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又起风了。
我坐在窗前,听那风穿过院外几竿瘦竹,声音密一阵疏一阵的,像谁在翻动一本极薄极脆的古书。这声音是活的——起初是“飒飒”,是叶子们交头接耳,说的是些细碎的、来不及捕捉就散了的话。风再紧些,竹身便弯下去,再弹起来,声音也跟着沉了,厚了,成了“簌簌”的,带着竹节与竹节摩擦时那种韧性的低语。你若凝神听,能听出风的脚步来,它从东边的竹梢走过来,走到西边的墙头,又折回去,一步轻,一步重,似夜行的人,怕惊动了什么,又偏要弄出些声响来证明自己存在。
这风里的语言,我似乎懂得,又似乎全然不懂。懂的是那阵清凉,那点萧瑟,是皮肤上微微起的栗;不懂的是它到底要说什么,它从很远的地方来,翻过山,越过水,一路走一路变着腔调,到了我这窗前,不过是将这几竿竹子拨弄了一番,便又走了,走的时候也不告别,只留下满耳的余响,和心里那一点说不清是舒畅还是惆怅的滋味。
这便是语言的妙处了罢,不是要告诉你什么道理,只是让你“通”了。通了那阵风,通了那片竹,通了天地间这一场无言的往来。
我想起山里的水声来。
有一年秋天,在皖南的山里住过几日。住处不远便有溪流,白日里听,是“哗哗”的,每个水珠都在嚷,争先恐后,热闹得很,却也闹得人心浮。夜里就不一样了。万籁俱寂,月光把山石都照得发白,那水声便显了出来,不是白日那个“哗哗”了,是“淙淙”,是“泠泠”,一声递着一声,不急不缓,是从一个极深极远的泉眼里渗出来的。那声音清越得很,却又带着圆融的厚,每个音节都浸透了水汽,饱含着月光。我坐在溪边石上,什么也不想,就听。听着听着,那“淙淙”声便从耳朵流进去,流过喉咙,流到四肢百骸,把心里那些燥热的、板结的东西,一点点化开了,熨平了。那时我忽然觉得,这水不是在流,是在说;不是在说,是在抚。它说的不是人间的语言,却比人间任何语言都更能抵达人的心底。
回到城里,很多天不能忘记那水声。有时夜里睡不着,便闭了眼回想,那“淙淙”声竟能又在耳边响起来,清越如故。我才明白,真正美的语言,是听过就不会消失的。它留在了身体里,成了血液的一部分,呼吸的一部分,想忘也忘不掉。
人间的语言,到了至美处,则更是各种通达——通自然,通人心,通那不可说之道。
记得幼时读《诗经》,读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并不真懂什么是爱慕,什么是相思,只是觉得那“关关”二字好听。后来长大了,有一年春日,在湖边真的听见水鸟叫,那声音短促而清亮,一递一声,一问一答,忽然间,《诗经》里的句子就活了——不是我想起了它,是它自己从记忆深处浮上来,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那一刻我才知道,好的语言是会等的。它等在那里,等你在某个月夜,某个水边,某种心境里,与它相遇。一旦相遇,便是“通”了。通的不只是字面之意,更是千年前那只雎鸠的叫声,千年后你心头的微澜,原来是一回事。
我又想起一个异国的例子来。法国诗人兰波有一句诗,译过来大约是“我听见色彩在说话”。初读时觉得是疯话。后来有一回,在教堂里看玫瑰窗,午后的阳光穿过那些蓝、红、紫的玻璃,落在地上,落在石柱上,落在我的手背上。那光是有声音的——蓝色是极低极低的低音,那是大提琴在暗处沉吟;红色是高亢的,是小号的坦荡,亮得刺眼;紫色则介乎其间,暧昧着,迟疑着。我伸手去接那光,掌心便盛满了一小片蓝色的声音。那是我第一次“听懂”了兰波。他说的不是比喻,是通感,是另一种语言,一种越过词语直接诉诸感官的语言。色彩会说,你听就是了。
语言到了极致,便不再是符号,不再是工具,它自己就成了那个东西。譬如王维写“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读的时候,不是在看字,是直接看见了那片沙漠,那缕烟,那轮落日。语言在这里透明了,化了,成了窗户上的玻璃,擦得极净,让你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只看见窗外的景。这便是“通”的最高境界罢——通到忘了语言本身,通到物我两忘,只剩下那一片澄明的意境。
说到底,最美的语言,不论风声、水声、诗声,都是一种“天籁”。不是刻意为之,是自然而发。风来了,竹就响;水流了,石就唱;情动了,诗就成了。它们都不是在“表达”什么,它们本身就是——风就是风,水就是水,诗就是那一刻漫出的心事。它不为你存在,它只是“在”。而你若有幸听见了,懂得了,那便是你的生命,与这浩渺天地间,某一段频率,发生了共振。你在那共振里,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也感到了与万物相连的、隐秘的欢欣与慈悲。
今夜的风还在吹。竹声疏一阵密一阵,像翻书,像低语,像在说些什么,又像什么也没说。我听了一整夜,听风的时候,我就是风,就是竹,就是这夜,就是这天地间一片清响的往来。
ns216.73.216.253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