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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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心怡在社工科科長陪同下，直接向社會局局長以及副局長彙報。
她整理李家一年以來的服務資料，強調按照規定家庭訪問，還很積極「推銷」服務。
「緊急救援系統呢？他們家沒申請嗎？」副局長質疑道。
長官口中的「緊急救援系統」，本是讓長輩每天報平安、甚至配戴感應器偵測跌倒求救的保命符。副局長或許在是暗示，這家人當初若裝了系統，今天這場爛攤子就不會發生。質疑像是一把隱形的刀，正緩緩刺向心怡。
心怡解釋陳美花沒答應，是因為老人家嫌主動回報太麻煩，而且還需要花錢。但說要花錢，但就一個月幾百元罷了，但老人家認為幾百元都夠他們吃上好幾餐，加上後來跟子女討論，大兒子說不如替長輩買Apple Watch還更乾脆。可惜直到出事前，心怡都沒看過這隻智慧手錶。
心怡也表示曾努力推行過長照服務，好比鼓勵李爸爸再回去日照中心，或者讓居服員進場，但長照一度被取消不說，申請居服也是一波三折，最近會發生憾事，就是居服疑似又被遠在國外的小兒子暫停了。
「這不能當藉口，個案本來就有申請跟暫停服務的權利。」副局長語氣冰冷，這句話看似中立，實際上卻是在封死心怡的退路。不過她話鋒一轉，緊接著又問道：「所以那個小兒子，是真的有打電話去停掉服務嗎？有沒有具體的紀錄？」
「居服單位那邊的回覆是，小兒子李煥勻先前有打電話過去，說他最近預計會回國，不想要等到他回家的時候，家裡還有外人在那邊進進出出的，覺得很沒隱私，所以才要求要暫停服務。」黃心怡如實回復道。
其實在事發之後，她也只跟居服單位那邊通話過幾次而已，得到的資訊也是斷斷續續的。對心怡來說，既然個案都已經出事了，處理眼前的混亂、家屬的抗議還有後續的行政流程才更重要。社工是為了提供支持與資源，本來就不會、也沒那個「美國時間」把心力花在調查事發當時的「責任歸屬」上。這種像是在打官司蒐證的工作，對她而言既陌生又感到諷刺。
「所以小兒子那時候人在國內嗎？」副局長繼續問道。但隨即被局長制止。
「林副座，現在不是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刻，我們不能把責任推給家屬。」
但是他們把責任推給我呀！黃心怡心裡哀號著。
「這個案件聽起來很穩定，之前怎麼不乾脆結案？現在出事了，媒體只會說我們服務有問題。」社工科科長原本不發一語，她冷不防問道。
「沒辦法結案。因為李家的子女住在外縣市，再怎麼沒有服務需求也不符合結案指標。」心怡真的很想要翻白眼，當時就是因為發生過孤獨死案件，才會導致社工被迫開案，也被迫無法結案，但如今長官卻因為想要推卸責任，責怪她沒有及早結案。這類型的獨居老人個案就像是無期徒刑，通常只有兩種情況可以允許社工結案：第一是老人自己搬離開欣北市，把責任丟包給別的縣市；第二，則是非常諷刺的──像李傳揚與陳美花現在這樣，直到老人死亡，服務才算真正畫下句點。
「心怡，妳都有照實寫紀錄嗎？」局長問道。
「有，我都有寫，從開案服務到前陣子結案，我都有記錄下來。」
「但是家屬說詞好像跟妳的紀錄有出入。妳說……妳都有每天去醫院，家屬甚至主動建議妳不需要再去醫院報到，對嗎？」局長接著問：「聽起來妳跟家屬的互動應該很好，但怎麼又會被爆料？」
「我也……我也不清楚。」
「可見家屬真的認為是我們社工的錯。」副座補充道，一旁的科長點頭如搗蒜。
「另外，我們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沒辦法聯絡到個案？」局長問。
「陳美花過世的兩個多禮拜前。不過陳美花有時候也會帶李傳揚出去散步，所以本來偶而會發生無人接聽的情形。陳美花也不常帶手機出門，所以我也沒想太多。」心怡解釋。
「老人家沒接電話就應該要警覺才對。」副局長再度補了一刀。
「敏感度需要加強。」科長也補一槍。
「我也有跟子女連絡，但他們也都沒接。」心怡說話又開始發抖了。
「他們沒接是常態嗎？還是偶發性？」局長問得比較仔細，畢竟她是需要應付媒體的人。
「家屬不常接電話，女兒接電話的頻率稍微高一點……兩個兒子幾乎都不接，其中一個人在國外，只能用電子郵件。」
「所以個案跟子女的關係很疏離嗎？」局長問道。
「我不能確定，老夫妻很常稱讚子女，子女應該也都算高社經地位，只是對老人家的照顧不能說很積極，但應該也不算……疏離，只是比較不當一回事，因為李傳揚跟陳美花的狀況算很穩定。」
「爆料人孫子呢？」局長繼續問。
「我在醫院見過他幾次。他……」黃心怡話還沒說完。
「局長是問孫子跟個案的關係！」副局長糾正，她的口氣略顯不耐。
「孫子小時候在個案家裡長大，一直到前幾年上大學才搬出去，之前問過李媽媽……陳美花，她都怎麼去看醫生，但她總是說得很含糊，但我猜應該是孫子帶他們去看醫生，因為他住得比較近。女兒這幾年應該有中風，我在醫院看到她有點偏癱，行動比較不便，所以推測都是孫子陪沒錯。」
「看起來我們要先安撫家屬的憤怒……我看來……我們確實也有失職的地方，一開始沒辦法聯絡上老人家時，就應該要有更積極的作為。」局長下了定論。
「報告局長，我們第二週沒辦法連絡上個案時，就曾評估過是否要破門，不過因為居服單位提供小兒子回國的訊息，擔心是家族旅遊就……」心怡急忙補充。
「太輕忽了，你們都太輕忽了！」副座憤怒地說道：「一開始老人沒接電話就應該破門才對，家屬一定也能夠理解！去醫院時一定也沒有好好安撫家屬情緒，一定是我們表現的不夠有同理心，也沒有表達政府對這個案件的關心才會讓家屬不滿！」副座轉頭望向科長：「我們以後要加強所有社工的教育訓練！」
科長也只能一直點頭。
「先別說了。我們跟家屬約個時間，我們一起去探望他們。」顯然局長更關注的不是未來，而是眼前棘手的問題。
不過，心怡在會議現場撥電話給家屬，卻沒人接她的電話。副局長按耐不住，直接用市府的電話撥打，大女兒一會便接聽電話。
可惡，妳都在躲我電話嗎？
「妳好。我是欣北市社會局副局長。」副局長才剛開始通話，局長便把電話搶了過去，旋即約好晚間要去會場拜訪李家人。
返回辦公室的路上，心怡轉頭問了問適才全程陪在身邊、卻從頭到尾都不敢應聲的督導。她語氣裡滿是自我懷疑：難道她真的有疏失？真的是她沒有警覺嗎？
「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除非我們社工會通靈……否則我們怎麼知道電話未接的另外一端……發生什麼事情。」督導回復：「我沒有怪妳，妳知道嗎？」
「督導……我用警方提供的死亡時間推算，李媽媽大概在我上次家訪後的幾天就過世了。」心怡聲音顫抖地說：「後來我打電話給她卻沒人接時，那時她應該已經死亡好幾天了。所以即便當時我們第一時間就決定破門，結果大概也一樣……只是，如果早點破門，李爸爸或許還有機會活下來。」
心怡越想越不安，語氣急促了起來：「我想再去跟居服單位確認一下，小兒子到底是幾號暫停服務的。我上個月底去家訪時，家裡就沒看到居服員了……可能那時候早就先暫停了。如果當初我能多嘴問一句，問李媽媽為什麼沒看到居服員來服務，或許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
正當兩人停好摩托車時，才發現辦公室外站了好幾名陌生人。
今天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是要來領物資嗎？還是今天辦公室有辦活動？
「請問妳們也是二重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嗎？」見到即將回到辦公室的兩人，一位陌生人問道。
「我們是，請問你們是？」
「我是中夭新聞台的記者，請問妳們哪一位是黃社工？」
「我們都不是。」督導故作鎮定的說，她朝心怡使臉色，但似乎也拿不定主意是否要若無其事地回去辦公室：「啊對了，妳東西不是忘在車上嗎？」
心怡一聽見督導暗示後便拔腿狂奔，但是若以全知全能的事後視角來看，她不應該跑的，而是應該以高超的演技優雅地離開，只是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她在「戰與逃」之間選擇了後者。記者機靈地拍下她離開的身影。
「她就是黃社工吧？」
「不要緊張，我們不會把妳吃掉呀！」
「黃社工，別走啊！」
心怡聽見後方傳來的腳步聲，她知道有記者追下來了。她連摩托車都不牽了，快速鑽進附近的小巷，跑了好幾百公尺遠。
「我不回辦公室了，等到記者離開我再回去。」她傳訊息回辦公室。
她心亂如麻地在附近遊走，心臟撲通狂跳，彷彿發出巨響的擺鐘，鐘擺卻一點一滴將她擊碎。最後，她乏力地停下腳步，坐在公園座椅深呼吸，試著練習正念呼吸。
深呼吸……將新鮮空氣吸入腹部，再緩慢排出二氧化碳，但無論如何調整，心臟依舊好痛、好痛。
一對年邁夫妻恰巧走過心怡面前，老爺爺拄著四腳拐，老奶奶則推著掛有紅白塑膠袋的助步車。老奶奶朝心怡微笑，她卻下意識躲避老者的目光。
晚點還要陪同局長去法會，她又該怎麼面對李家家屬？
她忍不住上網查詢，又多了幾則新報導，內容大同小異。有些新聞條列了近年的長照憾事，畢竟老人孤獨死時有所聞。李家案唯一不同的是有黃心怡這個社工服務，且死者被寵物啃成白骨；更殘酷的是，家屬竟出面爆料，指控她「殺死」了李傳揚與陳美花。
欣北市社會局隨即發出新聞稿，局長對發生如此憾事深表哀痛。稿中強調社會局已盡一切努力，指稱本案有社工列管，期間也陸續提供相關服務以確保兩老照顧安全，表示未來將深加檢討，並強化社工員的敏感度，以遏止類似悲劇再度發生。
竟然把強化社工員的敏感度寫在新聞稿上……這不是就在暗示我敏感度不夠嗎？難道真的是我的敏感度不夠嗎？如果我更積極一點，李媽媽跟李爸爸是不是就不會死了？
「心怡，二重社福中心的那個案件是妳的嗎？」好友周雅馨傳來關心。身為大二才轉入社工系的轉系生，心怡當年為了補齊學分，直到大三才趕上同屆進度。這段補課的經歷讓她與班上同學交情疏淺，反而與下一屆的學弟妹更為親近，周雅馨便是當時與她形影不離、無論各項課程報告都綁在一起的「生死之交」。
「對。是我。」
周雅馨立刻撥電話關心她。
一聽到摯友的聲音，心怡壓抑許久的委屈化作嚎啕大哭。昨夜新聞爆發時，她誰也不敢驚動。跟爸媽講，怕老人家平白擔心；跟同事說，又覺得大夥只是職場同事，稱不上朋友，何必在下班時間叨擾他人？她身邊只剩下幾位大學學妹還保持聯繫。至於高中同學，社工這行對他們太過遙遠。自從轉入社工系，她便自覺是學業路上的失敗者，彼此再無共同話題，更無法理解她此刻的困境。即便如此，她也總覺得說了也沒用，終究得一個人面對這場風暴。
「我有看到妳們局長的聲明，看起來至少沒有切割妳。」周雅馨說道。
「那是現在，以後不知道。」當心怡心裡也懷疑自己是否因為疏失、敏感度不足而導致陳美花死亡，她也不確定自己到底有沒有錯，能否安然脫身了。
「妳會度過這一關的！要是我是妳，我一定會焦慮、很害怕、很擔心，但我要讓妳知道，我一定會支持妳！」心怡聽得出雅馨正對她運用社工的會談技巧。正因自己也是專業人員，當她意識到朋友對自己使出「同理心」，非但感覺不到寬慰，反而更清醒地察覺到專業隔膜。
「我晚點沒課，需要去陪妳嗎？」周雅馨畢業後沒有投入職場，而是繼續讀碩士班。她們讀的學校是全國第一學府，大安大學，通常排名越高的社工系學生越少投入實務工作，大多去考公務員或者繼續進修、出國工作，進而回國擔任教職。
「沒關係，不用。我們局長也會到，我只是去……呃……表達關切？」
不過，心怡到會場時卻突然接到督導的來電，長官指示她不要到場比較好，改由社工科科長代為出席。
「為什麼？」心怡擔心地問。結束與雅馨的電話後，她上了系統檢查關於李傳揚與陳美花的個案紀錄。她的紀錄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長官們「潤飾」過她的紀錄，讓她看起來「並無缺失」，只是系統也標記著「本筆記錄在X月X日經黃心怡編輯」。這讓她顯得更像因心虛而事後補正。
11月29日，她最後一次家訪見到李媽媽。11月她一共連絡了李家兩次，一次電話，一次家訪。
12月06日，她打電話去李家，無人接聽。她撥了通電話給大女兒，無回應。
12月09日，她再度打電話去李家，一樣無人接聽。
12月09日，她打電話給大兒子與大女兒，均無回應。當天她傳電子郵件給小兒子：「李先生您好，這幾天我打電話回家裡幾次，但您的母親都沒有接聽，也無法取得您兄長與姊姊的回電，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家裡的狀況呢？不曉得方不方便替我確認一下呢？謝謝。」
12月10日，她打電話給李家，又無人接聽。
12月12日，她打電話給大兒子，無回應；又再打給大女兒一次，結果相同。她又分別傳給兩人簡訊，內容與給小兒子的電子郵件大同小異。
12月12日，她詢問里長有沒有李傳揚與陳美花的消息，里長態度不太好，有點質疑社工是否將工作「外包」給他們里長，經過心怡苦苦懇求下，才說對這個案件不熟，會去問一下鄰長，直到隔天才回覆。
12月13日，里長回應了租客的訊息，也無法取得李家的回音。當天心怡自己也去了一趟，按門鈴但沒人回應。
12月13日，她再度打電話／傳電子郵件給三名子女，甚至當天深夜時傳電子郵件給小兒子，畢竟凌晨才是美國的白天，但即便如此，子女仍然無人回應。
12月13日，她跟督導討論是否要破門。而後，他又打給子女一回，照例無回音。
12月14日，她約好消防隊與轄區員警的時間，當天便破門而入。
12月15日起，她連續兩週前往醫院探視。這一天起，她記錄了與每一個家屬的談話，談話內容，家屬的反應，震驚的、熱情的、悲傷的、冷淡的，或者無視，當然，無一不經過美化與潤飾。
12月31日，李爸爸過世，在家屬的同意下，她無須再介入。所以她上傳了結案申請，按道理案件進入結案狀態無法再編輯，但長官從後台退回紀錄，從而進行了大幅度的編輯與調整。
當然，社工的個案紀錄當然不能只寫流水帳。她盯著螢幕，檢查每一句對話、每一個標點符號。那些「運用同理心」、「建立關係」的專業術語，現在看起來不像是服務紀錄，更像是她的保命符。她必須確保這些文字築成的牆夠厚，厚到能擋下其他人的質疑。
我應該……應該跟他們說的不一樣吧？
雖然心怡無須到法會會場，但仍舊焦躁地去了殯儀館附近，她希望臨時接到局長的電話時，能夠立即出現向家屬解釋。
心怡坐在超商的座位上，戴了口罩、帽子，深怕會遇到家屬。她仔細逛了爆料公社的留言，該篇文章被分享了上百次，轉載者都下了不同的評論：「長照悲歌」、「社工殺人」、「社安網又破啦」、「啃屍事件」……等，民眾下的標題與新聞有八成像，或許因為長期受到媒體的薰陶。
不行，我不能再看這串文章。
我在想什麼，局長怎麼可能打給我，她甚至沒有我的電話呀！科長也是！
「主任，妳有接到科長的訊息嗎？」心怡傳訊息給中心主任，一會兒後，主任回傳她訊息。
「沒有，她們在應付媒體，應該在忙。」
黃心怡鼓起勇氣。
「妳知道為什麼我臨時不用去嗎？」
「副座覺得妳的角色太敏感，怕家屬當場看到妳會情緒失控，認為妳不到場對彼此都比較好。」
「但我覺得是誤會呀！我又不像他們說的一樣不關心李爸爸跟李媽媽，而且媒合長照、或者去機構本來就都要付錢呀！講得好像我中飽私囊一樣。」
「家屬不想聽這些解釋的。妳要明白，有時候人就是需要一個情緒出口。」主任說道：「只是妳剛好就是那個出口罷了。妳回家了嗎？」
「我在殯儀館附近。」
「妳去那裡幹嘛？」
「我想說……隨時可以上去解釋。」
「回家吧。這只是剛開始而已，還有很多場仗要打呢。」
「主任妳也經歷過嗎？」
「我很幸運。我沒有。」主任說道：「我當社工的時候，媒體沒有這麼發達，也沒有這麼殘忍。所以類似的事情……我們都壓得住。」
這是黃心怡第一次跟主任進行這麼多互動。中心的編制像座階級森嚴的金字塔，主任居頂層，負責對長官交代、向下布達政策；督導居中，處理派案與教育訓練；而社工，則是社會局最底層的「手與腳」。過去主任與她極其遙遠，永遠在出席各類會議，幾乎不過問實務，若硬要與其討論個案，得到的答案往往像在「打高空」般的虛無縹緲。這並不意外，主任離一線已是十多年前的事，職務的距離讓她早已遺忘實務的重量。
事件發生後，督導要求心怡需要天天去醫院報到，就是受到主任的指示。確保媒體到場時，社工在場做出積極服務、關心民眾的模樣。
「我們這次壓得住嗎？」心怡問道。
「妳覺得呢？」主任回應：「妳明天如果來上班的時候，發現外面也還是堵了一堆記者，就別進辦公室吧，隨便找個地方工作，把欠的紀錄補一補。」
社工家訪通常無人佐證，長官也不可能逐一核實，因此個案紀錄便成了「曾經到場服務」的唯一證據。但黃心怡有某種程度的強迫症，她儘量不拖欠紀錄。就像消費一樣，如果你總是只繳信用卡的最低額度，但又每個月持續刷卡，卡債只會越來越多，最後你只會被債務壓垮。
但是像她這樣按時結清紀錄的社工堪稱稀有動物。在電話、家訪、活動與長官無盡的臨時交辦間，多數社工只能在期限前狼狽地「生」出紀錄。此刻，心怡無比慶幸自己的潔癖，至少在文字帳面上，她認為自己「應該」還站得住腳。
「那妳隨便找點事情做吧，隨妳高興。」
黃心怡回家以後，她忐忑地不斷刷新新聞頁面。果然，媒體也在法會現場守株待兔，又或者是社會局發新聞稿邀集媒體到場「擺拍」。記者拍下幾張值得紀念的照片，局長遞交用牛皮紙袋裝的慰問金，副局長面露凝重地聆聽著家屬的想法，還有……大兒子指著局長痛罵的瞬間。
媒體補充了最新的報導。
「『社會局認了：服務有瑕疵！』欣北市社會局長面對鏡頭神情哀戚，坦承未能第一時間破門確實失職。針對家屬爆料『黃姓社工強行推銷付費服務』，局長語帶保留地表示：『可能是年輕社工溝通措辭不慎。』
家屬在法會現場聲淚俱下，痛批社工鮮少露面，懷疑個案紀錄全是「躲在冷氣房假造』。李家子女憤怒指控，最後破門的是里長夥同警消而非社工，狠酸局長『割稻尾」。面對家屬強烈懷疑社工怠職，局長僅冷淡回應『會詳查疏失』，隨即快閃離席。
家屬更當場叫陣，針對本案的黃心怡社工正式提出『國賠』訴求。雖然心怡並非編制內公務員，但知名律師受訪時指出，公權力涉嫌故意或過失怠職，完全符合國賠法求償門檻！」
幾個小時後，黃心怡接到母親的電話。
「妳弟弟說妳上新聞了。」
黃心怡哭得說不出話來，她又該怎麼跟母親解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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