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失落於歷史課本寥寥幾行。
泛黃的紙頁，公正或潦草的字跡，沒有淚痕、沒有血痕，更沒有存在過的印痕。
這是時代裡，被歷史掩藏的、被國家、被黨統治的，秘密。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無法送達的遺書七字，仍無法傳遞這本書的重量；和我們一樣，生在台灣，長在台灣，名字含姓共兩字或三字，亞洲人的面孔，差不多的身高，相似的文化傳統，會寫中文，說得是台灣話……。只是，我們生在不同的時代。我能夠擁有思想和文字，而他們，只能被允許同意，不認同的，連最後的聲音都不被允許。
那個年代，寫在歷史課本上叫做：『白色恐怖』、『戒嚴』，它有很多名字，一如殞落在那時代的生命。
西元1945年，台灣光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敗，蔣中正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當時的台灣人民熱烈歡迎國民政府的到來，期盼著新的身分。當時，國民黨仍在大陸地區（現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表定之固有疆域）與當時的共產黨交戰，統稱國共內戰。當時的共產黨為吸收新血，在台灣創立省工委，進行許多推廣共產思想的地下化運動。於西元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之後宣布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爾後，國民黨在大陸地區與共產黨交戰失利，全面退回台灣（現中華民國實際管轄疆域）防守，先前的省工委並未停止運動，自戒嚴開始後陸續被揭露、被捕，直到西元1955年，緝捕省工委的行動才告一段落。但呼喊自由的聲音仍不斷持續著，以不同的方式，吶喊。
歷史是死的，但也是活的；它不能說話，它只能停留在那裏，但曾經活過的人們是真的，是有血有淚、也有情感的。而歷史二字，將人們留存在照片和文字中，永生不朽，可再也無法觸碰。
這本書中完整保存了當時白色恐怖年代下，被緝捕的政治犯的遺書，和其遺屬的採訪，有被留下的血親對他們的回憶、和當時國民政府對遺屬的侵犯及不平。每一個家庭都缺了一角，永遠地，那些政治犯或許對當代政府來說是共產遺毒，可對他們的家人來說，父親（或爺爺）可能僅是鳴所不平、抑或是體制下的犧牲品；在書中的每一段文字都能深切體會遺屬的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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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為他會寫很多，沒想到只有幾張紙上條列式寫了數行而已。」郭素貞，郭慶之女，『省工委虎尾斗六區委會莿桐支部案』之政治受難者，她因母親改嫁給外省警察，年幼時並未受到黨政府侵擾，但父親，永遠是她心尖上缺了一塊的肉。在槍聲響後的六十年，她並沒有將父親陷入任何一種框架，而是不斷追尋著父親生為一個人在當年活過的證據，她幫忙校訂與父親同輩的政治犯長者回憶錄手稿，也參與了類似的解說工作。而遲來的遺書上，郭慶只留下了十八行字，整整齊齊，最後用鉛筆將絕筆二字，輕輕地、完整地寫上，像是已接受了結局，也承擔了結局。他確實是當時的反抗者，但他也確實曾經是一個人。一個掛念著妻子、孩子、母親、兄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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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委高雄市委會燕巢、路竹支部案』黃溫恭，牙醫、共產黨員、父親。六千四百九十七個字，給妻子、兒子、女兒的最後幾句關愛，五十六年後才送達。但，白色恐怖的殘害，在戶口名簿上紅色的字，抹不去也填不平三個兒女的疼痛和思念，甚至，當時的馬英九政府不願還給家屬遺書正本，是黃大一（黃溫恭長子）和其餘政治受難者遺屬藉由媒體、大眾等等的壓力，才讓政府願意還給家屬正本。而那薄薄的幾張紙，卻交不到黃溫恭髮妻手中，她為他守了一輩子的家、拉拔了三位子女，在遺書交還前回去了有黃溫恭所在的西方世界了。『踏碎了妳的青春而不能報答，先去此世……唉！我辜負妳太甚了！』、『你有沒有恨爸爸呢？』、『爸爸希望妳多多幫忙媽媽，安慰媽媽，絕對不可給媽媽煩惱，麻煩。』、『父子不能相識！……認不認我做爸爸呢？』
「父親想必是一個很有理想的年輕人。」黃春蘭（黃溫恭長女）如此說道。黃溫恭就如其名，溫柔而恭謙。在遺書中滿念都是家人的未來，他期盼著長子成為鋁一般的人才、期盼長女就著身體和性質有所作為、悔恨未能親眼擁抱未出世的次女，字裡行間滿滿都是刪節號和嘆息，像是永遠說不完的那些話，要在短短幾張紙上表達，仍嫌不足；遺願是不讓家人領取遺體，要捐贈給醫學院的學生作為大體老師使用，卻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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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紙上用白色的標楷體印上劉耀廷三個大字。『省工委台北市工人工委會大安印刷廠支部案』，得年二十九歲，與妻子分別三年，來往的書信中滿溢著思念及愛情，他沒有遺書，因為他不願妻子和雙胞胎女兒們得知他即將死去，在與妻子結婚三周年的隔日永不能再與妻子通信。
『生活費節約……每個月給姊妹送吃牛乳的……』堅強的妻子，施月霞這樣寫道，她反覆地等候，期盼丈夫回家。而最後收到的，是一紙沒有溫度的，訣別，『領屍通知書』。而女兒們始終感覺，自己是『父親的女兒』，即使繼父待她們如親生，從未見過、從未觸摸過親生父親的女兒們，在沸騰的血液裡，仍能感受到爸爸的存在及念想，甚至在多年後，姐姐因病老辭世，妹妹竟收到遠在日本的繼父傳來生父希望她認祖歸宗的夢境消息，改姓劉；仍在猶豫的她，不信鬼神，竟也夢到從未見面的父親拿著一本封面寫著劉、側邊寫著平反的書，靜靜笑著望向自己，「母親及姊姊都走了，能為父親平雪沉冤的，只剩下我了。」劉美蜺將記憶的木盒打開，父親親手為家人製作的相簿、父母通信的情書和簽收紙條、舊相片和舊衣，她將這些攤平在陽光下，可記憶中的白色恐怖，滲透在每一個縫隙中，「……勿勸自己遺忘，不需把過去忘掉，真好！」當時，官方的各個指示中，將劉耀廷的末字『廷』誤植成『庭』，這微不足道的錯字，就像當代人民懼怕微小的事件就能殺死自己或親友，就因微不足道，而湮沒在洪流中，如今，終能撥雲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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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溫柔、喜歡烤牛肉片。這是曾錦堂在獄中給家人的家書內提到的，他二十二歲，上有兩位兄長，下有一位妹妹，從不對家中提起任何苦難，反而說道：『神聖的法官不會冤屈一個年輕無知的學生』，要父母『勿過於掛意』，向家中索要書籍，好在獄中能繼續學習，也希望家中能多寄來照片，讓他能想見的時候就看見家人。他的過錯是『省工委台南市委會案』擔任了地下組織的書記，而真正可能冒犯了當代政府的緣由是，他參加了地下讀書會，可能看過了許多提及紅色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及資料。念及此事的曾麗香道（曾錦堂妹妹）印象中的哥哥是萬事通、很會逗她開心，但有天哥哥被捕後，家裡從此沒了哥哥的名字，只餘靈堂那哥哥靜默瘦小躺著如睡著一般的相片，但她心裡清楚，哥哥從來沒有離開過家中，他一直活在家人的念想，父母從不提及，大哥二哥也告誡她不要提及，因為父母會傷心。
可，這些都不能掩去一個熱愛學習、充滿熱誠的年輕人曾存在過的事實。曾錦堂在獄中親手製作了相簿，用向家人索要的相片一張張剪粘成相冊，每一封寄回家的信都是愉悅和感謝，他就是一個溫暖的、可親的人。『……官長們對待我們也很和氣，身體也頗健康。』沉睡在1951年的那個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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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末記載了當年最大的泰源事件，1970年2月8日，六名政治犯逃獄並在廣播電台上向世界宣告台灣獨立，為了向世界證明，蔣政府仍關押著政治犯，台灣的思想仍被控制。當時除了鄭正成因獨自脫逃，判處服刑十五年六個月，其餘五人：江炳興、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皆於同年五月三十日遭槍決。
最令人震撼的是，犯人和官長相處甚好，起事當天並未殺死任何官長，輔導長甚至讓他們快走，雙方僵持二十多分，六人才逃離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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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一篇反覆翻閱，僅三百多頁的書，我足足看了兩小時有餘，那禁受不住汩汩流下的淚水，湮濕了紙巾。我無法想像若在當年，我生於那個被噤聲的年代，人們該如何生存，本應被法治的社會，則為人治社會，古老的帝制，轉變成「總統」，不變地只有不斷為自由站起來抗爭、用鮮血鋪灑道路的勇士們，或許，他們不喜被後人稱作勇士，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在壓抑、懼怕的年代，就連勇敢二字都不足以形容，我實在不知該如何闡述看見這些前人遺留下的相片、信、及歷史後，的我的情感：那實在太磅礡，也太渺小。
對於享受著自由，就如享受著空氣般的我，在擊打這些字詞的當下，感到十分羞愧、無地自容。歷史課本和公民課本都有寫著，自由是我們最基本的權利，雖然如此，可十幾歲的我，毫不自知憲法保障著的我們公民的權利，是被前輩們揮灑著鮮血，用性命刻印下的痕跡，那種重量，隨著我越發成長和接觸相關資料，而越發沉重。
如今，堂而皇之的自由，流竄在日常生活中，留言、社群軟體、網路等等，都是一種表徵。我們感謝之餘，是否更該去思考，台灣的轉型，真的轉變成法治了嗎？台灣是否，不會再重蹈覆轍？台灣，是否真的自由了？
而，得知了自身國家的歷史中的歷史的我，更懂得如何細細咀嚼，只屬於台灣的那些痕跡。那些在洪流中撲打下、留在台灣，留在中華民國的，深深的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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