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獸之域：借來的時間 - 第57章｜黃教授的選擇

2026年5月初，上午。5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6U5huw1vAz
港大本部，黃教授辦公室，上午十一點。

黃教授的辦公室在四樓，比程穎的研究室大三倍，靠窗放著一張很重的實木書桌，後面是一整面牆的書架，從地板排到天花板，書脊密密麻麻，有些書已經泛黃，有些書顯然從來沒有被翻開過。

程穎以前每次來這個辦公室，都會先看那面書架——她習慣從一個人的書架判斷一個人。黃教授的書架，學術書很多，社會理論、研究方法論、城市規劃，排列得很整齊，按學科分類，按出版年份遞進，像是某種需要維持秩序的堅持。

但今天她沒有看書架。

她進門的時候，第一眼看見的是桌上放著的幾份文件——最上面那份，她認出了那個抬頭：城市研究基金會（香港）有限公司。

她在門口停了一步，然後走進去，在書桌對面的椅子上坐下。

「程穎，坐。」黃教授已經在椅子上，眼鏡放在鼻樑偏低的位置，看著她，「我找你來，是想談一件事。」

她點頭，把帆布包放在腳邊，把手放在大腿上。

她知道今天的話題是什麼了。

黃教授沒有立即說基金會，他先說了論文進度。

他說她的田野部分做得紮實，受訪者樣本多元，資料豐富，分析框架清晰。他說如果按這個進度，她可以在學年結束前完成初稿，送審，明年中可以答辯。

程穎聽著，點頭，等待他說「但是」。

「但是，」他說，「一份田野研究論文的影響力，不只在於它寫得多好，也在於它能不能走出學術圈，對真實的政策和社會支援有所貢獻。」

他把那份基金會的文件往她的方向推了一點。

「城市研究基金會聯絡了我，說對你的研究方向有興趣。」他說，「我看了他們過去的資助記錄，跟港大有幾個合作項目，口碑不錯，資助方式靈活，不會干預研究方向。」

她沒有接那份文件，只是看著它。

黃教授繼續說，語氣很平，不像施壓，像是一個確實覺得這個機會很好的人在分享他的判斷。

「你的研究對象，是那些被城市系統忽略的人，」他說，「如果你的論文只是一篇學術文章，它的讀者是幾百個學者。但如果有機構把你的研究轉化成實際的支援系統，那些被忽略的人才真的可能被看見。」

程穎聽著這句話，覺得哪裡不對，但說不出來。

黃教授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對的。

他說的每一個邏輯，都是她做這個研究的初衷。

「讓那些被城市忽略的人真的得到幫助」——這是她從一開始就想做的事。

但某個地方有一根刺，她說不清楚是哪裡，只是覺得有根刺。

她說：「合作嘅條件，具體係咩？」

黃教授說：「提供你的田野研究資料，包括受訪者資料和訪談記錄。基金會會用這些資料，建立一個城市支援系統，識別需要幫助的人群，然後提供資源介入。」

程穎的手在大腿上輕輕收緊了一下。

識別需要幫助的人群。

她想起她在紅筆欄寫的那行字：「識別」——這個詞可以是幫助，也可以是標記。

如果她把那段錄音交出去，基金會拿到的，不只是一個研究樣本的資料，而是一個真實的人的輪廓，一個完整的、可以被「識別」的輪廓。

這不是學術慣例。

田野訪談的錄音，在學術研究的倫理框架裡，是受訪者的私人聲音，研究者有責任保管，不得轉交第三方——這是她在研究倫理課上學的第一件事，是她在每次訪談前都會向受訪者承諾的事，是她在港大倫理審查委員會的申請書上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條款。

她問受訪者「我可以錄音嗎」，他們說「可以」，是因為他們相信那段聲音會留在她的電腦裡，留在她的研究裡，不會去到一個他們不認識的地方，不會被一個他們從來沒有同意過的人聽見。

梁朗說「可以」，是因為他信任她。

不是因為他信任基金會。

她說：「受訪者資料，包括姓名同住址？」

「基金會說需要基本識別資料，才能做到精準支援。」

「訪談錄音都要？」

「如果可以的話，是的。錄音能提供最直接的第一手資訊。」

程穎沉默了幾秒。

她想起梁朗的訪談錄音，想起那段她用音頻編輯器提取出來的背景聲——……安排好咗，聽日……碼頭見。

那段錄音裡，有梁朗的聲音，有他說的每一句話，有他的住址區域，有他的工作路線，有他提到的那些人名和地點。

如果她把那段錄音交出去，那不只是一份學術資料，是一個人的聲音，是他說過的、以為只有她會聽見的話，被交到一個他從來沒有同意過的人手裡。

她說：「我需要時間考慮。」

黃教授點了點頭。

「我理解，」他說，「這是個重要的決定，應該認真考慮。」

他的語氣很和善，他的眼神也是和善的，但程穎在那個和善的眼神裡，看見了某種東西——不是威脅，是某種已經計算好了、在等待結果的東西，像是一個人已經知道答案，但還在等你說出來。

她站起來，說了句「多謝黃教授」，背起帆布包，走向門口。

「程穎，」黃教授在她背後說，「基金會希望這個禮拜內得到答覆。我知道時間緊，但機會往往是有時限的。」

她沒有回頭，說：「我知道。」

然後她走出去了，門在她身後輕輕關上。

走廊很長，兩側是一排一排緊閉的辦公室門，走廊盡頭有一個窗，窗外是港大的庭院，有幾個學生坐在草地上，有人在看書，有人在說話，陽光很好，像是一個與世無關的下午。

程穎站在走廊裡，沒有立即走。

她站在那個緊閉的辦公室門口，背著帆布包，手垂在身側，腦子裡沒有在想論文，沒有在想資助，沒有在想基金會，沒有在想黃教授剛才說的那些話。

她在想的，是梁朗昨天在龍記說的那句話。

「如果有一日我同你講一件事，你會唔會幫我？」

她說「會」，沒有猶豫。

她說「因為你唔係輕易開口嘅人，如果你開口，就係真係需要」。

她說的是真話。

但她現在站在黃教授辦公室的門外，想著一份合約，想著「提供受訪者資料包括訪談錄音」，想著梁朗的聲音在那個錄音裡說的每一句話，想著那段背景聲——安排好咗，聽日碼頭見——她意識到，她現在正在考慮的，是一件可能傷害他的事。

她說「會幫他」。

但她現在考慮的，是一件可能會讓他進入某個她看不見的系統的事。

這兩件事，怎麼可能同時是真的？

她走到走廊盡頭的窗前，看著庭院裡的那些學生。

有個女生坐在草地上，手裡拿著一本書，但沒有在看，只是仰著頭，閉著眼，讓陽光曬在臉上，像是暫時把所有事情都放下了。

程穎看著她，想，那個女生不知道她今天站在這個走廊裡，想著一件她說不清楚是對還是錯的事。

她拿出手機，打開備忘錄，輸入幾個字——她現在沒有帶那支鉛筆，但有些字必須記下來，不然它們會在腦子裡佔太多的空間：

黃教授說「讓那些被忽略的人真的得到幫助」。但幫助的前提是「識別」。識別的代價是被看見。被看見有時候是保護，有時候是暴露。我不確定梁朗被那個系統看見，是保護，還是暴露。

她看著這段話，停了一下，繼續輸入：

他說「會唔會幫我」。我說會。但我現在不知道，「幫他」和「交那份資料」，能不能同時是真的。

她把手機放回口袋，往樓梯方向走。

下樓的時候，腳步很輕，像是怕驚動了什麼。

她走出圖書館，走進那個陽光很好的庭院，路過那個仰著頭曬太陽的女生，沿著石級往下走，走進薄扶林道的下午。

薄扶林道的車聲把她拉回現實。

她站在路邊等巴士，手放在帆布包的帶子上，看著遠處的海——在這個角度，能看見一小片的海，藍灰色的，在陽光下有點刺眼。

她想起她的研究題目：城市系統性忽略——香港邊緣人群的生存困境與社會缺席。

她想起她寫這個題目的時候，覺得自己在做一件重要的事——讓那些被城市忽略的人，被看見，被記錄，被納入某種更大的理解。

但「被看見」，不是沒有代價的。

被一個善意的研究者看見，是一回事。

被一個她還不完全了解動機的機構看見，是另一回事。

巴士來了，她上去，找了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看著窗外的薄扶林道慢慢往後退。

她想，她還有時間。

黃教授說「這個禮拜內」，還有幾天。

她需要那幾天。

不是為了做決定，是為了確認，她做決定的時候，是因為她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不是因為時間到了，不得不做。

【作者話】

黃教授不是反派。

這是我想在這一章裡說清楚的一件事。

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有道理。他相信那個資助是一個好機會，他相信「讓研究走出學術圈」是對的，他相信程穎的研究可以真的幫到人。

他不知道施國雄的名字背後有什麼，不知道「識別弱勢社群」的資料可能被用在別的地方。他只是一個把學術體制的規則內化了、習慣在那個規則裡運作的人。

而這，比一個明顯的反派更難處理。

因為你很難對一個「合理地做著合理的事」的人說「不」。

但程穎想起的，是一件他不知道的事——

梁朗說「可以」錄音，是因為他信任她。

不是因為他信任基金會。

研究倫理的核心，不是規則，是信任。

那份信任，不是她的，是梁朗給她的。

她沒有權利把它轉讓給一個梁朗從來沒有同意過的人。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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