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11月，布达佩斯的天空，与帝国的前景一样，阴云密布。奥匈帝国，这个维系了数百年的“多瑙河君主国”，终于在内外夹击下，像一栋被白蚁蛀空了的巨大房屋，轰然倒塌。皇帝退位，停战协议签订，战争结束了。
然而，和平并未带来喜悦，而是更大的混乱。街上到处是失业的工人和溃散的士兵，各种政治派别都在为争夺这个新生共和国的权力而奔走呼号。
就在这片混乱中，一个幽灵般的身影，回到了布达佩斯。
贝拉·巴拉兹，这位曾经的诗人、剧作家和炮兵中尉，终于脱下了那身磨破了的军装。战争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一条略显僵硬的手臂，以及一种再也无法恢复的、深刻的疲惫。他眼中的光芒黯淡了许多，仿佛他灵魂的一部分，永远地留在了伊松佐河畔那些冰冷的石头山上。
当他再次走进“星期日俱乐部”那间熟悉的书房时，他发现，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没变，又似乎都变了。烛光依旧，朋友们依旧在激烈地辩论，但他们讨论的话题——“无产阶级专政”、“知识分子的立场”——却让他感到一种隔世般的陌生。
“你们还在谈论这些概念，”在听完一场卢卡奇与曼海姆之间关于“阶级意识”的争论后，巴拉兹沙哑地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丝嘲讽，“你们知道吗？在战壕里，我们从不谈论这些。我们谈论的是罐头、靴子，和一个女人温暖的身体。”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众人火热的理论激情上。
“贝拉，我们是在探讨如何终结那样的苦难，如何建立一个不再有战壕的世界。”安娜·雷斯尼试图向他解释。
“用什么来建立？用理论吗？”巴拉兹摇了摇头，从随身的挎包里，拿出了一样奇怪的东西——几卷赛璐珞胶片盘。“不，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我们都忽略了一种新的、更强大的力量。一种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力量。”
他将胶片盘放在桌上，烛光下，那黑色的胶片闪着幽暗的光。
“这是什么？”豪泽尔好奇地问。
“一个幽灵，”巴拉兹的眼中，第一次重新闪现出一种异样的光彩，“一个正在欧洲游荡的、名为‘电影’的幽灵。”
他在回国途中，曾在柏林短暂停留。在那个因战败而陷入骚动与创造力并存的城市里，他第一次走进了一家简陋的、被称为“活动照相馆”的电影院。他看到的，是一些粗糙的、闪烁不定的黑白影像。但其中一些来自UFA制片厂的、充满表现主义风格的片段，彻底攫住了他。
“我看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东西，”他试图向朋友们描述，“我看到一个名叫卡里加里的博士，他让一个梦游者去杀人。整个世界的布景都是扭曲的、倾斜的，光影对比强烈得像一场噩梦。那不是现实，但那比我经历过的任何现实都更‘真实’！因为它直接呈现了我们这个时代那种疯癫的、非理性的精神状态！”
他站起身，激动地比划着：“你们明白吗？语言已经破产了！‘自由’、‘正义’、‘祖国’……这些词，在战争中已经被政客和将军们糟蹋得一文不值。我们不再相信语言。但是，影像不会说谎！”
他拿起一卷胶片，对着烛光。
“这就是未来的语言！一种全新的‘视觉文化’正在诞生！它不需要翻译，不需要高深的教育，一个文盲，也能看懂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的悲伤表情。它将成为一种新的、属于大众的《圣经》，用图像来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
他将目光投向格奥尔格，眼神变得格外热切。
“格奥尔格，你还记得我很多年前跟你说过的‘可见的人’吗？我终于找到了实现它的完美媒介！就是电影里的‘特写’（close-up）！想象一下，当摄影机无限地靠近一张人脸，将它放大到整个银幕上时，会发生什么？那张脸，就成了一幅灵魂的地图！它的每一条皱纹，每一次肌肉的微颤，每一次眼神的闪烁，都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却比任何台词都更雄辩的戏剧！这才是真正的、赤裸的灵魂！”
巴拉兹的这番“电影宣言”，让俱乐部陷入了一阵困惑的沉默。
对曼海姆来说，电影这种新兴的大众娱乐，似乎更应该被归入“文化工业”的范畴去进行社会学分析，而不是被提升到“拯救灵魂”的高度。
对豪泽尔来说，这种机械复制的、稍纵即逝的影像，与他所研究的那些凝结着历史精神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而对卢卡奇来说，他虽然为朋友重新找到热情而感到高兴，但内心深处，却对这种理论感到一种本能的抗拒。在他看来，巴拉兹所迷恋的，是现象，是未经提炼的、感性的、偶然的生命瞬间。而他自己所追求的，是本质，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概念化的总体。
“但是，贝拉，”卢卡奇提出了他的疑问，“一张脸的特写，它能告诉我们什么？它能告诉我们这张脸背后的社会关系吗？能告诉我们决定他命运的阶级地位和历史规律吗？这种对‘瞬间’和‘表面’的迷恋，会不会反而遮蔽了更深层的、结构性的真实？这会不会是一种新的、更精致的‘物化’——将复杂的灵魂，还原为一张可以被观看的、消费的图像？”
这番对话，清晰地勾勒出了两位挚友未来思想道路的分野。
卢卡奇，将继续在他那条宏大的、黑格尔式的、通往总体性的哲学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他将拥抱一个他认为能够体现历史总体的“政党”。
而巴拉兹，则将一头扎进那个由光影构成的、感性的、具体的微观世界。他将成为世界上第一批严肃的电影理论家，用他的一生，去捍卫影像的尊严，去解读“可见的人”的奥秘。
此刻，他们还并肩坐在这间小小的书房里。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讨论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他们在讨论的，是两种看待世界、理解世界、并试图拯救世界的根本不同的方式。一个，是哲学的望远镜，试图看清整个星系的运行轨迹。另一个，则是电影的显微镜，试图看清一滴水中蕴含的全部生命。
而历史，将为他们两人，都准备好一个巨大而残酷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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