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那篇如天书般的《暴力批判》，像一剂强效的催化剂，注入了“星期日俱乐部”本已不平静的肌体。它没有带来共识，反而加剧了分裂。尤其是对格奥尔格·卢卡奇而言，本雅明的思想，像一声遥远的号角，唤醒了他内心深处那个渴望“决断”与“献身”的悲剧英雄。
他不再满足于俱乐部里那种优雅而抽离的智识讨论。当窗外的帝国正在分崩离析，当远方的俄国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创世实验时，他觉得，继续扮演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道德怯懦。
这种情绪，在一场关于俱乐部未来方向的讨论中，彻底爆发了。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星期日，卢卡奇的声音盖过了窗外的雷声，显得异常激动，“我们不能永远满足于分析这个世界的病症，解构所有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我们自己的‘乌托邦’，并为之奋斗！”
卡尔·曼海姆沉静地听着，扶了扶眼镜，用他那一贯的、冷静的、不带情绪的语调回应道：“格奥尔格，我理解你的激情。但是，你所说的‘我们自己的乌托邦’，究竟是哪一个？是安娜同志所信奉的、以布尔什维克为蓝本的无产阶级专政吗？还是某种我们尚未设想出来的、属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共同体？根据我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任何一种‘乌托邦’，都必然是片面的，它都只代表了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愿望和视角。我们一旦选择了它，就意味着放弃了对其他可能性的理解，放弃了我们作为‘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的独特位置。”
“我所说的，不是你那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相对的‘乌托邦’！”卢卡奇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的身影在摇曳的烛光下被拉得忽长忽短，“我说的‘乌托邦’，是一种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应然’（Sollen）！是一个绝对的、指导我们所有行动的道德律令！是一个我们必须为之献身的、能够赋予历史以终极意义的弥赛亚！”
“弥赛亚？”曼海姆的眉头第一次紧紧地锁了起来，“格奥尔格，你正在把一个社会学概念，变成一个神学概念！这是危险的！一旦你将某个特定的、历史性的运动——比如无产阶级革命——等同于‘弥赛亚’的降临，你就放弃了所有批判性的距离。你就不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信徒，一个神甫。你会为了你的‘神’，去原谅和合理化一切以祂之名犯下的罪行。”
“那也比做一个永远在岸上分析着不同泳姿、却从不敢下水的游泳理论家要好！”卢卡奇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嘲讽，这在他们之间是前所未有的。
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阿诺德·豪泽尔试图打圆场：“先生们，也许……也许这两种视角并不完全矛盾。我们既需要曼海姆的冷静诊断，也需要卢卡奇的道德激情。这就像一幅画，既需要精确的素描骨架，也需要热烈的色彩……”
“不，豪泽尔，这完全是两回事！”卢卡奇打断了他，目光灼灼地盯着曼海姆，“卡尔，你的理论，最终导向的是一种优雅的、犬儒式的相对主义！你解构了一切，最终让自己悬浮在了一片安全的、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虚空之中。而我，宁愿选择一个具体的、哪怕是充满危险和罪孽的立场，然后用我的整个生命，去承担这个选择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这才是韦伯教授所说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英雄宿命’！”
他引用了韦伯，这让曼海姆感到了一丝刺痛。
“而你的选择，格奥尔格，”曼海姆也站了起来，他的声音虽然依旧平稳，但已经带上了钢铁般的硬度，“最终导向的是一种智识上的自杀！是为了获得一个虚假的‘整体性’幻觉，而放弃思想的独立与自由。你不是在追随韦伯，你是在追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你渴望一个终极的权威，来结束你内心那无法承受的自由和选择的痛苦！”
这场辩论，已经不再是学术观点的分歧，而是两种最根本的世界观、两种最深刻的人格类型的正面碰撞。
一个是“诊断师”曼海姆。他相信，世界的真理，隐藏在所有片面立场的相互关系之中。知识分子的天职，是理解，是描绘，是保持清醒。
另一个，是“信仰者”卢卡奇。他相信，世界需要被拯救，历史需要一个终点。知识分子的天职，是发现那个能够扮演救世主角色的历史力量，然后献身于它，成为它的利剑与号角。
安娜·雷斯尼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卢卡奇一边。“我完全同意格奥尔格！现在不是玩弄概念游戏的时候！历史的列车正在驶来，我们要么跳上去，要么被它碾碎！”但她内心深处也感到一丝困惑，她所理解的那个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的革命，与卢卡奇口中那个充满德国古典哲学和神秘主义色彩的、弥赛亚式的“乌托邦”，似乎并非一回事。
烛光下的书房里，第一次出现了清晰的阵营。思想的共和国，出现了第一道深刻的、无法弥合的政治裂痕。
曼海姆看着自己这位昔日最亲密的朋友，看着他眼中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属于殉道者的火焰，心中涌起一阵深深的悲哀。他知道，他正在失去这位朋友。卢卡奇正在从一个与他并肩探索的同伴，变成他未来需要用一生去分析和批判的、一个典型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悲剧案例。
而卢卡奇，则看着曼海姆那张冷静得近乎冷酷的、充满智识优越感的脸，也感到了一种诀别的冲动。他想，卡尔永远不会明白，对于一个曾亲眼目睹灵魂（伊尔玛）被这个破碎的世界所谋杀的人来说，“悬浮”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罪。
两种乌托邦的对决，没有胜负。但它标志着，“星期日俱乐部”那个纯粹的、田园诗般的阶段，已经结束了。
风暴，已经从窗外，刮进了这间小小的书房。每个人，都将被迫在时代的洪流中，选择自己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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