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寄北》 - 序章〈奶奶留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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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連下了幾天綿密小雨。

雨不算大，落在老屋的青瓦上，細細密密，從午後一直下到黃昏。西廂的窗框年久失修，被風一吹便輕輕作響。我拿了只木盆放在窗下，等了半晌，卻沒有一滴水漏進來。

那扇窗看著舊，倒比屋裡許多東西都牢靠。

母親說，奶奶生前不願搬離這間屋子。家裡幾次提過替她換窗，她總說不必，木頭雖舊，還能用。

「有人修過的。」她說。

至於是誰修的，她從來沒有提。

屋裡的東西已收得差不多，只剩西窗下那張舊書桌。桌腳磨得發白，邊角留著深淺不一的墨痕。靠牆放著一只樟木匣，銅扣上生了一層暗綠色的鏽。

我小時候見過這只木匣。

奶奶不准我碰，卻也從來不上鎖。每逢梅雨時節，她便會把裡面的紙一疊疊取出來，鋪在桌上透氣。那些紙有的薄如蟬翼，有的粗得能看見草梗；有些寫得滿滿當當，有些只剩半頁。她總戴著老花眼鏡，一封封翻過，偶爾用指腹壓平翹起的紙角。

我問過她，這些是不是情書。

她說，哪有那麼多人，一輩子只顧著談情說愛。

匣子裡有父親寫給兒子的平安信，有妻子寄給丈夫的家常話，也有走失多年的人托親友四處打聽的尋人書。更多的是已經叫不出名字的人，將心裡的幾句話交給奶奶，再由她替他們寫到紙上。

奶奶年輕時替人代書。

那時識字的人不多，能提筆的姑娘更少。有人從外地捎來地址，自己卻不會回信；有人攥著一張皺巴巴的紙，在她桌前坐上半日，也只說得出一句「家裡都好」。

奶奶便問，老人的咳嗽好了沒有，田裡收成如何，孩子今年長高了多少。問到最後，那句「家裡都好」總能寫滿兩三頁紙。

她說，代書不能只寫別人說了什麼。

還要知道他沒有說什麼。

我掀開木匣，裡面果然還是那些紙。

最上頭是幾冊用棉線裝訂的舊簿，封皮上寫著年份。墨色已褪成淡灰，字跡卻依舊端正。往下翻，有借據、訃告、家書，也有幾封措辭生澀的情書。奶奶替每一位客人保留底稿，旁邊以小字記下收信的地方與日期。

民國十二年，天津。

民國十五年，保定。

民國二十一年，上海。

有些信後面畫了一個小圈，應是順利寄達；有些則只留下一道短線。我翻了許久，才在最底下看見一層洗得發白的藍布。

那塊布包得很仔細，四角往內折，外頭還繫了一條細繩。

裡面沒有代書底稿，只有兩封信。

其中一封帶著信封，封面已泛成陳舊的黃褐色。郵票缺了一角，郵戳也被歲月磨得模糊，只隱約辨得出「上海」二字。

收信人是奶奶年輕時的名字。

那字寫得並不好看。橫畫有些斜，轉折處又總像遲疑著不敢落筆。奇怪的是，寄信人寫奶奶的名字時，卻一筆一畫格外端正，彷彿在落筆以前，已經在心裡練過許多遍。

信封沒有黏緊。我把裡面的信紙抽出來，紙面立即散出一股潮濕的舊味。

信不長。

上海今夜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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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間電燈千盞，照得長夜如晝。我下工以後沿街走了很久，看見車燈照過水面，也看見商店櫥窗整夜不熄，卻總覺得，不如妳窗前那一點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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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收到妳的信，知道北京入了秋。妳問我何時回去，我如今仍不能給妳一個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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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問歸期，未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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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回去，再與妳共剪西窗燭。

信到這裡便結束了。

沒有稱呼，也沒有落款。

我又讀了一遍。

上海的雨，街上的燈，北方入秋的西窗。字裡有許多停頓，有幾處墨跡比旁邊更深，像是寫信的人懸腕許久，才終於決定留下那一句。

唯獨沒有一個「愛」字。

另一張紙比上海來信更薄，裁得十分整齊。右上角寫著日期，第一行則端端正正落著一個男人的名字。

筆跡是奶奶的。

那名字之後，整張紙一片空白。

沒有問候，沒有回覆，也沒有寫信人應有的落款。只有紙張中央留著一點極淡的墨痕，像筆尖曾經停在那裡，久久沒有移動。

我將紙迎向窗外的天光，仍找不到第二個字。

小時候，我曾見過奶奶拿著這封信。

那年也是雨天。我趴在她的書桌旁寫功課，見她戴著眼鏡，把那張上海來信翻來覆去讀了許久。我不認得信上的舊字，只問她，寫信的人是不是不會寫情書。

奶奶笑了一聲。

「他會寫。」

「那他怎麼寫這麼多？」

她將信疊好，指腹慢慢撫過信紙上的折痕。

「真有勇氣的人，三個字便夠了。」

「那寫很多字的人呢？」

她望向西窗。窗外雨水沿著屋簷落下，將院裡的石板洗得發亮。

「就是不敢說，才要拿滿紙的字，騙自己的情意。」

那時我不明白。

我以為她說的是寫信的人不誠實，便又問：「那妳被他騙了嗎？」

奶奶沒有回答。

她只是把信放回木匣，過了很久才對我說：「妳年紀還小，總以為紙上沒寫的，就是沒有。」

如今我坐在她坐過的位置，窗外仍是同一場北京的雨。

桌上，一封信寫滿了夜雨、燈火與歸期；另一封信卻只留下了一個名字。

我不知道寫信的男人是誰。

家裡也從來沒有人提過他。奶奶後來結了婚，有了母親，也有了我。她的一生有丈夫、有兒女、有自己的代書鋪，晚年還在巷子裡教幾個孩子認字。那個沒有落款的男人，像一道被歲月折進紙縫裡的舊痕，沒有出現在我們熟知的任何一段往事中。

可奶奶保留了他的信。

也保留了那張始終沒有寫完的回信。

我將兩張紙並排放在桌上，才發現它們的尺寸幾乎一樣。上海來信的左下角有一小塊淡褐色的水痕，奶奶的空白信紙上，也有一處相似的痕跡。

像是兩場相隔千里的雨，曾經落在同一個地方。

木匣裡還有數百封信。

我原本只想按照年份整理，再將破損的紙送去修補。可那天下午，我沒有把上海來信放回去。

我從最早的一冊代書簿開始翻。

第一頁的紙已經發脆，上頭是奶奶年輕時的字。那時她的筆畫尚未像晚年那般沉穩，字尾帶著一點收不住的鋒，像一個初次在街邊擺桌的姑娘，明明心裡緊張，仍要把腰背挺得筆直。

頁首只寫了一行小字：

民國十一年，城南郵驛外，春。

那一年，奶奶還沒有自己的鋪子。

她只有一張借來的桌子、一方硯台、幾疊裁好的信紙，和一面風吹便會歪斜的白布招牌。

招牌上寫著兩個字。

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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