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提到香港最近的各種社會思潮.....那麼就不得不說最激進和最引人注目的 - 香港獨立建國。
我應該是幾年前，準確來說大概，可能是2011年才接觸到這個思潮，最開始的時候感覺有些不靠譜。介於荒謬和現實之間，無法下達準確的定義。
但作為民主運動的支持者來說，我是很高興香港走到這一步，但說實話，在11年的節點上，我並沒有把這項思潮當成是真正的，嚴肅意義上的政治運動，而是完全以一種局外人的態度來觀察認為是一種類似於表演性質的......展現港中在文明角度上差異的抗議運動。
在當時，如果遇見香港獨立運動的支持者，我大概會表露自己的贊同傾向，但內心深處的確覺得這是一個特別遙遠，並且也不現實的思潮。
這個認識在之後得到了改變，香港建國是一個完全合理的，嚴肅的政治討論，乃至於香港民族也是一個十分合理的稱呼。
首先的改變在於我意識到了民族是什麼，在小時候，也就是11年這個時間段，我還只是一個初中生。我秉持的完全是一種啟蒙意識形態下的世界觀，民主，和平是好的，秉持的是一種世界主義的價值觀。
並不是我現在就認為這些東西是不好的，而是，我檢索這些思潮，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該如何保護我自己？”
或者更確切的來說，我該如何保護我的生命和我想要貫徹的價值觀？
這些東西在我舊有的進步主義觀念下是無解的，我仔細思考我為什麼在過去會秉持著這種價值觀，歸根到底是不是更嚴重的原因來說......我是一個浮萍？
或者不用這麼說，更嚴確的定義是我是孤身一人....或許有個家庭，但我缺乏更大程度上的......類似與基督教會或者歐美國家社區之類的社會自組織？同種類型的或許還有中國南方的宗族社會，伊斯蘭的社區。
這麼說把，是一種個人和國家之間過渡類型的社會集合體，在古典社會，可能是同鄉同村的血緣宗族，近現代是教會和民主社會裡自己管理的社區，工會，商團.. ....以至於政黨和利益集團。
這些社會組織構成了一個類似安全閥一樣的結構，阻止著專制君主或者是國家權力直接作用到個人的身上，我們可以想像類似一個這樣的情形，明帝國，或者是清帝國的君主要在新安縣強迫勞役或者增加稅收，新安縣的居民有什麼辦法？但若是詹姆斯二世要在曼徹斯特徵收不合理的稅收會發生什麼？
假如持進步主義個人的我在新安縣，我該如何保護自己？我沒有任何可以依附的和依靠的，更別提構建在英美民主社會裡的小社區自治組織了。
事實證明，世俗主義也好，個人主義也好，在現代社會起的是一種消解社會自組織的作用，若是按照啟蒙價值裡對世俗主義狂熱的追捧，那麼顯而易見基督教教會就是一個壞的東西，而我們需要將它破壞掉，構建一個沒有宗教組織的，完全世俗化的社會。
這樣子只剩下了個人和國家，國家是世俗主義下的利維坦，它只知道剝削和吞食而不事生產，而個人在面對它的時候是全然無知和無助的，電影裡和小說裡那種幻想的，個人英雄主義破壞專制的想法太過荒誕。
我必須要去加入某一個能保護我的，能讓我和他人緊密相連的，彼此分享信息源的自組織。
不然的話，我生活的並非是某一個國家或者集團，而是完全的真空，由於國家和個人之間中間組織的解體，個體陷入到無序和孤獨，彼此失信，社會失徳的狀態中去。
齊美爾和阿倫特很好的概括了這種情況，他們稱之為“個人的原子化”。舊的家庭組織破碎了，今天家庭權力結構組合的根本是在於誰能有經濟創造能力，企業出現了一種圍繞權力核心形成的聯結抱團狀態，一部分人圍繞核心權力，利益抱團，形似原子，另一部分人則被邊緣化，彼此孤立。
而學校則更是國家權力直接的體現，從普魯士到日本帝國到今天中國一脈相承的高度集中和受政府支配的教育體系完全剝奪了學生自組織的能力，他們不再是，也不會成為英美教會社區裡的人，而是彼此孤立的，無助的個人。
這種情況下造成人際關係疏離化。社會紐帶鬆弛，初級社會群體開始走向衰落，即伴隨著現代化或社會轉型的進程，人們開始從各種共同體中被“解放”出來而成為一種獨立的個體存在。
但在社會實現並未新的更為高級的社會聯組的情況。
個人與公共世界的疏離。任何一種成熟的文明社會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真實的社會連結基礎之上的，其中最為重要的連結應是介於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社會初級群體及其相應的組織團體。
而走向原子化的社會則恰恰是破壞了上述基本連結，使個人直接面對國家，導致社會內部鬆散，組織能力差，在表達利益訴求，維護個人權益時，往往以原子化的個人去面對政府和社會。此種現象的危險性在於，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無法上達，而政府的惠民政策也失去了下傳的管道。
斯賓格勒認為文明有著季候之分，他看到了民族是一種虛妄的共同體，民族有著同樣的血緣，語言和文化？全都不是。
民族不是先天就存在的，它是在政治參與擴大到普通民眾的過程中間，為了認同的需要而人為創造起來的。
首先就所謂“中華民族”來說，不過是一個虛妄的被造物，在20世紀初期被梁啟超等人創造，他們在西方文明傳播的情況下，想要團結弱小的東亞諸多族群，構建了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歷史不過一百餘年。
這個概念塑造了現代中國，這群有著不同血緣，文化，語言的族群被發明進了一個集合裡，被幻想成了一個民族。
歷史上所有的民族都是這樣子被發明的，就法蘭西來說，一開始只有20％的人會說法語，甚至於法蘭西島的居民們也不認為他們屬於一個民族，但在被統治的過程中他們被整合起來，一個民族，意味著一個統治的政治體系，在這個體系外，是另外的民族，血緣也好，文化也好，其實是不重要的東西。
在談到民族被發明的時候，似乎進入了一種類似神學的範疇，在一開始，只有族群，他們是歷史前的民族，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需要知道。然後他們之中的一小部分人，從那高高的地方接受了昭昭天命，他們意識到自己應該是一個民族了，然後那些彼此並不連接起來的，互不認識的族群構建成了一個民族。
香港和中國實行著不同的政治制度一百年，從民族發明的角度上早已經是一個獨立的民族了，並非是其他什麼歷史文化上的東西讓香港人和中國人不同，台灣人和中國人不同，越南人和中國人不同，而是他們的統治體系完全不同了。
這其實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值得驚訝的是直到香港被完全併入中國的“約期”過了一半才有香港的一小部分人認識到。
在想像的共同體裡，我們人類創建了很多本不存在的概念。這個世界沒有國家，沒有法律，沒有美，沒有數字，甚至可能沒有神。但由於人類相信了他們的存在，他們的概念也就內化了下來，成為大家所熟知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們摸不到他們的實體，這些東西依附人類社會的心智存在，如果認為民族是一個亙古不變的，由其語言，血緣的基礎而天然存在，只是一種上個世紀的本質主義價值觀。
何況民族和民主是同一種東西，什麼是民主？一群人自己統治自己，他們必然是擁有著相同價值觀，類似的人，這是由其政治體系決定的，法國人無法和越南一道實行民主，烏克蘭也不可能和俄羅斯一道實行民主。
我們去尋找那些成功的民主國家，波蘭民主的實現是猶太人，德語人口和俄語人口消失的過程。被人牢記的盧旺達大屠殺後很多年，我驚訝的發現盧旺達變成非洲大陸最民主的國家之一，並且女權蒸蒸日上，經濟進步。這些東西本來和我舊有的進步主義觀念不符合，但今天想來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們今天在提到民主的時候被人為添加了一些東西，譬如自由平等，人權，關愛少數族裔等等，但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在民主實現後的附加產品，今天我們提到北歐的時候，覺得是一個富裕文明的人間天堂，他們大多實行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其實都是左派的一個分支。
在過去他們是怎樣幹的呢？這群北歐人，他們挨家挨戶去搜查共產主義者，然後將他們挨個槍斃，北歐今天的社會和諧其實是和當初的血腥屠殺分不開的。
民族是天然的社會自組織，尤其是在弱小民族和形成中的民族更是如此，他們將彼此分散的人團結起來，構建出一個幻想的共同體，然後實行民主，在威斯伐利亞體系下的現代世界裡，本應該就是如此的。
在超越民族的世界性帝國裡，奧斯曼也好，奧匈帝國也好，他們存在的唯一條件就是沒有民主，你們這些各個不同文化，歷史的族群，曾經被實施過不同政治體系的民族，你們都不擁有統治的權力，而是由君主統治，蒙古帝國可能實施民主嗎？
在君主滅亡後，黨充當了統治者的權力，只有黨可以維繫中國的存在，甚至其實中國是不存在的，中國只不過是東亞大陸上政治制度的一層皮膚，是一個偽裝，如果你真的願意用外科手術一樣的方法去探查它是什麼東西的話，你會發現其實東亞大陸的政治體系只有一個，那就是維繫這個帝國存在的唯一權力中心。
既要民主又不要民族國家，顯然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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