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完成你已被取代》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 【第七章】血與土的網絡

【第七章】

血與土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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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2029—2066 南北會師

開工令

西元2029年十月十日，國慶，早上八點。

南北共十個地點，同時開工。

這件事情本身，沒有任何一個歷史先例。

不是一條高速公路，不是一條鐵路，不是任何一種過去人類建過的東西。這是一套全新完整的地下神經系統，它要把電力、數據、物資、緊急備援的所有通道，同時埋進這座島嶼的身體裡，從南到北，從海岸到山脊，從地表以下三公尺到地表以下八十公尺，預計用三十年的時間，讓整個國家的地底下活起來。

開工那天，總統剪綵，統一的流程，行禮如儀，電視實況轉播。

十個地點，十聲爆破，如同國慶煙花，幾乎同時，像一個巨大的生命體第一次心跳。

基隆八斗子的海岸線，岩壁從海面往上聳立將近八十公尺。屏東枋山的海邊，工程車隊的長度超過三公里。台東知本的山腳下，布農族的年輕人站在遠處看著爆破揚起的塵土。

沒有人知道三十年後會發生什麼。

但他們開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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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第一點　基隆八斗子

基隆八斗子的海岸線，是一面垂直的玄武岩壁。

岩壁從海面往上聳立將近八十公尺，岩石的顏色是一種深沉的藍黑色，幾千萬年前從地底噴出來，冷卻成柱狀節理，整齊得像有人刻意排列過。

第一標的工程，決定要從這面岩壁的腰部切進去。

這裡沒有辦法用大型機具從地面往下挖，地形不允許。工程師的設計是從岩壁的側面開一個入口，先鑿出一條水平的引導隧道，進入岩壁內部之後，再轉向往下，連接地下的主幹管道系統。

負責這段工程的總工程師叫做沈建國，五十六歲，基隆人，做了三十年的地下工程。他在接到這個標案的時候，在辦公室裡坐了一個下午，把那面岩壁的地質報告翻來翻去看了三遍。

然後他打電話給他的老師，一個九十一歲、早就退休的老地質學家。

「老師，八斗子那面岩壁，我要從裡面切，你覺得怎麼樣？」

老師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

「你現在幾歲了？」老師問。

「五十六啦。」

「那你沒有時間犯一次大錯，」老師說，「那塊岩石不會給你機會，所以一點錯都不能犯。」

沈建國把電話掛掉，又看了一遍地質報告。

開工第一天，光是爆破定位孔的鑽設，就動用了四十八台氣動鑽機，分成六個工作梯隊，沿著岩壁的設計切線同時作業。

噪音大到在一公里外的八斗子漁港，漁民還以為地震了。

鑽機的震動讓岩壁的表面開始掉落碎屑，工程人員穿著全套防護裝備，在一片石粉瀰漫的空氣裡工作。每個人的護目鏡在一個小時後就會被石粉糊住，需要定期退出工作面清洗，再換另一組人進去。

沈建國站在指揮平台上，那是一個用鋼架臨時搭建在岩壁旁邊的觀測位置，站在上面，整個工作面的進度一覽無遺。

他旁邊的助理工程師叫許文強，剛從大學畢業兩年，第一次參與這個規模的工程，站在那裡，看著下面幾十台機器同時作業的場面，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過了很久，他說，「沈總，這是我見過最大的工地。」

沈建國沒有轉頭，繼續看著工作面，「這只是一個入口。」

「入口就這麼大，裡面是什麼規模？」

「你做完這個工程，你就知道了，」沈建國頓了一下說，「如果你做得完的話。」

許文強愣了一下，「沈總，這工程要做多久？」

「你現在幾歲？」

「二十四。」

「這工程若不能在預定計劃內做完，」沈建國說，「你的小孩可以來接你的班。」

許文強沉默了很久。不過轉念一想，這個工作能幹一輩子，也不錯，十分穩定啊。

些許年後。

「許文強，文哥，後來在上海灘百樂門大酒店門口被上海黑幫亂槍掃射，沒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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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斗子岩壁段在第一年遭遇了第一次重大挑戰。

進入岩壁內部之後，地質報告沒有完全預測到一個情況：岩壁內部有一條古老的裂隙帶，寬度不到兩公尺，但延伸的方向和主隧道幾乎平行，而且那條裂隙帶裡充滿了海水。

在正常的陸地隧道工程裡，地下水是最常見的敵人，有成熟的處理方法。但這裡的水是海水，帶著鹽份，帶著壓力，而且那條裂隙帶和外面的太平洋之間，只隔著不到十五公尺的岩石。

一旦打穿，海水會以極高的壓力灌進來，速度快到任何人工處理都來不及反應。

沈建國在地下指揮室裡，面對著地質掃描的影像，看了整整兩個小時。

他的團隊裡有人說，繞道，設計一條避開裂隙帶的路線。

他搖頭，「繞道要多六百公尺，而且那個方向的岩石更複雜，你繞過這個問題，會撞上更大的問題。」

「那怎麼辦？」

「從它旁邊過，用高壓灌漿把裂隙帶的兩側加固，建立一個隔離帶，然後從中間穿過去。」

那道高壓灌漿牆花了四十二天完成，用掉了將近八百噸的特殊材料。

完成之後，沈建國帶著幾個核心工程師親自進去，站在那道灌漿牆旁邊，用手敲了敲，聽聲音。

然後他說，「我們過。」

穿越那道裂隙帶的那一天，工地裡比平常安靜。所有人都知道今天要穿越那個位置，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多做了一些平常不一定會做的事情：再檢查一遍設備，再確認一次緊急撤退路線，再把個人安全繩的扣環扣緊一點。

那一段的掘進用了十一個小時。穿越完成之後，沒有人鼓掌，沒有人慶祝。只是大家都慢慢地把緊繃的肩膀放了下來。

忽然一陣強烈的疲倦感襲來，心想，過了一關了。

沈建國在那個位置的岩壁上，用一根鐵釘，刻了一個記號。不是文字，不是名字，只是一個記號，像一個人在地圖上標了一個點，說：「我到過這兒，雖然難，難不倒我，我過來了。」

2030年，第一批以工代債的工人進場了。

這是高志翔當初在那份報告裡寫下的其中一條：臨時凍結銀行房貸債務，以工償債，為國家建設提供人力資源。

在紙上，這是一條政策。在現實裡，它是幾十萬個有血有肉的人。

廖啟仁，四十二歲，台北人，以前是一個補習班的國文老師。

補習班在AI家教軟體普及之後倒了一半。不是他的教學不好，是家長發現，AI家教一小時的費用只有他的五分之一，而且不會累，不會請假，不會有情緒。他直接失業，房貸繳不出來，被分配到宜蘭南澳段——那是北方五個前線裡，地質最複雜、推進速度最慢的一段。

第一天早上，工地的接待人員帶著他和另外三十幾個新來的工人，站在工地外面聽工頭講話。

那個工頭叫做周天明，四十九歲，宜蘭人，頭髮已經全白了。不是因為年紀，是因為他做了二十年的山地工程，山，把他的頭髮漂白的。

「你們來這裡，不管以前做什麼，現在就是工人。」周天明說，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很清楚，「工人的第一件事是安全，第二件事是把工作做完，第三件事才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他停了一下，掃了這群人一眼。

「我知道你們不是學這個來的。但我告訴你們一件事——這條路，一百年後還在。你們的名字不會在上面，但你們做過的那一段工程，會在。我教一教你們就會了，這沒什麼了不起的，而且熟能生巧。」

沒有人接話。

廖啟仁站在人群裡，看著旁邊那片山。那片他從來沒有靠近過的、充滿岩石和泥土的山。他心裡想的是：一百年後還在？那我的孩子會有機會在上面經過嗎？

他沒有孩子。只是想一想罷了。

廖啟仁被分配去做記錄員，純粹因為他曾是老師，當老師的人，會讓人莫名的信任他，信任他不會出錯。

記錄員的工作是每天把工地發生的事情寫下來：今天掘進了多少公尺，用了多少材料，發生了什麼事故或異常，天氣狀況，還有各種技術數據。這份工作不需要體力，需要的是耐心和準確。

他把這份工作做得比所有人預期的都要好。不只是清楚，而是他寫得讓人覺得溫暖。他的工地日誌裡，除了技術數據，還紀錄我們大大小小的瑣事。

他寫：「今天阿土的老婆生了，是個女兒。阿土在隧道裡收到消息，站著愣了三分鐘，然後繼續工作。但是整個下午他的鑿子比平常快了兩成，像是要趕快回家。」

他寫：「今天下雨，工地暫停了半天。周工頭在帆布棚下坐著看地質報告，看了兩個小時，翻了一頁。我問他，他說有一組數字他要再想想。那組數字我看不懂，但是我知道他坐在雨裡想數字的樣子，是一個認真做事的人的樣子。」

他寫：「今天陳誠把他兒子帶來工地參觀。他兒子大概十歲，進工地之前把安全帽扣緊，兩手插進口袋，跟著老陳到處走。走路的樣子有點想學他老爸，但是步伐還差蠻多，腳步也沒那麼穩。老陳沒有特別說什麼，只是帶著他到處晃。最後晃到了今天剛挖好的那個斷面前，老陳指了指他的傑作，那個孩子仰頭看，看了很久。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但他會記得這件事。」

周天明後來對人說，他每個禮拜都愛看廖啟仁的日誌，完全不是為了確認技術數據，而是因為看完之後，他覺得他所寫的那些瑣事，有一種他在現場感覺不到的氣氛。

「你在工地裡，你看到的是問題，是困難，是今天這裡出了什麼狀況，那裡還差多少。」他說，「廖老師的日誌讓我看到，工地裡還有人。那些人在做什麼，在想什麼，他們帶孩子來，他們在雨裡等，他們兒子要出生了，他們鑿子比平常快兩成。這些事情你在裡面太近了反而看不到，要站遠一點，才看得到。」

2032年又來了一個年輕人，大家給他取一了個綽號，叫做「吉普賽」。

因為他每一年換一個國家建設的工地。

這是第三個工地。

他應該算是人生勝利組，喝過洋墨水，國外名門大學畢業。早些年喜歡騎著哈雷機車帶著老婆環島旅行。但，他結了婚卻不想要生小孩。他覺得這個社會太黑暗了，為什麼很多人繼續生小孩，然後讓孩子經歷這麼醜陋的世界呢？他看不到未來。

這也許和他的能力無關，是心態。

現在他的孩子兩歲，但恐怕到如今，他都還不懂得如何當爸爸，任性的在外邊工作，到處亂跑，晚上不回家。

幸好他太太體諒他。

他想要親眼看看，這個他父親眼中充滿希望的未來是長什麼樣子。

第二共和又是什麼東西。

廖啟仁完全不了解他。有錢人家就是不一樣，都什麼年紀了，還像小孩子一樣。

這麼精彩的故事，當然要寫進小本本裡啦。

十年後，廖啟仁做完以工代債的期限，可以離開了。

他沒有離開政府工地。像吉普賽一樣，他後來轉去了高雄旗山——那是南方最大的工業支援基地，高峰期同時駐紮了超過三千名工人和後勤人員，當地形成一個小型的城市。有人在那裡辦了一間臨時學校，因為有些長期駐紮的工人帶著家人來，孩子不能不讀書。

學校只有兩間教室，最多的時候有四十七個學生，由三個老師輪流教。廖啟仁是其中一個。

他在那裡教了八年。

他後來說，那是他教書二十幾年裡，教得最好的八年。因為那些孩子的爸爸媽媽在旗山基地工作，孩子每天都看得到大人在做什麼。他不需要跟他們解釋課本裡寫的跟生活有什麼關係，他們每天走出教室，那個關係就在眼前。

南澳段的那份日誌，還留在工地的資料室裡。

有人問他，為什麼不留一份給自己？

「那三年不是我一個人的，是那些人的。我只是把它寫下來，還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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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力——山的孩子

那條水路

台東知本段，在2032年迎來了一批特別的以工代債的工人。

他們大部分是原住民族，從台東各鄉鎮部落來的，失業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對這片山域，非常熟悉。

阿力，二十五歲，布農族，是裡面最年輕的一個小伙子。

工頭陳大海第一天跟他們說明工作內容的時候，阿力中途忽然打斷了他。

「工頭，這段山我走過。你說的那個位置，地底下有一條水路，你知道嗎？」

陳大海停下來。他在工地做了三十年，從來沒有一個剛進場的工人敢這樣打斷他。

「你怎麼知道？」

「我阿公說的。」阿力很認真，沒有退縮，然後繼續說：「他說那裡以前有地泉，後來被封掉了，但是水還在底下走。」

陳大海看了他幾秒鐘，然後轉身走了。

阿力以為自己要被開除了。但第二天早上，陳大海把他叫到指揮室，把地質報告攤在他面前。

「你指給我看，你阿公說的那個位置在哪裡。」

阿力提起手指，確定的指在一個地點。陳大海對照報告，找到了一個被標注為「不確定含水層」的區域。他聯絡地質組，讓他們重新做一次精密掃描。

掃描結果出來，那裡確實有一條地下水路。如果按照原先的設計施工，在那個位置很可能會打穿地下水層，引發湧水。

方案馬上修改了。為了繞開那段水路，額外花了三週，但確實避免了一次可能非常嚴重的事故。

那天晚上，陳大海把阿力叫到工寮外面。

「你阿公還說過什麼？」他面無表情的問。

阿力想了想：「他說，這種事不用急著告訴別人，等有人問再講。因為沒人問的時候，講了也沒人信。」

陳大海沉默了一會兒。

「以後有問題，我第一個問你。」

山的心

知本段的工程進行到第五年，有一天早上，陳大海在隧道裡巡走，來到一個剛完成的工作面，停了下來。

那面新鑿開的岩石，顏色很特別。不是南台灣常見的灰白色岩石，而是帶著一點暗紅的褐色，有些礦物在燈光下發出細微的光。

他用對講機叫來阿力。

「你看這個顏色。」他說。

阿力靠近看了看，眼神變了。

「這個是蛇紋岩。」他說，「我們山上有。」

「你們布農族，對這種石頭有什麼說法嗎？」

阿力沉默了一下。

「我阿公說，這種石頭是山的心。看到它，代表你挖得夠深了。」

陳大海點了點頭，沉默了一下，所以我們現在是在山的「心上」工作。

阿力說，「對。」

陳大海沒有說話。他只是站在那裡，看著那面暗紅色的岩壁。

阿力也沒有說話。

兩個人在那兒站了很久。

後來，有人把那面岩壁的一小塊切下來，做成一個小牌子。沒有文字，只是那塊帶著細光的暗紅色蛇紋岩。它被固定在知本段隧道入口的旁邊，一個不太明顯的位置。

同樣十年后，阿力做完以工代債的期限，用他存下來的錢，加上政府的輔助，在台東開了一間很小的山地嚮導事務所。

他在事務所的牆上，掛了一張知本段隧道的施工平面圖。圖上有一個紅色的圈，是他阿公告訴他的那條水路的位置。

他說，這是他對那條路最大的貢獻。

但每年他還是會回去工地一次。不是為了工作，只是去看看。

「那條路在我阿公的地底下走。」他說，「我去看看它還在不在。」

它當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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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珍，三十五歲進場，台南人。

她在銀行做了十二年的行員，從櫃檯做到內勤，從內勤做到後台。她經手過的錢，加起來大概夠買一整條街。她覺得最神奇的就是用那五塊錢的原子筆，簽二百萬美金的𠥔票。感覺應該像電視劇裏大老闆娘一樣，用派克鋼筆簽名才對味道嘛。

AI把她取代的那天，她坐在銀行的休息室裡，喝了一杯咖啡，然後走出去，再也沒有回來。

她被分配到台南玉井段——南方五個前線裡，以工代債工人比例最高的一段。平均五個新人一組，由小工頭帶領。玉井周邊的農業區，在農地重新規劃和AI農業機械普及之後，大量的農業勞動力都面臨失業。那些人不是失去了工廠工作，而是失去了他們做了幾十年的農地工作。他們對土地非常熟悉，但他們不知道怎麼做工程。

林美珍不是農夫，她只是個會計。

所她被分配到後勤，負責材料管理和帳務記錄。

那份工作，非常適合她。

那個小組還有個在國外讀大學回來的喬治。IT工程師工作沒了，就從新竹回到老家，現在和美珍同一組，小她四歲。

她用她在銀行練出來的精確性，把整個玉井段的材料進出帳管理得無懈可擊。從來沒有過一次材料短缺。喬治在旁邊常常拍手讚美她說，「我用電腦都沒妳做的好。」

美珍有點賭氣地說，「你不要來鬧我。」

「呦，害羞啦？好好好，我不鬧妳，我就給你買杯咖啡。」喬治說。

工頭吳大同在早餐會報時對眾人說：「美珍來之前，我們的材料管理是靠我們大老粗的記憶，有時候準確，有時候不準確。美珍來之後，那個帳比銀行的帳還清楚，哈哈。」

喬治帶著大家一起起鬨，搞得美珍亂不好意思的，追著喬治打。

五年後，她還清了房貸，可以離開了。

她去找吳大同，說她想繼續留下來做，喬治在旁邊有點緊張。

吳大同問她：「你不想回城市嗎？」

美珍瞥了喬治一眼說：「我還單身，沒差。在城市裡算了十二年別人的錢，在這裡算了五年這條路的錢。」

她又說，「不過，這兩種錢算起來感覺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別人的錢再大，算完了，好像過眼雲煙，什麼都沒有剩下。這條路的錢算完了，這條路還在。」

吳大同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喬治在旁邊也陪著點點頭。

她留下來了。

「幸好。」

從玉井段做到嘉義段，從三十五歲做到七十二歲。

三十七年裡，她經手過的帳本疊起來比她的人還高。她記得每一個工段的材料消耗，記得每一個工頭的簽收筆跡，記得哪一年哪個月的混凝土用量特別大——因為那年雨季特別長，隧道進度慢了三個月，材料卻用得多。

但有一件事她不太願意提。

大約在工程進行到第七年的時候，有一次材料搬運的意外。一台起重機的吊索斷了，一捆鋼筋砸下來。她伸手去拉旁邊的工人，工人被拉開了，她的手卻被鋼筋的邊緣劃了一道很深的口子。

傷得不重，但傷到神經。從此那隻手使不上力，握不緊，寫字的時候會抖。喬治當時一直陪在旁邊，一開始沒說什麼，到後來擠出一句，「你很勇敢」，就真的再沒多說什麼了。

這麼多年過去，她只用左手寫字、左手算帳、左手做一切事情。右手就那樣垂著，手指永遠朝掌心半彎曲著。

她按手印的時候，用的是左手。右手就那麼自然的遺忘在過去。

有一天傍晚，喬治陪著她一起看夕陽，站在工程端的高處，夕陽把他們的身影拉的越來越長，喬治的左手小指頭勾在美珍的右手小指頭，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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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會師那一天，她七十二歲，站在那面牆前面。

牆上刻著一排一排的名字。工程結束之後，有人提議把所有人的名字留下來——不是只有工程師，不是只有工頭，是所有參與過的人。兩萬三千個名字，按照工段、按照年份、按照姓氏筆畫，整整齊齊地刻在黑色的花崗岩上。

她在那面牆上找了很久，找到自己的名字：林美珍，台南玉井段，2035-2066。

「老喬」，別找了，我們這組名字都在一起。然後他們就那樣站著，看著那幾個字。

不知道多久，她終於提起她那彎曲的右手手背，輕輕的蹭了蹭她的名字。

路還在，人都在。

然後說，

我們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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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第一點　屏東枋山　2029年

屏東枋山，台灣最南端的工程起點。

這裡是南迴公路沿海段的起點，左邊是山，右邊是台灣海峽，中間是一條勉強夠兩輛車會車的省道。

第一天的工程車隊從屏東市出發，走了將近兩個小時才到達工地。

車隊的長度超過三公里，裡面有各種型號的工程車輛，隧道掘進機、混凝土泵車、鋼筋運輸車、工程指揮車、後勤補給車，還有裝著幾十台小型機具的平板拖車。

當這條長龍慢慢沿著南迴公路移動的時候，路邊的居民站在門口看著，臉上的表情說不清楚是什麼。也許是因為他們很多人，一輩子都在這條路上生活，看著這條路每隔幾年就被颱風破壞，被土石流截斷，然後修好，然後再破壞，再修好，這個循環重複了他們整個人生。

南方工程的總負責人叫做鄭明德，五十一歲，高雄人，之前做過台灣高鐵的地下段工程。

他站在枋山的工地上，面對著南方的海，背對著北方的山，吸了一口氣。

「你知道嗎，」他跟旁邊的副手老林說，「我們現在站的地方，就是這條路的最南端。預計往北走三十年，我們要把整個島的地底下穿透。」

老林看了看左邊的山，再看看右邊的海，搖搖頭，「我覺得這整件事情，光看，就不太可能。」

「對，」鄭明德說，

「所以我決定，我這一輩子一定要完成這項挑戰。」

這是一生一次的機會。

屏東枋山段，在第二年的夏天，碰到了一次死亡事故。

工程分組各自進行，一開始還算順利。

但在七月的雨季，山上的土石流沿著一條溪床往下沖，速度非常快，兩塊黃土泥巴巨石翻越過了工程設計的安全距離線，直接把中層作業區的一段長條工作平台撞斷。

平台上當時丙三組，七個人，三個人及時抓住了旁邊的固定繩索，四個人沒有。李志明把組員老黑往未斷的平台推了一把，身子向後一倒，隨著另外兩個組員落入下方的緩衝區，兩人受了重傷，最後救活了。

一人死亡。

李志明，二十九歲，台東人，第二份正式工作，結婚八個月。

鄭明德在看完調查報告之後，把整個枋山段所有溪床旁邊的作業區，全部往後退了三十公尺。這個決定讓工程進度延遲了將近兩個月。

沒有人反對這個決定。

李志明的妻子，在他走後的第三個月，生了一個兒子。

鄭明德和老黑去探視，她坐在病床上，終於願意見他們，孩子抱在她懷裡。

鄭明德和老黑跪在地上，什麼話都不說，只是低著頭。

老黑在哭，

她也在哭。

她強忍住淚水問，「我的孩子以後長大，可以知道他的爸爸曾經做過了什麼嗎？」

「可以。」鄭明德說，頭還是低著，「我可以帶他來看。」

「孩子看得到嗎？那些都在地底下。」

「地下隧道會有一個牌子，」鄭明德說，

這是他當場決定的。

「我回去之後就做，上面寫他的名字。」

後來在枋山段的主隧道入口，有一塊鑄鐵牌，固定在入口右側的岩壁上：

「李志明，二十九歲，這條路的第一個守護者。」

牌子下面有一個小小的凹槽，每次有人進入這段隧道作業，要在凹槽裡放一顆小石頭，出來的時候取走。這樣就能知道，裡面還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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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祭

交通部長協同轄下所有工作人員，

「一鞠躬。」

「再鞠躬…」

燒的紙錢，隨風飄揚，滿天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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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丞莊資政代表總統府參加。高志翔站在斜後方。表情凝重。

「前幾年在地鐵發生的無差別殺人事件，也是有普通行人，奮不顧身，阻止了兇徒，但卻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我們不知道誰是英雄，但是危險時刻，他們就會挺身出現。」

「雖然民心動盪，社會不安，這個國家還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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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仔」，

「三鞠躬」，

這是老爸的救命恩人。

這條路不是只有名字，還有命。

以命換命，

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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釷能源的血液注入　2035年

2035年二月，屏東試點反應爐進入穩定商轉。基於模組化需求，政府下了好大決心，在爭論中以國會過半數的同意票，成功提撥了3% 的年度總預算，完成了三套反應爐核心。現在在工廠端完成測試。反觀現場端，早已經把節點部分的基礎架構建設完成，當反應爐移植成功過來之后，最多9個月就可以完成整合測試。

重點是政府可不傻，如同李資政所預測的，每一個反應爐可以節省約10億美金的能源材料成本。每年花30億美金建造三個反應爐，然後同年又省30億美金能源成本。第一年一來一回形同免費，第2年就多省30億美金，第3年多省60億美金。這筆帳，很有意思。

釷能源這件事對工程本身的意義，不只是電力來源改變了，而是整個工程的能源結構開始轉型。

在這之前，十個工程前線的電力依賴傳統電網，在某些偏遠工地甚至需要自備柴油發電機。

在這之後，屏東的釷能源反應爐開始通過已經完成的南段管道系統，把電力推送進那些最偏遠的工地節點。

台東知本段的陳大海，猶記得他第一次接到這個通知的那個早上。

工地的電力監測板上，顯示的電力來源標籤，從「市電」變成了「釷能源試點」。

他站在那塊板子前面看了很久。

旁邊的副手說，「陳工，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陳大海說，「這塊板子以前顯示的是電從哪裡來，新聞說，現在顯示的是，這個國家的電力正走向全面主權。」

副手沉默了一下，「我沒聽懂。」

「沒有關係，」陳大海說，「反正電不會因為你我沒聽懂就不亮。」

他把安全帽戴上，走進隧道去了。

同年十月，北中南三個大腦節點完成整合。

AI智慧系統正式覺醒。

對於正在進行的工程來說，這個時刻的意義，在工地上幾乎感受不到，因為工人們還是在挖，還是在灌漿，還是在扛鋼筋，還是在把廢土裝上卡車。但有一件事情改變了。在這之後，工程的調度開始變得不一樣。以前，十個工程前線之間的協調，靠的是人，靠的是會議，靠的是一份一份的報告和一通一通的電話。從此之後，

系統開始自己協調。

它知道北方的宜蘭段今天的掘進速度，它知道南方的台南段明天需要多少混凝土，它知道哪一條運輸路線今天因為天氣問題不能走，它知道應該把材料調配到哪裡、在什麼時間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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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線】南北會師——那面牆

2066年十一月四日，早上十點四十二分。

總共三十七年。

北方的五個前線，從基隆、宜蘭、桃園、新竹、苗栗，一公尺一公尺地往南推，推過了台北盆地的地底，推過了雪山山脈的腹部，推過了中央山脈的核心。

南方的五個前線，從屏東、台東、高雄、台南、嘉義，一公尺一公尺地往北推，推過了荖濃溪的谷地，推過了玉山山脈的側翼，也推進了中央山脈的核心。

他們在南投埔里的地底下，相遇了。

最後的貫通，是一個很古老的工程儀式。南北兩側各留下最後一段岩石，然後同時引爆，讓兩側的隧道在那塊最後的岩石崩落之後，

彼此相通。

那個早上，南北兩側的工程人員，分別在各自這邊的隧道裡站著，等待。

爆破的聲音在隧道裡像被無限放大，震動從腳底傳上來，讓所有人都感覺到了。

然後塵埃慢慢散開。

北側的工人看到了光——是南側的燈光，從岩石的破口透過來的。很遠，很小，但是真實的。

兩側的人慢慢地向對方走去。走了很久。最後在那個破口的位置，停下來，面對面。

沒有人說話。

有人伸出手，跟對面的人握手。

就這樣。

貫通之後，眾人提議留下一個紀念。

不是手印。不是那種密密麻麻、看起來有點像某種集體儀式遺跡的東西。是一座牆，黑色的花崗岩，上面刻著兩萬三千個名字。

按照工段，按照年份，按照組別。按照姓氏筆畫。

整整齊齊。

沈建國，七十歲，沒。基隆八斗子的總工程師。

他的兒子鎮國站在那面牆前面，找到自己父親的名字，然後說，爸爸，我和弟弟定國終於陪你把這工程做完了。

恭喜您。

阿力，六十二歲，站在那面牆前面，沒有找自己的名字。

他在找一個名字——李志明，屏東枋山段，2030年。他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但他聽過那個故事。他知道那個牌子，知道那個放石頭的凹槽。

他找到了。李志明，三個字，很小，很普通，和旁邊幾萬個名字一樣。

雙手合十輕輕拜了拜說，

回歸大地，山會保佑你的，謝謝。

牆邊有人哼著歌。然後更多人跟著哼。聲音在隧道裡有回響，迴盪了一會兒，慢慢散去。

廖啟仁，七十九歲，站在那面牆前面，找自己的名字。他找到了：廖啟仁，宜蘭南澳段，2030-2033。

他只做了三年。牆上還有三十四年，是別人做的。但他站在那裡，沒有覺得自己做得少。

他想到那些日誌。想到阿土的女兒，想到陳誠的兒子，想到周天明在雨裡看的那個數字。那些事都沒刻在牆上。但它們還在，在他寫的那些字裡，在檔案室的某個角落。

七十三歲的吉普賽站在牆前面，「爸爸，第二共和的第一階段終於完成了，然後呢？」他心裡想。

牆的前面很安靜。

沒有什麼特別的喧鬧聲。

有人靠近它，有人轉身離開。

牆下留滿鮮花。

牆上的名字不會說話。

但他們在。

兩萬三千個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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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長庚醫院VIP病房

我和資政，馮敬堯陪坐在花老的病床旁邊。花老年紀大了，前些日子摔了一跤就再也起不來了。

「老師，我們的釷能源反應爐已經成功啟動上線了。」馮敬堯說。

馮敬堯是反應爐的核心工程師，四十二歲，在美國讀了十年的核能工程，五年前回來，加入了花滿樓博士介紹的那批人才名單。當時他是那個名單上最年輕的一個，也是最不像核能工程師的一個，他留著小鬍子，說話很快，喜歡喝珍珠奶茶，安全帽上貼著一個小小的漫畫貼紙，是他從小喜歡的機器人角色，尤其是穿長袍馬褂中國風說「Hey Man」，這反差太強烈了。

「嗯，」花老似乎不太在意。他現在更喜歡聊以前的事情。

「當年志翔小老弟初次見面，聽到我說的第一句話，臉上有點忍不住扭曲，那表情讓我覺得，你可能很懂我，哈哈。」

我摸摸耳朵笑著說，「那是因為您老演得蠻像的。」

花老自己又開了一個話題：「我的名字，那更厲害了，」

「花滿樓，花滿樓，是的，我父親的確是古龍的書迷。」

當初我父母親為了這個名字吵得可兇了。我父親說，我就是姓「花」，我的兒子就是要叫「花滿樓」。

花老認真的想了想，「沒錯，」「我的確如我父親所期待的，在盲盲的生命中，用心去關懷所有我能用手去接觸到的人事和物。」

「父親大人，您給我取的名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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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政說，「幸不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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