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勝過身的消息傳遍整個上環碼頭的那個早晨，所有東莞苦力都自發停工。沒有人發號施令，沒有人組織動員，那幾百個赤膊的男人只是默默地放下了肩上的米包，站在碼頭上，像一群突然失去了首領的工蟻。
強仔在靈堂守了三天三夜。他是黃勝最深交的兄弟，從十六歲開始和他一起打天下，兩人一同經歷了四十多年的風雨。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接手這盤生意——在兄弟們眼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但在黃勝的葬禮上，強仔做了一個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決定。
「我唔會坐呢個位。」他當著東義和所有頭目的面說。他的聲音很平靜，但那雙紅腫的眼睛裡藏著一種不容商量的堅定。
眾人嘩然。
「點解？」有人問。
「勝哥走之前，同我講過一句話。」強仔望向靈堂上那幅黑白照片。「佢話，『我死咗之後，你幫我睇住耀祖。』」
他轉頭看向站在靈堂角落的黃耀祖——那個穿著孝服的十七歲少年，臉色蒼白，眼眶泛紅，但站得筆直。
「所以呢個位，係耀祖嘅。」
靈堂裡先是一片死寂，然後爆發出混亂的議論聲。
「強仔，你同勝哥打咗四十年天下，呢個位你唔坐，俾個十七歲嘅後生仔？」一個滿臉鬍渣的老叔伯站出來，聲音中帶著不解，甚至是憤怒。「耀祖連一包米都未托過，佢點樣帶兄弟？」
強仔轉頭看向那個叔伯，那雙紅腫的眼睛裡沒有動搖。「正因為我同勝哥打咗四十年天下，我先至知道，勝哥最想嘅，係佢個仔可以接手。」他的聲音仍然平靜，但每一個字都像鐵釘一樣釘進在場每個人的耳朵裡。「勝哥用咗一生人嘅心血建立東義和，唔係為咗俾我哋呢班老兄弟，係為咗俾佢個仔——同埋所有東莞人嘅仔——一條唔同嘅路。」
他環顧四周，目光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停留。
「你哋信唔過耀祖，我明。但係你哋信唔信得過勝哥？」
沒有人回答。那個滿臉鬍渣的叔伯慢慢地坐了回去。靈堂裡只剩下沉默，和遠處傳來的海浪聲。
所有目光都落在黃耀祖身上。那目光中摻雜著懷疑、審視，還有一些不屑——這個在英文學校讀書的少爺仔，連一包米都沒托過，憑什麼坐這個位？
黃耀祖站在靈堂裡，感受著那些目光的重量。他想起父親臨終前說的話——「你係我個仔。」那五個字，在此刻，突然有了全新的意義。
不是一個父親對兒子的寵愛，而是一道命令。一份遺產。一個無法推卸的責任。一條他從來沒想過要走，但現在必須走下去的路。
他深吸一口氣，走上前去，在父親的靈位前跪下，叩了三個頭。然後他站起來，轉身面對那些看著他長大的叔伯兄弟。
「多謝各位叔伯。」他的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很清楚。那是讀過書的人說話的方式。「我今年十七歲，未托過米，未打過交，未幫過兄弟。」
他停頓了一下。
「但係我係黃勝個仔。」
就這一句話。
儀式結束後，強仔陪黃耀祖走出靈堂。夕陽把維多利亞港的海水染成一片血紅，上環碼頭的苦力正在收拾工具，準備收工。遠處的干諾道西，米舖開始關門，木門關上的聲音此起彼落。
「你知唔知，你阿爸最擔心嘅係咩？」強仔忽然開口。
「咩？」
「佢驚有一日，你要接手呢盤生意。」強仔看著遠方，目光飄得很遠。「佢成日話，想你有第二條路行。做個正當人，唔好掂呢啲嘢。」
黃耀祖沉默了許久。
「但係我冇第二條路。」他終於說。「由我姓黃嗰日開始，就冇。」
強仔沒有回答。他只是拍了拍黃耀祖的肩膀，像一個叔父拍著一個剛剛成年的侄子。
那晚，黃耀祖一個人回到父親的書房。房間裡的一切都維持著原狀——那張木書桌、那盞煤油燈、牆上那塊寫著「四」字的竹牌。他在書桌前坐下，把那本帳簿從抽屜裡拿出來，一頁一頁地翻看。
他看不懂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跡，但那些數字他看得懂。白米搬運的利潤、兄弟的分紅、給警察的規矩費、給咕喱館的開支，每一項都記得清清楚楚。
他的手指在帳簿的紙頁上輕輕撫過，那些凹凸不平的墨跡，是父親的指尖留下的痕跡。他忽然想起五年前那個早晨——他穿著熨得筆直的校服站在家門口等黃包車，父親站在他身後，什麼都沒有說。他上車之後回頭看了一眼，父親仍然站在那裡，那雙佈滿老繭的手靜靜地垂在身旁，晨光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長。
現在他明白了。父親不是不想說什麼，是不知道怎樣說。
他父親雖然讀書少，但他比任何一個有文化的掌櫃都清楚，這盤生意是怎樣運作的。
黃耀祖把帳簿合上，閉上眼睛。他想起父親那雙佈滿老繭的手，想起那個狂風暴雨的夜晚，父親咳血之後仍然堅持把最後一包米托進貨倉。
他睜開眼睛，做了一個決定。
「阿爸，我唔識做你呢行。」他對著那塊竹牌說。「但係你呢行，我會繼續做落去。」
強仔沒有食言。黃勝過身後，他親手將黃耀祖帶在身邊，手把手地教他碼頭上的規矩——哪些地頭是東義和的，哪些是潮州幫的；哪些貨可以掂，哪些貨不能掂；哪些人可以信，哪些人要防。
「你阿爸最叻嘅，唔係打交。」強仔說。「係傾。」
「傾？」
「佢從來唔會打冇把握嘅交。如果有辦法傾掂，佢一定唔會打。你記住，拳頭係最後嘅手段，唔係第一個手段。」
黃耀祖把這些話記在心裡。他在皇仁書院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用語言解決問題——那些英國老師教導學生辯論、談判、妥協，認為這是文明人的遊戲規則。現在他發現，在碼頭這個野蠻世界裡，同樣適用。
他跟在強仔身後，默默地觀察、學習、吸收。他學的不是托米——那雙從來沒握過鐵鉤的手，永遠也托不動二百磅的米包。他學的是管人、管數、管地盤。
兩年之後，十九歲的黃耀祖已經能夠獨自處理碼頭上的日常糾紛。強仔開始慢慢退到幕後，只在關鍵時刻出手相助。兄弟們對這個年輕繼承人的態度也在變化——從最初的懷疑，變成了觀望，再到某種程度上的認可。他們開始改口叫他「耀哥」。
一九二九年秋天，黃耀祖二十歲。就在這一年，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遠在美國的華爾街股市崩盤，引發了全球經濟大蕭條；而在上環碼頭，一場新的風暴正在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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