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种过一株仙人掌，养了三年，它始终沉默如一块绿色的石头。邻居来看，总说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养的，刺刺拉拉的，一年到头也不见个变化。我只是笑笑。我知道它在等。今年夏天，它终于要开花了。夜里九点多，那花苞缓缓地、迟疑地，用鼓足了毕生的勇气，一点一点地张开。是白色的，大朵大朵的白，在月光下近乎透明，空气中飘着一场无声的雪。那香气极淡，淡到你几乎要贴上去才闻得到，可又极远，远到感觉是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整个过程不过两个时辰，它便萎了，谢了，重又合拢成那副沉默的、戒备的样子。我站在它面前，久久无言。这便是它的全盛了。
三年沉默，换一夜的吐露。
这便是生命最残忍，也最慷慨的地方——它给每个生命的全盛时刻，都是不一样的。我后来去江南，见过朋友老宅里的昙花。那又是另一番气象了。一株老昙花，靠在墙角，灰扑扑的，实在不起眼。可主人算准了花开的夜晚，邀了三五好友，在院子里摆下茶席。那天晚上，十几朵花次第开放，一朵接一朵，是约好了要赶一场盛大的集会。满院子都是香气，浓得化不开，粘在衣襟上，浮在茶汤里。朋友们都不说话，只静静看着。我忽然明白了，这昙花的全盛，不在于它自己，而在于这分享的欢喜。独看与共赏，终究是不同的。
想起祖母养的白兰花。那又是另一种全盛了。她总是在清晨，露水还没干的时候，拿一把小剪子，踮着脚，一朵一朵地剪下来。剪下来的花，她用细铁丝穿了，两朵一对，放在青花瓷盘里，盖上湿毛巾，让我提去菜场卖。五毛钱一对。买花的大多是中年妇人，她们接了花，并不急着走，总要低头嗅一嗅，然后别在襟前，或是挂在手提包的拉链上。她们的脸上，便有了些少女的神气。祖母的花，就这样开在菜场的腥气里，开在讨价还价的嘈杂里，开在妇人微微泛红的颊边。这也是一种全盛——不是高洁的，不是孤傲的，而是入世的，带着烟火气的。它盛开在日子里，盛开在人心里。
看过一部老电影，讲一个弹古琴的。他一生潦倒，在乡下教几个蒙童糊口。唯一的财产，是一张唐代的古琴。战乱来了，他什么都带不走，只背着那张琴逃难。夜里在山神庙歇脚，他对着满壁的神像，忽然弹起一曲。那琴声怎样呢？枯瘦，沙哑，似风吹过干透的芦苇。可他就那样弹着，弹着，庙外的月亮升起来，山里的狼嚎停下来。弹完了，他抚着琴，对神像说：“老伙计，这一辈子，值了。”镜头拉远，群山肃穆，万籁俱寂。这便是全盛了，不是盛在别人的耳朵里，而是盛在自己的心里。
我常在公园里看见练书法的人，拿一枝巨大的笔，蘸了清水，在地砖上写字。写的多是《兰亭序》《醉翁亭记》一类的。写完一个字，便退后两步，端详一番。阳光斜斜地照过来，那些水写的字，亮晶晶的，刻在石头上似的。可不过几分钟，字迹就淡了，干了，消失了。他便又蘸水，写下一个。我站了很久，看他写了又干，干了又写。旁边有人说，这有什么意思，一下子就没了。我却觉得，这没了，恰恰是意思所在。它不要永恒，不要不朽，它只要这一刻的、全然的、不计后果的盛开。水干了，字没了，可那一刻的欢喜，是真的。
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全盛。大仲马写基督山伯爵，三十四卷，洋洋洒洒，那是一种全盛。汪曾祺写《受戒》，短短一万两千字，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干干净净，那也是一种全盛。牡丹的全盛是“唯有牡丹真国色”，是铺天盖地的富贵。兰花的全盛是“寻得幽兰报知己”，是藏在深谷里的清芬。鹰的全盛是在万米高空，俯瞰大地，一动不动地滑翔。鱼的七秒全盛是在水中，一个摆尾，便是一生。
所有的花，都以为自己是春天。所有的春天，都以为自己是花。其实不是的。每一种盛开，都只能盛开在自己的时间里。你无法要求仙人掌开成昙花，也无法要求白兰开成牡丹。你只能等，等它自己的时间到来。那时间或许很短，或许很长；或许在万众瞩目之下，或许在无人知晓的深夜；或许盛大如交响乐，或许清浅如一泓溪水。但只要是它自己的，便是全盛的。
天快亮了。我的仙人掌早已合拢了花瓣，重新变回那块沉默的、带刺的石头。可我知道，它盛开过。
就在今夜，就在无人看见的时刻，它完成了自己的全盛。
这便够了。
这便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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