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黃大仙的居屋，但位置在山上如果不想滿身大汗氣喘喘地爬斜坡回到屋苑的話我必須乘坐小巴，我看看了手錶的時間，凌晨12點36分，小巴的尾班車已經開出了，意味着我要帶着酒氣腳踩爬上回家的路。
回到家，門一關上，整個世界像突然靜止。 我脫下高跟鞋，腳掌貼在冰冷的地板上，像是某種現實的提醒。 酒意還在腦海裡打轉，聚會的笑聲像殘影一樣在耳邊迴盪，但我知道，那些笑聲不屬於我。
我坐在沙發上，打開窗，想透透氣。 然後我聽到了——隔離屋傳來的打鬧聲。
「啊！唔好啊！我冇啊！」女人的聲音尖銳，帶著哭腔。 「你唔好再打媽媽啦！爸爸唔好打媽媽啦！」小朋友的喊聲像針一樣刺入耳膜。
我愣住了，手指緊握酒杯，玻璃邊緣在掌心微微顫抖。 這不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聲音。 這戶人家，男戶主每逢飲酒就會發狂，對妻子拳打腳踢，小朋友的哭聲像背景音一樣，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沒有想到凌晨時份還能聽到這噪音。
我曾經報警過，但警察來到，他們說只是「家庭糾紛」，然後就走了。 我曾經想過去敲門，但我知道我不是救世主。 我只是一個心理諮詢師，一個連自己都無法安撫的人。
今晚，我的情緒特別不穩。 聚會的空虛、朋友的幸福、自己的孤獨，加上這些嘈音，像一場交響樂在腦海裡轟鳴。
我望住窗外，隔離屋的燈光忽明忽暗，像某種求救信號。 我腦海浮現了一個念頭，如果嘈音的源頭消失就好了。 如果那個男人不再存在，如果這個世界少一個施暴者，是不是會清靜一點？
我知道這個念頭不應該出現，但它出現了。 像一粒種子，在酒精的灌溉下，慢慢發芽。
我望住牆上的時鐘，指向凌晨一點。 我坐在黑暗中，聽住隔離屋的哭聲，心入面愈來愈靜。 靜得像一個深不見底的湖。
窗外的哭聲漸漸低落，像是被夜色吞噬。我仍然坐在沙發上，酒杯裡的液體已經見底，但我的腦海卻越來越清醒。
我打開手機，翻出那張照片一張在社區活動中拍下的合照，妻子笑得拘謹，小朋友則緊緊抓住母親的衣角，眼神裡藏著不安。我突然覺得，這對母子不是活着，而是被囚禁在一個無形的牢籠裡，每天都在等待下一次暴力的降臨。
「死亡，對他們來說，可能是一種解脫。」我心裡浮現這句話，然後馬上感到一陣反胃。我不是神，也不是審判者，但我知道，那個男人不會停止。他會繼續喝酒、繼續施暴、繼續讓這對母子活在恐懼裡。
我站了起來，走到窗邊，望向隔離屋。燈光已經熄滅，但她知道，那不是平靜，而是壓抑，是她們面對生活的妥協。
我開始腦海裹有個計劃。我這樣做不是衝動，而是冷靜的思考。我要讓那個男人失去一切，不是被法律制裁，不是被社會唾棄，而是被自己的罪疚吞噬。我要讓他在每一個夜晚都夢見妻子和兒子的臉，在每一次酒醒後都被悔恨折磨。
我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讓痛苦有一個出口。
我打開抽屜，拿出那本筆記本，開始寫下我腦海裏的計劃。每一個步驟、每一個時間點、每一個可能出錯的環節，好像在設計一場心理實驗，而實驗的對象，是一個我認定無可救藥的施暴者。
但我的心裡仍有一絲猶豫。那對母子真的無法逃離嗎？我真的要成為那個終結者嗎？
我合上筆記本，望向牆上的時鐘，凌晨兩點。
我知道，這一夜，將會改變一切。
我開始觀察她。
不是出於好奇，而是出於一種冷靜的目的。她的生活像一條被踩過的繩，每一節都藏著痕跡。我站在窗邊，記錄她每天出門的時間、回家的步伐、她牽着兒子的手有多緊。她的眼神總是飄忽，像在逃避什麼，又像在尋找什麼。
我知道她不會主動求救。創傷型人格往往會把痛苦內化，習慣性地合理化施暴者的行為，把自己放在「應該忍耐」的位置。她不是不痛，而是太痛，痛到麻木。
我不是她的朋友，也不是她的鄰居。我是一個心理諮詢師，一個懂得如何拆解防衛機制的人。我知道要接近她，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要像一隻貓，靜靜地蹲在她的生活邊緣，讓她習慣我的存在，然後在她最脆弱的時候，伸出一隻手。
我開始在樓下便利店出現，選擇她常去的時間。我不主動搭話，只是讓她看見我。幾次之後，我會微笑點頭，像一個無害的路人。這是「曝光效應」人類對重複出現的面孔會產生熟悉感，進而降低戒心。
然後，我會在某次「偶遇」中輕輕開口：「你好似住我隔離？我係心理諮詢師，有咩唔舒服可以搵我傾下。」語氣要溫柔，眼神要穩定，身體語言要開放。這是「鏡像技巧」我會模仿她的語速、姿勢，讓她潛意識覺得我「理解」她。
我不會急於問她的事。我會講一些自己工作上的片段，分享一些個案的故事，讓她知道我不是審判者，而是聆聽者。這是「自我揭露」適度地暴露自己，可以換來對方的信任。
我知道她已經上釣了。
ns216.73.217.39da2
and then Add to home sc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