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折，有时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1919年3月20日，对匈牙利共和国总统卡罗伊·米哈伊来说，是末日。协约国向他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维克斯照会”，要求匈牙利军队从更多的领土上撤出。这份照会，彻底抽掉了他那本已摇摇欲坠的政府最后一丝合法性。无力抵抗也无法接受的卡罗伊，做出了一个绝望的决定：他将政权，交给了当时唯一看似有能力和决心对抗协约国的政治力量——社会民主党。
而社会民主党，深知自己无法单独控制局面，立刻找到了他们曾经的死敌、正被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领袖们，寻求联合。
于是，在3月21日那个混乱的夜晚，监狱的大门被打开。库恩·贝拉和他的同志们，直接从囚室，走进了政府大楼的会议室。匈牙利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欧洲继俄国之后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以一种近乎戏剧性的方式，宣告诞生。
消息传来时，格奥尔格·卢卡奇正在共产党的地下宣传部，撰写一篇关于“资产阶级文化虚伪性”的文章。他和其他所有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对这突如其来的胜利，感到了无比的震惊和狂喜。
他以为，他将继续作为一个理论家，为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服务。然而，第二天一早，他接到了来自新政府核心——革命管理委员会的一纸命令。
命令的内容，让他自己都感到了荒谬：他，格奥尔格·冯·卢卡奇博士，被任命为新政府的教育和文化人民委员。
这个任命，在布达佩斯引起了一片哗然。一个以深奥晦涩的哲学和文论著称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一个不久前还在沙龙里谈论“灵魂与形式”的资产阶级贵族，现在，要去掌管整个国家的教育和文化？这听起来就像一个笑话。
但对库恩·贝拉来说，这个任命却是一步深思熟虑的棋。他需要借助卢卡奇在知识界的崇高声望，来团结和争取那些对共产党抱有疑虑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也需要一个在理论上足够“赤化”的头脑，来为新政权建立一套全新的意识形态。
就这样，格奥尔格·卢卡奇，这位“小说理论家”，一夜之间，成了手握重权的“红色部长”。他从那个只能观察和批判世界的阁楼里，一步踏进了权力的风暴中心。
他怀着一种近乎弥赛亚般的、改造世界的热情，投入了工作。他终于有机会，将他那些长久以来只存在于纸上的理念，变成改造整个社会的现实力量。
他的办公室，设在昔日的教育部大楼里。他每天工作超过十六个小时，发布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法令。
他下令，将所有贵族和教会私藏的艺术品收归国有，并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阿诺德·豪泽尔和弗雷德里克·安塔尔负责，对这些艺术品进行重新整理和估价，准备建立一个面向所有民众开放的“人民艺术博物馆”。他认为，艺术不应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应成为教育和启迪大众的工具。
他将他的挚友贝拉·巴拉兹，从军队的文职岗位上解放出来，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国家电影局”的负责人。他全力支持巴拉兹的理论，拨款让他去拍摄能体现“无产阶级新面貌”的电影，并计划在全国建立流动的电影放映队。
他最大胆的改革，是在教育领域。他废除了所有带有宗教色彩的课程，并引入了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的性教育课程。他认为，必须将孩子们从资产阶级家庭那种虚伪的、压抑的性道德中解放出来。
他还亲自下令，修改了学校的文学课程。他将那些被奉为经典的、充满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匈牙利古典文学作品，从教科书中删除，换上了他认为更能体现“批判精神”和“社会真实”的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
这些改革，像一块块巨石，投入了匈牙利社会这潭深水之中，激起了剧烈的反弹。
资产阶级和教会，将他视为一个毁灭文化、败坏道德的“红色魔鬼”。报纸上充满了对他的攻击和讽刺，称他为“用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来毒害我们孩子的疯子”。
而普通民众，也对他的改革感到困惑和不满。一位普通的母亲，在一次民众接待会上，当面向他哭诉：“委员先生，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是希望他们学会读写和算术，将来能有份好工作。而不是去听那些我们听不懂的、关于什么‘力比多’的鬼话！”
更让他感到挫败的，是来自党内的阻力。许多老派的、出身于工会的共产党干部，也对他的“前卫”措施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在敌人兵临城下、物资极度匮乏的时刻，当务之急是巩固政权和发展生产，而不是去搞那些虚无缥缥的“文化实验”。
库恩·贝拉虽然在口头上支持他，但当卢卡奇要求更多预算去支持前卫艺术家的创作时，库恩只是不耐烦地挥挥手：“卢卡奇同志，我现在需要的是大炮和面包，不是新的诗歌和绘画。你的工作很重要，但要分清主次。”
卢卡奇第一次尝到了权力的真实滋味。那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理念的自由实现。恰恰相反，它是一个由无数现实利益、官僚程序、大众情绪和政治妥协构成的、比韦伯的“铁笼”更真实、更坚固的牢笼。
他可以签署法令，改变一部教科书，但他无法改变一个母亲的担忧，无法改变一个官僚的惰性，更无法改变战争和饥饿这个最根本的现实。
在一个深夜，他独自一人站在自己那间巨大的、曾属于前王朝教育大臣的办公室里。他看着窗外那片被灯火管制的、黑暗的城市，感到了一种比在阁楼里时更深刻的孤独。
他想起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柏拉图说，除非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拥有哲学家的智慧和力量，否则城邦的罪恶就永无休止。
现在，他，一个哲学家，真的拥有了国王般的权力。
但他却发现，现实世界这头桀骜不驯的巨兽，并不会温顺地听从于他那精妙的哲学理念。他试图用“魂”去改造“形”，却发现“形”本身，拥有一种他前所未见的、顽固而强大的惰性。
他开始隐隐地感到一丝恐惧。如果理念无法改造现实，那么，为了实现那个崇高的乌托邦目标，剩下的唯一手段，似乎就只剩下一样了——
那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纯粹的暴力。
这个问题，像一个幽灵，开始在他这位“红色教育人民委员”的脑海中，盘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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