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祖國，數字不僅僅是計數的工具，它們有時是禁忌，有時是咒語，有時是通往監獄的門票。而我的命運，在我降生那一刻，就被一組最為驚心動魄的數字鎖定了。
我的生日是1989年6月4日。
母親說，我出生的那天，街道上的風裡帶著一股焦灼的味道。那時候她還在小縣城的醫院裡，並不知道千里之外的廣場上發生了什麼。她只記得那天父親的神色很慌張，出生證被父親藏了起來。一直到很多年後，去銀行幫父親取錢，被要求證明我是父親的孩子，才第一次見到。
小時候，我並不覺得這一天有什麼特殊。直到我十歲那年，我想邀請同學來家裡玩。父親沉默地看著我，最後嘆了口氣，低聲說：「以後你的生日，提前幾天吧。」
「為什麼？」我問。
「因為那几天……死了很多人。」父親轉過身去，背影顯得格外佝僂。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專制制度下的某種「靈異現象」：那一天，在日曆上明明存在，但在記憶和語言中卻是真空的。這就是專制者的魔術——他們不僅要統治你的現在，還要抹除你的過去，甚至要磨掉那些讓他們感到不安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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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學校後，我成為了一名標準的「社會主義接班人」。我們穿著同樣的校服，繫著同樣的紅領巾，在升旗儀式下仰望著那面血紅色的旗幟，上面只有星星。很多年後，我看到了最讓我震撼的網絡解讀：「專制下的中國，永遠在血色的黑夜下，中國人只能看到星星，看不見藍天白雲……」
老師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我們的領導人是人民的救星。每當歷史課講到近代史，課本總是會在某個年份戛然而止，或者用一種極其模糊的辭藻跳過去。我曾試著在學校圖書館尋找1989年的報紙和雜誌，卻發現不管什麽資料，總是會缺少那幾天的内容。
在那種環境下，我學會了「正確的思考方式」：不要問課本以外的問題，不要看圍牆以外的風景。我成了一個典型的「四有」青年，滿腦子都是宏大敘事，認為國家的強大就是我的強大，國家的榮耀就是我的自尊。我甚至開始覺得，父親當年的謹慎是多餘的，這盛世如你所願，還有什麼可擔心的呢？
然而，專制制度的諷刺之處在於，它總是在你最志得意滿的時候，用現實狠狠地抽你一個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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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後，我進了城，成了千萬個「低端人口」中的一員。我在暗無天日的工廠裡加班，在狹窄擁擠的群租房裡做著發財夢。我堅信只要我足夠努力，就能等到改變命運的機會，就能變成讓旁人羡慕的人，那時的我，看不到那些蔑視和鄙夷的眼神。
直到那一年，城市為了「市容美化」，開始大規模驅趕外來務工人員。
那天深夜，寒風刺骨，城管和警察敲開了我的房門。我拿著身份證，試圖向他們證明我是一個守法的公民，我為這座城市貢獻了青春。但那個老警員只是輕蔑地看了一眼我的出生日期，冷笑一聲：「八九年六月四號？嘿嘿……進看守所還是離開，自己看著辦。」
我的行李被扔在雪地上，我的尊嚴被踐踏在泥濘裡。那一刻我才發現，在專制者眼裡，我們從來不是什麼「國家的主人」，我們只是維持這台龐大機器運轉的廉價螺絲釘。當機器需要維護時，我們就是機油，在機器中被循環、消耗，變成可以被擦掉的污漬。
我開始在互聯網上尋找答案。雖然政府從來不承認“墻”的存在，但我還是學會了翻牆，學會了在那些被過濾的關鍵字背後尋找真相。當我第一次看到那些模糊的黑白影像，看到那個獨自站在坦克前的身影時，我感覺自己的靈魂像是被閃電擊中了。
我仰起頭，看到了更多。邁克傑克遜為這一天演唱過，黃家駒唱過《長城》，還有很多很多的名人，有音樂人、有作家、有企業家。全世界都知道那几天發生過什麽，唯獨上億中國人，似乎永遠失去了那幾天的記憶。
原來，我的生日並不是一個錯誤，而是一個被掩埋的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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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歲增長，我發現在這個國家，整個社會都籠罩在一種病態的恐懼下，來自於專制的恐懼，像是刻在了所有人的骨血中。
每年六月，我的社交媒體帳號總會被莫名其妙地禁言。有一次，我只是在朋友圈發了一張照片，我在出租房裏慶祝自己的生日，用手機拍下了插著蠟燭的蛋糕。半小時後，當地的派出所就給我打了電話，要求我去「喝茶」。
在那間冰冷的辦公室裡，警察呵斥我：「老實交待問題，別耍花樣……」
我笑了，笑得很心酸：「我生日，給自己慶祝一下，難道也違法嗎？」
他愣了一下，隨即惱羞成怒地拍桌子：「少跟我耍嘴皮子！你他媽的……」。具體内容我已經忘了，只記得罵得很髒。離開派出所時，我的賬號已經被封掉了，後面再註冊新賬號，也變得越來越難，很多時候都需要打電話給客服，報上身份證號碼，再讓他們去核實。
這就是專制制度最荒謬的地方：它強大到可以監控每一個人的手機，卻軟弱到害怕一個普通人的生日蛋糕。它擁有一切重型武器，卻害怕一根小小的蠟燭、或者是一束鮮花。而這樣的害怕，還在與日俱增，人走在路上，用手比劃數字，被警察抓了；清明節祭奠亡者的人也被抓了，抓人的人不知道原因，他們只知道，自己必須服從上級，否則就會丟掉飯碗。這就是專制，它要求所有人忘記歷史，自己卻比任何人都記得清楚，並且在恐懼中顫抖。
這種恐懼傳遞到了每一個角落。領袖倡導「楓橋模式」，底層人為了生存，學會了互相揭發，更多的人學會了在沉默中自保，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我們像一群生活在黑屋子裡的人，明明知道窗外有陽光，卻因為害怕打破玻璃會招來橫禍，而選擇繼續在黑暗中摸索，甚至去讚美黑暗的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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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為，只要經濟發展了，只要日子好過了，民主和自由會自然而然地降臨。中國人會獲得尊嚴，社會上會有正義，國家會走向法治。我曾幻想著，或許哪一天，上頭會突然開恩，給予我們做人的權利。
但現實給了我最沉重的教訓。專制制度像無法治愈的癌症，它不會自我痊癒，它只會不斷地擴張、轉移，直到吸干宿主身上最後一滴血。它永遠在增殖，不斷長大，為了將來能更順理成章地擠壓你，吞噬你，吸收你的養分，把每一個個體，同化成和它一樣的東西。
在底層掙扎的這些年，我有了自己的觀點：
當權力不被關進籠子時，我們每個人都在籠子裡；
當法律變成權貴的游戲時，我們每個人都是隨時待宰的羔羊；
當真話需要勇氣才能說出口時，謊言就成了唯一的生存指南。
我把我的觀點説給一起打拼多年的哥們，他罵了我一頓，把我拉黑了。再次打電話給我時，他已經成了身障人士，因為土地被強徵上訪，被截訪的人打的，打完把他塞進麵包車拉到了郊外，去到醫院時，已經錯過了最佳治療的時機。他在電話裏說：「我以前也覺得只要聽話就有飯吃，現在我懂了……」。他的邏輯依舊很混亂，很多話聽起來也很偏激，但我知道，他已經拼盡了全力，擠出了骨頭裏那點可憐的勇氣。
這就是中國人的悲劇——永遠在說「我們」，説話永遠帶著「可能」、「大概」，太擅長等待，太擅長忍耐。幾輩人都在等聖君、等清官、等奇跡。永遠用無解的兩句話解釋沉默：「飯都吃不飽，管那些幹什麽」、「管那些事，簡直是吃飽了撐的」，我們總以爲覺醒和自己無關，任何行動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永遠都是希望跟著大多數人，在最後一刻坐享其成。
但歷史告訴我們，民主從來不是恩賜，自由從來不是免費。如果你不主動去擁抱陽光，陰影就會永遠籠罩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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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又迎來了自己的生日。
我不再拉上窗簾，不再感到羞恥。雖然我的生日依然是敏感詞，雖然我的存在依然讓某些人感到不安，但我已經不再害怕。
我的生日是八九六四。這不只是一組數字，這是一份沉重的契約。它提醒我，我的生命與那些曾經為自由倒下的英靈有著某種血脈相連的契約。
中國人的覺醒，不應該是某個英雄的獨白，而應是萬千大眾的共鳴。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不是什麼「低端人口」，也不是「居民」，我們是公民。我們有權利要求真相，有權利要求公義，有權利在每一天的陽光下，大聲地祝自己生日快樂。
民主制度是等不來的。如果不行動，還會有孩子依然要在沉默中過生日；如果不覺醒，苦難將會像基因病一樣，一代又一代人，永遠遺傳下去。
與其在黑暗中祈禱，不如讓自己成為光。
我點燃了蠟燭。這一次，不是為了哀悼，而是為了照亮。我知道，當無數個像我一樣的底層人都不再低頭，當我們開始為彼此的權利而站出來時，那道圍牆終將坍塌，那段被抹除的歷史終將歸位。
我的生日是八九六四。我活著，我記得，我行動。這是我對這個制度最深刻的諷刺，也是我對未來最真實的期許。
發出這篇小作文時，我已經預料到了可能的結局。但我已經沒了恐懼，因爲我知道，我可以承受不止一次的失敗，而他們不行。原因必然導致結果，這是客觀規律，是改不了的。我的結果，可能是失去自由、失去財產，最多是失去生命。而專制和他們的維護者，他們的結果，是失去一切，被永遠記錄，作爲文明的反面案例，警示後來的人，永遠不要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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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舉手的人。創作于天安門廣場西側，西小栓胡同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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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裡，我看着這篇寫好的小作文，感覺到不安和憂慮，我問AI，這篇小作文能不能放在中國的網文平臺上，國外和國內的AI都給了我最誠實的忠告。他們告訴我這篇文章不是小說，更像是戰鬥檄文，要儘量規避中國言論審查的風險，要把這篇小說用文學的手法，改得面目全非，把信息全都隱藏起來。但是，我不願意，也不會那麼做。
我知道自己不是專業的作家，也從來沒有指望自己能夠寫出優秀的小說，更不奢望能像魯迅一樣，用犀利的文字給中國人深刻的啓示。我只是一個小小的保安，多年後回到北京，回到這個深深傷害過我的城市，繼續着一份麻木、看不到希望的工作。用微薄的工資換取一點錢，交房租，買食物養活自己。
被趕出北京的那幾個月，我想去領失業保險，但是沒有成功，要麼告訴我異地社保數據沒有，要麼告訴我不符合條件，辦不了失業證，後來乾脆直接告訴我，我的失業保險被凍結了，辦事員也不知道原因。
我沒有繼續交社保，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卻急了，以前，去民政大廳辦事，那些公務員，總是不可一世，一點小事能拖好幾天都辦不好，想着法子不停折騰我的雙腿。但我不再爲社保手續跑民政大廳時，社區的工作人員卻反復給我打電話，讓我把社保補上，孜孜不倦地告訴我斷繳社保的危害。我在電話裡和他們說了一句話，他們都沉默了。
「我現在沒錢，能不能先借我點？只要有錢了，我馬上去補繳。」
他們從來不會借給我錢，只會直接掛斷電話，過幾天又接着打電話來勸我。我漸漸明白了一些東西。或許，把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堅持做下去，就是他們工作的意義。
當保安並不值得驕傲，並不像某年春晚節目裡表演的那樣，是一個雖然辛苦卻能被大多數人尊重的職業。不管在哪個小區上班的保安，每個月，多多少少都會被業主刁難。叫樓下跳舞的大媽們小點聲會被罵；告訴遛狗的人拴上狗繩會被罵；兩個業主搶免費車位，搞不好也會被罵。最倒霉的，是夾在物業公司和業主之間，站在業主一邊，回頭工作就沒了。站在物業一邊幹那些下作的事情，沒準那天就被業主找人打一頓，受了傷，或者事情鬧大，工作八成還是會丟。絕大部分業主都無法自己選擇物業公司，成立業主委員會也一樣，那些積累下來的怨氣，也只能對着保安，對着翻垃圾桶的拾荒者發泄。
每天，不管我起多早，小區裡的垃圾桶都已經被翻過好幾遍了。每到冬天，看到那些穿着油污的厚棉衣翻垃圾的老人，就覺得心酸和擔憂。我不知道自己的爸媽會不會這樣，不敢去猜想當下他們的生活，更不敢回家。因爲我害怕，我害怕一旦回去，就要一直陷在那個人越來越少的村子，害怕每天種田，還是養不活自己，更照顧不好慢性病越來越嚴重的爸媽。我只能時常在心裡默唸，祝願他們健康，或者期盼他們的病來得猛烈一些，不要拖太長時間就能走向終點，這樣的話，大家都能少一些折磨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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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子很亂，我依舊無法入睡。出租房外風不停吹着，牆角邊蟑螂爬出來覓食，貓叫春的聲音越來越淒厲，隔壁又響起了木床撞擊牆壁的聲音，又是一個難以入睡的夜晚。
很多年以前，我就開始使用無界和自由門翻牆，中間斷了幾年，後面又想辦法接上了。翻牆的初衷並不高尚，就只是爲了看色情影片，發泄自己的慾望。我沒去過高級會所和洗浴中心，也摸不清楚其中的門道，不是不想，而是沒錢，也害怕得髒病。
我見過一個得髒病的女人，不知道她從哪裡來，我只記得，她躺在地下車庫旁的人防通道裡，裹着一條油膩的棉被，身上髒兮兮的，還散發着一股酸臭味。她的臉上和身上長了很多疙瘩，流着黃色的膿水，身上的一些皮膚也潰爛了。
所有人都繞道走，沒有人敢上前，也沒人給她食物和水，她在黑暗中躺了幾天就死掉了。物管發了幾百塊錢，讓幾個膽子大的人，戴着手套和口罩，把她拖了出來，裝進了一個黑色的大袋子裡，抬上車運走了。我們幾個保安和幾個環衛工，在她躺過的地方打掃了很久，噴灑了好幾瓶消毒液。
我不知道她臨死前會不會後悔，有沒有感覺到絕望，只是被她身上那股酸臭味，在腦子裡打上了一個烙印，永遠無法忘記。
負面情緒依舊需要宣泄出去，沒有適當的發泄，人或許真的會變成野獸。在小區裡租房的一個廠妹，曾經給我講過她的故事。
晚上，她打扮好，騎着共享單車去找男朋友。在一個偏僻的十字路口，一個老頭把她攔了下來，翻來覆去地不停向她提要求，說是給她500塊錢，讓她幫自己打手槍。她被糾纏了很久，被硬生生拉着等了兩次紅燈，趁老頭不注意才用力掙脫逃走了。
和得髒病相比，我更害怕變成老頭那樣禽獸不如的東西。我也知道單方面的發泄會損傷健康，也嘗試過修煉「白骨觀」和「不淨觀」來壓制慾望，但是卻發現實在是沒有天賦，也堅持不下來。我只能不停安慰自己、說服自己、麻痹自己，然後繼續在情慾裡沉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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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準確地定義什麼是“善良”，又或者，善良從來都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但我仍然希望這個世界能夠再好一點點。每當我睜開眼睛時，能看到多一些包容、多一點理解、也多一點希望。
再睜開眼時應該就是六月四日了，如果有人能在某一天看到我這個小保安寫的小作文，大概也算是實現了我的一個小小心願吧。我不奢求能夠改變別人，只希望自己的心裡面少一些恐懼，即便被抓去坐牢，我也能自豪地對自己說：「看啊，我已經睜開了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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