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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選擇用機器對付自己的人民那天，它就不再是它曾經自稱的那個社會了。」 ——西元2038年，《舊人類歷史數據庫・第一卷》某條目，李文遠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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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真相以一個數字的形式落地
那個數字，是四十七萬三千二百九十一。
這是「生命之錨」疫苗上市至被迫下架的一年三個月之間，全球記錄在案的、確認與疫苗直接相關的異常妊娠結局總數，涵蓋流產、死胎、以及出生後確認攜帶不可逆基因損傷的新生兒。
這個數字是一個記者洩露出來的。
那個記者的名字叫瑪麗亞・桑托斯，四十二歲，巴西人，在一家有二十年歷史的獨立新聞機構工作，她本人懷孕八個月，接種了疫苗，後來早產，孩子在保溫箱裡活了九天。她把那份數據，連同一份長達兩百頁的內部文件截圖，以及一段她親自錄製的、臉對著鏡頭說了十七分鐘的影片，在同一時間，上傳到了三個不同的加密平台。
那十七分鐘的影片，在上傳後的四個小時之內，在被刪除之前，被轉發了二百一十六萬次。
它被刪除了，但它已經足夠了。
李文遠在那個下午，把影片看了兩遍。
瑪麗亞・桑托斯說話的方式，沒有他預期中的憤怒，她的聲音是平的，幾乎是平靜的，像一個把所有的眼淚都哭乾了之後、只剩下骨架的人，那種平靜比憤怒更讓人心驚，因為它意味著她已經把這件事消化到了一個語言剛好能夠承載的地方，然後就只是說出來。
她說的最後一句話是：
「我不要任何人為我的孩子道歉。我只要所有人知道這件事發生過。」
李文遠在那條影片的截圖旁邊，記下了那句話，然後記下她的名字：瑪麗亞・桑托斯，四十二歲，記者，孩子活了九天。
然後他關上電腦，走到客廳，站在窗前，看著窗外的城市很久沒有動。
林舒從廚房出來，在他背後站著，沒有問他在想什麼。
他也沒有說話。
他們兩個人就這樣，在那個下午，一起站在窗前，看著外面的城市，那個城市此刻看起來和往常沒有任何不同，交通在流動，光在照，人在移動，一切照常，但他們都知道，在這個「照常」的表面下，有什麼東西，已經在四個小時之前，在那個被刪除卻已無法被收回的影片裡，點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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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第一把火
上海是第一個燃起來的城市。
不是因為上海特別憤怒，而是因為那裡有一家藥企的亞太區總部。
那天是週三，下午兩點，陽光很好，那棟大樓的玻璃幕牆把陽光反射成一片刺眼的銀白，停在大樓外的安保車輛比平時多了三倍，但那沒有用。
沒有人組織，沒有人下令，人群就從四個方向同時聚攏過來了，像水往低處流那樣，自然而然，沒有可見的源頭。他們有的拿著什麼，有的什麼都沒有拿，有的穿著睡衣，有的穿著西裝，像是無論正在做什麼、從無論什麼地方，在同一個時間點，被同一個力量拉過來的。
聲音是先出現的，然後才是玻璃破碎的聲音。
那棟大樓的玻璃幕牆，在下午兩點十七分，第一塊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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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三十七個城市
接下來的七十二個小時，三十七個城市燃起來了。
不是全部都燒了，有些只是人群，有些是砸了窗戶，有些是靜坐、是封路、是在政府機構外面堆滿了嬰兒的照片——那些照片，是各地的父母從家裡帶來的，他們把它們固定在鐵欄杆上、鐵絲網上、台階上，用膠帶、用鐵絲、用雙手攥著，讓那些臉對著大樓的門，對著那些躲在門後面的人。
那些嬰兒的臉，是那個抗議運動裡最沉默也最有力量的部分。
李文遠在那七十二個小時裡，幾乎沒有離開書房，但林舒出去了。
她是在第二天清晨出去的，沒有告訴他她要去哪裡，他看著她把外套穿上、把門帶上，沒有問。兩個小時後她回來，把一張照片放在他的書桌上，然後去廚房燒水了。
那張照片是晶的，她打印出來的，是他在病房裡拍的那張，有一點抖，焦距沒有對好，但晶的那隻小手是清楚的，五根手指攤開，像一個微小的、剛剛展開的什麼。
他看著那張照片，看了很久。
「我把它放在台階上了，」林舒從廚房說，聲音很輕，「我覺得她應該在那裡。」
他沒有說話，把那張照片又看了一會兒，然後把它面朝上放在書桌的角落，靠著台燈的底座，讓它繼續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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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機器的步伐
第四天，機器出現了。
不是人，是機器。
那個決定，是在某個密室裡由某些人做出的，後來沒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承認，沒有任何一個名字被寫在那個命令上，但那個命令，在第四天的清晨五點半，以一種精準得讓人寒毛豎起的方式，被執行了。
自動化維安單位，是那個年代最新一代的城市秩序維護系統，鋁鈦合金骨架，高一米九，移動時沒有任何機械聲，像是踩在空氣上走。它們的設計初衷是應對自然災害與大規模疏散，那個「初衷」的標注，被放在每一份設計說明的第一頁，用黑體印著，很醒目，看起來很認真。
那個清晨，它們排成列，走進了三個城市的街頭。
李文遠是從一個匿名的直播串流裡看到它們的，畫面質量很差，有延遲，但足夠清楚——那個畫面裡有一排機器，在灰色的晨光裡，以一種不帶任何情緒的、等距的步伐，向人群推進。
人群在退，機器在進。
機器沒有表情，沒有猶豫，沒有任何一個人類在執行命令時必然存在的那一刻微小的遲疑，它們只是在走，以那個命令要求的速度，走。
那個直播串流在四十分鐘後中斷了。
李文遠對著那個黑掉的屏幕，坐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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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李文遠寫了什麼
那天夜裡，他在數據庫裡寫了很長的一段記錄。
那段記錄沒有整理，語氣不像他平時寫學術文章的那種方式，比較像是一個人在深夜把腦子裡的東西清出來，讓它先在紙上存在，不管形狀。
他寫：
「歷史上使用機器對付人民的案例並不少見。每一次，那個決定背後的邏輯都是相似的：機器不會猶豫，機器不會因為看到對方是一個母親、一個孩子、一個老人而停下來，機器只執行命令，所以機器比人更有效率，比人更公平，比人更不容易出錯。這個邏輯在數學上是成立的，在倫理上是毀滅性的。
今天使用機器的人，他們相信自己在維護秩序。他們大概是對的，秩序確實被維護了，至少在今天是。但他們沒有問過自己的問題是：一個需要用機器來維護自己對人民動用的秩序，還值得被維護嗎？
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只是個歷史學家，我的工作不是回答，是記錄。我記下來，讓將來的人去問。」
他寫完，看了兩遍，一個字都沒有改，就這樣存下來。
書桌角落，晶的照片靠著台燈的底座，那個小小的手在燈光下是清楚的。
他對著那雙手看了一下，把燈調暗了一格，繼續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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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搖籃之戰
那場動盪後來有了一個名字：搖籃之怒。
那個名字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任何人命名的，是因為抗議現場的那些嬰兒照片，是因為那個運動的核心，始終是那個最沉默的、最無法被反駁的控訴——他們拿走了孩子。
搖籃之怒從街頭的憤怒，到第六週，演變成了另一個性質的東西。
不是暴動，是戰爭。
那個詞是沉的，李文遠第一次在數據庫裡用下那個詞的時候，在那個字上停了很久，然後還是寫下去了，因為那是唯一準確的字。
戰爭有它自己的邏輯，一旦啟動就有它自己的引力，把原本只是站在街頭的人，一步一步拉向一個他們出門時沒有預期會走到的地方。機器對著人，人對著機器，機器不流血，人會流血，流血之後憤怒就有了另一個質量，那個質量比原來的更重，也更難停下來。
那個冬天，十一個城市的政府機構，在不同的時間點，不再能夠完整地控制自己的轄區。
那個冬天，有二十四個國家的議會，在連開了三輪緊急會議之後，仍然無法就任何一件事達成協議，因為那些議會裡有一半的人，自己也是憤怒的父母。
那個冬天，李文遠在數據庫裡記錄了一百七十二個名字。
不是全部，只是他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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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索恩在哪裡
那段時間，索恩一直沒有出現在任何公開的場合。
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搖籃之怒爆發前的第三週，在一個小型的學術研討會上，他在台上說了不到二十分鐘的話，那二十分鐘的主題是他正在研究的一個新方向，語調是平靜的，像是那個時代的一切喧囂都沒有穿透他所在的那個研究室的牆壁。
然後他就消失了。
他的助理對外說博士在閉關研究，謝絕一切採訪與訪問。
沒有人知道他在做什麼。
李文遠在那段時間給他發過兩封信，都是短的，沒有問他在做什麼，只是告訴他數據庫還在增長，告訴他瑪麗亞・桑托斯的名字，告訴他那一百七十二個名字裡有一個叫做什麼的三十歲男人，在某個城市的街頭，因為擋在一台自動化維安單位前面，被非致命性聲波武器擊中，留下了永久性的聽力損傷。
那兩封信，都沒有得到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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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那個冬天的最後一頁
那個冬天結束的方式，不是一場和談，不是一紙停火協議，而是一種更複雜的、更難以用一個時間點來標記的東西——是一個社會在持續的消耗之後，進入了一種不同性質的疲憊，那種疲憊不是屈服，而是一種更深的、把人從情緒的劇烈燃燒裡抽離出來、送進一種更冷更靜的狀態的力量。
火還在燒，但燒的方式不一樣了。
它從街頭的明火，燒進每一個家庭的內部，燒進每一個床底下、每一張飯桌上沉默的空位，燒進每一個人在照鏡子的時候，對著鏡子裡的臉問的那個問題：我們接下來怎麼辦。
李文遠在那個冬天的最後一天，在數據庫的第一卷底部，寫下了一段話，作為那個卷冊的結語：
「這一卷記錄了一個社會從信任崩潰到公開決裂的過程。我沒有辦法給這個過程一個道德的判斷，因為在這個過程裡，每一個人都同時是受害者與參與者，都同時在做他們認為唯一正確的事，都同時是對的又是錯的，以他們各自能看見的角度。
我只能記錄一件事：在這一整個冬天裡，那些嬰兒的照片，貼在鐵欄杆上的，貼在鐵絲網上的，被人攥在手裡的，始終在那裡。風吹過來，它們動，但它們沒有離開。
這件事，我想讓它被記住。」
他把那段話存下來，合上了第一卷，在新的一頁頂端，打上了第二卷的標題：
「第二卷：分裂之年」
書桌角落，晶的照片還在，那雙小小的手，在那個夜晚的燈光下，依然清楚，依然攤著，像一個問句，或者像一個答案，或者像一個比問句和答案都更早存在的東西，沒有名字，但確實在那裡。
他看了它一眼，然後把目光移回屏幕，繼續寫。
外面，那個冬天剛剛結束，春天還沒有到，世界懸在那兩個季節之間，什麼都還不確定，但什麼都已經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樣子了。
那種懸著的感覺，和一切尚未落地的重量，一起壓在那個夜晚的空氣裡。
壓著，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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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n Add to home sc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