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泥的祖父是台灣人,所以她有個漢語的名字,中間第二字,是個霓虹的「霓」。
長大以後,她嫌筆劃太多,自己抱著辭典查,看上了一個相同發音的「泥」。學過八年芭蕾的她,橫看豎看,都覺得那個字根本就像一隻水面上的,天鵝。
我和阿泥的個性南轅北轍,從相遇的第一天便見了端倪。
我在代官山的尚保羅高堤耶,刷卡買下一件價值兩萬多塊的棗紅色襯衫的同一時間,她正競競業業地,在一百公尺外,為一個時尚旗鑑店走秀。
阿泥對演戲的興趣,比當模特兒大得多,剛開始合作的幾個導演,卻總是不假辭色地罵她:『老在意自己漂不漂亮,怎麼入得了戲?』,『妳自己想想,一個普通人在過紅綠燈的時候,會那樣甩甩頭髮再走嗎?』。對於她從伸展台帶來的肢體特質,諸多挑剔。
當滿街豔羨的眼光,都在為她出眾的外表讚歎的時候,她卻無所不用其極地,想和自己的美貌努力切割。這種自覺和毅力,總讓我一再感動,並且心疼。
她從很小的年紀,便揮別了名古屋老家的養尊處優,孤身在東京求學、謀職,認真地長大。而對於自己未來的方向,她義無反顧,為了任何能夠掌握的機會,她不曾停止過學習和茁壯。
逐漸,我氣餒地發現:在阿泥這片由一朵雲飛翔到更亮的一朵雲的璀燦天空中,我,其實幫不上太多具體的忙。
對於我總是沒辦法第一時間在她脆弱、沮喪,甚至生病的時候陪在她身畔的這個事實,我深自感到一股沉甸甸的,罪惡感。
我和她的戀愛畫下句點,不在情感的冷熱濃薄,台北到東京的兩千兩百七十八公里距離,每一公里,都是一個理由。
為了節樽開銷,阿泥住在一個叫做『我孫子』的小鎮,從新宿轉車三趟,要一個多小時才能到。
我第一次踏上那個小而單調的月台,看到那個實在不像名字的地名,忍俊不禁地大笑起來。
她由著我在那邊捧著肚子笑,然後,才孩子似地撒嬌說:『唸成ABIKO,你不覺得是很美的發音嗎?』
我在那一剎那間,就讓她說服了。在爾後的四百多個日子裡,這個ABIKO,見證著我一趟一趟的到來離去,以及過程中,所有的故事與悲喜。
有一次,我們在一個乾淨的垃圾場,搶救回來一棵矮小碧綠的樹。不知是哪個附近鄰居院子裡鏟起來丟棄的,我們把它種回她公寓門前,短簷底下的草坪上。
最初,我們都愛那樹的葉子,整整有阿泥的兩個巴掌大,翠油油的,佈滿了鮮明有致的紋路。幾個月後,那樹開出花來,我們嚇了一跳,真是有眼無珠,原來竟是名貴的紫陽花。
海碗口那麼大的繡球,一個個長出型狀來,那個含煙帶霧的嫩紫色,讓人每看一回,心臆之中便添一層恬適與寧靜。
那棵在中國被喚做「八仙花」的樹,從此成了我和她的寶貝,也是我們的愛情裡最獲得關切的,一個亙久的話題。
雨季時節,小城的草間蔭底,常會爬滿一種小拇指般大,殼色透明的圓型蝸牛,我們怕牠吃了葉子,總會不厭其煩地,蹲在花樹旁邊抓。拾起來,放到報紙折疊的柳葉船裡,再遠遠地找棵大榕樹去放生。
離開阿泥之後,我仍舊惦念著那棵樹。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頭,數不清多少次,我專程搭飛機到成田,轉京急線到新宿,再輾轉三趟車,到我孫子。花上五六個小時,就只為了跑來看看:是否,花還開得好好的呢?
有一個收費停車場,旁邊有座沒什麼人走的木樓梯,我總喜歡坐在那上頭,看著正對面幾十公尺外的那棵紫陽繡球花,以及花樹旁邊的人。
有時候,她在簷下的陽台上曬衣裳;有時候,她泡了一壺茶,對著花兒發起獃;有時候,驟雨來了又走,她也總是那樣盤起長髮,手腳輕柔地,把花間枝椏裡的蝸牛,仔細地挑出來……
後來,有一天,我剛在ABIKO跨下電車,雨便像要把穹蒼整片撕裂似地,滂滂沱沱地來了。
我跑上那座樓,坐在我再熟悉不過的階梯,卻遠遠地看到:那個公寓房子門邊的名牌已經換了,那個阿泥,不知什麼時候搬走了。
我抬起頭來,像廟會煙花般,欣賞著那豆大的雨一滴兩滴三滴地下。雨都停了,我才想起:『唉喲!蝸牛大概又要出動了,可別咬壞了花!』
於是乎,那個雨后的黃昏,我就那樣在一個也不知道是誰的陌生人家門口,一隻兩隻三隻地,抓著花裡的蝸牛。
我看著那些正要從白轉紫的花苞,無比快樂地對自己說:『嗯!至少,花都還開得好。』
當然,我心裡清楚:那個人煙稀少的,叫做『我孫子』的月台,此後,我是不會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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