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IpwiuDjOI9墾丁大街比我想像中的吵。
但吵的方式不一樣。
香港的吵是密度，是每一個空間都被聲音填滿，商場的音樂、路上的車、對面的施工、外賣平台的通知聲，那些聲音疊在一起，最後你就不聽了，你的耳朵學會了一種主動關閉的方式，然後你就在噪音裡面活著，習慣了，感覺不到了。墾丁大街的吵是分散的，是有空隙的，一個店家放著什麼台語老歌，再走幾步，是另一家放著英文流行，中間有一段什麼都沒有，只有風和腳踏車輪子轉過去的聲音，所以你反而聽得見每一樣東西，它們都是各自的，不是一坨糊在一起的背景。
我走得很慢。
兩側是各式各樣的攤位和小店，賣珊瑚、賣T-shirt、賣冰棒、賣夜市才有的那種東西，下午兩點，人不算多，老闆們有些坐在店裡玩手機，有些就搬了椅子坐在門口，什麼都不做，就是坐著。我路過一家賣貝殼風鈴的，門口掛了好幾串，風一吹，全部輕輕撞在一起，發出一種很薄的脆聲，不是好聽或不好聽，是那種你很久以前聽過的聲音，聽到了，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但你說不清楚是什麼。
我在那家店門口停了一下。
老闆是個大叔，五十幾歲，頭髮有點亂，穿著一件洗得很白的背心，正在低頭剝一個橘子，沒有抬頭看我，但說了一句：「進來看看。」
我就進去了。
店不大，東西很多，除了風鈴，還有用貝殼做的項鍊、鑰匙圈、各種尺寸的瓶裝沙，架子上還有幾個用漂流木做的小東西，說不清楚是什麼，就是一個形狀。我一件一件慢慢看，沒有要買的意思，只是看，看那些貝殼的花紋，看那些沙的顏色，紅的、白的、黑的、混在一起的，每一瓶都在標籤上寫著地名，我一個都沒聽說過。
然後我看到一個東西，是一個用貝殼做的小烏龜，巴掌大，很普通，說不上精緻，貝殼邊緣的打磨也不是很整齊，龜殼的紋路是手工畫上去的，每一隻的花紋都不一樣，我看了三隻，沒有兩隻是一樣的。
我把其中一隻拿起來。
重量很輕，不是你會想到的那種重，是幾乎感覺不到的輕，但就是放在手裡，有一種形狀，一種真實的輪廓感。
「那個是我太太做的，」老闆大叔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到我旁邊了，橘子還拿著，已經剝了一半，「她在後面，沒事的時候就做，做一隻要很久，你手上那隻，那個殼是在後壁湖撿的，沙灘上。」
我看著那隻烏龜。「她現在還做嗎？」
「還做，做很多年了，也賣不了幾個錢，但她喜歡。」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不是抱怨，是那種談到一個事實的語氣，平的，但裡面有什麼你說不清楚的東西。
我在香港，每一樣買的東西都有理由，那件外套是因為出差要穿，那雙鞋是因為舊的壞了，那個包是因為客戶見面要用，每一樣東西都是一個需求，一個功能，一個計算過的理由。我站在那家小店裡，手裡拿著一隻貝殼烏龜，想不出來任何一個理由要買它，它沒有任何用途，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不能讓任何人看見我的時候有更好的評價，它就是一隻放在那裡的烏龜，大叔太太在後壁湖的沙灘上撿的殼，做了很久，賣不了幾個錢，但她喜歡。
「這個多少錢？」我問。
「一百五，」他說，然後想了想，「或者你要的話，一百。」
我付了一百五。他說不用，我說就一百五，他就收了，也不特別感謝，只是把那隻烏龜拿去用紙包好，裝進一個小袋子，遞給我，說：「你從外地來的？」
「香港，」我說。
「哦。」他點了點頭，就是哦，不是那種聽到以後要繼續問很多問題的哦，是那種聽到了，放下了，就這樣的哦。
我走出店門，那串風鈴在我身後又輕輕撞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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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繼續往裡走，沒有目的地。
路過一家賣仙草冰的，招牌手寫在木板上，字有點歪，看了一眼，進去了。坐在裡面一張矮桌旁邊，叫了一碗仙草加芋圓，老闆娘是個胖胖的婦人，頭上夾著一個夾子，很有效率地舀好給我，放在桌上，說：「冰多還是少？」
「隨便，」我說，「妳覺得怎樣好就怎樣。」
她看了我一眼，有點意外，然後說：「那我給你多一點，天氣熱。」
她多給了一勺碎冰。我坐在那裡吃，看著窗外的街，偶爾有人經過，有人騎機車，有一個小孩拿著一根雪糕跑，後面跟著他的大人，大人喊了他的名字，我沒有聽清楚是什麼，但那個聲音的質地，是那種只有親人才有的聲音，帶著點急，但底下是安全的。
仙草是微苦的，芋圓是軟的，碎冰把這兩樣東西壓得很冷，一口下去，先是冰，然後是甜，然後是那一點苦，順序很清楚，不是混在一起的。
我在香港上一次吃這種東西，大概也是大學的時候，去台南玩，朋友帶去的，那次也是夏天，也是坐在一個小店裡，但那次有五六個人，大家都在說話，說什麼我忘了，就記得那天很熱，很吵，但是那種吵是開心的，跟現在這種一個人坐著的安靜，是不同的兩種東西，說不清楚哪個更好，但此刻這種安靜，讓我有點呼吸到了的感覺。
我把那碗仙草吃完，又要了一杯冬瓜茶，坐著繼續看外面的街。
老闆娘沒有催我，她在旁邊洗碗，廚房有個小電視在放節目，聲音很小，是哪個談話節目，我聽不清楚在說什麼，但那個聲音有一種很家常的感覺，像是有人在下午坐在客廳裡，開著電視，不是在看，只是讓那個聲音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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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快四點，我走回民宿的時候，語晴在院子裡澆花。
她用一個很普通的塑膠水壺，一株一株地澆，動作很仔細，不急，澆完一盆，把水壺湊近看一下，確認有沒有澆到根的地方，然後移到下一盆。院子裡有七八盆植物，種類不同，有開花的，有只長葉子的，全部靠著牆放，陽光從院子上方照下來，把那些葉子照得半透明。
她沒有發現我，或者發現了但繼續澆，我就站在院子門口看了一會兒。
「回來了，」她說，沒有抬頭，「逛得怎麼樣？」
「買了一個東西，」我說，走進去，把手上那個小袋子拿出來，「一隻烏龜。」
她這才抬起頭，看了一眼那個袋子，然後說：「哦，那家我知道，老闆太太做的。」
「你認識他們？」
「小地方，」她說，繼續澆下一盆，「都認識。」
我在院子裡一個石墩上坐下，把那隻貝殼烏龜從袋子裡拿出來，放在掌心上。下午的光很直，照在那些貝殼上，有幾個角度會反光，微微地亮一下。
「你以前來過墾丁嗎？」語晴問。
「沒有，」我說，「一直說要來，就是沒來。」
「為什麼？」
我想了一下，說：「沒有時間。」然後又想了一下，說：「不是，是有時間，但那個時間都用去做別的了，就一直沒來。」
語晴把水壺放下，在旁邊的椅子上坐了，隨手摘掉了葉子上一個枯掉的角落，捏在手裡，說：「你請了多少天假？」
「就六天，」我說，「原本想說兩個禮拜，但有幾個項目還在跑，我怕——」我說到一半停了。
「怕什麼？」
我低頭看著那隻烏龜，沒有立刻回答。「怕他們需要我，但找不到我，」我說，「然後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呢？」她問，聲音很平。
「然後我就想，六天已經很多了，」我說，「先六天。」
院子裡沉默了一下，不是那種讓人不舒服的沉默，是那種什麼話都說完了之後自然有的停頓。
「你的手機，」語晴說，「今天出去的時候，有沒有一直看？」
我想了想。說實話，我出去的時候看了幾次，主要是在那家仙草店，吃完冰，下意識地把手機拿出來，打開郵件，看了兩封沒什麼急事的郵件，把手機放下，過了十分鐘，又拿出來，重新整理了一下收件匣，確認沒有什麼漏掉的，然後才真正把手機放進口袋。那個動作，我做了好幾次，每次都有一種說不清楚的焦慮，不是真的有什麼事，而是那個空著的感覺讓我不安，像是手裡沒有抓著什麼。
「有，」我說，「沒辦法，習慣了。」
「沒辦法不是真的沒辦法，」語晴說，但不是責備，就是說了這一句，然後就沒有繼續，讓那句話自己放在那裡。
我想反駁，但想了一下，沒有說什麼。
因為她說的是對的，而且她說這句話的方式，不需要我去解釋什麼，也不需要我認錯，她就是說了，讓它是一個事實，不是一個指控。我在香港，如果有人說這句話，我大概已經開始解釋了——工作性質不一樣、責任不同、現在行業就是這樣，我準備了一長串的理由，練習了很多年，可以說得很流利，說到最後你自己也信了，覺得這是真的沒辦法。但在這個院子裡，下午的陽光把那些話都壓回去了，我說不出口，不是因為不想說，是因為說出來會顯得可笑。
「我先去準備晚餐，」語晴站起來，「你想吃什麼？」
「你決定，」我說，然後想了想，說，「昨天那個魚湯，如果有的話，很好喝。」
她轉過頭，看了我一眼，有一點淡淡的笑，說：「我看看有沒有魚。」
然後她進去了。
院子裡只剩我，和那些盆栽，和下午快要轉成金色的陽光，和那隻貝殼烏龜，放在我的手心裡，輕得像是沒有重量，但形狀很清楚，很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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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飯前，我回房間，把那隻烏龜放在木頭窗台上。
它就那樣待在那裡，在夕陽的光裡，什麼都不是，也什麼都不需要成為。
我站在窗邊看著它，想起語晴說的那句話——沒辦法不是真的沒辦法。我在心裡把那句話翻了幾遍，不是憤怒，不是防禦，就是翻著，像是翻一塊石頭，想看看底下有什麼。
底下有什麼，我那天沒有答案。
但那塊石頭，翻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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