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週日的傍晚，屋子裡的空氣總是黏稠得讓人窒息。
我站在妳的房門口，手心滲出的汗水讓指尖顯得冰冷。那是我童年裡最厭惡的儀式——伸手要錢。每個月的生活費被妳拆解成四次卑微的乞求，每次兩千塊，像是一場為期一週的生存續約。
妳坐在床邊撥弄著手機，連眼角的一絲餘光都不曾分給我。妳隨手從皮夾裡抽出兩張藍色的鈔票，隨意地扔在床沿，紙幣滑落在地上的聲音很輕，卻在我心裡撞擊出巨大的迴響。
「拿去。」妳的語氣沒有溫度，甚至帶著一絲被打擾的厭煩，「省著點花，不要動不動就來找我。」
我默默地彎下腰，撿起那些散落的紙鈔。那時候的我還太小，小到以為這就是母愛的定價。我從不曾在妳面前掉淚，也從不曾分享學校的趣事，因為我知道，妳對我的生活毫無興趣。
我心裡那個早熟而冷酷的聲音總是在說：「既然妳只給我錢，那妳在我眼底，也就只剩這點功能了。」
這句惡毒卻清醒的實話，是我對這段乾枯關係唯一的反擊。我把妳當成一台故障的、需要不斷排隊乞求才能吐出錢幣的提款機。我以為只要這樣想，我就不會因為妳的缺席而感到疼痛。
直到大學那年，妳像是終於卸下了沈重的包袱，冷冷地對我說：「我以後不想再管妳了，我沒有妳這個女兒。」
那一刻，我預想中的崩潰並沒有發生，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乎荒誕的解脫。我轉過身，連頭都沒有回，就這樣走出了妳的生命。既然提款機宣告報廢，那這場勉強維持的交易，也就此清算了。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許久沒有聯絡。
我以為我已經長大了，已經強大到可以獨自支付這人生的所有開銷。我在這座城市裡努力工作、吃飯、睡覺，把生活過得井然有序。
但偶爾，在捷運的轉乘站，或是在某間溫馨的餐館裡，看見旁邊桌的母親自然地幫孩子撥開額前的碎髮，或是聽見她們輕聲討論著晚餐的去處時，那股被我壓制在心底深處的酸楚，會像決堤般湧上來。
我會在那一瞬間，毫無預警地掉下眼淚。
我沒說出口的是，即便我曾那樣冷酷地將妳視為提款機，即便我表現得再怎麼灑脫，我內心那個沒長大的小女孩，其實還一直站在那個週日傍晚的門口。
她在那裡站了很久很久，其實不是在等那兩千塊，而是在等妳抬起頭，看她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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