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鴨寮街的夜晚，永遠混合著三種氣味：隔壁茶餐廳的豉油皇炒麵、樓下電器行賣不出去的二手冷氣機散發的霉味，以及對面大廈晾衣竹竿上滴下來的、不知道是哪一戶還未擰乾的襯衫水。
這三種氣味在夏天的夜晚會產生化學作用，形成一種深水埗獨有的、濃稠到可以用刀切開的空氣。辛瑞拉在這種空氣裡住了五年，已經聞不出任何異常了。
但她的膝蓋知道。
她的膝蓋正跪在浴室的地磚上，透過一塊用了三年的抹布，對抗著瓷磚縫隙裡那層頑固的黑垢。她已經換了三次水，刷了兩次刷子，膝蓋從刺痛變成麻木再變成刺痛——麻木循環了不知道幾次。浴室很小，小到她轉身的時候手肘會撞到馬桶水箱。但她對這種空間的掌握已經精確到公分級別，就像她對這間唐樓裡所有東西的位置一樣——從陳太藏在電視櫃底下的私房錢，到陳佩珊偷藏在衣櫃深處的過期化妝品，她全部知道。
「辛瑞拉！浴室的鏡子擦乾淨沒有？我明天要見客！」
陳太的聲音從客廳那張破舊的三人沙發上傳過來，帶著電視機裡《愛·上班》的罐頭笑聲作為背景音樂。陳太今年五十二歲，保養得宜，但她的保養品全部來自佐敦夜市那些號稱「韓國醫美級」、實際產地是廣東中山的面膜。她的兩個女兒——陳佩珊和陳佩玲——分別佔據沙發的左右兩端，臉上各敷著一片同款面膜，三個人像三尊排排坐的蠟像。
辛瑞拉沒有抬頭。她用拇指按壓抹布，精準地將瓷磚縫隙裡最後一絲黑色的東西抹掉，然後站起來。膝蓋發出一個輕微的「喀」聲——那是軟骨磨損的聲音，她二十五歲，膝蓋已經像四十五歲了。
她走到浴室門口，面無表情地看著沙發上那三個女人。
「陳太，」辛瑞拉說。她的語氣平穩得像在讀香港天文台的風暴消息，「浴室的鏡子我擦了。但鏡子左上角那塊水漬是鋁框生鏽造成的，不是灰塵。妳換一面鏡子比較實際。」
陳太從手機螢幕上方抬起眼睛，面膜在她臉上繃緊，導致她的表情看起來比實際上更猙獰三分：
「妳什麼態度？我供妳吃供妳住——」
「供我吃供我住？」辛瑞拉重複了這五個字，語氣裡的敬意是負數，「陳太，妳要不要重新計算一下？」
她轉身踱回自己房間——那個只有兩坪的、原本是儲物室改裝的空間。但她是用「踱」的，沒有用「跑」的。她在這裡五年了，知道一件事：在陳太面前表現出「急著拿出證據」的樣子，會讓對方覺得自己有優勢。而她，已經過了那個階段。
她從摺疊床底下抽出一個A4活頁夾，封面用馬克筆寫著「帳目總覽」四個字。她回到客廳，把活頁夾翻開到標記了紅色標籤的那一頁，然後把整本攤開在茶几上。
「根據這個紀錄，」辛瑞拉豎起第一根手指，「從五年前我搬進來開始，每個月一號，我準時轉帳五千元到妳的戶口。名目是『房租與膳食費』。總共六十個月，合計三十萬元。」
她豎起第二根手指：
「與此同時，我每週平均提供二十小時的家務勞動——打掃、洗衣、煮飯、採購、倒垃圾、幫妳們三個預約美容院的時間、幫佩珊填寫網上購物的收貨地址、幫佩玲下載她找不到的那些電影。按市場上家務助理的平均時薪——我參考了僱員再培訓局去年的數據——每小時一百二十元。每週二十小時，每個月八十小時，等於九千六百元。乘以六十個月，等於五十七萬六千元。」
她把活頁夾轉向陳太：
「三十萬減五十七萬六，等於負二十七萬六。陳太，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五年是妳欠我的，不是我欠妳的。建議妳把『我供妳吃供妳住』這句話從妳的日常用語中刪除。它在數學上不成立。」
客廳安靜了兩秒。
陳佩珊把面膜揭下來一半，露出半張驚訝的臉：「妳真的在算這個？連時薪都查了？」
「我的本科是經濟系。」辛瑞拉闔上活頁夾，抱在胸前，「統計學與會計學是我的核心必修課。數字是我唯一的信仰。」
陳太的臉色變了三次——從紅到白再到一種接近茄子的紫色。她張開嘴，又閉上，又張開，最後把目光轉回手機螢幕，用一種「我決定不跟妳計較」的語氣說：
「……總之。明天我約了朋友來家裡打麻將。妳把陽台那些衣服收了，不要掛在那裡礙眼。」
辛瑞拉沒有馬上回應。她低頭看了一眼手機——今天是週五，距離她收到茶餐廳工資的日子還有三天。她的銀行帳戶餘額目前是一千三百四十二元。她心裡快速算了一下：四件襯衫、三條長褲、一套內衣，全部收下來摺好大概要七分鐘。七分鐘換來陳太在麻將桌上「不要故意找碴」，划算。
她走過去收衣服。
經過電視機的時候，新聞主播正在播報一則娛樂與財經交叉的新聞——香港這種新聞很多，富豪的私生活總是能同時佔據兩個版面。
「許氏集團第三代繼承人許澤言先生，將於本週六在山頂大宅舉辦私人慈善晚宴，據悉與會者均為本港政商界名人。許先生近年鮮少公開露面，本次晚宴備受關注——」
陳佩玲突然坐直了身體。她臉上的面膜掉了一半，但她完全沒有理會：「許澤言？許氏集團那個許澤言？」
陳佩珊已經把手機掏出來了。她的搜尋速度比她的網購下單速度還快：「天啊，他好帥。但他為什麼每次照片都面無表情？像一張身份證照片被洗了二十次。」
「人家是富豪，當然要高冷。」陳太哼了一聲。她斜眼看向陽台上正在收衣服的辛瑞拉，聲音提高了八度，確保整間唐樓都能聽到——包括對面大廈的人，「有些人一輩子也不會有機會踏進那種地方。連山頂纜車站往哪個方向走都不知道。」
辛瑞拉沒有回話。
她把陽台竹竿上的十四件衣服一一取下來——其中十一件是陳太母女三人的，三件是她的。她那三件被擠在最角落的位置，像三面被流放的旗幟，在晚風中微微搖晃。
她把三件衣服摺好，放進自己房間那個已經磨破邊角的行李箱裡。她沒有衣櫃。她的全部家當就是一個行李箱和一個塑膠收納盒。收納盒裡裝著她的畢業證書、幾本經濟學課本，以及一份已經過期兩年的招聘廣告——上面寫著「中環金融機構誠聘分析師，月薪三萬起」。那是她畢業那年收到的第一份面試通知，後來因為陳太「需要她在家裡幫忙」而錯過了。
她把廣告收回盒底。
手機震動了一下。她看了一眼——茶餐廳老闆傳來的訊息：「辛瑞拉，呢排生意差，工資晚點發。」
辛瑞拉盯著那行字看了三秒鐘，然後把手機翻面放在枕頭旁邊。她深呼吸了一口氣，把那些「這週末怎麼過」「下週的補習費能不能收齊」「八達通餘額還能撐幾天」之類的問題全部壓到意識的底層。
然後她聽到了敲門聲。
不是大門。是她房間的門。唐樓的大門是鐵的，敲起來聲音很沉。但這聲音很輕——三下，有節奏，像某種暗號。
辛瑞拉警覺地坐起來。整間唐樓裡，只有三個人會敲她的房門：陳太（叫做事）、佩珊（借東西，從不歸還）、佩玲（下載盜版電影）。無論哪一個，都不會帶來好消息。
但這敲門節奏她不認識。
「辛瑞拉？開門，是我。」
那聲音像個四五十歲的女人，帶著某種刻意的浮誇腔調，每個字的尾音都往上揚，像在演粵劇裡的丑角。但辛瑞拉認得這個聲音——她在這五年裡聽過三次，每一次都伴隨著「現金工作」「不用報稅」「時薪比市場高」之類的關鍵字。
她打開門。
門口站著一個穿螢光粉紅套裝的女人，戴著一頂誇張的紫色假髮，臉上塗了過厚的粉底，以至於她笑起來的時候粉底在法令紋處裂成兩半。她的脖子上掛著一條比手指還粗的假金鍊，手腕上戴了至少五個顏色不同的塑膠手環。但她的眼神非常精明——像廟街那些擺攤賣玉器的老闆娘，一眼就能看出你的口袋裡有多少錢、你的手機是什麼型號、你的八達通還剩多少。
「Rose姐？」辛瑞拉認出了她。Rose姐是廟街一間臨時工派遣公司的老闆——說是「公司」，其實就是一個攤位加一部手機加一本寫滿聯絡人名冊的筆記本。辛瑞拉曾經透過她接過兩次展場接待的工作，都是那種「站一整天、穿制服、對三百個人微笑、時薪比茶餐廳高一倍」的短期工。
「親愛的，好久不見。」Rose姐逕自走進辛瑞拉的房間，環顧四周。她的目光在摺疊床、塑膠收納盒、磨損的行李箱、牆角那個漏水的水管上各停留了兩秒鐘，然後嘖嘖了兩聲，「這環境……比我想像的還糟。我上次來是兩年前吧？那時候還有窗簾。窗簾呢？」
「陳太拿去當抹布了。」辛瑞拉說。
「用妳的窗簾當抹布？嘖——」Rose姐在房間裡唯一的摺疊椅上坐下來。椅子發出一聲抗議的吱呀，「算了，不說這個。有好工作給妳，接不接？」
辛瑞拉沒有馬上回答。她認識Rose姐兩年了，知道一件事：這個女人從來不做虧本生意。她每次給的工作時薪特別高的時候，背後一定有某種附加條件。沒有例外的。
「什麼工作？」她問。
Rose姐翹起二郎腿，她的假鱷魚皮包放在膝蓋上：「週六晚上，山頂大宅，一場慈善晚宴。工作內容很簡單：端盤子、倒飲料、確保那些貴婦不會把紅酒潑到自己裙子上。時薪——」她比出一個六的手勢，「——六百元。」
辛瑞拉的瞳孔微微放大。
六百元。她在旺角茶餐廳站十個小時，端幾十盤飯菜，被油煙薰到眼睛發酸，時薪也不過五十五元。補習班好一點，一小時兩百元，但每週只有兩天。六百元等於她將近一天的總收入。
「但條件呢？」辛瑞拉沒有被數字沖昏頭腦。她把工作證翻來翻去檢查細節，「妳每次給高時薪的工作都有條件。上次展場接待，條件是要穿高跟鞋站八小時，結果我腳腫了三天。再上次是發傳單，條件是必須穿玩偶裝，結果我在裡面中暑了。」
Rose姐笑了。粉底在法令紋處裂得更開了，像乾涸的河床：「聰明。條件只有一個：午夜十二點之前必須打卡下班。超過十二點——」她伸出手指，在空氣中畫了一個零，「——今天所有薪資歸零。全額扣除，連基本工時都不算。也就是說，妳可以提早收工、可以十一點半就走去打卡——但絕對不能超過十二點。一秒都不能多。」
「為什麼是十二點？」
「宴會有嚴格時間管理。最後一個環節是煙火表演，十二點整開始，所有非受邀的工作人員必須在煙火開始前撤離。」Rose姐聳聳肩，「也有可能他們覺得十二點之後會有老鼠變回馬車、南瓜變回——哎，我在說什麼。反正有錢人的規矩多嘛。總之——十二點之前打卡。一秒都不能超過。妳能做到嗎？」
辛瑞拉低頭看著那張工作證，心裡快速計算：時薪六百元，工作時間從七點到十一點半左右，保守估計四個半小時，等於兩千七百元。就算提早收工，也比她平常一天賺得多。
「接。」她說。
Rose姐滿意地站起來——她的鞋跟很高，辛瑞拉懷疑那是她唯一一個「不是假貨」的東西。她走到門口，手放在門把上，回頭看了辛瑞拉一眼：
「星期六下午六點，山頂纜車站有人接妳。穿黑色鞋子。但不要穿——」她低頭看了一眼辛瑞拉鞋櫃上那雙從波鞋街買來的、標榜「韓國東大門同款」、實際穿兩次就開膠的玻璃跟鞋，「——這種看起來隨時會解體的東西。」
「這雙鞋我買的時候花了199元。」辛瑞拉防衛性地說。
「我知道，旺角波鞋街嘛。我上個月才在那裡買了一雙類似的，第三個小時鞋跟就掉了。我那天還要去見一個大客戶，結果整個人往左傾斜了五度，像一棟比薩斜塔。」Rose姐轉動門把，但在開門之前，她停頓了一下，語氣從浮誇轉為一種短暫的、認真的低頻，「對了，辛瑞拉。那天晚上如果發生什麼奇怪的事——不要問，不要管。時間到了就打卡走人。記住了嗎？」
辛瑞拉點頭。
Rose姐走了。她的鞋跟聲在唐樓的走廊裡迴盪了五秒鐘，然後被樓下茶餐廳的油煙機聲吞沒。
辛瑞拉回到摺疊床上坐下。她把那張工作證舉起來，對著房間裡那盞昏暗的燈泡仔細看。許氏集團的標誌在燈光下反射出一絲銀色的光——那是鋼印，代表這張證件是真的。
她不知道的是，三十六個小時之後，她會用一雙199元的鞋砸在那個標誌的主人臉上。然後她的人生會從「一千三百四十二元」變成「欠一個億萬富翁一筆她根本還不起的債」。
但她現在不知道。她只知道星期六晚上七點，她要去端盤子。
她把手機設定了一個鬧鐘：下午五點，「出發」。
然後她躺下來，閉上眼睛。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縫，從角落延伸到燈座旁邊。她看了這道裂縫五年了，早就把它的形狀記在腦子裡，像一張不需要攤開的地圖。
辛瑞拉閉上眼。
裂縫在她腦海裡慢慢變淡，變成一條模糊的線。
星期六晚上七點，太平山頂。
許氏大宅比她想像中還要大。她在新聞上看過照片，但照片和親眼所見的差距，就像看菜單和真正吃到那盤菜的差距——菜單上的東西永遠比實際的整齊，而實際的東西永遠比菜單上的大。
辛瑞拉站在大宅的側門入口，仰頭看著面前的建築。住在深水埗那間唐樓讓她早已習慣什麼是「密度極高」的居住單位——十二坪住了四個人，每一公分的空間都被充分利用。然而今天許氏大宅讓她理解了什麼叫「密度極低」。光是大門到主建築之間的那條車道，就足夠陳太那間唐樓的所有住戶全部排開做早操，還綽綽有餘。
她換上了Rose姐交給她的制服：一件黑色襯衫、一條黑色長褲、一條深灰色的圍裙。圍裙的口袋裡塞著那張感應卡。Rose姐在電話裡反覆叮囑過：
「感應卡上有晶片。七點打卡開始計時，十二點整系統自動結算。超過一分鐘就沒錢了。一秒都不行，聽到了嗎？一秒都不行。」
辛瑞拉把感應卡拿出來又確認了一次。她沒有告訴Rose姐，她已經把那個十二點的截止時間設定了三個鬧鐘——一個是手機的，一個是手錶的，一個是她腦子裡的。經濟系學生的時間管理是生存本能。
她從側門走進大宅，穿過一條長廊，到達宴會大廳的後場。接待她的人是一個穿黑西裝的瘦高男人，沒有自我介紹，只是遞給她一個托盤，指了指前方那扇門：
「飲料區。紅酒和香檳。繞場走，不要停。有人攔妳就給一杯。沒事不要跟賓客聊天。」
辛瑞拉點頭。她接過托盤，推開那扇門。
宴會大廳在她面前展開。
那是一個約莫有兩個籃球場大的空間，挑高至少六米，頭頂懸掛著一盞像隕石一樣的水晶吊燈——由幾百片切割玻璃組成，每一片都在反射著不同角度的光，整間大廳像被裝進了一個鑽石內部。地面是打磨到發亮的大理石，辛瑞拉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鞋子——黑色、有跟、鞋面上鑲著廉價的水鑽，旺角波鞋街199元買的。Rose姐叫她不要穿這雙，但她沒有別的選擇了。她僅有的另一雙鞋是白色的帆布鞋，配黑色制服簡直像一場災難。
她把腳踩在大理石地板上，鞋跟發出輕微的「叩」聲。她在心裡祈禱這雙鞋至少撐過今晚——
而它確實撐過了。一直到她脫下它、把它扔出去的那一刻——
大廳裡已經聚集了上百人。男人們穿深色西裝，女人們穿各種顏色的禮服——紅色、金色、銀色、寶藍色，像一群爭奇鬥豔的孔雀。空氣中飄著三十種以上的香水味，混在一起像某種化學實驗失敗的產物，辛瑞拉的鼻子在進入大廳的第十秒就宣布投降了。
她被分配到飲料區，負責端著托盤在人群中穿梭，提供紅酒與香檳。
這份工作她做過。兩次展場接待，一次是在灣仔的展覽會，一次是在尖沙咀的酒店。雖然這次的場地更高級、賓客更貴、衣服更閃，但工作的本質是一樣的——端穩盤子、微笑、不要打翻。
辛瑞拉的訓練背景讓她對這份工作有著近乎職業選手的自信。茶餐廳的訓練讓她的核心肌群比一般同齡女性堅強五倍——連續端八碗熱湯在狹窄的走道裡穿梭而不灑出一滴，這是旺角茶餐廳的基礎技能。她唯一需要對抗的，是那些貴婦們伸出來攔截飲料時，指甲上鑲嵌的水鑽刮過托盤邊緣的刺耳聲音——那種聲音讓她牙齒發酸。
前半個小時一切順利。
辛瑞拉端了十七杯紅酒、二十三杯香檳。她精確地計算著自己的行走路線，以最短路徑覆蓋最多賓客，同時避開那些看起來最容易打翻東西的人——比如手上同時端著紅酒和手機的、比如穿著拖地長裙的、比如腳步已經開始搖晃的。
她甚至開始在心裡計算每杯飲料的單位收益。時薪六百元，四個半小時兩千七百元。如果她今晚端出一百杯飲料，平均每杯飲料為她創造廿七元的價值。而她每端一杯飲料需要花費大約十五秒，換算成時薪就是——
「服務生！這邊！」
一個尖銳的聲音打斷了她的計算。辛瑞拉轉頭，看到一個穿金色禮服的女性正對她招手，手上的酒杯已經空了。
辛瑞拉走過去，動作流暢地從托盤上取下一杯香檳，遞到那位女性手中：「請用。」
金色禮服女性看都沒看她一眼，接過香檳就轉頭繼續跟旁邊的人說話了。
辛瑞拉不介意。事實上，她寧願賓客不要看她。一個好的侍應生應該像空氣——存在，但不會被注意。她端著托盤繼續移動。
然後她看到了那盤黑森林蛋糕。
宴會的甜點區設在大廳東側。一張鋪著白色桌巾的長桌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精緻點心——馬卡龍堆成一座小塔、水果撻排列成同心圓、巧克力噴泉像一座小型的火山。但所有的點心都有「數量限制」——辛瑞拉觀察了二十分鐘，發現那些貴婦們只敢拿馬卡龍（因為有很多個）和水果撻（因為體積小），沒有人碰那盤最後的、孤零零的黑森林蛋糕。
那盤蛋糕被放在長桌的最末端，圓形的盤子上只有一塊切片，深褐色的巧克力碎屑、鮮紅色的酒漬櫻桃、雪白的奶油夾層——它看起來像一塊被遺忘在戰場上的旗幟，孤單地豎立著。
原因是蛋糕旁邊站了一個男人。
那男人穿了一件深藍色的西裝。辛瑞拉對西裝沒有研究，但即使是她也看得出來那套西裝的剪裁非同尋常——肩線的弧度、袖口的長度、腰身的收緊程度，全部像用3D掃描量身訂做的。他的五官算是好看的那種，但問題是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那種「沒有任何表情」不是普通人的面無表情——普通人的面無表情通常帶有一絲「我在放空」或「我在想別的事情」。他的面無表情是那種經過嚴格訓練的、連眼皮都不會多眨一下的、像被複印了一百次的身份證照片一樣的表情。
他站在蛋糕旁邊。既不拿，也不吃。就只是站著。雙手插在西裝口袋裡，視線落在人群中的某個點，好像那些來來往往的賓客對他來說只是一組需要被忽略的數據。
而他周圍兩公尺內，沒有人敢靠近。那個無形的圓圈像被某種隱形的柵欄圍住了，所有人都自動繞道。
辛瑞拉認出了他。許澤言。新聞上那個許氏集團第三代繼承人。今晚這場宴會的主人。
他為什麼站在蛋糕旁邊？辛瑞拉想不通。那塊蛋糕的位置離他最近，可能是因為甜點桌的設計讓那個位置正好是動線死角。但她想不通的是——他為什麼不離開？為什麼要站在一個甜點桌旁邊，像一尊被放錯位置的人體模型？
然後她的經濟系靈魂開始運作了。
那塊蛋糕。沒有人拿。宴會結束之後會被收走倒掉。一塊銅鑼灣百貨店賣八十八元的黑森林蛋糕——她上個月路過的時候看過標價，印象深刻——在這裡被當成展示品，最後淪為廚餘。八十八元。她茶餐廳工作一個多小時的收入。就這樣被浪費了。
太浪費了。
辛瑞拉的心在痛。那不是比喻，是真正的、物理性的心痛，從胸口蔓延到胃部。
她用五秒鐘做了一個決定：走過去，端走那盤蛋糕，躲到陽台吃掉。這樣既解決了資源浪費問題——蛋糕被人類食用而非被當成垃圾處理——又補充了她的體力，雙贏。經濟學上叫做「帕累托改進」，沒有人受損，至少一個人受益。
她端著空托盤，以一種「我是專業侍應生我只是來收盤子」的姿態走向甜點桌。步伐穩定，眼神專注，完全不像一個準備偷吃甜點的人。
距離蛋糕還有三步的時候，許澤言旁邊那群名媛突然爆發出一陣尖銳的笑聲。
「澤言哥哥，你的眼睛好像寶石喔！」
辛瑞拉的腳步頓了一下。
她看到一個穿粉紅色禮服的年輕女性正試圖挽住許澤言的手臂。那女性的動作充滿了經過精心計算的嬌憨——歪頭的角度、手指伸出的速度、臉上的笑容幅度，全部是教科書級的「如何接近一個社交障礙者」。但她的計算遇到了一個變數：許澤言。
許澤言像被電到一樣往後退了一步。動作之快，快到那個粉紅色禮服的女性手指只碰到了空氣。
「醫生說是結膜炎。」許澤言開口了。他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清晰到像在念新聞稿——咬字標準、語速均勻、情緒值為零，「建議保持兩米距離。這是醫囑。」
名媛們的笑聲戛然而止。
粉紅色禮服的女性僵在原地。她的手懸在半空中，保持著「即將挽住一個男人的手臂」的姿勢，但那個男人已經退到了兩米之外。她像一隻來不及收回翅膀的飛蛾，卡在飛行與墜落之間。
辛瑞拉看到這一幕，手上的托盤差點沒端穩。她咬住嘴唇內側，把那個「哈哈哈哈」的衝動硬生生壓下去。
許澤言往後退——退到了蛋糕旁邊。
辛瑞拉剛好走到這裡。
他的背撞上她的右手肘。精準地、毫無預警地、像某種被設計好的巧合一樣，撞上了。
辛瑞拉的右手肘本來平穩地支撐著托盤。被這麼一撞，托盤歪了大約三十度角。但那不是問題——托盤上的酒杯已經都送出去了，空的托盤歪了也沒有損失。
問題在她的左手。
她的左手正端著那盤黑森林蛋糕。她剛把它從桌上拿起來，準備放到托盤上帶走。蛋糕盤子在她手裡，許澤言的背撞上她的右手肘，她的身體本能地往右傾斜以保持平衡——然後左手就失去了控制。
蛋糕從盤子邊緣滑落。
時間好像變慢了。辛瑞拉看到那片黑森林蛋糕以一種近乎挑釁的速度從她的左手滑出，在空中旋轉了大概四分之一圈，巧克力碎屑在燈光下像黑色的雪花，酒漬櫻桃劃出一道紅色的弧線——然後它精準地、完整地、像被瞄準了一樣，扣在了許澤言的西裝前襟上。
奶油。巧克力碎。酒漬櫻桃。全部糊在那片深藍色的昂貴布料上，形成一幅災難般的抽象畫。蛋糕的殘骸從他的胸口往下滑落，留下一條棕色的軌跡，最終停在他的腰帶上方。
全場安靜了兩秒。
周圍那些名媛的嘴巴張成了O形。不遠處有幾個賓客轉頭看向這邊。連那個粉紅色禮服的女性都忘了收回自己的手，就那樣懸在半空中，像一座被暫停的雕像。
辛瑞拉低頭看著空盤子。
她沒有看許澤言的西裝。她看的是盤子——那個盤子上原本有塊蛋糕，價值八十八元，現在在別人的衣服上。八十八元的食物變成了無法回收的廢棄物。八十八元。
「妳——」許澤言開口了。他的聲音裡第一次出現了某種情緒。那不是憤怒——憤怒是熱的。他的聲音是冷的，冷到像從冰箱裡拿出來的鋼板，帶著一種不可置信的震動頻率，「妳——在做什麼？」
辛瑞拉抬起頭。
她正視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在大廳的燈光下泛著一層琥珀色的光。那裡面倒映著她自己的臉——一張因為計算損失而微微扭曲的臉。
「你知道這塊蛋糕在銅鑼灣百貨店賣八十八元嗎？」辛瑞拉開口了。她的聲音壓得很低，但那種壓低不是為了禮貌——是為了壓住那股從胃裡往上衝的怒氣。她的聲音像一隻被踩到尾巴的貓在喉嚨深處發出的警告，低頻、震動、充滿危險，「八十八元。你剛才那一撞，撞掉了我八十八元的潛在收益。加上我端盤子這十分鐘的工時——十分鐘等於一百元。總計一百八十八元。」
她把空盤子放回桌上，然後對他伸出兩根手指：
「請問許先生打算現金支付還是轉帳？我接受轉數快。」
許澤言愣住了。
他可能這輩子從來沒有被一個侍應生要求過「賠償蛋糕損失」。事實上，他可能這輩子從來沒有被任何人要求過「現場賠償」——在他面前，所有人只會說「沒關係沒關係」「不用不用」「您太客氣了」。
「妳該道歉的是我的西裝。」他終於找回自己的聲音，指著自己胸前那片慘狀，「這件是意大利——」
「乾洗費了不起五百元。」辛瑞拉打斷他。她的語氣斬釘截鐵，像一個正在進行結案陳詞的律師，「但這塊蛋糕的損失是永久性的。它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作為一塊蛋糕被食用的使命——但因為你的介入，它從『可供食用的甜點』變成了『不可回收的布料汙漬』。這是不可逆的資源浪費。八十八元。我一毛都不會少算。」
許澤言張開嘴。
他閉上嘴。
他又張開。
「妳——」他正在試圖找到一個合適的詞彙來回應眼前的狀況。但很顯然，他的詞彙庫裡沒有「被一個侍應生要求賠償蛋糕錢」這個分類。
辛瑞拉沒有等他找到那個詞。
她低頭看了一眼手錶——螢幕上的時間顯示十一點三十五分。
距離十二點的死線還有二十五分鐘。她已經完成今天的工作了——飲料區的服務在十一點左右就結束了。她之所以還在這裡，是因為她想偷吃那塊蛋糕。
現在她必須走了。
從大廳到員工通道的打卡機，快步走大約三分鐘。打卡之後換回自己的衣服、收拾背包、再走到山頂纜車站，大約需要十分鐘。她算過時間——只要她在十一點四十分之前打卡，她就能搭上十一點五十分那班纜車下山，然後坐地鐵回到深水埗。
這條路線她已經在腦子裡跑了二十遍了。
但許澤言在她身後。
她聽到他的腳步聲，他在追她。
辛瑞拉沒有時間了，如果被他攔住、被他質問、被他糾纏——哪怕只耽誤五分鐘——她就會錯過那班纜車！錯過尾班車的代價是三十九元的通宵巴士，還有將近一個小時的額外車程。她今晚賺的錢，會被時間和車費吃掉一大塊。
她用零點五秒做了一個決定。
她不能讓他追上來、她必須讓他停下來、哪怕只停三秒鐘！
「讓開。」她說。
她繞過他。用一種在旺角茶餐廳訓練出來的、連端八碗熱湯都不會灑出來的步伐，快速但不慌亂地走向員工通道。
許澤言在她身後說了一句：「站住！」
辛瑞拉沒有站住。
她加快腳步。身後傳來腳步聲——比她的更快、節奏更長。許澤言的腿比她長至少十五公分，他的步幅天生就比她大。辛瑞拉在零點五秒內做了判斷：她可以在直線距離上輸給他，但她可以利用轉角和狹窄的通道來延緩他的速度。
她轉過一個彎。後面腳步聲跟上了！
她再轉一個彎。距離員工通道的門還有大概十公尺！
後面腳步聲在接近。七公尺！
六公尺！
辛瑞拉在那一刻做了一個決定。一個她在事後回想起來會覺得「我那時候到底在想什麼」的決定。
她脫下腳上的鞋。
左腳——她左手抓住鞋跟，用力往後一甩。那隻199元的玻璃跟鞋在空中劃出一條完美的拋物線——它在燈光下閃了一下，鞋面上的廉價水鑽反射出最後一絲光芒——然後精準地、像被導航一樣地，朝著許澤言的方向飛去。
她沒有回頭看。她只聽到身後傳來三個聲音：
第一聲：鞋跟擊中某種硬物——應該是骨頭——的「咚」。
第二聲：某人失去平衡、身體撞上牆壁的「砰」。
第三聲：一個混合了痛楚與震驚的、從鼻腔深處發出的悶哼。
辛瑞拉推開員工通道的門。
她跑。她穿過通道、推開側門、跑過車道邊緣的人行道。山頂纜車站的閘口在前方亮著白色的燈光。
她看了一眼手機：十一點四十分。
她把感應卡貼上讀卡機。「打卡成功」的綠燈亮起，伴隨著一個輕快的電子音。
辛瑞拉衝進纜車車廂。車廂裡只有三個人——兩個遊客、一個打瞌睡的老伯。她在最後一排角落的位置坐下，把頭靠在冰涼的玻璃窗上。
纜車啟動了。窗外的夜景開始往後退——山頂大宅的燈光、樹林的剪影、遠處維多利亞港的燈火。
辛瑞拉低頭看著自己光裸的腳。
左腳——沒有鞋。那隻鞋在她剛才奔跑的時候已經不知道掉到哪裡了，大概在某個走廊的角落。
右腳——也沒有鞋。那隻被她扔出去攻擊許澤言的武器，應該還躺在許氏大宅的走廊裡。
她成功趕上了尾班車。她成功打卡了。她今晚賺了二千七百元，扣除來回車費和必要開銷，淨收入兩千六百元。
唯一的代價是：她用一隻鞋攻擊了全香港最有錢的家族之一的繼承人。而且，根據她剛才聽到的「咚」「砰」「悶哼」三個聲音的組合來判斷，那一擊的力道絕對不小。
辛瑞拉靠在纜車的椅背上，閉上眼睛。
窗外的夜景在她身後逐漸縮小。維多利亞港的燈光像一把被打翻的碎鑽，閃爍在黑色的絨布上。
她在心裡重複了一遍今晚的帳目：
二千七百元收入。扣除車費。淨賺兩千六。
一雙199元的鞋子。永久遺失。
一個被她用鞋子砸到的億萬富翁。
「值得。」她小聲說。
但她那時候還不知道——許澤言額頭上那個腫包，會讓她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反覆質疑「值得」這兩個字到底值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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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早上。深水埗。
辛瑞拉是被手機訊息聲吵醒的。她昨晚回到家已經過了午夜，陳太她們早就睡了。她摸黑走進自己的房間，沒有開燈，直接倒在摺疊床上。兩秒鐘之內就睡著了——這是她五年來訓練出來的本能，只要閉上眼、身體接觸到床面、大腦確認「今天的工作結束了」，五秒之內必然入睡。
但她醒來的時候，手機上有十七條未讀訊息。
十七條。
辛瑞拉坐起來，揉了揉眼睛，點開第一條。Rose姐傳的：
「親愛的，妳昨晚做了什麼？許澤言今天早上叫了照和醫院的醫生上山頂！整個香港的醫療界都在傳這件事！」
第二條。Rose姐：
「聽說他額頭腫了一個包！有清潔工說看到走廊上有一隻女人的鞋！辛瑞拉，那該不會是妳的鞋吧？？？」
第三條。Rose姐：
「他沒報警。但許氏集團的公關部今天早上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妳知道這代表什麼嗎？代表這件事已經從『個人事件』升級成『集團事件』了！」
第四條到第十六條。全部是各種群組的轉發消息、截圖、新聞連結。標題從「許澤言山頂大宅意外受傷」到「許氏集團繼承人遭不明襲擊」到「豪門秘辛：是誰傷了太子爺？」，一個比一個誇張。
第十七條。
Rose姐的最後一條訊息，時間是今天早上八點十五分：
「辛瑞拉。他沒有公佈妳的名字。但他的人在查昨晚的侍應生名單。我幫妳擋了一下，說妳是臨時調度的兼職，沒有留全名。但以他的資源，查到妳只是時間問題。妳——自己看著辦。有事找我，但我不保證能幫上忙。」
辛瑞拉把手機放下來。
她坐在摺疊床上，花了大概十秒鐘消化這些資訊。她的經濟系大腦自動把事件分解成幾個步驟：
第一步：她昨晚用鞋砸了許澤言的額頭。
第二步：許澤言額頭腫了，叫了醫生。
第三步：許氏集團公關部開了會。這件事被定義為「集團事件」。
第四步：許澤言在查她的身分。
第五步：Rose姐幫她擋了。但只能擋一次。
結論：她還有時間。但時間不多了。
辛瑞拉從床上下來。她的腳踩在地板上——沒有穿鞋，因為她的鞋已經全部犧牲了。她現在沒有鞋了。
她打開行李箱，翻出唯一一雙備用的——那是一雙白色的平底帆布鞋，也是波鞋街買的，同樣是199元，去年買的，鞋底已經磨薄了三分之一。她把腳塞進去，覺得自己像一個戰士在穿上最後一套盔甲。
然後她拿出手機，打開新聞app。
果然。娛樂版頭條：「許澤言山頂大宅宴會驚傳意外！繼承人額頭受傷送醫！」
內文寫得很含蓄——「據悉為跌倒所致」「目前情況穩定」「不影響集團運作」——但辛瑞拉注意到一個細節：文章的最後一行寫著：「本報記者嘗試聯絡許氏集團公關部，對方表示『私人事件，不予回應』。」
不予回應。這四個字讓辛瑞拉鬆了一口氣。如果許澤言想追查到底，公關部的回應會更積極。不予回應代表他還在考慮要怎麼處理。
辛瑞拉把手機放下。她走進洗手間洗臉的時候，從鏡子裡看到自己的表情——她的臉上有兩道因為壓力而產生的細紋，在嘴角旁邊，像括號一樣。
她對著鏡子說了一句話：
「……你為什麼要往後退？你為什麼不能乖乖站在那裡被那些名媛騷擾？你為什麼一定要撞到我的手肘？」
鏡子裡的人沒有回答。
辛瑞拉嘆了口氣，把水龍頭關掉。
她不知道的是——在幾公里之外的山頂大宅裡，許澤言正坐在書房的書桌後面，額頭上貼著一塊膚色的OK繃，面前攤著三張資料。
第一張：昨晚所有臨時侍應生的名單。
第二張：一個叫「辛瑞拉」的兼職人員的簡單檔案——沒有全名、沒有身份證號碼、只有一個聯絡電話和一個地址。
第三張：照和醫院的診斷報告。上面寫著「輕微腦震盪，建議觀察七十二小時」。
許澤言看著那三張紙，視線停留在第二張的那個電話號碼上。
他的右邊眉毛微微抬了一下。
然後他拿起了電話。
星期一下午。旺角。
辛瑞拉在茶餐廳的廚房裡把一盤乾炒牛河端給七號桌的客人。她的動作流暢、精準、沒有任何多餘的移動——左手托盤、右手上菜、收起舊碗、後退一步、轉身、回到櫃檯。這套流程她重複了幾千次了，閉著眼睛都能完成。
然後她的手機震動了。
辛瑞拉趁著暫時沒有新單的空檔，低頭看了一眼螢幕。來電顯示是一個陌生號碼。
她猶豫了兩秒。然後她接了。
「辛瑞拉小姐？」
電話那頭是一個男人的聲音。語氣異常嚴肅，像在宣讀法庭文件——每個字的間距都相等，重音落在最後一個音節上。
「我是。」辛瑞拉說。
「這裡是許氏集團的法律事務部。許澤言先生委託我們向妳傳達一件事。」
辛瑞拉的手指微微收緊。她靠在櫃檯邊緣，用肩膀夾住手機，空出雙手繼續整理飲料機的杯子——她不想讓茶餐廳的老闆看到她因為一通電話而慌了手腳。
「請說。」
「許先生要求妳在今天之內到中環總部報到。」對方的聲音仍然平靜得像在唸一份天氣報告，「關於上週六晚上在山頂大宅發生的事。許先生希望與妳當面討論賠償事宜。」
辛瑞拉把一個杯子放回架子上，動作比平時稍微用力了一點：
「賠償什麼？」
「許先生的醫療費用——」
「醫療費用？他叫了醫生？」
「是的。照和醫院的急診部門。」電話那頭的人停頓了一下，然後說了一句話，語氣仍然平靜，但內容讓辛瑞拉的腦子裡響起警報，「診斷結果為輕微腦震盪。額頭有明顯腫脹與瘀傷。此外，許先生下週有一個與新加坡金源集團的視訊會議。他認為額頭上的傷勢屬於『企業形象損失』。相關賠償金額——」
辛瑞拉把電話掛斷了。
她把手機放在櫃檯上，雙手撐著檯面，深呼吸了三次。
隔壁桌的客人喊了一聲「凍檸茶！」辛瑞拉沒有反應。
輕微腦震盪、企業形象損失、新加坡視訊會議。
她用鞋砸了一個億萬富翁的額頭，砸出了腦震盪。她以為那只是腫一個包——她以前在深水埗被路邊的貨車門撞到額頭的時候也是腫一個包，三天就消了。她以為許澤言也會三天就消。
但許澤言是許澤言。他的額頭可能比普通人脆弱。或者他的醫生比普通人更謹慎。或者——辛瑞拉想到一個可能性——他在誇大傷勢。
她拿起手機，打開WhatsApp，找到Rose姐的對話框。
她打了一行字：「Rose姐，許澤言說他輕微腦震盪。這種事可以誇大嗎？」
Rose姐的回覆來得很快，快到她懷疑Rose姐從昨天開始就一直盯著手機等她聯絡：
「他叫了照和醫院的醫生，有正式診斷報告。這種東西沒辦法造假。」
辛瑞拉盯著那行字看了五秒鐘。
然後她打了第二句話：「他要我去中環總部。妳覺得我會被關起來嗎？」
Rose姐的回覆只有四個字：
「自求多福。」
辛瑞拉把手機翻面蓋在櫃檯上。
「辛瑞拉！八號桌的凍檸茶！」廚房傳來了老闆的吼聲。
辛瑞拉回過神。她的身體自動運作——拿杯子、裝冰塊、倒茶、加糖漿、插吸管、端出去——但她的腦子正在高速運轉，像一台被強制開啟了所有程式的電腦。
逃？逃到哪裡去？她剛賺了兩千七百元，扣掉來回車費，淨收入大概兩千六百元。銀行帳戶從一千三百四十二元變成了三千九百多元——這是她五年來戶口裡最多錢的一次。但三千九百元能做什麼？租一間板間房都不夠兩個月。她沒有護照。沒有車。沒有任何可以讓她「消失」的資源。她的全部資產加起來就是那張八達通——餘額四十七元——和銀行帳戶裡那三千九百多元。
不逃？但她根本沒有錢賠什麼「輕微腦震盪」和「企業形象損失」。
辛瑞拉把凍檸茶放到八號桌上。客人說了一聲「唔該」，辛瑞拉點了點頭，走回櫃檯後面。
她拿出手機，打開許澤言的那個陌生號碼——剛才的通話記錄還在——然後按下了回撥。
電話響了兩聲就接通了。還是那個法律事務部的男人。
「辛小姐。」對方說。
「我什麼時間可以過去？」辛瑞拉問。她的語氣聽起來比她實際的心情冷靜三倍，「還有，我需要帶什麼嗎？身份證？銀行存摺？還是直接帶一個空錢包？」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秒，辛瑞拉懷疑對方在忍住笑，但她不確定。
「今天下午三點。中環許氏總部，四十八樓。」對方說，「不需要帶任何東西。許先生說——只要妳本人來就好了。」
只要本人來。
辛瑞拉掛斷電話，看著茶餐廳門口那面充滿油煙痕跡的玻璃門。外面是旺角的街頭——行人匆匆、車輛緩慢、空氣混濁。一切都是正常的週一下午。
她今天下午三點要去面對一個被她用鞋子砸出腦震盪的億萬富翁。
她深吸一口氣。
「老闆，」她對著廚房喊，「我下午請假兩個小時。」
廚房裡傳來一聲模糊的應答。大概是「嗯」之類的。
辛瑞拉把圍裙脫下來，摺好放在櫃檯下面。她整理了一下襯衫的領子——昨天燙過，但今天早上擠地鐵的時候又被擠皺了——然後走出了茶餐廳的大門。
旺角的陽光照在她臉上。
她瞇了瞇眼睛，朝著地鐵站的方向走去。步伐平穩。節奏均勻。
像一個即將上戰場的人。
但她不知道的是，在中環四十八樓的玻璃會議室裡，許澤言正坐在那張黑色皮椅上，面前放著兩份文件。
一份是照和醫院的診斷報告。
另一份是他昨天晚上親自擬定的合約草稿。
合約的標題寫著：「債務服務協議書」。
而他的額頭上，那塊膚色的OK繃下面，腫包已經消退了一半。醫生其實說的是「輕微腫脹，無腦震盪跡象，觀察二十四小時即可」。
但許澤言對那個法律事務部的同事說的是：「照我寫的稿子唸。」
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那樣做。
他只知道一件事——如果他不這樣做，那個用鞋子砸他的女人，這輩子都不會再出現在他面前。
而他不想讓那種事情發生。
他已經想這件事想了兩天了。
他很確定自己沒有結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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