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常听爷爷和父亲讲他们在黑社会的生活。
可笑的是，他们就像电视剧演的那样——父子俩在不同帮会做事。我记得父亲说过，他在“一点红”社团。那名字听起来不像帮会，倒像马来西亚国花大红花。但我后来知道，“一点红”是中国洪门在马来西亚的青年组分布。
父亲和爷爷各为其主。一个在“一点红”，另一个在别处。
母亲偶尔会说起父亲年轻时的样子。她说父亲年轻时很冲动，几乎每晚都和朋友们喝酒。有一次半夜，他的朋友拿着一把开山刀来找他，叫他去新加坡帮会打杀。父亲去了。受伤回来后，他就退出了江湖，从此不再碰那些事。
我没有亲眼见过父亲的伤，也不知道伤在哪里。从我出生起，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国外打工。
关于爷爷，我知道的不多。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肝硬化。他的故事，大多是我从饭桌上听来的碎片。他和父亲在不同帮会这件事，我一直记得。
小时候我常想：是不是我以后的人生也一样？先混江湖，然后受伤，然后退出，然后变成一个沉默的、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
我曾试着想象那条路。但每次想到最后，脑海里浮现的画面都不是打架或砍人，而是父亲坐在客厅里，安静地看报纸。他不说话，身上也没有疤。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退出了一切的中年男人。
后来我慢慢明白，有些路不需要亲自走进去才知道不适合自己。你只需要远远地看着，然后问一句：“我想成为那样的人吗？”
我的答案，是摇头。
马来西亚华人有一个习惯：只有新年才会在家里聚赌。
每年过年，我家就会摆起赌桌。二十一饼、万六、三人麻将、三公、拉米——从除夕到元宵，客厅的灯永远亮着，麻将声和骂牌声此起彼伏。父亲和叔叔都是好赌之人。烟雾缭绕中，红彤彤的钞票在桌上传来传去，像一种特殊的年味。
1998年，我七岁，小学一年级。
那一年新年，我第一次用零用钱坐上赌桌。
刚开始只是学怎么玩。大人教，小孩学，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新年嘛，图个热闹。但我慢慢发现，只要牵涉到自身利益，那就是赌博的开始。不管你赢钱还是输钱，它就是赌博。
我把自己的红包钱全押了上去。
然后，输光了。
输光的那一刻，我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不是心疼钱，而是一种不甘心又无法掌控的感觉。你控制不了骰子几点，控制不了下一张牌是什么，控制不了对面的老千是不是你亲叔叔。你控制不了结果，控制不了情绪，更控制不了运气。
那怕你像电影里的赌神一样有高超赌技，也还是需要一点运气。
从那天起，我很确定一件事：我这辈子最讨厌的感觉，就是失控。
我开始有掌控的欲望。我不再碰任何靠运气决定胜负的东西。不是因为输不起钱，是输不起那种“什么都做不了”的感觉。
奇怪的是，我父亲和叔叔都是好赌之人，而我却成了一个不喜欢赌博的人。是因为习惯了那种模式，还是因为我天生小气？我说不清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事情影响了我整个童年。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伪装。
我在大人面前表现幼稚，在同龄人面前表现成熟。我得到的回报是：大人们会不断教我成熟地处理问题，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是个“懂事的孩子”。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道理。
其实伪装本身没有好坏，只看你利用它的本质。就像谦卑与谦虚——那也只是一种放下自我的安然状态，虚心好学、社交礼貌。而伪装，也只不过是人的坚强保护色，或者示弱的学习。
没人生下来就知道如何伪装、如何谦虚。只能在成长过程中看他人的脸色，慢慢学会。不论伪装或谦虚，也只不过是一个词来形容。比如，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谦卑状态，会不会让人觉得虚伪？
这些问题，我到现在还在想。
我父母对我很好。他们的教育方式从来不是打骂。
即便我成绩再不好，他们也只会想办法让我提升，从来不会拿我和别人做比较。
退出江湖之后的父亲，变成了一个很安静的人。他很少在家，但每次从国外回来，不管多晚，他都会打包宵夜——Nasi Kandar。热乎乎的咖喱饭。他会叫我们起身吃。我们几个小孩就围在电视机前，一边追港剧，一边用手抓饭。他坐在旁边，不怎么说话，就看着我们吃。
他不是一个把爱挂在嘴边的父亲。但那种深夜被叫醒、闻着咖喱味吃宵夜的时刻，比任何话都重。而那些深夜，咖喱味混着电视里的粤语对白，是我对“父亲”最具体的记忆。
我母亲是一位很着急的母亲。要带大三个小孩，她带我上学、去补习、去吃饭。她的生活总是很忙，也很快。
她总教导我们：不要贪心，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也不要求人。哪怕你不是最好或最棒的小孩，但你必须是最有礼貌的小孩。母亲虽然教育程度不高，但她对人处事却是有礼的一方。她会口无遮拦，但她也会反思和道歉。
她说的话，我大多记住了。尤其是那句：“不求人。”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这四个字不是要你硬撑，而是要你学会自己站稳7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5CeFUmhh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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