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方會議室的長桌上攤著兩張圖。
左邊那張是張國棟手繪的廢墟平面圖，用的是方格紙，鉛筆打底，藍筆描邊。線條不算工整，但有老刑警特有的那種精確——每一條線都標了尺寸，每一個轉角都註明了角度，旁邊密密麻麻寫滿了備註：「此處為活板門，2018年3月由廢墟攝影師陳建黑首次發現」「此處為直播團隊停放車輛位置」「此處地面塌陷，疑似下方空腔」。圖的正中央是一個長方形的區塊，用紅筆圈起來，旁邊寫著「地下室，約六坪，推測位於倉庫遺址下方」。
右邊那張是地政事務所調出來的原始建築藍圖。紙張已經泛黃了，邊角有蟲蛀的痕跡，藍色的底色褪成了灰藍色，白色的線條變得模糊，但輪廓還看得清楚。慈暉育幼院的原始配置很簡單：一棟兩層樓的主建物，坐北朝南，正面有一個小小的廣場。主建物的後方，左右兩側各有一間平房，藍圖上標記為「倉庫」。左側那間倉庫的尺寸大約六坪，和張國棟圈出來的那個區塊幾乎完全重合。但藍圖上沒有地下室。倉庫就是倉庫，地面層，沒有樓梯，沒有通往地下的標示，沒有任何「下層」的記號。
張國棟站在兩張圖之間，手指點著左側那間倉庫的位置。
「老黑發現活板門的位置在這裡。」他的指尖從藍圖移到平面圖，在同一個位置上停下來。「但藍圖上這裡標的是倉庫，沒有地下室。」
主委皺眉。他摘下老花眼鏡，湊近藍圖，瞇著眼睛看了好一會兒，然後把眼鏡戴回去。
「所以地下室不是原始的？」
「不是。是後來加的。」
「誰加的？」
張國棟沒有馬上回答。他從檔案夾裡抽出一份舊報紙的影本，紙張已經泛黃了，邊緣有明顯的摺痕和褐色的斑點。那是一份民國四十六年十二月的地方版小報，頭版頭條是「慈暉育幼院大火，院長夫婦倖存」，內頁的一個角落有一則不到兩百字的新聞，標題是「育幼院成立四年，收容孤兒數十人」。他把那份影本放在桌上，手指壓在「院長郝大德」那四個字下面。
「院長，郝大德。這塊地是他買的，房子是他蓋的，地下室也是他挖的，沒有申請執照，沒有建築圖，沒有任何公文記錄。所以他死之後，沒有人知道地下室的存在。」他把影本收回檔案夾，看著主委。「如果地下室是他私自加蓋的，那他就不是不小心把孩子忘在下面。他是故意把孩子關在那裡。」
會議室裡沒有人說話。冷氣的低頻運轉聲在安靜的空間中被放大，變成一種嗡嗡的、像是某種生物在呼吸的聲音。老陳第一個打破沉默，他的聲音比他平常說話的時候輕了很多，像怕被什麼東西聽到。
「所以那些孩子，不是意外死的？」
張國棟沒有回答。他的沉默就是答案。他把兩張圖併排放在桌上，用磁鐵壓住四個角，然後退後一步，讓在場的所有人都能看到那兩張圖之間的落差。一張是官方的、合法的、被批准和被記錄的版本——沒有地下室。另一張是他根據現場勘查和證人證詞推導出來的版本——有地下室，六坪大，藏在一間倉庫的底下。兩張圖之間隔著的不只是圖紙的厚度，隔著的是六十幾年的謊言、遺忘、和一次被輕率簽下的「誤報結案」。
主委站起來。他的動作很慢，像是每個關節都在跟他討價還價。他繞過長桌，走到會議室角落的神桌前。神桌不大，木頭漆成暗紅色，桌面被香煙薰出一層薄薄的黑色油垢。神龕裡供著幾尊神像，最中間那尊是廟裡的主神，面容被香煙薰得模糊，看不出喜怒哀樂。
他從神桌旁邊的抽屜裡拿出三炷香，用打火機點燃。香頭燒紅了一小截，白煙裊裊上升，在神像面前扭動了幾下，然後消散在空氣中。他把香舉到眉心的高度，閉上眼睛，跪下去。膝蓋碰到地板的聲音很輕，但在安靜的會議室裡，每一個人都聽到了。
「弟子請示。這塊地，能不能開挖？」
他把香插進香爐，雙手捧起筊杯。筊杯是木頭的，顏色已經被手汗和歲月磨成一種深沉的咖啡色，邊角圓潤光滑。他把筊杯舉到齊眉的高度，閉了一下眼睛，然後鬆手。筊杯掉在地上，彈跳了一下，然後靜止。一正一反。聖杯。
主委撿起筊杯，再擲。一正一反。第二次聖杯。他再撿起，再擲。一正一反。第三次聖杯。
會議室裡的幾個老委員交換了眼神。連續三次聖杯，這不是巧合。在廟裡的規矩中，連續三次聖杯代表神明的明確應允——不是「可以考慮」，不是「再看看」，是「准了」。主委從地上站起來，膝蓋發出輕微的聲響。他轉過身，看著在場的所有人。他的表情沒有變化，但他的眼睛和剛才不一樣了。那雙眼睛裡多了一層東西，不是決心，不是勇氣，是一種更原始的、像是在暴風雨中決定把船駛出港口的船長才會有的那種表情。他知道可能會翻船，但他更知道不出港就是等死。
「開挖。不管挖出來是什麼。我們扛。」
開挖前三天，廟方再次請示神明。這一次不在廟裡，在廢墟現場。
法師說要「現場請示」，因為問題的答案不在廟裡，在地下。乩身站在廢墟的中央，腳下踩著雜草和碎磚頭。道士團圍成一個半圓，手持法器，銅鈸和木魚的聲音在山谷中迴盪。廟方委員站在外圍，沒有人說話，沒有人交頭接耳，連呼吸都刻意放輕。張國棟站在人群的最外圍，靠著一棵檳榔樹，手裡拿著筆記本，筆尖已經抵在紙面上，等他需要記下來的東西。
乩身開始踩步伐。他的動作和廟裡不同——在廟裡，他的步伐是規律的、從容的、像在跳一支他跳了千萬遍的舞。但在這裡，他的步伐是試探的、猶豫的，每一步都像是在確認腳下的地面是否穩固，像一個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的人。他踩了幾步，停下來，再踩幾步，又停下來。他的身體微微前傾，兩手垂在身體兩側，手指微微蜷曲，像在觸摸看不見的東西。
然後風停了。
不是變小，是停了。像有人按下了暫停鍵。張國棟抬頭看——檳榔樹的葉子原本在風中輕輕搖晃，發出沙沙的聲響，現在全部靜止。草也不動了。旗幟也不動了。圍在廢墟周圍的幾面五色旗原本被風吹得啪啪作響，現在像被釘在旗桿上一樣，紋絲不動。空氣變成了固體。不是溫度變了，是密度變了。張國棟感覺自己站在一個巨大的、透明的果凍裡面，每一次呼吸都要用力把空氣吸進肺裡。
乩身的身體猛然挺直。原本微微前傾的姿勢在一瞬間變成筆直的、繃緊的、像一根被拉滿的弦。他的下巴抬高，喉嚨暴露出來，眼睛翻白，嘴巴張開。聲音從他的胸腔裡出來，不是從嘴巴——是從胸口的位置，像是有人在他的肋骨後面裝了一個喇叭。
「入口在舊址後方，被磚石木料壓住了。不是你們看到的那個門，那是外門。還有一個內門，在倉庫地基下方一尺半，被土埋住了。」
那個聲音很慢，很沉，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很深很深的地方被撈上來的，帶著水聲、泥聲、時間的鏽蝕聲。張國棟低下頭，在筆記本上飛快地畫圖。他先畫出活板門的位置——那是外門。然後往左偏兩公尺，那是神明說的方向。然後往下一尺半，那是神明說的深度。他本來以為活板門下面就是地下室，但神明說還有「內門」。這意味著地下室不是一個單一的空間，而是分層的，或者有隔間，或者有通道。他不知道，但他在筆記本上畫了一個雙層的結構，標註：「外門→通道→內門→地下室」。
「那些孩子不是燒死的。」
乩身的聲音變了。不是變小，是變低。頻率往下沉，沉到一種接近地鳴的、讓人胸口發麻的音域。張國棟的筆停了。
「他們死的時候還活著，是煙嗆死的。門沒有鎖，但沒有人在裡面開。」
張國棟抬起頭，看著乩身的方向。他的筆還握在手裡，但沒有在寫。門沒有鎖。這三個字在他腦子裡轉了一圈，像一顆子彈在密閉的空間中彈跳，找不到出口。門沒有鎖。那為什麼沒人開門？他想問，但沒有開口。他知道現在不是問問題的時候。他把那個問題壓在舌頭下面，等。
「他們的骨頭上有傷。那不是火燒的，是關進去之前就有了。」
乩身頓了一下。那個停頓很長，長到有人以為神明退駕了。道士的銅鈸舉在半空中，不敢放下來。然後乩身又開口了。這一次，他的聲音變了——不是變大變小，不是變高變低，是變成了另一個人。不是另一個「神明」，是另一個年齡。那個聲音裡突然多了一種不屬於成年人的質地，一種柔軟的、脆弱的、像是喉嚨還沒有發育完全的小孩才會有的那種帶點氣音的聲音。
「他們不只是一群小孩。他們是十六個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然後祂開始報名字。一個一個，每個名字之間有很長的停頓，像是乩身在等，等那些孩子自己說出來。祂不需要問「你叫什麼名字」，祂只是等。黑暗中，那些沉默了六十幾年的聲音一個一個舉起手，說「我在這裡」。
「阿勇，十一歲。」
張國棟寫下第一個名字。他寫得很用力，筆尖幾乎要劃破紙面。
「阿秀，七歲。阿弟，三歲。妹仔，三歲。阿蘭，九歲。阿國，十歲。」
名字繼續被報出來。張國棟一個一個寫，越寫越慢。不是因為手痠，是因為他的眼鏡開始起霧。不是霧氣，是他自己的呼氣，因為他把臉湊得太近，因為他怕漏掉任何一個名字。他寫到第八個的時候，手指停了零點幾秒——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他不是在寫一份名單。他在寫一篇點名簿。六十幾年前，在那間地下室的黑暗中，有一個老師或一個大人應該拿著這本點名簿，一個一個念出他們的名字，確認他們還在不在。沒有人做。現在他在做。在廢墟旁邊，靠著一棵檳榔樹，用一支快沒水的原子筆，在一本皺巴巴的筆記本上，一個一個寫下他們的名字。他寫的不是名字，是他欠了二十年的「有」。
最後一個名字被報出來之後，乩身的聲音停了。停了大約三秒，然後他的身體猛然一軟，往前傾倒。旁邊的道士扶住了他，把他的身體慢慢放低，讓他坐在一張塑膠椅上。他睜開眼睛，眼神是渙散的、迷茫的，像一個剛從很深的睡眠中被叫醒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剛才說了什麼。他問旁邊的人「我有說什麼嗎」，道士說「有」，他說「說什麼」，道士說「十六個名字」。乩身沉默了一下，然後說了一個字：「喔。」他不知道那些名字是什麼意思，他只知道他在這裡站了四十年，第一次遇到這種事。
道士團的銅鈸還舉在半空中，沒有人記得放下來。法師第一個回過神，他走過去，把銅鈸從道士手中輕輕抽走，放在供桌上。銅鈸碰到桌面，發出很輕的一聲「噹」，像一個句點。
張國棟沒有動。他還靠在那棵檳榔樹上，筆記本攤在左手掌心上，右手還握著筆。他低著頭，看著那十六個名字。阿勇。阿秀。阿弟。妹仔。阿蘭。阿國。他一個一個默念，念到最後一個的時候，他的嘴唇動了一下，沒有聲音，但那個形狀是一個孩子的名字——最小的那個，三歲，叫妹仔。他念完之後，把筆記本闔上，放進口袋。他的手指碰到口袋裡那張皺巴巴的便條紙，那張寫著「誤報結案」的便條紙。他沒有拿出來。他只是碰了一下，像在確認它還在那裡。
他抬起頭，看著乩身的方向。乩身正在喝水，塑膠杯裡裝的是礦泉水，他喝得很急，水從嘴角溢出來，沿著下巴滴在道袍上。張國棟等他喝完，問了一個問題。他的聲音不大，但在安靜的廢墟中，每一個人都聽到了。
「他們為什麼知道自己的名字？」
乩身把塑膠杯放在旁邊的椅子上，用袖子擦了擦嘴巴。他看著張國棟，眼睛裡沒有一絲剛才起乩時的痕跡——那雙眼睛現在是一個六十歲老人的正常眼睛，帶著疲憊、帶著血絲、帶著一種「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但我會回答你」的茫然。
「我不知道。我只是聽到聲音，一個一個來，像點名一樣。」
「像點名。」張國棟重複了一次。
他把這三個字含在嘴裡，嚼了嚼。他想起小學教室裡的點名。老師站在講台上，手裡拿著點名簿，叫到誰的名字，誰就舉手喊「有」。那個儀式的意義不只是確認出席——它在說「你在這裡」，「我看到你了」，「你沒有被遺忘」。這十六個孩子在地下室裡等了六十幾年，沒有人叫他們的名字。沒有人說「阿勇」，沒有人說「阿秀」，沒有人說「妹仔」。他們在黑暗中，只知道自己的名字，但從來沒有人叫過。他們只能自己叫自己。阿勇會在黑暗中低聲念自己的名字，怕自己忘記。妹仔還不太會說話，她的名字是她唯一會念的音節——「妹仔」「妹仔」「妹仔」，她念給自己聽，像一首只有一個詞的搖籃曲。
現在有人叫了。不是他們自己叫的，是一個站在陽光下的人，一個穿著道袍的乩身，用一個不知道從哪裡來的聲音，一個一個念出來。他們聽到自己的名字的時候，舉手了嗎？他們喊「有」了嗎？張國棟不知道。但他知道那十六個名字被寫下來了，在他的筆記本上，藍色原子筆，字跡端正。明天他會把它們抄在更乾淨的紙上，用更端正的字跡。後天他會把它們念出來，一個一個，在開挖現場，在十六個空白的牌位前面。這一次，他要聽到他們喊「有」。
回到廟裡，張國棟沒有跟其他人一起去吃飯。他一個人坐在會議室的角落，把筆記本攤開，左右兩頁並排。左邊是他從訪談中整理出來的證詞摘要——小鹿說「有一個男生叫阿勇」，阿Ken說「看到一排小孩」，阿誠說「音軌裡有唱歌的聲音」。右邊是神明今天報出來的十六個名字，以及「煙嗆致死」、「門沒有鎖」這兩個關鍵訊息。
他開始逐條比對。小鹿說有一個男生叫阿勇，神明說是。小鹿說有一個三歲女童，神明說是，叫妹仔。小鹿說他們一直在問「為什麼沒有人來開門」，神明說門沒有鎖。阿Ken說他在地下室的錄影中看到一排小孩，神明說十六個。阿誠說音軌裡有小孩唱歌的聲音，神明沒有提到唱歌，但提到了名字——那些名字在被念出來的時候，每一個之間都有很長的停頓，像是在等那個被點到名的孩子從黑暗中走出來，站到光裡面。那不是唱歌，那是一種更古老的、更原始的、像是在創世之初就被寫進某種程式裡的節奏。點名。從古至今，從軍營到教室，從人間到靈界，點名是確認存在的唯一方式。
主委不知道什麼時候走進會議室。他站在張國棟旁邊，低頭看著那兩頁比對表，看了很久。然後他拉開椅子坐下來，把老花眼鏡戴上，一個字一個字讀完。
「刑警先生，你這種態度叫做辦案，不叫做信仰。信仰是不管有沒有證據都信，辦案是證據到哪裡就信到哪裡。」他把老花眼鏡拿下來，放在桌上，看著張國棟。「你現在信到哪裡了？」
張國棟把筆記本闔上。他看著桌面上那張十六個名字的列表，那些名字在紙上排成兩列，像兩排等待被點名的學生。他想起小鹿說的那句話——「她不知道太陽是什麼」。三歲，從出生就在地下室裡，她的世界沒有四季、沒有晝夜、沒有顏色，只有黑暗和偶爾從通氣孔滲進來的一絲灰白色的、她不知道叫什麼名字的光。她沒有看過日出，沒有看過夕陽，沒有看過雨後的彩虹。她不知道這世界上有花，有蝴蝶，有冰淇淋，有媽媽的擁抱。她只知道好黑，和一個叫阿勇的哥哥。阿勇會在她發抖的時候說「不要怕，哥哥在這裡」。她要的不是陽光，她要的是這句話。
「我信那下面有十六個死人。至於是不是鬼——等挖出來再說。」
開挖前一天。張國棟一個人在家。
他把筆記本、檔案夾、照片、時間軸、比對表——所有的東西——全部收進一個黑色的公事包。拉鍊拉好，扣環扣好，放在玄關的地上。他站在玄關，看著那個公事包，覺得它像一具小型的棺材。裡面裝的不是遺體，是證據。是二十年的沉默，是十六個孩子等待被聽見的名字。
他走回客廳，坐在沙發上。茶几上放著一包煙——他今天下午去便利商店買的，長壽，軟盒。他把煙拆開，抽出一根，夾在手指間。打火機是舊的，用了好幾年，瓦斯快沒了，按了好幾下才點著。他把煙點燃，吸了一口。煙霧從他的口中吐出，在客廳的昏黃燈光中慢慢上升，扭曲，消散。他戒菸十年了。太太還在的時候，她說「你再抽我就搬去跟兒子住」，他沒有戒。後來她生病了，化療的時候聞到菸味會吐，他就在院子裡抽，抽完進來之前先洗手、漱口、換衣服。她走的那天晚上，他在醫院的停車場抽了半包，然後把剩下的半包丟進垃圾桶。那之後十年，他沒有再點過一根菸。今晚破戒。
他想起二十年前那通電話。值班台昏黃的燈光。掛鐘的咔噠聲。話筒裡那個被雜訊淹沒的聲音，說「他們被關在下面」。他想起自己把勤務日誌交出去的時候，連問都沒有多問一句。分局長說「誤報結案」，他說「好」。他沒有說「可不可以再查一下」，沒有說「我覺得這個案子沒有這麼簡單」。他說「好」。一個字，結束了。二十年的沉默，從那一個字開始。
「明天就知道了。」他對著空氣說。煙霧在他面前飄散，像一個沒有回答的疑問句。
手機亮了。螢幕上顯示的是兒子的名字——張志豪。他接起來。
「爸，我在新聞上看到你要開挖？你還好嗎？」
兒子的聲音比平常緊，像是在壓抑什麼。張國棟看著茶几上的菸灰缸——舊茶杯，裡面已經堆了好幾根菸蒂了。他把菸按熄，菸蒂丟進茶杯。
「很好。」
「新聞說那塊地怪怪的。你小心。」
張國棟想說「我是刑警，我有槍」，但他沒有說。他退休的時候就把槍繳回去了。現在他手上沒有槍，只有一本筆記本、一支原子筆、和一份寫了十六個名字的名單。這些東西對付不了鬼，但他不是在對付鬼，他是在找人。找那些等了他二十年的人。1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rq4EKYvQpP
「我會小心。你也要照顧自己。」1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kltriumTnQ
他按下發送。然後把手機放在茶几上，螢幕朝下。
他把那張「誤報結案」的便條紙從口袋裡拿出來，放在桌上。紙已經很皺了，摺痕像一條一條細細的河流，從邊緣往內延伸，在中間匯集成一個小小的、被磨得幾乎看不見的「案」字的下半部。他用拇指輕輕摸過那四個字，從「誤」摸到「案」。筆跡是分局長的，鉛筆，最後一筆拖得很長，像一條沒有盡頭的路。那條路他走了二十年，走到今天，終於到了路的盡頭。路的盡頭不是答案，是一扇門。門沒有鎖。他要把門打開。
「對不起。我來晚了。」
他的聲音很輕，輕到像在對一個不在這個房間裡的人說話。那個人可能在很遠的地方，也可能很近。可能在儲藏室的紙箱裡，可能在書房牆上的那張名單上，可能在那個他從來沒有去過的地下室裡。他不確定。但他知道那個人聽到了。因為他說出那句話的時候，客廳的燈閃了一下。不是停電，不是接觸不良。是閃了一下。像一個人在黑暗中眨眼睛。
天還沒有亮。
廢墟周圍架起了工程圍籬，鐵皮圍籬是藍色的，上面貼著「施工危險請勿靠近」的警告標語。四盞臨時照明燈架在圍籬的四個角落，強烈的白光把工地照得像白天。挖土機停在圍籬外面，橘色的車身，挖斗朝下，像一隻正在休息的巨大的金屬恐龍。法師在入口處設了一個小供桌，桌上鋪著紅布，擺著鮮花、水果、和十六個空白的牌位。牌位是新的，木頭色，沒有上漆，邊緣還看得到鋸齒的痕跡。每一個牌位上都貼了一張空白的小紙條，等著被寫上名字。
張國棟是第一個到場的人。他把車停在產業道路的路邊，走下車，走進圍籬。他的手裡提著那個黑色的公事包，公事包有點重，他的手指被提把勒出一條紅色的印痕。他站在圍籬內，看著那塊被雜草覆蓋的地面。照明燈的白光照在雜草上，雜草的影子在地面上拉得很長，像一根一根黑色的手指，指向同一個方向——活板門的方向。
空氣很涼。清晨的露水還沒退，他的皮鞋踩在草地上，鞋底發出細微的沙沙聲，草葉上的水珠沾濕了他的褲管。他沒有低頭看。他看著那塊地。那塊他從二十年前就應該來、但一直沒有來的地。那塊十六個孩子被關在下面、等了六十幾年的地。那塊八個開發商試圖翻動、卻被一個一個趕走的地。那塊明天就會被挖開、被剖開、被攤在陽光下的地。
他蹲下來。
膝蓋發出輕微的聲響，但他沒有扶牆——沒有牆可以扶。他蹲在草地上，把右手伸出去，手掌朝下，貼在地面上。泥土是冷的。不是清晨的那種冷，是一種更深層的、像是從地心傳上來的、已經存在了很長很長時間的冷。那種冷不是溫度計可以量出來的，它是一種記憶，一種這塊地記住了每一場雨、每一個冬天、每一次太陽升起又落下的痕跡。它也記住了那場火。它記住了那些孩子的哭聲。它記住了鐵門被關上時的那一聲悶響。它記住了六十幾年來沒有人來開門的那種沉默。
「我是張國棟。」
他對著地面說。聲音不是很大，但在清晨的寂靜中被放大了，像一顆石頭丟進平靜的湖水，漣漪一圈一圈往外擴散。風把他的聲音吹散了，但他不在乎。他要說的話已經說出去了，不管有沒有人聽到，不管有沒有人回應。
「我是來帶你們出去的。」
他蹲在那裡，手還貼在地面上。一秒，兩秒，三秒。什麼都沒有發生。風繼續吹，草繼續搖，照明燈的白光繼續照著這片即將被開腸破肚的土地。他準備站起來。
然後他感覺到了。
掌心的泥土動了一下。不是地震——地震的震動是從腳底傳上來的，是連續的、均勻的、像一條流動的河。這個震動不是從腳底，是從掌心，從他的皮膚和泥土接觸的那個小小的圓形區域。不是連續的，是一下。很短，很輕，像一個人在一扇很厚的門的另一邊，用拳頭輕輕敲了一下。不是求救，不是催促，不是抱怨。是確認。確認有人在這裡，確認那個人聽到了，確認那扇門的這一邊終於站著一個願意蹲下來、把手貼在地面上、說出「我是來帶你們出去的」這句話的人。
張國棟沒有站起來。他蹲在那裡，手還貼在地面上，感覺那陣震動從掌心傳到手腕，從手腕傳到手臂，從手臂傳到胸口，然後停在心臟的位置。他的心跳在那個瞬間和那個震動對上了節拍——咚、咚、咚，一下對一下，像兩個人在黑暗中找到了彼此的手。
他把手收回來，站起來。膝蓋又發出一聲抗議，但他沒有理會。他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把公事包從地上提起來，走到供桌旁邊。他把公事包放在桌上，打開，從裡面拿出那本筆記本。他翻到寫著十六個名字的那一頁，放在供桌上，用一顆蘋果壓住。
遠方的天際線開始泛白。從最深的灰藍色開始，慢慢變淺，變成淺藍，變成淡橘色，變成金黃色的光從山的輪廓後面射出來，照在圍籬上，照在挖土機上，照在供桌上十六個空白的牌位上。
開挖日。第一天。
十六個空白的牌位在晨風中輕輕晃動，發出細微的、像竹葉摩擦的聲音。最前面那一個牌位，上面的字還沒寫——第一個名字的位置還空著，等著被填上。供桌上擺著幾朵白色雛菊，花瓣上沾著清晨的露水，在陽光的照射下閃閃發亮。其中一朵雛菊，在無風的狀況下，花瓣自己動了一下。不是被風吹動的那種整齊的擺動，是一瓣、一瓣、一瓣，像一個很小很小的人，伸出手指，輕輕撥了一下花瓣。它在跟那朵花打招呼。它說「你好」。它說「我看到你了」。它說「這是花嗎？好漂亮」。六十幾年來，它第一次看到花。它不知道那是什麼，但它覺得好看。
張國棟站在供桌旁邊，從公事包裡拿出一支新的毛筆和一小瓶墨汁。他把墨汁倒進一個小碟子裡，把毛筆蘸滿墨，然後看著那十六個空白的牌位。風吹過來，把他的白髮吹亂了，他沒有撥。他拿起第一個牌位，壓在左手的掌心裡，右手的毛筆懸在半空中，筆尖離牌位的白色紙條大約一公分的距離。
他沒有馬上寫。他閉了一下眼睛。
然後他寫下了第一個名字。1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BDra7pIW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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