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的春天，以一种近乎虚假的明媚，降临在了布达佩斯。多瑙河的冰层早已融化，河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栗子树开出了繁茂的花朵，安德拉什大街上的咖啡馆，再次摆出了露天的座位。
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没什么不同。
然而，对于格奥尔格·卢卡奇来说，这个世界早已是另一番模样。他依旧住在那间简陋的阁楼里，像一个城市里的隐修士。他的《灵魂与形式》已经由柏林的一家出版社印行，这本凝聚了他青春期所有痛苦与思考的小册子，在德国和匈牙利最前卫的知识圈里，为他赢得了一些遥远的、神交的赞誉。有人称他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文论家”，有人将他与克尔凯郭尔相提并论。
但这些，都无法填补他内心的那片空白。每当夜深人静，他合上书本，那片无字的墓志铭，就会浮现在他眼前，像一个永恒的、无声的诘问。
他不再频繁地写作，而是开始大量地阅读报纸，尤其是那些不起眼的地方新闻和社会版。他强迫自己将目光从哲学的星空，拉回到地面上那些具体的人身上。
他读到，在布达佩斯郊外的工人聚居区，因为面包价格上涨了几个赫勒，爆发了小规模的骚乱，最终被警察的马刀驱散。他读到，在加利西亚的某个村庄，一个鲁塞尼亚农民因为交不起地租，吊死在了地主家的门前。他读到，在波斯尼亚，奥匈帝国的宪兵与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小规模的流血冲突。
这些零散的、被上流社会忽视的新闻，像一块块拼图，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拼凑出一幅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帝国图景。那是一座建立在火山口上的宫殿，地基之下，是汹涌的、积蓄着庞大能量的岩浆。
一天下午，他走出阁楼，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行走。他走过富丽堂皇的国家歌剧院，门口停着一排排崭新的、从德国进口的奔驰轿车。贵妇们穿着巴黎最新款式的时装，挽着军官和银行家的手臂，谈笑着走进去，准备欣赏一场瓦格纳的歌剧。她们的脸上，是一种对未来无限乐观的、理所当然的自信。
他又拐进了第七区的犹太人聚居地。狭窄的街道上，空气中弥漫着食物、尘土和某种古老信仰混合的味道。小作坊里传来缝纫机和锤子敲击的声音，衣着朴素的人们行色匆匆，脸上写满了生活的疲惫与坚韧。在一家小小的经学院门口，几个黑衣的哈西德派青年，正一边摇晃着身体，一边激烈地辩论着《塔木德》里的某个章节。他们的眼神里，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只专注于彼岸世界的热忱。
格奥尔格感到一种深刻的割裂。这座城市，这个帝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像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一部分人活在物质的、享乐的、自以为坚不可摧的“现在”；另一部分人，则活在传统的、神圣的、永恒不变的“过去”。
而他自己，以及像他一样的少数人，则痛苦地预感到了一个正在迫近的、毁灭一切的“未来”。
“我就知道会在这里找到你。”
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贝拉·巴拉兹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身边。他看起来依旧充满活力，但眉宇间也多了一丝藏不住的忧虑。
“你看起来就像个幽灵，格奥尔格。”巴拉兹递给他一支烟，“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世界快要着火了，你不能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研究灰尘的形而上学。”
“世界一直在着火，贝拉，”格奥尔格平静地回答，“只是现在，火光快要烧到那些纵火者的眉毛了而已。”
“那你打算怎么办？继续写那些只有一百个人能看懂的随笔吗？”巴拉兹的语气有些急切，“我最近认识了一些人，一些和我们一样，对这个世界感到不满的年轻人。有诗人，有艺术家，有社会学家……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聚在一起，做点什么。至少，我们应该谈一谈，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风暴里，我们能为彼此点亮一盏什么样的灯。”
格奥尔格沉默了。巴拉兹的话，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伊尔玛死后，他一直回避着与人建立深刻的联系，他害怕自己会再次成为一个不自觉的“凶手”。但孤独，并不能带来答案。
“我们需要一个地方，一个精神上的方舟，”巴拉兹继续说道，“在洪水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躲进去。就像……就像诺亚的方舟。我们可以在里面，保存下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火种。”
“方舟？”格奥尔格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极其罕见的、近乎残酷的微笑。“贝拉，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次，洪水本身，就是上帝的旨意？它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清洗。清洗掉这所有的虚伪、傲慢和不公。”
他抬起头，望向布达佩斯的天空。天空澄澈蔚蓝，一架奥地利飞行家阿斯伯斯驾驶的、摇摇晃晃的“鸽式”单翼机，正从头顶飞过，留下淡淡的白烟。它是这个时代科技与进步的象征，在孩子们眼中是奇迹，在军事家眼中是未来的武器。
而在格奥尔格眼中，它像一个预兆。
他感到，一种巨大的、非个人的、无法抗拒的力量，正在笼罩着这片大陆。无论是维也纳霍夫堡皇宫里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还是他父亲那样的金融巨头，抑或是他自己这样的思想者，在这股力量面前，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尘埃。
一个时代即将结束。不是因为某个国王的决策，也不是因为某场战争的胜负，而是因为它内在的生命力，已经耗尽了。它就像一个熟透了的、即将从枝头坠落的果实，只等待着那阵名为“萨拉热窝”的微风，轻轻一吹。
“或许吧，”他轻声对巴拉兹说，也像是在对自己说，“或许，我们是该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建造方舟，而是为了看清楚，当洪水退去之后，那片裸露出来的、崭新的大地，究竟会是什么模样。”
他个人的悲剧，他青春的终结，在这一刻，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更宏大的背景。它不再是他一个人的伤口，而是整个时代病入膏肓的症候。
他答应了巴拉兹的提议。一个名为“星期日俱乐部”的种子，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春天，被不经意地埋下了。它将在不久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与火中，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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