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地方,你总以为还会再去;有些人,你也总以为还会再见。日子长着脚,自顾自地往前赶,你被它推着,也便跟着走,心里存着一点散漫的指望,以为那些散在各处的人和事,都会在那里等着,是永不熄灭的灯。直到有一天,你猛地停住脚,回头一望,才发觉来路已是雾蒙蒙的一片,那灯,不知什么时候,早已一盏一盏地暗下去了。
我想起故乡的老街,窄窄的,铺着青灰色的石板。街角有一家剃头铺子,老师傅姓陈,我们都叫他陈伯。铺子小,只容得下一把能转动的旧椅子,一面水银有些斑驳的方镜,还有一只烧水用的、总是“噗噗”响着的铁皮炉子。陈伯剃头,是顶有耐心的。他不像现在的发廊,电推子嗡嗡地响,十分钟便打发了你。他用的是一把老剃刀,在一条油光发亮的帆布条上,正反两面,不紧不慢地荡着,发出“噌、噌”的声音,那声音听着,便觉得安稳。刀锋贴在皮肤上,是凉的,接着便是一线暖,那是他手指的体温。他话不多,偶尔问一句“长短可好”,你若不说,他便依着自己的老例,给你理得清清爽爽。理完了,他也不催你,由你对着镜子看,他自去一旁,拧一把热毛巾,递过来让你擦脸。那热气混着肥皂的清气,敷在脸上,毛孔都舒张开来,一天的疲乏似乎就散了。
那时我总去,也不全为剃头。有时只是路过,见他闲着,便进去坐一坐。他看见我,也不特别招呼,只从热水瓶里倒出一杯茶,是便宜的茉莉花茶,搁在凳子上。我们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说天气,说街上新开的店铺,也说些我半懂不懂的陈年旧事。他的话就如他手中的剃刀,平实,没什么花巧,却自有分量。我那时想,这铺子,这陈伯,大约是会一直在那里的罢。你看河岸边的那块老石头,水涨水落,它总在。
后来我离了家,到很远的地方去读书、谋生。回去的次数,便如数得清的落叶,一回少似一回。每次回去,也总是匆匆的,有更“要紧”的人要见,更“热闹”的事要做。老街是必会路过的,坐在车里,远远望见那熟悉的街口,心里会动一下,想:“该去看看陈伯。”可念头只是一闪,便被别的事情挤开了——“下次吧,下次专程来。”车子也就开过去了。那扇熟悉的、玻璃上贴着“理发”红字的木板门,在窗外一晃,就成了一个淡去的印象。
真的起了“专程”的念头,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不知怎的,忽然就很想再去坐一坐,听听那“噌、噌”的荡刀声,闻闻那热毛巾的清气。年初三的下午,我寻了去。老街的模样已大变了,两旁冒出许多崭新的楼房,闪着玻璃与金属的生硬的光。那间小小的铺面,竟还在。只是门关着,那块“理发”的牌子歪在一边,红漆褪成了粉白,似一张久病的脸。我心里一沉,去问隔壁杂货店的老板。老板是个生面孔,打量了我一下,说:“陈师傅?走啦。去年秋天的事。人老了,没病没痛,睡过去的,倒也干脆。”他说得平淡,好似在说一件极寻常的货物,缺了,便不再进了。
我站在那扇紧闭的木板门前,愣了许久。风从街口灌进来,冷飕飕的。我忽然觉得,我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会剃头的老师傅。我失去的,是一个我可以随时转身回去的角落,一段可以安放年少时光的凭证,一种不必言说却心领神会的默契。我与陈伯,这世上最后的、也是最淡的一点联系,原来就系在这扇随时可推开的门上。我以为那门永远开着,便永远不去推它。直到它永远地关上了,我才恍然惊觉,我们之间那漫长的、安静的告别,早已在我不曾留意的每一次“路过”与“下次”中,悄然完成了。
今年是马年,街上满是奔腾的图案,热闹得很。可我却总想起另一种关于马的景象来。那是古书里说的,叫做“白驹过隙”。人生于天地之间,忽然而已,似一匹白马在缝隙前一闪而过。人与人的缘分,大抵也是如此。我们偶然在时光的罅隙里相逢了,互相看见了,或许还温暖过一刻。然后,便各自奔向各自的去处。那相逢的瞬间,当时觉得寻常,也就以为会长久。其实,它经不起几度春秋,几回转身。
有些人,如果不是刻意见面,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这话里的凄凉,不在于“再也见不到”,而在于那“刻意”二字。我们总以为缘分是天定的,却忘了,它更是人做的。天只给了那一道缝隙,至于你是否愿意在那匆匆的流光里,为另一个生命的身影,多注目一刻,多留恋一眼,却是你自己的事了。
可惜,我们总是太忙,忙着赶路,忙着奔赴那些看似盛大而确定的约定。我们把那些安静的、笃定的、感觉永远会在原地的人和时光,当做了背景,当做了理所当然的布景板。我们以为,背景是永不落幕的。
直到舞台空了,灯光熄了,我们回过头,才看见那背景的后面,原来早已是空空荡荡的一片。原来世间最大的苍茫,不是离别,而是那些你从未意识到,却已然成为永诀的、寻常的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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