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要拆了。我回去收拾些旧物，推开门时，一阵尘灰扑面而来，带着的是整座房子发出的，长长地，一口浊气。天井里的青苔还在，只是更加厚了些，绿得发黑，在彰显自己被遗忘多年的孤寂，密密地铺在石板上。我蹲下来看，忽然瞥见墙角砖缝里星星点点地冒出些黑褐色的东西，软塌塌的，看起来是大地长出的耳朵。
是地耳。
我几乎要叫出声来。童年的记忆忽然翻涌上来——那时每逢春雨过后，母亲便挎着竹篮，牵着我到老屋后面的山坡上拾地耳。雨水浸过的土地松软湿润，地耳便从草丛里、石缝间探出头来，一朵挨着一朵，开着不甘寂寞的黑色花朵。母亲蹲下身子，手指轻轻一捻，地耳便乖乖地躺进篮里。我也学着拾，只是常常连同泥沙一起抓起来，母亲便笑，说拾地耳要有耐心，要像对待刚睡醒的婴孩。
那时家里穷，地耳是难得的美味。母亲会细细地淘洗许多遍，直到泥沙尽去，再配上几个鸡蛋同炒，便是一道极好的菜了。油花在锅里滋滋响着，地耳的清香和鸡蛋的焦香缠在一起，飘得满屋子都是。我和弟弟总是等不及端上桌，便扒在灶台边，看母亲手起手落，觉得那是最神奇的魔法。后来日子渐渐好了，餐桌上的菜色越来越丰盛，地耳便慢慢退出了我们的生活。母亲最后拾地耳是哪一年呢？我竟记不真切了。只记得有一次她在山坡上蹲得太久，站起来时晃了一晃，扶着腰说老了。
我伸出手去，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轻轻一捻。地耳软软的，带着泥土的湿气，在我指腹上留下淡淡的痕迹。这触感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碰过它了。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涌上心头，像打翻了陈年的坛子，酸甜苦辣一齐漫出来。原来有些东西你以为早已忘记，可身体的记忆却比头脑更为绵长。它记得那触感，那气味，那蹲在雨后山坡上的姿态；它记得母亲的手指怎样灵巧地避开泥沙，记得她说“要像对待刚睡醒的婴孩”时眼角的笑纹。
邻家阿婆从院墙那边探过头来，看见我手里的地耳，啧啧道：“现在谁还吃这个？城里超市什么没有？”我笑了笑，没有答话。她又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总喜欢往回看。往前走走不好吗？”说完便缩回去了，留下半句话在墙头晃荡。
我忽然想起前些日子在城里看见的糖葫芦。那个老人推着玻璃罩的车子，糖葫芦插在草把子上，红艳艳的，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我买了一串，咬下去，冰糖裂开的声音清脆如昨。老人说，现在做这个不赚钱了，就是舍不得这手艺，“总得有人记得老味道”。他说这话时眼睛亮亮的，像冰糖在太阳下闪着光。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情怀不是什么宏大的东西。它只是地耳的触感，是糖葫芦的脆响，是母亲弯腰拾取时衣角沾上的泥土。它卑微，琐碎，甚至有些不合时宜，却固执地扎根在记忆深处，等着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破土而出。
我把拾来的地耳小心地包好，揣进口袋。老屋的墙上，一个大大的“拆”字触目惊心。推土机大概下周就要来了。可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拆不掉的。比如这砖缝里的地耳，雨水一来，又会悄悄长出来；比如手指捻过地耳时那股柔软的震动，它会在某个雨后的清晨，忽然造访另一个人的童年。
走出巷口时，夕阳正把影子拉得很长。我的口袋里揣着一包地耳，沉甸甸的，像揣着一整个湿润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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