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11月，历史在布达佩斯的街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奔。
“紫苑革命”的浪潮，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最后统治。以卡罗伊·米哈伊伯爵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一片欢呼声中，成立了匈牙利共和国。人们将帽子上的帝国徽章摘下，换上象征革命的白色紫苑花，以为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新时代，就此降临。
然而，幻想很快被现实击得粉碎。
新政府软弱无力。它无法解决任何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前线溃败归来的数百万士兵，找不到工作，成了城市里游荡的、充满怨气的幽灵；工人们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更高的工资，但工厂主们拒绝让步；农民们渴望土地，但政府迟迟不敢触动大地主和教会的利益。更糟糕的是，协约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不断向匈牙利提出苛刻的领土要求，民族屈辱感与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整个国家像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
“星期日俱乐部”的讨论，也变得日益焦灼。他们这些最聪明的头脑，能够清晰地诊断出共和国的病症，却开不出任何一张有效的药方。曼海姆的社会学分析，在失控的街头政治面前，显得像一幅过于精致的解剖图。豪泽尔的艺术史，更是遥远的回响。
格奥尔格·卢卡奇，比任何人都更深地感受到了这种理论上的无力感。他看到，他所珍视的、属于欧洲市民阶层的“文化”（Kultur）——那种建立在理性、教养和个人主义之上的生活方式——正在被历史的洪流彻底冲垮。
他意识到，韦伯的“铁笼”已经破碎，但出现的，不是自由，而是一片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
在这个丛林里，只有一种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响亮。
那声音，来自东方。来自那些从俄国战俘营归来的人。
他们带回来的，不只是战争的创伤，还有一种全新的、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淬炼过的、钢铁般的信仰。他们成立了各种士兵委员会和工人苏维埃，他们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向饥饿的民众宣传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和平、土地、面包，以及一个由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
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名叫库恩·贝拉的男人。他曾是一名普通的战俘，却在俄国亲身经历了十月革命，并成为了列宁的信徒。他带着布尔什维克的资金和指示回到匈牙利，目标只有一个：将这场资产阶级的“紫苑革命”，转变为一场彻底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卢卡奇开始疯狂地寻找和阅读所有能找到的、关于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他通过一位在社会民主党内工作的朋友，接触到了当时匈牙利左翼最重要的理论家——萨博·埃尔文。
萨博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图书馆馆长，一个更接近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家。他与卢卡奇进行了几次长谈。萨博对布尔什维克那种高度集权的、由上至下的政党模式，抱有深刻的怀疑。他向卢卡奇推荐了罗莎·卢森堡的著作，警告他要警惕革命被官僚化的危险。
这次谈话，加深了卢卡奇的疑虑，但同时也让他意识到，他不能再置身事外了。历史的抉择，已经具体化为：是选择社会民主党那种温和的、议会改良的道路，还是选择库恩·贝拉所代表的那种激进的、暴力革命的道路？
11月24日，库恩·贝拉和他的同志们，在布达佩斯一间简陋的公寓里，正式宣告了匈牙利共产党的成立。他们的党报《红色报》，用最煽动的语言，向卡罗伊政府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卢卡奇每天都在读《红色报》。他一方面厌恶其中粗暴、武断的宣传口吻，另一方面，又无法抗拒它所提供的那种绝对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
他陷入了最后的、也是最痛苦的挣扎。他将自己关在阁楼里，几天几夜没有出门。他的面前，摊开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他想起了伊尔玛。他意识到，伊尔玛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性的，更是阶级性的。她作为一个出身平平的、有才华的女性，被那个由金钱和权力构筑的资产阶级世界，无情地碾碎了。仅仅依靠个人精神的反抗，是多么的无力！要为她复仇，就必须摧毁那个世界本身！
他想起了《小说理论》。他曾断言，现代人的探索注定失败。但现在，一个全新的可能性出现了：无产阶级，这个被剥夺了一切、因而也最没有私心的阶级，它的解放，是否就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它的胜利，是否就意味着那个“总体性”的、意义完满的“史诗世界”的回归？
他想起了本雅明的“神圣暴力”。眼前的这场革命，不就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旨在废除旧法、建立新世界的“神圣暴力”吗？它充满了危险，充满了罪孽，但它也充满了弥赛亚式的、创造历史的希望！
最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个永恒的抉择，摆在了他的面前：是做一个拥有“干净双手”的旁观者，还是做一个为了崇高目标而敢于弄脏双手的“行动者”？
他知道，一旦他做出了选择，他就必须放弃他所珍视的许多东西：思想的独立性，个人主义的自由，以及属于市民阶层的、优雅的文化生活。他将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哲学家，变成一个被主流社会唾弃的、危险的革命者。他将从一个“诊断师”，变成一个“信徒”。
这是一种智识上的自杀，但也是一种信仰上的重生。
1918年12月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格奥尔格·卢卡奇穿上他最好的、也是唯一一件体面的黑色大衣，走出了他的阁楼。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位“星期日俱乐部”的朋友，甚至没有告诉他的母亲。
他独自一人，穿过黑暗而混乱的街道，来到了一处位于工人区的、毫不起眼的秘密接头地点。他敲开了门，屋里坐着几位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成员。他们用审视的、略带怀疑的目光，看着这位不速之客——一个气质与这里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出身的著名学者。
“我叫格奥尔格·卢卡奇，”他平静地报上自己的名字，“我想申请加入匈牙利共产党。”
那一刻，窗外传来了远处隐约的枪声。一个新的、未知的时代，正在用暴力宣告自己的降临。
而格奥尔格·卢卡奇，这位“灵魂与形式”的理论家，这位“悲剧的形而上学”的作者，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信仰之跃”。他将自己的整个灵魂，连同所有的罪感、希望与哲学思辨，都投注到了那个他认为是唯一能够承载历史未来的、新的“弥赛亚”身上。
一个共产党员，诞生了。一个思想家，某种意义上，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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