把一切都清理得很干净，干净到像从来没有在这里住过。
他没有追。不是不想追，是不知道怎么追。他查了她离开澳门的记录——一张飞往吉隆坡的单程机票。马来西亚。她是马来西亚华侨，在澳门没有亲人，回马来西亚是她唯一能去的地方。他试着找过。通过警局的关系，查到她在吉隆坡入境，然后就没有了。没有住址，没有电话，没有工作记录。像一滴水落进了海里。
她是孤儿。从小在吉隆坡一家孤儿院长大。他去了那家孤儿院，老修女还记得她，说她小时候很安静，不爱说话，长大后去了澳门打工，后来嫁了人。修女不知道她嫁给了谁，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孩子。关锦华问：“她有没有回来过？”修女摇头。“她有没有写信？”修女还是摇头。
他每年都会去马来西亚。不是有希望，是习惯。四月，她离开的那个月份。他请几天假，飞吉隆坡，住在茨厂街附近的小酒店里。去孤儿院，去她可能去的地方，去她曾经打工的餐厅旧址。什么都没有。他每年都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然后第二年，他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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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澳门。
关锦华体检报告出来的时候，关锦华正在看新口岸失踪案的档案。阿良把报告放在他桌上，说了一句“关sir，你看看”，然后走了。关锦华翻开报告。肝癌。早期，但位置不好，医生说手术风险高，建议进一步检查。他把报告合上，放在抽屉最里面，继续看失踪案的档案。
不是不怕。是没时间怕。手撕鸡案还没破，新口岸的失踪案还没结，笔记本里那个叫“吴狄”的人还没找到。他不想死。但死亡不是他最怕的东西。他最怕的是死了之后，没有人知道他在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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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手撕鸡案破了，戒指不是宋X会的。笔记本里出现了更多字。那个人在帮他。隔着一切不可能，把凶手的名字塞进了他的笔记本里。关锦华看着那三个字——宋X会。不是感谢。他想起自己的孩子。儿子今年五岁了。他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不知道他会不会叫爸爸，不知道他在马来西亚的哪个角落。
他拿起电话，打给阿良。
“帮我查一个人。吴狄。马来西亚人。”
阿良愣了一下。“就是你笔记里那个？”
“是。”
“查到了怎样？”
关锦华没有回答。他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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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8月。他辞职了。
不是冲动。体检报告出来后，他想了很久。医生说如果不做手术，他可能撑不过一年。如果做手术，他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不管哪种结果，他都剩不多时间了。他不想剩下的时间坐在办公室里翻档案。他想去马来西亚除了找老婆，他也想去找那个叫吴狄的人。那个人在笔记里告诉他凶手是谁，那个人在黑暗的虚空中蹲着，向他说“救我”。那个人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方，等他。
他走出治安警察局，站在街边。天已经黑了，澳门的天没有星星。他摸了一下口袋里的戒指。0901。然后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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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他到了两天了。没有线索。
他住在一家靠近茨厂街的小酒店里，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对着走廊的气窗。白天他出去走，晚上他回来翻笔记。他走了很多地方——金河广场、中央艺术坊、半山芭。他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他只知道那个人在吉隆坡，在某个有福尔摩斯海报的房间里。但他找不到。
第三天下午，他坐在酒店大堂的塑料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杯凉掉的咖啡。前台的小姐用马来语和同事说话，他听不懂。他把笔记本翻开，空白页。他写：「我到了吉隆坡。你在哪里？」等了一个小时，没有字出现。
他合上笔记本，放进口袋。
阿良从澳门打来电话。“关sir，你那边怎样？”
“还没找到。”
“你确定那个人在吉隆坡？”
“不确定。”
阿良沉默了几秒。“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关锦华没有回答。他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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