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思想是闪电,那么行动就是紧随其后的雷鸣。
与贝拉·巴拉兹的那次相遇,彻底点燃了格奥尔格·卢卡奇内心的火焰。他不再满足于在书房里与死去的巨匠进行无声的对话。他要一个讲台,一个战场,一个可以将那些印在纸上的、滚烫的理念,直接投向布达佩斯心脏的发射台。
这个发射台,就是剧院。
“我们不能在国家剧院那种地方战斗,”巴拉兹在他那间堆满书籍和手稿的小公寓里,激动地挥舞着手臂,“那是敌人的堡垒!他们的天鹅绒座椅会吸掉台词里所有的力量。我们需要自己的地方,一个属于我们的空间!”
“一个共和国。”格奥尔格轻声补充道,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性,“一个文学的共和国。在这里,唯一的通行证是才华与思想,唯一的法律是艺术的真诚。金钱和出身,都必须被拒之门外。”
“说得好!一个共和国!”巴拉兹被这个提法彻底征服了,“一个建在舞台上的共和国!我们就叫它‘塔利亚’(Thália)!”
塔利亚,古希腊神话中掌管喜剧与田园诗的缪斯。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古典的理想主义色彩,与他们想要反抗的这个“美丽”却腐朽的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理想的蓝图绘制得无比壮丽,但建造共和国的第一块砖,却是一个最世俗的问题:钱。
格奥尔格为此平生第一次主动走进了父亲的书房,不是为了接受教诲,而是为了进行一场谈判。约瑟夫·卢卡奇听着儿子那套关于“新戏剧精神”、“社会启蒙”的宏大叙事,脸上挂着银行家特有的、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微笑。
“所以,格奥尔格,”老卢卡奇在他那张巨大的桃花心木办公桌后,十指交叉,精明地总结道,“你和你的朋友,想用我的钱,去租一个场地,演一些大部分人看不懂、甚至会反感的戏,并且不以盈利为目的?”
“我们以真理为目的。”格奥尔格的回答掷地有声。
父亲沉默了片刻,出人意料地拉开抽屉,拿出支票簿。“我不会给你一大笔钱让你去挥霍。但我可以资助你们的启动资金。就当是……为你那些不切实际的哲学,支付的一笔现实主义的学费吧。”
他签下了一张数额不菲的支票,递给儿子。那一刻,格奥尔格心中五味杂陈。他憎恶这个由金钱构筑的世界,却又不得不依赖它来实现自己反抗世界的理想。这让他第一次尝到了妥协的滋味,一种混杂着屈辱与感激的复杂味道。
拿着这笔“学费”,塔利亚剧院奇迹般地诞生了。他们没有选择市中心的豪华剧场,而是在一个工人阶级聚居区的边缘,租下了一个简陋的旧舞厅。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发霉的气味,但对于这群年轻人来说,这里比任何金碧辉煌的歌剧院都更神圣。
巴拉兹以他惊人的热情和感染力,迅速聚集起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对现有表演体系不满的年轻演员,渴望表达的无名作家,以及布达佩斯大学里那些思想最活跃、最激进的学生。他们自己动手粉刷墙壁,修理座椅,用最少的钱搭建出最富象征意义的布景。
然而,共和国的第二个敌人很快就找上门来——权力。
他们选择的开幕大戏,是德国剧作家盖哈特·霍普特曼的《织工》。这部戏赤裸裸地描绘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充满了对社会不公的血泪控诉。消息一传出,帝国的审查官就闻风而动了。
一位留着普鲁士式八字胡、表情严肃的官员来到了他们简陋的排练场。他拿着剧本,用红笔在上面划来划去。“‘饥饿’这个词太煽动了,改成‘匮乏’。‘斗争’,改成‘争执’。还有这句台词,‘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上帝!’——渎神!必须删掉!”
这是格奥尔格第一次直面国家机器那冰冷而荒谬的逻辑。他试图与审查官辩论,引经据典地阐述艺术的独立性和象征意义。但对方只是轻蔑地推了推眼镜:“卢卡奇先生,我不是来和您讨论哲学的。我是在维护帝国的秩序。要么修改,要么禁演。”
最终,在巴拉兹的周旋和格奥尔格被迫进行的字句上的“妥协”下,《织工》得以勉强上演。但这次交锋,让格奥尔格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共和国”并非真空中的乌托邦,它四面受敌,每一步都走在悬崖边缘。
就在剧院的筹备工作最紧张的时刻,巴拉兹带来了一位新成员。
“格奥尔格,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伊尔玛·赛德勒小姐,”巴拉兹兴奋地说,“我见过她的画,非常有力量!她将为我们的《织工》设计海报。”
格奥尔格转过身,看到了那个被介绍的女孩。她站在排练场斑驳的光影里,穿着一身朴素的亚麻长裙,手里拿着一个画夹。她不像格奥尔格见过的其他上流社会女性那样巧笑倩兮,她的脸上有一种安静的、几乎是忧郁的专注。
当她的目光与格奥尔格相遇时,他微微一怔。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深邃,沉静,仿佛承载着一个与她年龄不符的古老灵魂的哀愁。那眼神里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只有一种纯粹的、近乎痛苦的真诚。
“你好。”伊尔玛轻声说,她的声音和她的眼神一样,带着一种清冷的质感。
她打开画夹,里面是她为《织工》画的几幅速写。格奥尔格凑过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她没有画具体的反抗场面,而是画了一双双举起的手——有的紧握成拳,有的因劳作而变形,有的在绝望地祈祷。这些手,姿态各异,却共同构成了一种无声的、强大的呐喊。
“可见的人……”格奥尔格几乎是下意识地喃喃自语。
伊尔玛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理解。“是的,”她说,“我不想画他们的脸,因为苦难会让他们面目模糊。但他们的手,他们的姿态,不会说谎。”
在那一瞬间,格奥尔格感到自己的灵魂被精准地击中了。这个叫伊尔玛的女孩,用画笔捕捉到的,正是他和巴拉兹在剧院里苦苦追寻的东西——那种超越语言的、直抵灵魂本质的“形式”。
他看着她,看着她苍白的脸颊和那双忧郁的眼睛,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他觉得,眼前这个女孩,她本身就是一首诗,一出最深刻的悲剧。她就是那个在僵硬的世界形式中,无处安放的、美丽的灵魂。
塔利亚剧院的共和国,在金钱的“学费”和权力的红线下,艰难地宣告成立了。但对格奥尔格·卢卡奇而言,或许从他见到伊尔玛·赛德勒的那一刻起,另一座更重要、也更危险的“共和国”——一座只属于两个灵魂的共和国,已经悄然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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