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檯左邊第二席》-短篇 - 第二十一章：幽默勞改犯——有些笑話講完，只有牆會回你

「我跟你講，那個女客人根本不是在哭，她只是喝太多，鼻涕滑下來了。」

小林撐著下巴，用手指在桌面上劃圈圈：「不可能，剛剛我明明看到她在抖，還一邊看手機，一邊咬杯緣。」

「那是她嘴巴癢，可能過敏。」葛大爺哼哼地笑了一聲，又往嘴裡塞了顆花生，「你這人太多情，看到人家掉淚就想寫故事。」

「我這叫觀察細膩。」

就在兩人鬥嘴的時候，門口剛好有個人踉蹌著走進來，像是剛從什麼詭異的脫口秀舞台下場，一屁股坐到最角落的位子，拿出一本小冊子開始自己跟自己講話。

小林眼神一亮：「欸，那個人你看到了嗎？」

葛大爺轉頭：「嗯哼？有點像我上次看的那部地下戲劇《我與我自己辯論輸了》的男主角欸。」

「搞不好他是從某個失控的政權逃出來的，在那裡人人都得講笑話才能活命，三天沒讓人笑就會被抓去洗腦。」

「哇，那他一定是裡頭最幽默又最危險的犯人，笑話說太好也會被送走那種——我們給他個名字吧。」

「叫他『幽默勞改犯』，怎麼樣？」

「不錯，聽起來就像會對著牆講笑話那種。」

兩人相視一笑，舉杯輕碰，葛大爺突然嘆了口氣：「話說回來，我真不懂現在的年輕人笑點到底在哪。」

「沒辦法，世界太亂，只剩笑話還能讓人活著了。」

我叫謝鴻濤，但那是以前的名字，現在我只叫自己「段子A17」。

這是我在央笑聯邦接受再教育後分配的身份代碼。

在那裡，沒有身份證，只有笑卡。那是一張會隨情緒變色的感應卡。只要我講的話讓一個人發笑，卡片就會發出淡藍光芒，證明我還活著。

但如果三天沒亮，就會變黑。黑卡的人會被帶走——去哪沒人知道，只知道回來的人都不太說話，有些嘴角還縫了線。

從小我媽就教我一件事：

「就算別人死了，也要笑出來，否則下一個死的是你。」

我笑著送走她那天，才七歲。

我從那天起，就變成了個活體笑話引擎。

小學六年級我第一次講出：「知道影子為什麼不講話嗎？因為它怕曝光。」整班捧腹，老師直接給我三顆星卡。那晚我興奮到睡不著，隔天在家門口看到警車時，我以為是要頒獎。

後來才知道，講得太好笑也不行。

會顛覆社會秩序。

我被送進「劇院」，那是一個幽默勞改營。裡面教你怎麼拆解句子、設計笑點、觀察表情、模仿情緒。

我們不准講真心話，只能講「能笑的話」。哭了？好，把你哭的樣子錄下來，剪進悲喜劇教學光碟裡。

劇院裡我有個好朋友，叫樂正。他聲音好聽，很會模仿老百姓在電視上的哀怨語調。結果他有一天講了一個「總理其實也會在家看狗血劇」的段子，全場笑翻。

那天晚上他被抓走，隔天他的嘴巴被縫起來掛在走廊裡，卡片上寫著「失控幽默」。

我不再說真話了。只說「笑話」。

後來我被放出來當街頭喜劇人，每週上交錄影，笑率不能低於78%。

直到有一次，我說了這樣一個段子——

「如果我死了，請把我裝進一個笑臉箱子，因為至少這樣死後的我還能笑一次。」

當場觀眾笑瘋了。

但審查官沒笑。

他當晚就給我下了通緝令——幽默偏離者。

我逃了。

穿過鐵絲網，潛進貨櫃車，我一路逃到邊境，靠著模仿外國諧星混進來，成為自由世界的一員。

他們說這裡是自由的，但我不敢不講笑話。

因為我的腦裡還有劇院的標語——

「失去笑聲者，不配活著。」

我在路邊給路人講段子，在直播平台上假裝開心，在地鐵站模仿哭著笑的人，賺夠了租金，就去買口香糖緩解焦慮。

有時我在夜裡講笑話給牆聽。

有一次我對牆說：

「今天我告訴一個人：笑不是求生工具，他居然笑了。原來他以為我在講段子。」

那晚我沒笑，但牆裂了一道縫。

我不知道是地震，還是牆也終於忍不住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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