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柏熙從來不太願意想起那個下午。
但有些記憶,像嵌入皮膚的玻璃碎片,即使傷口已經癒合了,碎片仍然在裡面,在某些特定的時刻隱隱作痛。
那是他十八歲的秋天,母親出走後的第三年。
家裡的寂靜已經變成了日常。父親在地盤開工,早出晚歸,有時候連續幾天都不回家。程柏熙習慣了一個人,自己煮飯、自己洗衫、自己溫書。鄰居說他「生性」,但他知道,他只是沒有選擇。
那年他剛升上預科,選擇了生物組,修讀化學、生物和物理。學校的老師說,這三科是考醫學院的鐵三角。他選了,不是因為他確切知道自己想做甚麼,而是因為他學校中六生物組的收生成績比較高,而他想要證明自己可以。
但他不知道可以之後,要做甚麼。
港大的聯招開放日,在十月的一個星期六舉行。秋天的陽光溫柔而短暫,薄扶林的樹葉開始變黃,在校園的紅磚路上鋪了一層金色的地毯。班主任在班上說,有志報讀港大的同學可以去參觀,了解一下自己心儀的學系。
「你去唔去?」坐在他旁邊的同學問。
「唔去。」程柏熙說。
但到了星期六早上,他發現自己還是站在了港大校園的入口。他沒有告訴任何人,甚至沒有告訴自己為甚麼要來。也許只是因為不想待在家裡,也許是因為心底深處有一個他不敢承認的念頭——他想知道自己能不能成為那種人。那種穿著白袍、被人依靠的人。
他跟隨著稀疏的人群走進醫學院的教學大樓。走廊兩旁掛著歷屆畢業生的照片,那些人穿著白袍,眼神堅定。他在其中一張照片前站了很久,看著那些陌生的面孔,想像他們現在在哪裡、在做甚麼。是不是正在手術室裡救人?是不是正在某個偏遠的診所裡看病?
「同學,你對醫科有興趣?」
他轉頭。一個男人站在他身後,穿著一套剪裁精緻的深灰色西裝,領帶是低調的棗紅色,口袋裡露出一角整齊的手帕。他的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皮鞋擦得光亮。他看起來像一個剛從中環寫字樓走出來的銀行家,但胸前掛著一張港大醫學院的職員證。
「我……係。」程柏熙說,聲音有些猶疑。
「咁你嚟啱地方,」男人微笑說,「我哋陣間有一個分享會,喺地下Lecture Theatre,歡迎你嚟聽。」
他點點頭,轉身離開,西裝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盡頭。
程柏熙站在原地,心跳得很快。他不知道自己為甚麼會緊張——那只是一個陌生人,一個穿著西裝的教授。但他身上有一種氣場,一種讓人不自覺想要追隨的魅力。
他走進了地下Lecture Theatre。
裡面已經坐了一些人,大部分是和他年紀相若的學生,也有一些家長。秋天的陽光透過演講廳的玻璃窗斜斜地照進來,在木質的座位上投下溫暖的光影。他挑了後排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坐下。
然後那個人走上台了。
「歡迎大家嚟到港大醫學院嘅開放日,」他說,聲音低沉而清晰,「我係黎教授,心臟科醫生,同時係醫學院嘅教授。」
他頓了頓,掃視全場。演講廳裡安靜下來,帶著一種不自覺的敬畏。
「你哋可能會覺得,我呢身打扮同醫生冇咩關係,」黎教授繼續說,嘴角浮起一個淡淡的笑容,「但係我想話俾你哋知,做醫生唔代表你要放棄生活。一個好醫生,應該係一個懂得生活嘅人。因為如果你唔識得享受生活,你就唔會明白,病人想返去過嘅生活係點樣。」
這句話,像一顆石子投進平靜的湖面,在程柏熙心中泛起了漣漪。
黎教授沒有用講稿。他站在台上,雙手偶爾插在西裝褲袋裡,像在閒話家常一樣,講述他行醫和教學的經歷。他的語氣從容而熱誠,每一句話都流露著對醫學的熱愛,和對培育下一代醫生的執著。
「我嘅工作有兩部分,」黎教授說,「一半係喺醫院,做研究、醫病人;另一半係喺呢度,教你哋呢啲未來嘅醫生。有人問我,做教授咁忙,點解仲要花咁多時間教書?我話俾佢哋知,因為醫學唔係一個人嘅事業。我嘅知識,我嘅經驗,如果唔傳授俾下一代,就會隨住我嘅死亡而消失。但係如果我將知識和經驗傳授俾你哋,你哋就可以將佢哋延續落去,傳俾更多嘅病人、更多嘅學生。呢個,就係教育嘅意義。」
演講廳裡一片沉默。程柏熙坐在後排,第一次覺得自己找到了方向。
然後黎教授分享了一個故事。
「幾年前,我有一個病人,係個八歲嘅男仔。佢有先天性心臟病,做咗幾次手術。有一日,我同佢講:『你做咩咁勇敢?』佢話:『因為我應承咗阿媽,我會好返,返去陪佢。』」
黎教授停頓了一下,演講廳裡靜得可以聽到窗外樹葉的沙沙聲。秋天的風吹過,幾片枯葉從窗外飄過。
「個男仔最後康復,」黎教授繼續說,「但係佢教我一樣嘢:一個醫生嘅職責,唔只係延長生命,而係喺生命最關鍵嘅時刻,陪伴病人同佢哋嘅家人,一齊面對。我將呢個故事講俾每一屆嘅醫科生聽,因為我想你哋明白,醫術可以學,但係同理心,係要由心而發嘅。」
「你哋可能會問,做醫生咁辛苦,點解要揀呢條路?我可以話俾你哋知,因為呢條路嘅終點,唔係一份人工,而係一份你永遠想像唔到嘅富足。」
黎教授繼續分享他對醫學教育的理念。他說,他最享受的時刻,不是在手術室裡完成一項高難度的手術,而是在課堂上看到學生的眼睛突然亮起來的那一刻——那個「叮」一聲的瞬間,代表他們真正理解了某個概念,代表知識從一代傳到了另一代。
「我成日同我嘅學生講,」黎教授說,「你哋唔係嚟呢度背書嘅。你哋係嚟呢度成為醫生嘅。兩者嘅分別係,背書可以靠記憶力,但係成為醫生,要靠心。」
「仲有,」黎教授忽然壓低聲音,像在分享一個秘密,「做醫生都可以靚靚仔仔嘅。你哋睇我,做咗幾十年醫生,日日著西裝返工,連手術袍都要燙過先著。我啲學生笑我,話我係『最姿整嘅教授』。但係我想話俾你哋知,你嘅外表反映你對自己嘅尊重,而你對自己嘅尊重,會反映喺你對病人嘅態度上面。」
演講廳裡響起了輕輕的笑聲。程柏熙沒有笑,但他記住了這句話。
分享會結束後,學生們一擁而上,包圍著黎教授問問題。程柏熙沒有走上前。他仍然坐在後排,手裡緊握著那支母親離開前留給他的舊鋼筆。
他注意到黎教授在人群中回答問題時的樣子——他不會因為問題簡單而不耐煩,也不會因為學生緊張而顯出優越感。他會微微彎腰,與學生平視,用最清晰的語言解釋每一個概念。即使被問到重複的問題,他的語氣仍然耐心,眼神仍然專注。
那一刻,程柏熙忽然明白了。他想成為醫生,不只是因為這份職業可以救人,而是因為他想成為黎教授那樣的人——一個既可以在手術室裡拯救生命,也可以在課堂上點亮年輕人心靈的人。一個醉心於研究,卻不忘將知識傾囊相授的人。一個懂得穿著精緻西裝、享受一杯好咖啡,卻願意在凌晨三點趕回醫院救治病人的人。
他想要的不只是「成為醫生」,而是「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分享會結束後,人群逐漸散去。演講廳裡只剩下幾個人,窗外的秋日陽光已經開始傾斜,在木質地板上投下長長的影子。
黎教授正在收拾講台上的文件。他抬起頭,注意到這個仍然坐在後排的年輕人。
「同學,」他揚聲說,「仲有問題想問?」
程柏熙站起來,猶豫了一下,然後走上前。他的手心在出汗,但他強迫自己直視黎教授的眼睛。
「黎教授,」他說,聲音有些緊張,「我想問……做醫生難唔難?」
黎教授看著他,沒有立即回答。他放下手中的文件,認真地看著這個站在他面前的年輕人。十八歲,穿著整齊的校服,眼神裡有一種不屬於這個年紀的沉穩。
「做醫生好難,」他最後說,「但係最難嘅,唔係讀醫科,而係你要日日面對生死,面對痛苦,面對你救唔到嘅病人。如果你接受到呢啲嘢,你就可以做一個好醫生。」
他頓了頓,然後繼續說:「不過,如果你真係想做,就唔好俾任何嘢阻止你。唔好俾人話你唔夠叻,唔好俾現實嘅困難嚇親你。呢個世界需要更多有心嘅醫生。」
程柏熙點點頭,沒有再問甚麼。
黎教授微笑,伸出手,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那隻手很溫暖,隔著衣服的布料,程柏熙也能感受到那份力度。「希望有一日,可以喺呢度見到你。」
他轉身離開,西裝的背影消失在演講廳門口。秋天的陽光在他身後投下一道長長的影子。
程柏熙站在原地,握著那支舊鋼筆,久久沒有動。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在書桌上攤開課本。從那天起,他的成績突飛猛進。老師說他「開竅」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是開竅,而是終於找到了方向。
他把黎教授說的那句話,用那支舊鋼筆,寫在書桌的角落:「醫生嘅職責,唔只係延長生命,而係陪伴病人同佢哋嘅家人,一齊面對。」
在接下來的一年,他全力以赴。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溫書,放學後留在學校的自修室直到天黑,週末也不出去玩。他的化學成績從班上中游變成了前三名,生物科的老師甚至開始讓他幫忙輔導其他同學。
同學們問他為甚麼突然這麼勤力,他沒有解釋。但在他心底深處,他有一個清晰的畫面:港大醫學院的紅磚大樓,秋天的陽光穿過樹葉,黎教授站在演講廳的講台上,說「希望有一日,可以喺呢度見到你」。
他相信,只要努力,沒有甚麼是做不到的。
然後,在他十九歲那年的五月,命運跟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那個五月,改變了程柏熙的一生。
不是因為他失敗了——失敗意味著他嘗試過。而是因為命運在他面前,亮起了一盞綠燈。
那是他十九歲的春天,高級程度會考前夕。
他記得很清楚,那段日子,他每天溫書到凌晨。預科兩年,他把所有希望押在這場考試上。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背誦化學反應式;放學後留在自修室到天黑,操練歷屆試題;週末也不出去玩,只是坐在書桌前,一遍又一遍地複習那些他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的內容。他的書桌上刻著一句話,是他用母親留下的那支舊鋼筆親手寫的:「我要入醫學院,做一個可以被依靠的人。」
考試前一個月,他的體重輕了五公斤。不是因為他刻意減肥,而是因為他經常忘記吃飯,或者用麵包和即沖咖啡草草打發一餐。他的睡眠時間越來越少,有時候溫書溫到天亮,然後直接去學校上課。同學們說他臉色很差,他只是笑笑說「考試嘛,冇事嘅」。
考試前一天晚上,他坐在書桌前,做最後的衝刺。窗外的天空從深藍變成淺灰,再變成魚肚白。他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眼下一片烏青,嘴唇乾裂,校服因為體重下降而顯得鬆垮。但他對自己說:「捱埋呢個禮拜就得啦。」
他拿起書包,推開家門,走進五月的晨光裡。
他沒有吃早餐。他太緊張了,胃裡像有一團亂麻,吃不下任何東西。
他走在通往試場的路上,腦海裡還在反覆背誦著有機化學的反應樹。街上的行人稀落,車聲在耳邊嗡嗡作響。他站在路邊,等待過馬路。對面就是試場所在的中學,他可以看到校門外聚集著和他一樣的考生,有些人還在翻筆記,有些人正在和家長道別。
交通燈轉成綠色。他踏出馬路。
然後他聽到了煞車聲。
尖銳的、刺耳的、像金屬撕裂空氣的聲音。他轉頭,看到一輛私家車朝他衝過來。他想要閃避,但身體太疲憊了,反應太慢了。
撞擊。
他的身體被拋起,然後重重地摔在地上。後腦勺撞在柏油路上,發出沉悶的響聲。書包從他肩上飛脫,裡面的筆記和課本散落一地,化學反應式被早晨的露水浸濕,原子筆的墨跡在水中化開。
他睜著眼睛,看著天空。五月的天空很藍,萬里無雲。他聽到有人在尖叫,聽到腳步聲朝他跑來,聽到遠處傳來的救護車警笛聲。
他想要站起來,但身體不聽使喚。
「A-Level考試——」他喃喃地說,聲音微弱得連自己都聽不到。「我要去考試——」
然後他失去了知覺。
他在醫院醒來時,已經是當天下午。
右腿骨折,輕微腦震盪,全身多處瘀傷。醫生說他需要留院觀察至少兩星期,康復期至少三個月。
「A-Level考試——」他對護士說,聲音沙啞。
「A-Level考試已經開始咗啦。」護士說,語氣帶著同情。「你而家要唞,唔好諗咁多。」
他躺在病床上,看著天花板。那些他花了兩年時間準備的考試——化學、生物、物理——此刻正在他錯過的試場裡,一科一科地進行著。他錯過了化學,錯過了生物,錯過了物理。他錯過了整場A-Level考試。
父親撐著那根因為之前工傷而開始使用的拐杖來到醫院,坐在他床邊。父親沒有說「唔緊要」,也沒有說「出年再考過」。他只是坐在那裡,那隻粗糙的手輕輕搭在程柏熙的手背上,沉默了很久。
「阿爸,」程柏熙說,聲音虛弱,「我……我冇考到。」
「我知道。」父親說。
「我準備咗咁耐——」
「我知道。」
沉默。病房裡只有監視器的滴答聲,和走廊上護士推著藥車經過的滾輪聲。
「唔緊要,」父親最後說,聲音很輕,「出年再考過。」
程柏熙沒有回答。他看著父親那條還未完全康復的右腿,那根靠在床邊的舊拐杖,那雙因為長年在地盤工作而變得粗糙不堪的手。父親的工傷還沒有好,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全職工作了。家裡的積蓄,正在一點一點地消耗。
再等一年?這一年,誰來付租金?誰來付父親的物理治療費?誰來付他自己的醫療費用?
那年夏天,他坐在醫院的病床上,做出了一個決定。
他不會再考了。
不是因為他不想,而是因為他不能再等。父親的工傷還未痊癒,家裡的積蓄幾乎耗盡,他自己的醫療費用又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他需要工作,需要賺錢,需要撐起這個只剩下兩個男人的家。夢想的重量,敵不過現實的重壓。
康復後,他沒有回學校。他把那些化學筆記和生物課本放進一個紙箱,然後把紙箱放進衣櫃最頂層的角落。他告訴自己,總有一天,他會再打開這個紙箱。但那天何時會來,他不知道。
他走進了一間醫療器材公司的辦公室,應徵了一份銷售員的工作。面試官問他為甚麼想加入這一行,他回答:「因為我想留喺醫院附近。」
面試官沒有追問。也許是以為他在說客套話,也許是覺得這個年輕人的眼神裡有太多說不清的東西,不方便追問。
他被錄取了。
上班第一天,他穿著不太合身的西裝,站在公立醫院的走廊上,手裡拿著產品目錄。一個護士從他身邊匆匆走過,看都沒看他一眼。他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盡頭,忽然想起那個十八歲的秋天,在港大醫學院的演講廳裡,黎教授站在台上說:「希望有一日,可以喺呢度見到你。」
他低下頭,翻開產品目錄,開始了他的第一場推銷。
二十一年,就是這樣開始的。
二十一年,也就是這樣過去的。
那三科錯過的考試,那張空白的成績單,那個被車撞倒的五月早晨——它們像一道看不見的裂縫,把他的人生分成了兩半。一半是「可能成為的」,一半是「已經成為的」。他學會了不去回望那道裂縫,學會了接受那個「已經成為的」自己,學會了在手術室門外站得筆直。
但他從來沒有真正忘記。
那粒種子,在土壤深處沉睡了二十一年,沒有發芽,但也沒有腐爛。它只是靜靜地等待,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破土而出。
而那個時機,在四十歲那年,以一張價值八千萬的六合彩彩票的形式,終於來臨了。7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BvqHvyfkm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