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藤原智久三十七歲，獨居於東京西部多摩地區的一棟老式公寓裏。那一帶鄰近醫院與市立圖書館，不算熱鬧，但日常所需的便利店、洗衣舖、拉麵店樣樣齊全。附近有一條小川，春天櫻花盛開時會擠滿附近學校的學生與推嬰兒車的母親，到了梅雨季，就只剩偶爾撐傘經過的上班族和一兩隻不怕人的流浪貓。
藤原的職業是臨床檢驗技師，在中央線沿線一家中型醫院的檢驗科上班。每天七點出門，搭乘七點三十五分的快速列車進市區。車廂裏大多是穿着深色西裝的上班族與半睡半醒的高中生。八點前到醫院，換上白袍，開始處理一整天源源不絕的血液樣本與檢體報告。他的工作不與病人接觸，也不參與任何決策，只是安靜地、準確地，完成每一項檢驗。
他過着極其規律的生活，甚至規律到讓便利店的收銀員都能記住他每天買的是哪一款便當。晚上回家後會在陽台澆水，然後泡一壺玄米茶，看書或聽音樂。音樂的範圍大多集中於坂本龍一、久石讓和比爾．艾文斯。書架上整齊地擺放着他這十年來讀過的小說與散文——其中不少還是大學時那位朋友推薦的。
那位朋友的名字叫小野遼生。
遼生是他在音樂社團認識的，曾經是最親密的存在。兩人曾在寒假的深夜偷偷潛進校園的禮堂，一人彈鋼琴，一人躺在地板上看天花板發呆。他們一起坐過夜行巴士到京都，只為了清晨在鴨川邊喝一杯自動販賣機的熱咖啡。他們也曾在神宮外苑銀杏落葉紛飛時討論過人生是否需要一條確定的軌道。
可是畢業後，小野遼生就像憑空消失了一樣。沒有留下電話，也沒有任何社交媒體的活動記錄。他就這樣悄無聲息地，從藤原智久的生活中退場了。
時間快轉了十幾年，直到那天傍晚。
那是一個六月的星期三，梅雨未歇，天空像是浸過墨的和紙，一層層陰沉地壓下來。藤原如常在醫院下班後，從南口出站，走進那條他熟悉的商店街。原本只打算順道買點咖哩飯，卻在一家冷清的黑膠唱片店門口停下了腳步。
那家唱片店一直都在，只是這幾年越來越破舊，玻璃門上貼着「結業清貨，全品七折」的字條。
他心血來潮地走了進去。
裡面空無一人，只有店主坐在角落打盹，一台老舊的唱盤播放着低沉的薩克斯風聲。牆邊的爵士區站着一個男人，穿着深灰色風衣，背對着他，正在翻着唱片。雨滴從他傘緣滑落到木地板上，發出極輕的聲響。
藤原智久愣住了。某種難以言喻的熟悉感從心底緩緩浮起，像是在水面上搖曳的光，模糊而真實。
然後——那人忽然回過了頭。
那一瞬間，時間彷彿被釘住了。
「⋯⋯智久？」那人開口，聲音有些沙啞，卻沒變。
「⋯⋯遼生。」他答道，聲音低得幾乎被唱盤的沙沙聲掩蓋。
兩人並肩走進車站附近一家喫茶店。店裏播放着昭和時代的老歌，牆上掛着泛黃的木製時鐘與一張張明星簽名。
小野遼生說，這些年他在北海道沿岸一個小漁村生活，教人彈琴，也替地方廣播寫節目。他沒有手機，沒有銀行卡，只有一台二手鋼琴與數十本筆記。他說他也不是刻意躲起來，只是世界太嘈吵，他想靜一靜。
「你有沒有覺得，人生其實就是某天忽然走錯一個路口，然後就永遠迷路了？」他一邊喝着咖啡一邊問道。
藤原沒回答。他只看着窗外雨點打在玻璃上，像打在某段記憶深處的窗子——那裏曾有兩人共度過的歲月，無聲又清晰。
離開前，小野遼生從風衣內袋拿出一張黑膠。
「這是我錄的。只壓了一張。我不確定好不好聽，但這些年我最真實的聲音，大概就在這裏了。」
唱片封面是一隻孤獨在雪地上行走的狐狸，沒有名字，沒有說明。
當晚，藤原智久沒有讀書，也沒有泡茶。他只是把唱片放進唱盤機，然後靜靜坐着。
音樂響起，像北國的風，也像年少時夢過的聲音。那旋律像某種遺失已久的語言，雖然不記得句法，卻依然聽得懂。
唱針落下時，空氣彷彿被輕輕切開，沙沙聲之後，是一段無法歸類的旋律，時而像風掠過雪原，時而像童年午後翻閱的無聲畫冊。藤原智久坐在窗邊，沒有開燈，玄米茶早已涼透。他只是靜靜聽着，彷彿那音符能替他走完那些年沒有走完的路。
窗外的雨仍細細密密地落着，打在陽台的遮雨棚上，像某種遠方的鼓聲，節奏均勻，溫柔卻不容忽視。
唱片轉了一圈又一圈，屋裏的時鐘指向凌晨一點，卻無人察覺。
那時候，他回過了頭。
而藤原終於明白，有些人不是離開了，而是一直站在記憶的盡頭，靜靜等待一場，剛剛好落下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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