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争的持续和俄国革命的冲击，“星期日俱乐部”的烛光，再也无法守护那片纯粹的、与世隔绝的精神飞地。安娜·雷斯尼带来的那种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热情，像一股强劲的气流，吹得桌上的烛火摇曳不定，也让每个人的内心都无法平静。
“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不是反革命，就是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安娜在一次聚会上的断言，让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在这种非黑即白的氛围中，卡尔·曼海姆感到了最深刻的不安。他不是不关心政治，也不是不渴望变革。但作为一个天生的社会学家，他的思维本能地抗拒任何简单化的、绝对化的结论。他觉得，在挥舞着旗帜冲上街垒之前，他们首先需要一张地图——一张能标示出所有思想、所有派别在这片混乱地形中所处位置的、精确的“思想地图”。
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为了暂时逃离书房里那令人窒息的争论，曼海姆提议，将他们的聚会地点，临时搬到纽约咖啡馆。
“有时候，实验室就在我们身边。”他对有些不解的格奥尔格和豪泽尔说。
他们选了一个能观察到整个咖啡馆大厅的座位。战争并未完全摧毁这里的奢华，尽管客人们的衣着不再那么光鲜，咖啡的品质也大不如前，但这里依旧是布达佩斯社会的一个缩影。
“先生们，请看。”曼海姆压低声音，像一个带领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的教授，“我们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我们不参与任何谈话，只观察和聆听。我们的任务是：理解他们为何会那样思考。”
他首先指向不远处的一桌。那里坐着几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从他们笔挺的衣着和不经意间露出的贵族徽章来看，他们是旧马扎尔贵族的后裔。他们正低声抱怨着政府对土地征收的新规定，怀念着“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时代的美好秩序”。
“请注意，”曼海姆在他的小本子上飞快地记录着，“他们的世界观，是向后看的。他们所珍视的一切——土地、血统、荣誉、等级秩序——都在这个混乱的现代世界里不断贬值。因此，他们的思想，天然地倾向于维护和修复那个正在逝去的旧世界。他们的言辞中充满了对‘传统’和‘秩序’的赞美，对所有新事物都抱有敌意。我将这种旨在维护现有或正在消逝的统治秩序的思想体系，称为‘意识形态’（Ideology）。它是一种‘存在’（Sein）决定‘意识’（Bewusstsein）的典型。”
接着，他将目光投向另一边。几个看起来像银行家和工厂主的人，正围着一份财经报纸，激烈地讨论着战后重建的商业机会，以及如何应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
“再看这里，”曼海姆继续他的分析，“他们的世界观，是立足于当下的。他们是这个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怀念旧的封建秩序，因为那是他们的父辈推翻的。他们信奉的是自由竞争、理性计算和个人奋斗。他们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天赋和努力，而将工人的贫困，归因于懒惰和无能。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是一种属于资产阶级的、更现代的意识形态。它的功能，是让现存的、不平等的经济秩序，显得‘自然’而‘合理’。”
最后，他示意大家去看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卡座。安娜·雷斯尼正和几位同样年轻、眼神里燃烧着火焰的工会积极分子在秘密地分发着什么小册子。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但“罢工”、“苏维埃”、“世界革命”这些词，还是隐约飘了过来。
“现在，看那里。”曼海姆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他们的世界观，是向前看的。他们对现在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他们所相信的，是一个尚未到来的、完美的未来——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的思想，不是为了维护现有秩序，而是为了彻底颠覆它。我将这种旨在颠覆现有秩序、并以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取而代之的思想体系，称为‘乌托邦’（Utopia）。”
实验结束了。曼海姆合上本子，看着陷入沉思的格奥尔格和豪泽尔。
“所以，你们看，”他做出了总结，“贵族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安娜他们的‘乌托邦’，哪一个才是‘真理’？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它们都是‘真理’，但都只是片面的、与特定社会立场捆绑在一起的‘立场性真理’（standortgebundene Wahrheit）。贵族从他的城堡窗口，资产阶级从他的交易所办公室，安娜从她的地下印刷社，他们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世界，但都只是世界的一个侧面。”
“那我们呢，卡尔？”格奥尔格终于开口了，他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的立场又在哪里？我们不也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却同情着无产阶级的乌托邦吗？”
“这正是我们的独特之处，也是我们的使命所在！”曼海姆的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不直接依附于某个特定生产领域的知识分子，拥有成为一个‘自由漂浮的阶层’（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的潜力！我们的任务，不是匆忙地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选择一个，然后成为它的传声筒。我们的任务，是像一个诊断师一样，悬浮于所有立场之上，去理解每一种思想背后的社会根源，去分析每一种世界观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我们要做的，不是站队，而是通过一种‘关系性’的（relational）思维，将所有这些片面的真理，整合进一个更全面的、动态的总体图景之中。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知识的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
曼海姆的这番话，像一阵清新的风，吹散了俱乐部里日益浓厚的政治火药味。它为所有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既不遁入象牙塔，又不盲从于政治口号的、属于知识分子的独特道路。
然而，对格奥尔格·卢卡奇来说，这种“悬浮”的状态，却让他感到一种深刻的、道德上的不安。
他承认曼海姆的分析无比精妙，但他内心深处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声音在追问他：当洪水已经淹到脚下时，一个诊断师，难道不也应该做出选择吗？是选择登上那艘名为“乌托邦”的、可能驶向新大陆也可能驶向深渊的方舟，还是继续“自由漂浮”地，为所有溺水者的姿势，写下一份冷静而全面的分析报告？
韦伯的“决断论”阴影，与曼海姆的“关系论”智慧，在他心中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他知道，他和卡尔·曼海姆，这两位俱乐部里最聪明的头脑，虽然此刻并肩坐在一起，但他们思想的列车，已经驶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终点站。一个，将成为客观冷静的社会诊断师；而另一个，则注定要成为一个献身于特定“乌托邦”的、满身泥泞的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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