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大廈像一塊巨大的海綿，吸附著這座城市最擁擠、最嘈雜、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汗。入口處的人流從未間斷，拖著購物車的菲傭、拎著外賣盒的速遞員、穿著制服的保安、抱著嬰兒的南亞裔婦女......他們進進出出，像血液在心房與心室之間流動，沒有人抬頭看天，也沒有人停下來。
梁嘉恩站在崇德大廈對面的天橋上，看這棟樓如何在下午三點的陽光裏顯出它真實的面貌。不是夜景霓虹下的迷離，不是暴雨中的狼狽，而是日常的、不加修飾的、甚至有些乏味的灰。那塊斑駁的招牌上，有兩個字的霓虹管已經斷了，只剩「崇」和「廈」在灰濛濛的空氣裏一明一滅，像某種快要斷氣的呼吸。
梁嘉恩摘下鏡頭蓋，舉起相機。取景器裏的世界立刻變得不同。那些雜亂的、喧囂的細節被框成了一幅有邊界的畫面。她按下快門，聽見那聲熟悉的、機械的咔嚓聲，像是某種確認，確認她已把這些即將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東西，固定在某一格。
但她知道，一張照片遠遠不夠。返港五個多月以來，她一直在找一個主題。不是尋找新聞素材、也不是試圖揭露某種真相，畢竟她早就不相信「真相只有一個」的敘事了。好的紀錄片不是告訴觀眾答案，而是讓他們看見問題。她想要拍攝的是這座城市的某個切面，一個能讓人停下來、多看幾眼的切面。
崇德大廈就是她篩選過很多選項之後，留下的唯一答案。
穿過那條窄得只能容一人通過的走廊時，她的鞋跟踩在瓷磚上，發出清脆的響聲。頭頂的燈管閃了幾下，像是快要熄滅，又在最後一刻掙扎著亮起來。走進樓梯間，那股潮濕、油煙、還有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酸腐味再次襲來。和上次相比，牆上的廣告又多了幾層——最上面是某間中醫館的宣傳單，紅底黃字，寫著「調理新冠肺炎後遺症」。底下壓著一張尋人啟事，邊角已經捲起，照片上的女孩笑容模糊，像隔著一層水霧。
「十八歲，最後露面時身著白色外套......」
十八歲，和她當年去美國時一樣的年紀。梁嘉恩停下來，手指輕輕觸碰這張紙的邊緣。紙已經貼了很久，久到膠紙的邊緣都變成了灰黑色。她不知道這個女孩後來有沒有被找到，從那張紙的殘破程度來看，大概沒有，但她也無從求證。
她繼續往前走，腳步不自覺地放輕了。這棟大廈像一個巨大的蜂巢，每一扇門後面都有一個正在運轉的小世界。而她是一個闖入者，一個帶著相機，居心叵測的闖入者。
四樓的走廊比樓下寬敞一些，但堆滿了雜物。幾輛生鏽的單車靠牆立著，車輪上掛著膠袋；一個破舊的梳化被棄置在樓梯口，海綿從裂縫裏翻出來，像某種內臟；牆角疊著幾個紙皮箱，上面用筆寫著「勿動」，字跡歪歪扭扭。
梁嘉恩注意到其中一個紙箱上畫了一個小小的太陽，用彩色筆畫的，筆觸稚嫩，像是孩子的作品。她在那個太陽前站了一秒，想像著某個孩子蹲在走廊上畫畫的場景，然後舉起相機，拍了一張。
她看見一個女人蹲在走廊盡頭，面前擺著一個膠盆，正在用手搓洗衣服。女人的皮膚黝黑，穿著一件色彩鮮豔的長裙，頭上裹著一條同樣鮮豔的頭巾。
梁嘉恩舉起相機，透過取景器看著那個女人。取景器裏的畫面有一種粗糙的美感。逆光把女人的輪廓勾勒出一圈銀白色的邊緣，膠盆裏的水反射著從窗外透進來的微弱光線，那些泡沫像是漂浮在黑暗中的星星。「這是一張好照片。」她在心裏說，「所有的細節都在說一些不需要翻譯的話。」
「咔嚓。」聲音在走廊裏迴盪了一下。女人沒有抬頭，繼續搓著手裏的衣服。
梁嘉恩放下相機，往那個方向走了兩步。她需要更近一點，需要拍到更清晰的畫面——女人的手、盆裏的水、那條被搓得發白的衣服。如果可能的話，她還想拍到女人的臉。一張有故事的臉，比十個空鏡頭都管用。
就在這時，四樓另一端的電梯門打開了，有人走出來。梁嘉恩沒有回頭，她的注意力還在那個女人身上。但腳步聲越來越近，近到她不得不注意到。
「五樓的走廊通風不太好，我上次就發現了。」
聲音很熟悉，不是似曾相識，而是深入骨髓。梁嘉恩愣了一下，放下相機，轉過身。
大約十米之外，弟弟梁卓文站在電梯中，穿著那件她見過無數次的深藍色衛衣，手裏緊握著手機，正低頭看著甚麼，電梯門緩緩合攏，他的身影被吞沒在門縫裏。走出來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戴著眼鏡，頭髮灰白，穿著一件卡其色的夾克，肩上背著一個略顯陳舊的包。他正站在一扇半開的門前，從門縫裏往裏面看，動作小心翼翼，像是在觀察某種怕驚擾的動物。
梁嘉恩認出了那件夾克，她在搜過崇德大廈的資料時見過這張臉，也知道他和弟弟的關係。她猶豫了一下，還是走上前開了口：「葉教授？」
那人轉過身來。一張清瘦的臉，眼鏡片後的目光銳利但溫和，像是一把收進鞘裏的刀。他看見梁嘉恩，先是微微一愣，隨即露出好奇的神情。
「你是？」他問。
「我是Katie。」她走過去，伸出手，「是Terence的家姐。」
葉清泉握了握她的手，他的手指比她想像中粗糙一些，笑容裏有一種長年待在書齋的人才有的、不擅社交的笨拙。
「噢，Terence。」他用下巴指了指那扇半開的門，「他正在五樓。你要不要......」
「不用了。」梁嘉恩打斷他，語氣比預想的快了一些。她頓了頓，補了一句：「我還有事，下次再聊吧。」
她說「下次」的時候，目光不自覺地飄向樓梯口。電梯門緊緊閉著，只剩下一小片從窗口斜射進來的陽光，落在髒兮兮的地磚上，像一塊被遺忘的布。
她和弟弟之間，一直隔著一層看不見的東西。不是矛盾，也不是冷戰，她說不上來。那些寒暄太輕了，輕到撐不起他們之間那層看不見的東西。她寧可不見。
葉清泉看了她一眼，沒有追問。他只是點了點頭，說：「那改天再約。我正好也有些問題想請教你。」
「請教我？」梁嘉恩有些意外。
「關於紀錄片的事。」葉清泉說，「Terence說你在拍關於城市的紀錄片，我很有興趣。我做的歷史學研究，某種程度上也是在『記錄』，只是用的是文字。」
梁嘉恩沒有立刻回答。她想起了梁卓文房間裏那扇長期半開的門，以及門縫中那個坐得筆直，正在低頭打字的人。他完成功課的姿勢和小時候一模一樣，背挺得直直的，頭卻埋得很低，像是要把自己整個人埋進電腦裏。梁卓文從小就是那種乖順的孩子，成績好、聽話、不會招惹是非。而她不是，她會反抗、她會爭辯，她早早地離開，又悻悻地歸來。
「好，」她收回視線，對葉清泉說，「改天我請您喝咖啡，到時候再聊。」
「一言為定。」葉清泉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遞給她。名片很樸素，白底黑字，只有姓名、職銜和一個電郵地址。梁嘉恩接過來，放進帆布袋的夾層裏。
她轉身離開。走過樓梯間時，她的腳步頓了頓，但沒有停下來。她聽見五樓隱約傳來梁卓文的聲音，很輕，像是在問甚麼問題，語氣裏帶著他慣有的那種、近乎討好的溫柔。
她加快腳步，走下樓梯，三樓、二樓、一樓。那些氣味再次依次湧上來，層層疊疊的，像一床太厚的被子，壓得她有些喘不過氣。
她想，如果她是電影導演，她會在這裏拍一個長鏡頭。鏡頭跟著一個人走下樓梯，穿過走廊，走出大門，走進街上的陽光裏。那個人的背影會越來越小，但始終在畫面中央。觀眾會跟著他走完這段路，然後看著他消失在人群中。
走出崇德大廈的時候，天色已經暗了。霓虹燈比剛才更亮了一些，「崇」和「廈」兩個字在夜幕中一明一滅，像某種密碼。她站在門口，深深吸了一口氣。
手機震了一下。她拿出來看，是弟弟發來的訊息：「我今晚不回家吃飯，你自己同爸媽講。」
她盯著那行字，忽然想笑。他也許根本不知道她就在離他不到二十米的地方。也許他知道，但他選擇了不說。他們之間就是這樣，太多的「知道」卻「不說」，太多的「不說」卻「知道」。
她回覆：「好。」
走了幾步，她回頭看了一眼。崇德大廈的輪廓在夜色中顯得更加模糊，像一塊被時間侵蝕的礁石，孤獨地矗立在鬧市的洪流之中。那些亮著燈的窗戶，像一雙雙睜開的眼睛，沉默地注視著這座城市。
港鐵站的自動扶梯緩緩下降，將她帶入地下。月台上人不多，幾個穿著制服的學生聚在一起聊天，露出開懷的笑容。她找了個沒人的位置坐下，打開手機，翻開弟弟的IG主頁。
他最新的一條貼文是三天前發的，一條和朋友在K房唱歌的影片，配文只有兩個字：「With Howie」。底下有幾十個讚，還有幾條留言，其中一個叫「chantelhzq」的帳戶寫著：「超好聽！」弟弟回了一個笑臉。
看樣子，弟弟的世界裏有更多她不知道的事。
列車進站了，她收起手機，走進車廂。門關上之前，她最後看了一眼月台。那些學生還在笑，旁邊一個中年男人在低頭看手機，螢幕的光照著他疲憊的臉。
車廂晃了一下，列車駛入隧道。窗外的燈光一明一暗，像某種規律的心跳。她閉上眼睛，感覺自己像一節被甩在軌道盡頭的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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