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书院里，几个青年学子正为“功名”二字争论不休。一个说：“功名富贵，如浮云过眼。”另一个道：“十年寒窗，难道只换得镜花水月？”我坐在竹椅上听他们争论，庭前的老槐树正飘着细小的白花，有几瓣落在石桌上，薄薄的，轻得没有分量似的。
忽然想起清代小说家吴敬梓。这位出身名门的才子，少时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家道中落后，他移居南京，困顿潦倒，冬日苦寒无暖，便绕城步行数十里以驱寒。他看透了科举制度的虚妄与腐朽，用十年光阴写就了《儒林外史》。书中那些为功名而疯癫的范进、为八股而虚耗年华的儒生，无不是他对“功名”二字最深刻的反思与嘲讽。一句“功名富贵无凭据”，大约是看尽了宦海沉浮、仕途坎坷，感叹命运弄人。
可是，真的无凭据么？
答案是：有，有凭据。
倘若我们将目光从个人的际遇移开，望向整个历史的天空，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
先说那“凭据”的第一层——家国之事。西汉张骞出使西域，那算不算追求功名？他手持汉节，穿过茫茫戈壁，被匈奴扣留十余载，待终于到达大月氏时，使命却已难以完成。他带回来的，是西域各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这功名，用半生的困苦换来，为的是天下人的功业。东汉的班超更是壮烈，投笔从戎，带着三十六人横行西域诸国，使断绝了数十年的丝路重新通畅。他在西域三十一年，老来上书请求归国，只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这样的功名，凭据是为国效命的赤诚和不畏艰险的胆魄。
再说第二层——“文章千古事”。那些以文章立身的人，他们的功名更有另一种凭据。宋代的苏东坡，一生宦海沉浮，屡遭贬谪。若以官场得失论功名，他怕是输多赢少。可是他在黄州写下《前赤壁赋》，在惠州品尝荔枝，在儋州办学育人。他将人生的困厄活成了诗，将个体的遭遇升华为永恒的文字。今天谁还记得当年那些春风得意的权相？可是苏东坡的诗词文章，却穿越千年，依然打动人心。这功名的凭据，是才华与心血的结晶，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天赋与功力。
还有第三层，也是最深的凭据——“立身之道”。明代的方孝孺，在朱棣篡位后，坚决不肯起草即位诏书。朱棣威胁要灭他九族，他回答说：“便十族奈我何？”结果是，他被车裂于市，连同门生凑成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遇害。方孝孺当然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他以血肉之躯，为“忠”字做了最惨烈的注释。这种功名，不是世俗的富贵荣华，而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史书上那沉甸甸的几页，就是他功名的凭据。
近代的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精神。他在教育部当佥事，本是闲职，却将业余精力都放在写作和思想上。他没有高官厚禄，不求煊赫一时，可他留下的文字，如投枪，如匕首，深深地刺进旧社会的肌体。他的功名，用五百余万字的著译作凭据，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作凭据。
如此看来，“功名”二字，其凭据有三：于国于民，立下实在功业；于文于艺，留下传世之作；于身于心，守住道德节操。这三点，件件都实在得不能再实在，哪里是“无凭据”的呢？
太阳渐渐升高了，庭前的槐花还在静静地飘落。那些争论的学子们已经散去。我想，那“功名本是无凭据”的感慨，多半是失意者的自慰，或世事洞明者的慨叹。其实功名大有凭据在。这凭据，在史册的字里行间，在传世的诗文篇章里，在代代相传的忠义故事里，更在每一个脚踏实地、追求理想的人的脚印里。
功名不过就是在这世上留下的一丝痕迹。有人留下的深一些，有人留下的浅一些。但只要是真实走过的路，便会留下足迹。这足迹，便是功名的凭据了。
忽然又想起李白的诗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功名之事，原不必急在一时，也不必囿于一端。正如吴敬梓，他没有金榜题名，却以一部《儒林外史》为天下读书人凿开了一面照见功名真相的镜子。那书中的嬉笑怒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对科举、对功名的思考——其力量之深远，远胜过多少状元及第的虚名。这，不正是最坚实的凭据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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