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17年，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台没有人能够控制的、自我运转的绞肉机。西线的堑壕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在毫无意义的拉锯战中被消耗；东线的广阔平原上，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这两个古老而腐朽的巨人，在相互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布达佩斯，“星期日俱乐部”的聚会，成了这片精神废墟上唯一的慰藉。他们讨论康德，讨论黑格尔，讨论艺术风格的演变。他们试图用理性的丝线，为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重新编织出某种意义的图景。
然而，这一切，都被一声来自遥远东方的雷鸣，彻底打乱了。
1917年3月，消息传来：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了。饥饿的民众和哗变的士兵，终结了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的统治。
这第一声春雷，让整个欧洲的统治者都感到了不安，却在“星期日俱乐部”里，引发了一阵兴奋的骚动。
“一个开始！”在那个星期日的聚会上，安娜·雷斯尼的脸上泛着激动的红晕，“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撕碎了皇帝与上帝那神圣的盟约！这是一个信号，预示着旧世界秩序的全面崩溃即将到来！”
卡尔·曼海姆则冷静地分析道：“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结构性变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沙皇这个旧的合法性来源崩溃之后，俄国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权力真空？是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还是某种我们尚未见过的新型统治形式？”
连一向沉浸在艺术世界里的阿诺德·豪泽尔，也感到了时代的脉动：“这就像艺术史上的风格突变。古典主义那套建立在君权神授基础上的、和谐稳定的形式彻底瓦解了。现在，俄国这块巨大的画布上，将会出现怎样狂野的、前所未有的构图？”
只有格奥尔格·卢卡奇，在众人的兴奋中，保持着一种矛盾的沉默。
他当然为沙皇的倒台而感到高兴。但他的内心深处，却回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那些永恒的拷问。他想起了《群魔》里的希加廖夫，那个从“无限的自由”出发，最终推导出了“无限的专制”的革命理论家。他想起了拉斯柯尔尼科夫，那个为了一个自以为崇高的“超人”理念，而毫不犹豫地杀死了放贷老太婆的青年。
革命，是否必然伴随着鲜血与罪孽？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牺牲现在？
他的疑虑，在几个月后，得到了最严酷的、现实的印证。
11月，第二声、也是更响亮的一声惊雷从东方传来：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他们宣布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将土地分给农民，将工厂交给工人。
“十月革命”的消息，像一道闪电，彻底劈开了“星期日俱乐部”。
安娜·雷斯尼几乎进入了一种宗教般的狂喜状态。她将一份从瑞士辗转得到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小册子，像圣经一样带到了聚会上。
“看！这就是答案！”她高举着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列宁和他的党，就是那个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能够终结一切异化的历史主体！他们不是在进行‘恶魔般的’个人探索，他们是在履行历史的必然规律！他们是自觉的、有组织的‘世界精神’的化身！”
她的话，在俱乐部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曼海姆对这种将一个政党和领袖“神化”的做法，感到了本能的、来自社会学家的警惕。豪泽尔则担心，这种过于强大的政治意志，会彻底摧毁艺术的独立与自由。
而格奥尔格·卢卡奇，则陷入了他一生中最深刻、最痛苦的一次思想斗争。
他将十月革命的事件，代入到他《小说理论》的框架中去进行思考。这个框架，像一个精密的仪器，让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更深层次的诱惑与危险。
在他看来，如果说现代世界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意义失落的世界，那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所做的，不就是一次最大胆、最彻底的“创世”吗？
他们宣称自己掌握了历史的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他们拥有一个纪律严明、能够将理论付诸实践的组织（布尔什维克党），他们要在一个“绝对罪孽的时代”里，用暴力和专政，去强行建立一个地上天国。
这不就是那个失落的、和谐完满的“史诗世界”的回归吗？
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不就成了那个能够终结所有疏离与异化、让灵魂重新找到家园的、新的集体英雄吗？
布尔什维克党，不就成了那个能够为这个世界重新立法、重新分配意义的、新的“上帝”吗？
这个念头，像一个魔鬼，在他耳边低语。它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强大的诱惑力。它为他所有关于“家园”、“总体性”的乡愁，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可触及的解决方案。它似乎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掉那个让他痛苦不堪的“魂”与“形”的矛盾——因为在这里，党所创造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与无产阶级的“灵魂”（阶级意识），被宣告为是完全统一的。
这似乎能为伊尔玛的悲剧，找到最终极的复仇。因为这个新的世界，将要彻底摧毁那个杀死了她的、虚伪的、不公的旧世界。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阴影，再次笼罩了他。
他想起了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那位大法官，不也是出于对人类“深沉的爱”，才剥夺了人们的自由，用“奇迹、秘密和权威”，为他们提供虚假但安稳的幸福吗？
布尔什维克党，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宗教大法官？为了那个遥远的、地上天国的承诺，他们是否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掉整整一代人？那种以“历史必然性”为名的杀戮，与以“上帝之名”进行的宗教审判，在道德上，究竟有何区别？
这是一个终极的赌博。
是选择站在一旁，保持自己“干净的双手”和“美丽的灵魂”，继续进行那种注定失败的、个人主义的“小说式”探索？
还是，纵身一跃，投入那股来自东方的、混杂着希望与罪孽、创造与毁灭的巨大洪流？去成为那部新的、正在用鲜血书写的“史诗”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了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头顶。也悬在了“星期日俱乐部”每一个成员的头顶。
远方的雷声，已经变成了近在咫尺的风暴。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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