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與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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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望就是無希望。然而，人為何會無希望呢？希望總是建基於對將來之想像，希望某種想法得以落實，某件事情得以成真。偏偏人類不是上主，無法決定將來之事情，往往會事與願違。我想今天天晴，今天卻下雨；我想住在幾萬呎的梵宮琳宇裡，我卻只能住在幾百呎的住宅單位裡；我想打倒共產黨，但共產黨仍未被打倒。我就會感到「失落」。不過，這種事與願違的「失落」仍不足以構成絕望。因為你只是在某事上事與願違，而非在所有事情上都大所失望，因此嚴格來說你還不是「絕對的無希望」，不算是真正的絕望。在存在主義哲學裡，只有完全無法實踐自我才是真正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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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自我是每一個人的存在終極目的。我想發達、我想成名、我想住大屋⋯⋯所有的「想」都必然是以「我」作為主體。當你「想」達至某一狀態時，你就是想成為理想中的自我。然而，由於現實限制，人卻不可能實踐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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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總是不由自主地被投擲存在於某一存在處境之上。你不能決定你自己的出生地，生在那一家庭，那一時代，那一社會之中。處境為你帶來重重的現實限制。這些限制是「必然」的；此處「必然」之意思是指在現實處境中你「無可避免」會受到一些條件限制。而這些限制則具體表現在你物理存在的身體之上。因為你的身體必然存在於特定的時空之中，例如2017年的香港，於是你就因為這個特定的物理存在而受到周遭環境的重重限制。此稱為「物理自身」，或「有限性」、「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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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人並非只有有限的一面。人的心理部分有抽象思考的能力，包括幻想和反省之能力。抽象思考使人得以抽離於現實處境之限制。想像總是充滿著不同的可能性；想像之力量不受限制，故為無限。此即為自身的無限性。此稱為「心理自身」，或「無限性」、「可能性」。物理與心理之綜合即為一個個人自身。言則，自我就是身體與心靈、有限與無限、必然與可能之「自身綜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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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亦有這種「自身綜合」，把心理與身理之能力統合起來。例如一隻狗想喝水，就會走到盤子裡喝水，把心理之想像化成物理之行為。可是人比狗多一種能力，就是「自我意識」。齊克果認為，自我意識就是「自身與自身之關係」，即意識到「自身綜合」、「心理自身」和「物理自身」實質上構成了一個整體的「自我」，與他人有所區別。自身（itself，丹麥語 sig selv）與自我（self，丹麥語Selvet）之差別在於：擁自我之「我」強調某事屬於「我」，而「自身」卻沒有此義，因為自身本身無「我」。物自身（being-in-itself）是物體的本身不可被感知的本體，這「自身」不屬於我。唯有「我」才是句子之主語和思想之主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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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我意識的人既知道「自我」是主體，就致力滿足自我之要求。自我意識就是意識到「自身綜合」之存在：我的身體而非他人身體，是與我的心靈而非他人的心靈才是互相關連。於是，自我就不僅僅只是「自身綜合」這一關係（relation，丹麥語forholde），而是「關係之關係」。齊克果曰：「人者，精神（spirit，丹麥語Aand）也。何謂精神？精神者，自我也。何謂自我？自我即自身相關自身之關係（relation relating itself to itself, 丹麥語forholde sig til sig slev），或自身相關自身關係相關自身之關係。」[3]只有把身體及心靈分別關連到自身綜合（身心相連一體），意識到這是「我的心靈」和「我的身體」，人才算是真正擁有自我意識。故此，自我意識是「關係之關係」。自我的第二個定義就是「自身關係與自身之關係」。雖然齊克果沒有深究此關係，但是由於人同時具有心靈與身體，因此這種「自身關係」其實可以分成兩種：身體自身與自身關係之關係，以及心靈自身與自身關係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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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齊克果對於自我還有第三個定義：自我者，精神也。何謂精神？對於齊克果而言，凡涉及精神者，必與信仰熱情相關，即與上帝相關。精神統合身體自身與自身關係之關係以及心靈自身與自身關係之關係，同時使之與上帝關連，建立超越之關係。在人神之間的超越關係以外再無其他「關係之關係」，因為上帝為至高者，在人神關係之上再無其他關係使之與個體自我或上帝合一；上帝本身已經使人神關係包羅萬有。齊克果曰：「自我之康健—其視之為信德—乃自身之自我斷之為合宜關係之綜合，而自我亦與其神聖基礎相關。故曰，『自身相關自身及志於化成自身時，自我安歇於造化其體之超越大能。』」[4]為何齊克果要提出第三個定義，我等暫且不談，先回頭看自我的結構，從而理解人為何會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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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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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總是無法執中兩端，很容易側重心理自身或物理自身，只看見自己無限的一面或是有限的一面，結果無法實踐自我。人若沉醉於無限可能之幻想，無視現實限制，則不能實踐自己的理想，陷入無限之絕望。反之，人若只知道現實之有限必然，不去幻想，人當然也無法實踐自我，因為這人連理想也沒有。這人陷入有限之絕望。人只重視其無限可能性，而無視必然性對於實現可能性之限制，即陷入可能性之絕望。人若無視其無限可能性，只重視必然性對於實現可能性之限制，即陷入必然性之絕望。此四種絕望，皆源於人蔽於一面，而未有充份認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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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人充分理解自我的現實與理想，亦不會因此而脫離絕望，反而可戈會令人陪感絕望。人欲改變自己，實現自我，得到自由，必先不滿現狀之自我，而幻想一理想自我作為實現之目標：故人意圖否定現在之自我從而實現將來之自我，即「不想成為自我」而「想成為自我」。然而，人必受制於現實，作為「現實之自我」而活，即陷入「不想成為自我之絕望」；同時，人無法成為理想中那不存在於現實之自我，又陷入「想成為自我之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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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絕望皆與自我之結構息息相關。人之有限性與必然性來自身體，人之無限性與可能性來自心靈。身體存於時空，受制於物理法則，不由自主；心靈不佔時空，超越於物理法則，隨心所欲。因此，人存在的本質就是矛盾的。人既是自由，又是不自由，既是自主，又是不由自主。因此，此處所言之有限性與必然性，並不限於外在對自我實現的限制。故然，人生於世上，受制於天時、地利、人和，生活總是不由自主的。身為一個無力的個體，面對天災人禍、生離死別，我們總是覺得自己無能為力，於是就悲痛欲絕。耶利米知猶大國必亡，而無力挽救，故哀曰：「上主歟，我知人事不操諸已、人居斯世、不得整其步履。」（耶利米書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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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世界的必然性與有限性透過自然和歷史深入我們的身體。我們不能決定自己的出生時間和地點，不能決定我們生處的時代背境與社會環境。手被燙傷了，就會條件反射的縮手，動作完全不由自主。肚餓而不食最終會餓死，口渴而不飲最終會渴死。同時，身體之情欲亦是罪惡之溫床；外在的慾望刺激總是讓人容易犯罪。故聖保羅曰：「我所爲者、我不取也、我所好者不行之、我所惡者斯行之⋯⋯亦知我情欲中無懿德、因好之者雖在前、而行其善者不得也。」（羅馬書7: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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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自我既包括身心綜合之自身關係、自身關係與身體之關係、自身關係與心靈之關係，還包括與上帝這個創造自我的超越力量之關係。這些關係為自我帶來各種不同的導向（Orientation）；所謂導向，就是因為人只重視某一情意，而情意使其只想追求某方面之事物，結果人在思言行上就只傾向一特定方向。當人的自我只側重其中一種導向，以某一角度進行思考活動時，即陷入一種片面的自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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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共可分成四種片面自我：情意我（aesthetic self）、認知我（cognitive self）、道德我（ethical self）及宗教我（religious self）。情意我只意識到身心綜合之自身關係，旨在利用身體或心靈實現七情六慾之滿足，表達個人之情感，展現美學真理。認知我關心的是自身關係與身體自身之關係，從而認識外在世界之客觀知識，獲取認知真理。道德我關心的則是自身關係與心靈自身之關係，擺脫經驗世界之限制，追求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價值或原則，獲取倫理真理。宗教我則關心自我作為精神之本質，即自我與上帝之關係。然而，四我乃同一自我，不能割裂；故蔽於一我，只關心其中一特殊之關係，則人無可避免陷入絕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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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我、道德我和認知我都是現世（immanence）[5]之下的自我，唯有宗教我才是超越（transcendence）之自我。人對於所有事物之所以有動力去關注，有興趣去留意，是由於情意或情欲（passion）；情欲導向我朝某一方向追求或發展。所謂的導向（orientation），就是情欲關心之方向。美學情意關心情欲之滿足，如飲食男女；認知情意關心知識之追求，如理性經驗；倫理情意關心道德之實踐，如仁義禮智；宗教情意關心超越之靈性，如人神合一。自我透過此四種情意，展現了自我四種不同的面貌，即情意我、道德我、認知我和宗教我。但四種自我各有其所蔽。下面先論現世之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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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我蔽於身心綜合，視自我作為身心關係，以滿足慾望為終極目標。身心綜合之意思，就是說身體和心靈之連結。在情欲的層面上，身體和心靈之連結就是指感官知覺（sense-perception）與情感欲望（emotion-desire）之互動關係，如小孩被父母打屁股會痛哭。情意我只關心情欲之滿足，而情欲之滿足只有兩個來源；身體之刺激，如趨生避死，好享受、怕痛苦，及心靈之幻想，如渴望聲色犬馬。前者受制於外在條件，故為有限；後者不受制於外在條件，故為無限。想像會帶來無限的可能性，但是外在客觀條件往往受制於物理必然性。人對當下氣溫高低之反應是即時的，而且外在氣溫不會因為人的喜好而變暖變冷；但人即使身處於極地寒風之中，仍可以幻想自己身處於熱帶海灘之上。但除非你會魔法，否則無論你怎樣幻想，外在的氣候也不會改變。香港不會因為人想落雪就馬上下雪，香港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受制於自然條件，其必然性非人類幻想之可能性可左右。由此可見，情欲的幻想無法使人擺脫現實條件對情欲的刺激。這就是說，情欲幻想之無限性無法超越情欲本能之有限性。要解決無限性與有限性之矛盾，人只好否定其中一樣。例如我身處沙漠，而我卻不願承受沙漠的炎熱，因此我幻想我離開沙漠，到青草溪水旁安歇；但我偏偏無法實現這幻想。於是最後我只能放棄幻想，接受現實，也就是否定幻想之無限性。我當然可以選擇否定現實，否定有限性，繼續幻想，但若我如此行，我則成為瘋子，完全活在幻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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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問：我若能實踐幻想，改變現實，不就得解決理想與現實之落差，化解情欲之矛盾嗎？事實不然。無窮的幻想來自無窮的欲望。要滿足慾望，就是有所追求；當下的自我慾望還未得到滿足，所以人就想成為一個慾望得到滿足的自我。這就是說，一方面情意我不想成為當下慾望不得滿足的自我，另一方面情意我想成為理想中慾望永恆得到滿足的自我。然而，即使在這一刻，他的慾望得到滿足了，就頓時失落；滿足感是短暫的，而慾望是無限的。我這頓飯吃飽了，下一餐又餓了要吃，又肚餓了，又要追求飽足；我這次性愛爽透了，沒多久我又有性衝動，又起性欲了，又要追求性行為。這就是佛教所言的「有漏皆苦」。於是人永遠就不可能脫離慾望不得滿足之狀態，亦永遠不可能成為慾望永遠得到滿足之狀態，陷入「不想成為自我之絕望」或「想成為自我之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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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我蔽於自我與身體自身之關係，以得到知識為最終目標。為何認知我只關心自我與身體自我之關係呢？因為身體，包括腦部，是人認知的唯一媒介，而認知我之欲望導向自我追求知識。當然，笛卡兒等理性主義者不會認同我的說法，認為認知我不是身體本身，而是心靈本身。但我並非指認知我等於身體自身；我的說法是：認知我即為一蔽於自我與身體自身之關係之自我。因為身體是認知工具，即使理性主義懷疑經驗，懷疑身體，他們的所有懷疑也是以身體作為思考的對象。他們否定經驗的可信性，或是否認身體的可靠性，認為知識要建基於抽離於身體或感官經驗之心靈自我或共相理型。無論是肯定或是否定自我與身體自身之關係，都是以自我與身體自身之關係為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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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我由求知欲所導向。求知欲無限，知識無限，然而人生有限。人認識客觀世界，受制於身體之感知，然而身體乃有限之軀，無法窮盡無限之知識，更會受制於錯覺，例如視覺之盲點、折射等。理性反省與科學方法即使能夠去除幻覺，仍不能以有限的智慧生命和有限的認知能力去窮盡無限的知識。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莊子》〈內篇．養生主〉）故此認知我陷入「有限性之絕望」或「無限性之絕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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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我蔽於自身關係與心靈自身之關係，以認識倫理價值為最終目標。道德我由「性嗜好」之欲望所導向。認知活動受制於感官經驗之觀察和理性思考，即使認知者質疑或否定身體經驗，仍以身體出發思考；然而倫理思考只需要理性和道德情感，兩者都可以獨立於知覺，是而心靈出發的。認知行為先被動地觀察，然後主動地反省；道德實踐則先主動地潛伏，然後被動地誘發。例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感官知覺發現「孺子將入於井」就誘發了本身就內在於人之惻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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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倫理對象與認知對象有根本的差異。知識是由認知主體與認知對象共同建構的，因知識必然針對特定的對象，而道德則不必如此。例如「地球位於太陽系」、「水的沸點是攝氏一百度」等知識，都是針對特定的認知對象。若地球不存在，水不存在，對地球的知識或對水的知識當然不存在。但道德律則則不一定；例如「愛是應當的」就無須預設人、貓、狗等特定對象存在方能成立。只有涉及特定的實踐原則，直接涉及自我與他者之人際關係，道德律則才必須針對特定的道德對象。例如經上記著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上帝就是特定的對象；又或是子曰：「事父母能竭其力」，父母就是特定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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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身先有實踐道德之可能性，然後對於倫理價值作出反省，再選擇在生活上實踐倫理價值。價值的實踐是自主的活動，完全是出於自由意志的選擇。能夠實踐倫理價值者，必有實踐倫理之無限可能性。我之所以用「倫理」（ethics）而不用道德（moral）或德性（virtues）這些字詞，是為了強調倫理思考本身的社會性面向。倫理不只是個人之事，而是涉及一個人對他人與自我在某種關係下之道德責任：作為學生的責任是讀書，作為老師的責任是教書，作為君主的責任是監察，作為臣子的責任是行政，等等。德性和道德這些字詞就太個人化了；德性只講求個人之道德實踐，這故然是道德倫理活動中非常重要的面向，卻不是倫理活動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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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我是由「性嗜好」之欲望所導向，也就是一種「不喜非義、乃喜眞理」（哥林多前書13:6）之道德情感。然而，道德情感所追求的道德價值，例如「仁義禮智」、「真理」、「至善」等等 只是抽象的概念，不受時空之無限制，不受物理必然性的約束，然而道德實踐的場所卻必然是經驗世界，完全服制於必然性。道德實踐必須依賴身體實現，於是聖保羅所言之情欲與靈性之爭戰馬上浮現。道德情感真的能夠克服生理機能之情欲而實踐倫理價值嗎？更大的問題是倫理價值所依附的道德情感可能也是出於身體的生理機能，完全可以還原成生物化學反應，完全受制於物理必然性，不受自由意志主宰，而沒有甚麼道德價值可言。例如同情心只是鏡像神經元活動的結果，如果大腦受損了，可能同理心就沒有了。故人有無限的道德可能性，在實踐時卻要面對道德實踐之有限性。於是道德實踐就陷入可能性與必然性之矛盾中，亦使道德我陷入「可能性之絕望」或「必然性之絕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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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我蔽於自我與上帝之關係，只著眼於超越性，由信仰之熱情導向自我追求與超越之上帝建立關係。用齊克果的說法，宗教我就是視自我為「精神」。對於今日活在世俗化年代的人來說，宗教我比起情意我、認知我和道德我更難理解；後三者都是現世我，三種情意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出現，然而宗教情意卻似乎與世俗化之現代生活毫無關連。幾乎所有人都曾經嘗試追求食色性也之滿足，追求得到知識或技能，及追求實現某些道德價值，但卻不是所有人都追求與一個超越者（上帝、神佛等）建立關係。特別在儒家思想「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思想影響下，華夏學者大多輕視宗教情意。例如勞思光就不承認宗教我，只承認軀我、情意我、認知我和道德我。[6]宗教情意似乎變得可有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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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宗教情意及其所導向之宗教我之所以出現，正正是由於情意我、認知我和道德我皆無力擺脫絕望。情意我陷入「想成為自我之絕望」與「不想成為自我之絕望」，認知我陷入「無限性之絕望」或「有限性之絕望」，道德我陷入「可能性之絕望」或「必然性之絕望」。三種絕望出現的根本原因是由於永恆下之個人想像與時空下之現實處境必然存在的落差。即使一個人想發財，而他真的在年老時發了財，其理想與現實之落差依然存在；「想發財」是沒有時間性的，那人是從一開始就想永遠的發財，但「年老時發了財」卻是有時間性的，只有在「年老了」以後的時間他才真的發財。世俗主義者放棄了克服如斯落差。如齊克果所言，「現代者，絕望世代也。」（JP I.737）「庸俗資產階級思維缺乏靈性」，「欠缺漸覺上帝之可能性」[7]。他們放棄想像，安於現狀，放棄嘗試超越絕望，永遠活於絕望之中，完全拒絕一切宗教信仰，只關心物質生活之進步。華人社會充斥著如此低賤的庸俗人；他們之所以低賤，是因為他們失去了作為精神之自我，失去了人應有之超越性。天天只想著賺錢，一開口就只會談錢。面對現代社會之無力，偶然就會出現另走極端的瘋子，反過來完全否定現實，沉醉於幻想之中，以自欺欺人的方式以為自己能夠超越絕望。廿一世紀依然異端邪說橫行全球並非空穴來風；迷信之出現正是由於人追求超越絕望。當藝術、科學和道德哲學都不能使現代人安身立命時，現代人就會投入新紀元運動，迷信能量塔、風水命理，或是參加假神蹟表演和音樂刺激的靈恩派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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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亦是絕望之表現，但迷信者尚且意識到人必須超越現世，只是他們選擇了一個讓他們更加泥足深陷於絕望中的旁門左道，因為虛假的希望將帶來更多大絕望。抗日戰爭時，日本人皆把希望寄託於萬世一系之天皇身上，致力為建設「八紘一宇」奮鬥，結果戰敗後人們陷入瘋狂的絕望中，無法承受絕望的軍國主義者亦只好選擇自殺。中共竊國前，不少天真的知識分子把希望寄託於中共身上，致力為建設新中國和人民民主專政而鬥脖，結果反右與文革將知識分子打入絕望的深淵，甚至直接把他們的肉體長埋黃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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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意識到自己有超越現世之追求，信仰之熱情就會遵向自我跟某一超越之力量建立關係，目的是要為自我的存在尋找一永恆（eternal）而超越（transcendent）的價值或意義。此即為田立克（Paul Tillich）所言之終極關懷（utlimate concern）：「人終極關懷其存有與意義。『或做或不做』在這意義下是終極、無條件、整體與無限的關懷。」[8]如果人生意義是時間（temporal）而現世（immanent）的，沒有超越時空限制的存在價值，那就是把人拉回到世界「必然性」與「有限性」次層面了。既然不能擺脫必然性與有限性，則陷入不能成為自我（無法實現理想）的絕望。所以，人需要終極關懷。而終極關懷之具體表現，就是以超越者為對象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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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象可以是上帝、真主，也可以是佛佗、梵天、八百萬神，甚至只是一股力量，例如佛性或四善端。故此信仰對象既可以是他力，也可以是自力。這些信仰對象都是超越於現世的，然而人的認知卻受制於經驗和理性，只能理解現世之時，故信仰對象對人來說總是未知者。人不知道哪一神佛才是真正能夠幫助自己超越絕望，故必須冒險作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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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既是有限又是無限，既是可能又是必然，但在基督宗教裡，上帝是無限的超越者，在上帝裡凡事都可能，是全能、全知、全善者，與人類之間存在不可逾越之鴻溝；故人想成為與上帝建立關係之自我，而現實上卻無法成為與上帝建立關係之自我。人若全盤否定自我，自我即灰飛煙滅，再無自我可與上帝建立關係。然而，人若肯定自我，則知自我本身與上帝不配。故人陷入「不想成為自我之絕望」或「想成為自我之絕望」。當人去到宗教階段之高峰，意識到自己無法與上帝建立關係之事，就必須接受由超越之上帝主動與人建立關係，實現神人合一，從而脫離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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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和心靈都無法超越現世。心靈故然不佔時空，好像離開了現世，但心靈之思考對象卻永遠受制於現世。畫家的繪畫再抽象，其意念也是來自於對現實世界之觀察。道德之實踐離不開人際關係之互動，理性亦離不開邏輯定律的限制。唯有宗教我是超越的，因為宗教我是自我作為精神與上帝建立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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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終極關懷並非完全與現世之事物不相關。現世之活動，如道德、認知與情意，並關心之對象是現世對象，田氏稱之為初始關懷（preliminary concern），但初始關懷仍可以作為終極關懷的載具，因為道德、認知與情意活動亦可同時表達人對終極意義之追求。「終極關懷作為對終極真實之熱切期待體現於知識領域⋯⋯[又]作為對表達終極意義的無限慾望體現於藝術功能」；[9]同理，終極關懷亦作為對永恆道德價值的熱烈追求體現於宗教領域。這都說明宗教並非完全「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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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宗教我成為離地之自我，忽略道德、認知與情意，則宗教我亦有所蔽——蔽於自我作為精神與上帝之關係。人不能只思考超越絕望而忘記自我仍存在於現世。宗教我所言之自我與上帝建立關係，乃指一具體之自我，而非虛無之自我。具體之自我，即必含心身綜合、自身關係與身體之關係及自身關係與心靈之關係三者。有所蔽的宗教我，就不是真正的超越，而是虛假的超越，是純然的幻想，其本質跟情意我之幻想無異。盲目壓抑情意，或無視認知，或否定倫理，而全情投入追求超越者，實為迷信之瘋子。他們以為自己是「宗教狂熱」，其實他們根本連情意我，認知我和道德我之存在都否定了。既無情意我、認知我和道德我，人從何談起超越情意我、認知我和道德我？而且，無情欲、無理解能力以及無道德意識者，根本無法建構自我，皆非人也。自我不存在，則自我與上帝之關係亦不可能存在。既然這些「人」不能與上帝建立關係，就自然不可能得救，並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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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觀之，完整的自我，即為情意我、道德我、認知我和宗教我四者所構成。蔽於任一自我意向，只處於某一境，皆會陷於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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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實上人不可能永遠只蔽於某一狀態，否則人難以生存。再無欲無求的人也會有本能的慾望（知道自己有食色性也之衝動），再麻木不仁的人也會有道德的意識（知道他人否定自身行為之道德價值），再愚不可及的人也會有認知的能力（知道一些邏輯法則和經驗知識）。唯有宗教我是最容易忽略的，因為宗教我不直接涉及現世，可以與現實生活無關。故此，沒有宗教我的無神論者可以如常生活而不察覺有絲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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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之中，人們往往在四種自我之中不能取得平衡，並過分側重其中一個面向，把其中一種自我關係看得太重要。在一個社會或一個文化之下，當大部分成員，或是統治階級之成員，過分側重某一特定之面向，亦會為這社會或文化帶來災難，對文化之某些方面帶來壓抑，影響自由的表達。故此，認識自我結構之全貌，善用自我的各個導向，避免過分側重某一面向，既是為了個人的生存，也是為了江山社稷的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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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ierkegaard, Søren, Sickness Unto Death, Hong, Howard V. and Hong, Edna H. ed. and t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13.
[2] 同上，13。
[3] 同上。
[4] 同上，14。
[5] immanence漢譯多作為內在，與internal容易混淆。我以為「現世」才是較準確的譯法。現世就是指我們所生活之現實世界，超越則是脫離了這現實世界。故超越之相反詞應為現世。
[6] 勞思光：《哲學問題源流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7] Kierkegaard, Søren, Sickness Unto Death, 41.
[8] Tillich, Paul,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3 vols., 14.
[9] Tillich, Paul, Theology of Cultu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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