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很多人的記憶之中，十七年前的SARS時代，最艱難的是每天要戴口罩出門，經濟受到嚴重打擊，或是最切身的不過也就是失業或者停課。
但對於一些走在前線的人而言，他們艱難的卻是以自己的生命去堅守香港的最後防線。
如果你問我，一個人正常活到80、90歲算不算長？
我想，在人類壽命來說已是長壽了。但如果從精神層面、道德層面去看，一些在世生命不多的人，卻是人類歷史或文明裡更長壽的。例如一些為國捐軀，或是在大是大非之前不選擇退縮，而是奮勇向前的人，他們會永遠活在大家的心裡，受後世的景仰和尊重。
2003年5月中旬，又傳來了更多不幸的消息。
繼4月26日，屯門一位男謢士劉永佳先生因在病房工作時受到感染SARS不幸去世後。屯門醫院胸肺科主任謝婉雯醫生亦因照顧沙士病人受感染，不治病逝 。
如果，這個世界是要烈士才能讓大家感受到傷痛的教訓，至少我們希望烈士的人數能減到最低。
進而我希望，大家是真的能記住烈士用生命帶給我們的教訓。
經過了一個多月，大家對於疫情的防疫開始習以為常。習以為常的意思就是說大家都真的齊心會做最基本的防疫措施，而鮮有看到一些人自詡膽大、身體健康的不肯戴口罩，甚至在公車上還故意大聲咳嗽覺得能吸引目光的人。
這些除了在很多生命的消逝後，大家都明白這不是「講玩」之外。一些血的教訓也是有的。網上也有流傳過在公車上有人不戴口罩還故意大聲咳嗽的人，結果被附近的其他乘客痛罵或者揮以老拳也時有所聞。
「約瀚離開了。」小約克悶悶不樂的向我說道。
約瀚是小約克的朋友仔，我見到他的時間不多，記得只是在一次午膳時間在飯堂裡相遇過一會兒。
「小約克，約瀚他雖然離開了，但他卻是到了一個快樂、無憂無慮的地方。」雪莉拉著小約克的手，說道。
小孩子對於死亡這回事並不十分清楚了解，我知道他們的世界裡，很多人也只是向他們說死亡後，會去了一個沒有病痛、無憂無慮的地方。
雪莉在努力的開解著小約克，幾經辛苦終於將沉醉於失去了一個朋友的小約克從那個死亡的思考裡拉了出來。
「雖然他們每天都從死亡邊緣徘徊，但他們並一定就要去理解死亡。」我道。
是的，對於很多健康的小朋友而言，死亡應該是離他們很遠，甚至根本不應該去接觸和理解死亡帶來的心情。
疫情也為本來還未需要接觸死亡的人帶來了接觸死亡的機會。
「約瀚不是因為SARS而離開的，但那種震撼卻讓小約克好幾天也發了惡夢。」雪莉說道。
「對他們而言，死亡太沉重。」我說道。
這不是考驗面對病魔的生命力或者勇氣，而是考驗在生者面對失去身邊人，自己卻也有甚麼事情可做的時候，能否抵抗那份無力感的能力。
我不否認的是，儘管在新聞裡每天說著香港，以至內地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人病歿，對那種還沒有在身邊人發生的時候，我們的那種沉重還不致於「很沉重」。坦白說一句，對我們而言都只是一些數字。
「有時候我在想，對小孩子說離開世界後，我們會到達一個無憂無慮的地方，這算不算一個謊話？」雪莉眼裡閃過一絲迷茫，「如果算的話，這種善意的謊話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
「它本身可能是善意的，但這個謊話還是有不太妥當的地方。」啫喱插嘴道。
我和雪莉向啫喱投以不解的目光，以示意他應該繼續解說下去。
「因為這個謊話將那個地方說得太好了，聰明的小孩子可能會直接反問『既然那裡這麼好，我直接跑到那裡去就好，不用再受疾病的煎熬』。我們要努力生存下去，自然有生存下去的目的。」
我和雪莉頓了半嚮，終於明白啫喱的意思。那地方是怎樣，我們不知道，也沒有真的有人去了那個地方一趟再回來告訴我們那個地方的種種。
但正正因為這樣，我們不是教在生者一心求死，而是鼓勵在生者繼續在生命路上打拼。
音樂是正面的能量，治癒著人疲憊的心。
誠然我們在他們的抗病路上，既不能醫治他們、也不能替他們分擔痛苦，能做的並不多。反過來說，陪著他們走下去的人，有時候也因此會感到多少的無力感。
這件事情終須還是有人要肩負起的，由啫喱找到我的一刻，我就覺得這種使命感也在我的心裡生出了根。
我相信，如果有人能和他們一起走下去，他們會堅強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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