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的走廊很窄,兩個人並排走有點勉強,所以語晴走在前面,我跟在後面,看著她的馬尾一晃一晃的,聽她說話。
「早餐是八點到九點半,在樓下公共空間,老闆娘會做,不用擔心。腳踏車在門口右手邊,要借的話跟我說一聲,登記一下就好。」她一邊走一邊說,語氣很輕鬆,像是背書,但又不太像,比背書多了一種漫不經心的真誠。「附近騎腳踏車很舒服,但你如果要去鵝鑾鼻那邊,建議租機車,腳踏車會累死。」
「好。」
「你會騎機車嗎?」
「不會,香港人很少騎的。」
她點了點頭,說那就腳踏車或者叫車,然後停在走廊盡頭的一扇木門前,掏出鑰匙,把門推開。「你的房間。」
我站在門口看了一眼。
房間不大,木頭地板,踩上去有輕微的聲音,不是那種壞掉的聲音,是老房子的聲音。一張單人床,白色床單,棉麻質地,洗過很多次的那種白,不是酒店的冷白,是有點溫度的白。窗戶對著一片矮樹,樹葉在風裡動,樹後面是一條窄窄的路,再遠一點是下午三點的天空,藍得有點用力。傢具不多,一張小桌,一把椅子,一個掛衣服的橫桿,僅此而已。
「沒有海景,」語晴站在門口,語氣裡有一點點歉意,「海景的房間在你訂的時候已經被拿走了。」
「沒關係的。」
這是真的。我訂房的那個深夜,滑鼠點下去的時候連頁面都沒有仔細看,只知道有床、有屋頂、有一個可以把我放進去的空間就夠了。
語晴把鑰匙交給我,說衛浴在走廊共用,熱水要等個三分鐘,吹風機在鏡子下面的第二格抽屜,有什麼問題找她就好。我應了聲,她就離開了,腳步很輕,走廊的木板幾乎沒有發出什麼聲音。
我走進房間,把行李放在床邊,環顧了一下四周。
然後我做了一個很自動的動作——找插座在哪裡。眼睛沿著牆壁掃了一圈,在小桌旁邊找到了,走過去,把手機插上去。我站在那裡,看著充電的畫面亮起來,忽然意識到,進房間第一件事找插座,是因為手機要有電,手機有電才能隨時收到訊息,收到訊息才能隨時回應,這件事我已經做了太多年,做到連想都不用想。
我坐到床沿,把手機翻過來,螢幕朝下,放在桌上。
然後我就只是坐著。
我在香港住的地方在九龍,月租兩萬三,四百多平方呎,裝修是交樓標準,廚房沒有用過幾次,冰箱裡常備的東西是礦泉水和隔夜的飯盒,酒架上有幾瓶沒有喝完的紅酒和威士忌,都是客戶送的,偶爾獨自倒一杯,對著電腦螢幕喝,喝的也不是味道,是某種讓腦子稍微鬆動一點點的藉口。傢具是搬進去的那一年買的,宜家,功能夠用就好,沒有花心思在上面,因為那個時候已經知道,自己在那個家裡的時間,大概就是洗澡、睡覺、設鬧鐘,偶爾週末睡到九點,然後接到電話,然後打開電腦。
那個家比這裡大,比這裡新,比這裡貴,也比這裡安靜。
但在那裡,我從來不會只是坐著。
我在這張單人床的床沿坐著,什麼都沒有做,看著窗外那片矮樹。風把樹葉翻動,光在葉子背面停了一下,然後移走,然後再回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樹,也沒有想要查。木頭地板在我腳底下有一點溫度,這個房間聞起來有一種淡淡的木頭氣息,不是香薰,是真實的木頭在時間裡慢慢釋放出來的那種氣味。
我想,這個房間比我那個地方簡單太多了。
然後我想,但我現在是坐著的。
我在香港的那個家,我上一次什麼都不做,只是坐著,是什麼時候的事——我試著回想,想不起來,連一個模糊的時間點都找不到。那個家裡有沙發,我買了,但坐上去的時間大多是拿著手機在看郵件,或者開著電視但沒有在看,當作背景聲音。那不算坐著,那是用另一種方式在工作。
窗外的光繼續在樹葉上移動。
我沒有打開手機,繼續坐著,一直坐到肚子開始有點餓。
我下樓的時候,沒有特別的目的,只是想找點東西吃。
民宿一樓的公共空間是半露天的木頭平台,這個時候沒有其他住客,只有語晴坐在角落的一張矮凳上,面前是一疊文件,低著頭在寫東西。她換了衣服,不再是白天的淺藍色大襯衫,換成了一件深綠色的短袖上衣,頭髮還是紮著,但比較鬆,有幾根碎髮飄出來。
她聽到腳步聲,抬了一下頭。「要出去?」
「想找東西吃。」
她看了我一眼,然後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放下筆,說:「我也差不多收工了,一起去?附近有個地方不錯。」
她說這句話的語氣,和問我「你會騎機車嗎」的語氣是一樣的,很自然,像是問鄰居借鹽,不帶任何特別的意思。
我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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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間小吃店在一條巷子的中間,門口沒有招牌,或者說有,但字跡模糊到我看不清楚是什麼。幾張木頭桌子,紅色塑膠椅,頭頂的電風扇轉得漫不經心。老闆娘是個中年婦女,頭髮紮成一個乾淨的髻,看到語晴進來,遠遠地用台語說了句什麼,語晴笑著回了一句,然後轉頭問我:「你吃海鮮嗎?」
「吃。」
「有沒有不吃的東西?」
「沒有。」
她轉過去,替我點了一碗魚湯和炒飯,自己點了一個我沒有聽清楚名字的東西,然後隨手對老闆娘比了個手勢,說兩瓶台灣啤酒。
我沒有說什麼。
我們坐下來,電風扇的風轉到我這邊的時候,帶著廚房飄出來的蒜香,熱的,但不叫人煩躁。老闆娘把啤酒和魚湯一起端過來,語晴拿起一瓶,用桌邊的開瓶器開了,遞給我。我接過來,喝了一口。
涼的,有一點苦,就是那種很直白的麥苦,沒有紅酒的單寧,也沒有威士忌的煙燻,就是苦,非常乾淨地苦。我平時不怎麼喝啤酒,那種苦味對我來說太粗糙,但這一口喝下去,就放在桌上,繼續喝湯。
我看著語晴替我點菜,有一個念頭很輕地浮起來,然後讓我停了一下。
在香港,每一頓飯局,都是我替客戶點菜。進門先問清楚對方有沒有忌口,什麼不吃,然後翻菜單,挑對方可能喜歡的,斟酌桌上的菜色搭不搭配,順序怎麼上。酒要不要開,開什麼,紅酒還是白酒,年份夠不夠體面,幾點催下一道菜,什麼時候讓場子安靜一下讓對方說話,什麼時候要填空把沉默帶過去——這些我都做,做了六年,做到反射。
但我自己想吃什麼,想喝什麼?那是最後才想的事,很多時候根本想不起來。
語晴問了我一句有沒有不吃的,然後就幫我點了,連酒也一起決定了。就這樣,不需要徵詢,不需要演。我說沒有,她就決定了。這個小動作,輕得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但我在心裡停頓了一下,說不清楚是什麼感覺,就是覺得有點陌生。
老闆娘把魚湯端過來,白色的湯,上面飄著薑絲和蔥花。
我低頭喝了一口。
燙,鮮,是那種不需要想的鮮,一喝就知道魚是今天的,簡簡單單,什麼都沒有加,但那個味道是完整的,完整到讓我喝了第一口就想喝第二口。我想起上個月客戶的飯局,在中環一間老牌海鮮酒家,清蒸石斑,一條要幾千塊,席上開的是勃根地,侍酒師介紹說是哪個年份哪個產區,我跟著點頭,繼續聽客戶說話,繼續維持那個表情,繼續等他說完然後我應該說什麼。那條魚是什麼味道,那杯酒是什麼味道,我到現在想不起來。
我喝了第三口湯,發現自己是認真在喝的。
又拿起那瓶啤酒喝了一口,還是苦。
「你香港那邊最近怎樣?」語晴問,手肘撐在桌上,下巴微微抬著看我。
「還好,」我說,「都差不多。」
「平時週末都做什麼?」
我想了一下。不是因為答案複雜,是因為我要回想,真的要想一下。「應酬比較多,客戶飯局,或者同事那些。」
她用筷子夾了一塊什麼,沒有立刻說話,咀嚼了一下,然後說:「應酬不算週末。」
我一時沒有接話。她說的是事實,但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有一種說不清楚的不舒服,不是被冒犯的那種,是那種猛然看到鏡子的感覺。
「也是,」我說,「你說得對。」
桌上安靜了一下。
在香港,沉默是危險的東西。沉默就代表氣氛僵,代表這頓飯沒有做好,代表你這個人不夠周到,所以六年來我已經訓練自己把任何沉默都填掉,一個話題接一個話題,永遠有備用的,永遠備著客戶的喜好、最近的新聞、上次他說的哪句話可以這次接上去。沉默一旦出現,要在三秒以內解決。
語晴讓這個沉默就那樣放著。
她夾了一口菜,我喝了一口湯,電風扇在頭頂轉,廚房裡傳來炒鍋的聲音,沒有人說話,但那個安靜不叫人難受,是那種可以把東西放下來的安靜。
我不知道怎麼反應,但我的肩膀,好像低了一點點。
「你這次來玩幾天?」她繼續問。
「六天。」
「夠的,」她說,「但要真的玩才夠。」
「什麼叫真的玩?」
她想了想,像是在認真考慮這個問題,不是隨口。「就是不要想平時的事,來這裡,就讓腦子放空一下。」
我沒有說話。
她抬起眼睛看我,看了一下,沒有追問,只是舀了一口她的湯,然後說:「第一天嘛,正常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句話讓我有點意外。她沒有說你要放鬆啊,沒有說你要打開心房、讓南國的陽光治癒你、讓自己融入大自然——她只是說,第一天嘛,正常的。像是在告訴我這不是我的問題,也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只是一個事實,一個會過去的事實。
我回想了一下,上一次有人說了一句讓我鬆一口氣的話,是什麼時候。
想不起來了。
我低頭,把那瓶啤酒喝完了。還是苦,但喝完了。
飯吃完,我們沿著原路走回民宿。夜裡的熱帶空氣很重,帶著一種說不清楚的潮濕和草木的味道。語晴走在我旁邊,偶爾說一句哪裡有什麼,哪家早餐店的蛋餅好吃,語氣都是那種不需要我怎麼回應的輕鬆。我聽著,有時候應一聲,有時候只是點頭。
沒有人叫我注意什麼,沒有人要我記住什麼,沒有人在等我說一句有用的話。
民宿的燈是暖黃色的,在夜裡從院子門口望進去,像一個有溫度的洞。
語晴在門口道了晚安,轉身往她住的那個房間去了,腳步輕快,馬尾最後搖了一下,消失在轉角。
我回到房間,換好衣服,躺上那張單人床。
床比我香港的床小,床墊也沒有那麼厚,棉麻床單有點粗,不是那種高支數的細滑,是真實的棉,洗過很多次的那種觸感。但枕頭套有一股淡淡的太陽味,是曬乾的那種,不是洗衣粉香,是陽光在布料裡留下來的那種味道,聞到的時候有一秒鐘像是回到了很小很小的時候,那個時候還不知道應酬是什麼。
我盯著木頭橫樑看,腦子裡很輕,輕得像是剛剛被人打掃過。
「第一天嘛,正常的。」
窗外有蟲鳴聲。在香港,我已經忘記蟲是有聲音的。
我閉上眼睛。
這是我很久以來,第一次在凌晨十二點之前睡著。
窗外的夜風很輕,樹葉動了一下,然後什麼聲音都沒有了。11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0UttaULt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