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的 10 月，是我與「她」相戀一週年。秋天的澳門少了一份悶熱，多了一份清爽。我們約定好，是時候要走進對方的家庭。
首先是「她」來到我家。
起初，我父母確實是有些微言的。畢竟這一年來，我為了打長途電話、為了去上海，搞得整個人瘦了一圈，還因為電話費與家裡鬧過好幾次。但當他們見到從上海回來之後的我，不再是那個渾渾噩噩、只知道去遊樂場的學生，而是一個對未來有計劃、眼神變得堅定的年輕人，他們就知道，是這個女孩讓我成長。
我母親煮了一整桌她的拿手小菜。那天晚上，「她」表現得大方得體，我父母笑得合不攏嘴。那種溫暖，讓我覺得未來充滿了希望。
但我沒想到，當角色調換，我去到「她」家的時候，迎接我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氣氛。
「她」家住在那種我平時只會路過、絕對不敢進去的高級住宅區。她的父親是當時澳門唯一賭場的高級管理層，在那個年代的澳門，這種身份代表著金錢與地位。
那頓飯，我坐立難安。
「阿威，你爸爸在哪裡搬運呀？辛苦喔。年輕人，你之後有什麼打算？是不是打算像你爸爸那樣？」她的父親一邊切著牛排，一邊用一種客氣但帶著骨子裡傲慢的口吻問我。
我除了陪笑，根本無話可說。他父親整晚都在講著他在賭場如何管理幾百人，講著他工作上有多成功。而她的母親雖然話不多，但那種冰冷的眼神一直在我身上掃視，彷彿想看穿我廉價襯衫下的貧窮。
事後我才知道，她母親對我的評價是：「這個男孩子太木訥，不會主動幫忙，根本配不上我們的女兒。」
吃完飯，她父親開著那輛名貴的歐洲車送我回家。
當車子駛入我住的那一區，停在那幢舊樓門口時，車子的引擎聲與周圍破舊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他父親望了一眼我住的那幢樓，臨下車前，冷冷地對我說了一句：
「阿威，你們做朋友是沒問題的，不過『她』的朋友很多，未必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常跟你在一起。明白嗎？」
那句「做朋友沒問題」，聽在我耳中，就像宣判了我的死刑。
我站在街頭，望著那對漸漸遠去的車尾燈，手心裡還是濕的。10 月的風吹過來，第一次讓我覺得，原來上海的 21 小時火車不是最遠的距離，這種家境的鴻溝，才是最難跨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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