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是不大爱爬树的。倒不是恐高，实在是技术太差。别人家的孩子都猴子似的，“噌噌噌”几下就窜到了树梢，只留两只脚丫子在树叶间晃荡。我呢，抱着树干，两腿夹紧，就变成一只被粘在松脂里的甲虫，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偶尔鼓起勇气往上挪一寸，裤子便“刺啦”一声，回头一看，树皮上挂着一缕布丝，在风里招摇，在替树嘲笑我。
可是那年夏天，我还是上树了。为了一颗枣。
外婆家后院有棵老枣树，少说有二十年了。树干粗得我两只手合抱不过来，树皮皴裂，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每到八月，满树的枣子由青转红，沉甸甸地坠着枝头，风一吹，有几颗熟透的便“啪嗒”落在地上，摔出一小摊甜汁。我站在树下仰着脖子看，口水咽了又咽。问题是，低处的枣早被表哥表姐们摘光了，剩下的都高高挂在半空，在故意逗我。
“你上不去的。”表姐啃着枣子，语气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轻蔑。
“谁说的？”我脖子一梗。
于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登高计划”就此拉开帷幕。我找来了竹竿，太短；搬来了凳子，够不着。最后，表哥给我出了个主意：“你踩那个树疙瘩，先上到第一个分叉的地方。”他指了指树干上一个凸起的节疤，那形状似一只愤怒的拳头，正好可以落脚。
我深吸一口气，把裤腰带紧了紧，左脚踩上那个节疤，双手死命抠住上面的树皮，身体猛地向上一蹿，居然上去了！我整个人骑在了第一个大树杈上，离地少说有两米高。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树叶哗哗响着，在鼓掌。我心跳如鼓，又惊又喜，低头一看，表姐手里的枣核掉在了地上，她嘴巴微张，显然没想到我竟然真能上去。
“再往上！”表哥在下面喊，“右手边那根枝上有一串大的！”
我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扶着更高的树枝，一步一步往上挪。每走一步，树枝就晃三晃，我的心也跟着荡秋千。好不容易够到了那串枣子，伸手一摘，枣子倒是摘到了，可脚下一滑——“啊——！”我整个人往下坠，慌乱中双手乱抓，最后死死抱住了一根横枝，变成一只受惊的考拉，悬在半空，两条腿在空中蹬着空气。
最要命的是，裤子又破了。这次不是小口子，是从裤裆一直裂到裤脚，风灌进来，凉飕飕的，哎呀，穿成了一条开裆裤。
“哈哈哈——”表哥笑得弯下了腰。表姐更是笑得蹲在了地上，捂着肚子直叫“不行了”。
我挂在树上，上不去，下不来，枣子还攥在手里。那枣又红又大，咬一口，又脆又甜。我便索性不着急了，就那样吊着，一边啃枣，一边欣赏下面的闹剧。表姐跑去叫大人了，表哥还在笑，狗也跟着汪汪叫。夕阳斜斜地照过来，把整个院子染成橘红色。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挂在树上其实也没那么糟。
后来是外公搬了梯子，把我摘果子一样摘了下来。下来的时候，我的裤子已经不能叫裤子了，拖着一缕一缕的布条，活像一只战败的公鸡。外公没骂我，只是看了看我手里的枣核，慢悠悠地说：“为了一颗枣，赔了一条裤。划算不？”
我认真想了想，说：“划算。因为那颗枣特别甜。”
外公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得满脸皱纹都舒展开了。外婆在一旁又是心疼裤子，又是忍不住笑，最后只是戳了戳我的脑门：“你这孩子，属猴的？”
很多年过去了。外婆家的老房子拆了，那棵枣树也没了。表姐嫁到了外地，表哥去了南方打工，很少见面。我住在城市的楼房里，楼下也有树，但那是种在花坛里的景观树，矮矮的，瘦瘦的，连一只猫都爬不上去。偶尔路过，会想起那个黄昏，想起自己考拉一样挂在半空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来。
前几天和外公打电话，说起这事。外公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棵树啊，后来结的枣一年比一年少。你上树那年，是结得最多的一次。”
我想，大概是因为我爬上去，吃掉了一颗最甜的，它便觉得够了，不必再那么卖力地结果了吧。
如今我早已学会不轻易上树。不是因为怕裤子破，而是明白了有些东西，挂在树上够不着，就让它挂着好了。你费尽心思爬上去，摘下来一尝，也不过是一颗枣的滋味。可如果那天我没有上树，就不会有那阵风，不会有那片橘红色的夕阳，不会知道自己还能变考拉一样，挂在半空中泰然自若地啃果子。
值了。哪怕为此赔上一条裤子，外加半辈子的笑料。
所以若你问我，下次见到一棵结满果子的树，还上不上？
我可能会抬头看看那树，摸摸身上那条最结实的牛仔裤，然后笑着说——
“上。”
ns216.73.216.37da2
and then Add to home sc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