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喬正一
前言:
2024年，中國山西大同爆出一起震撼全國的案件，一名男子在訂婚後，竟強行與未婚妻發生性行為，最終被法院認定成立性侵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這起案件，在台灣並沒有受到關注，可在大陸不只掀起了關於彩禮、婚姻傳統的社會大辯論，更在中國司法史上劃下了重要里程碑，也就是性自主權優先於婚姻契約。
案件背景:
案發當天，男方習某某與女方吳某某舉行了訂婚儀式。習某某支付了18.8萬人民幣的彩禮，雙方簽了協議，約定婚後女方名字將加到房產證上。依當地習俗，訂婚宴後，女方邀請男方留下小聚。就在兩人單獨相處時，習某某提出了性要求，但遭到吳某某明確拒絕。
習某某無視女方意願，強行發生性行為，導致吳某某身體受傷、情緒崩潰。事後，吳某某報警處理，警方檢出雙方DNA的混合生物證據。最終，習某某被刑事起訴並定罪。
這起案件不只是個案，更凸顯出中國社會對「婚內性侵」價值觀的強烈對立與衝突。本文從兩岸的司法，對於「婚內性侵」，作一個簡略的法律見解比較。
壹、兩岸「夫妻間性侵」司法見解演變
一、中國大陸：從「婚內無姦」到「性自主優先」
(一)早期法律與觀念
1、中國《刑法》第236條對性侵罪的定義是「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強行性交」。條文本身並未排除配偶，但在1990年代以前，司法界普遍認為「婚內無姦」。除非像教唆他人性侵這種極端情況，否則丈夫不會被認為構成性侵罪[1]。
2、當時，夫妻間的性生活被視為私領域問題，屬於道德層次，刑法不宜介入。像1997年遼寧義縣法院就曾以「夫妻生活義務」為由，判定一名離婚協議中的丈夫強行性交無罪。這種想法深受傳統倫理影響，把結婚當成了終身「性交默許」的合約。
(二)司法破冰與觀點分歧
1、1999年，上海青浦法院的「王衛明案」首次打破僵局，認定丈夫強暴妻子可構成性侵罪[2]。這個判決，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負責人張軍的支持。
2、此後，山西壺關、陝西安康等地法院也在夫妻分居、離婚訴訟期間，認定婚內性侵成立。不過也有法院仍堅持「婚內無姦」立場，例如四川南江法院在類似案件中仍判無罪[3]。
3、當時的社會爭論焦點是：「結婚是否意味著自動性交同意？」「刑法該不該管夫妻床第間的事？」於是乎，一場關於性自主與家庭穩定的拉鋸戰就此展開。
(三)近年趨勢：有限度承認婚內性侵
1、隨著女性權益意識崛起，中國司法態度逐漸鬆動。原則上，在正常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丈夫強行性交仍難被認定為性侵；但倘若夫妻感情已破裂、分居、提離婚訴訟等非正常狀態下，丈夫強行性行為就可能構成犯罪[4]。
2、最高人民檢察院也明確表示：婚後丈夫的性權利只是請求權，而不是隨時可以強行索取。司法機關逐步在婚姻維持與女性的性自主間，努力尋找平衡點。
(四)近期重大案件與社會變化
1、2023年山西大同「訂婚性侵案」，成為震撼輿論的大事件。這起案件讓許多人第一次認真思考：「都給了彩禮，還有性侵罪嗎？」
2、法院一審判決習某某有罪，網上掀起兩派論戰。中國有非常多的人質疑：「都訂婚了怎麼算性侵？」，但卻有更多的人支持判決，認為即使有婚約，女性也有隨時拒絕性交的權利。
3、到了2025年，二審法院不僅維持原判，還強調：「訂婚不具法律效力，雙方未正式登記結婚，沒有什麼性權免責問題。」這顯示中國社會正在從父權封建的傳統，已慢慢走向尊重性自主的新階段。
貳、台灣的婚內性侵的司法見解演變又是如何?
(一)1999年刑法修正前的狀況
在早年，台灣刑法把性侵罪放在「妨害風化」這一章裡，主要是以維護善良風俗為出發點。舊的刑法第221條提到：「對婦女，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其他方法，致使不能抗拒而姦淫者，為強姦罪。」但從「婦女」「姦淫」這些字眼可以看出，當時立法者的潛意識裡把性侵想成是男人對非配偶女性的性暴力，而且還帶有強烈的貞操觀念色彩。至於夫妻間的強迫性行為，在那個時代，很多人認為那是婚姻內部問題，不是刑事問題。然而，也有少數法律人提出警告：即使是夫妻，也有各自的身體自主權，強迫性交本質上就是嚴重侵害人格。這樣的爭論，為後來的刑法改革埋下了種子。
(二)1999年刑法大修正，正式納入婚內性侵
1999年4月，台灣刑法進行重大修正，把性侵相關罪名從「妨害風化」改成新設的「妨害性自主罪章」。這次改革有三大重點：
1、性別不限：強制性交的對象不再侷限於女性，男女皆受保護。
2、強調違反意願：從「不能抗拒」改成「違反意願」即可成立犯罪，不再迷信受害人一定要激烈反抗。
3、婚內也構成犯罪：增訂第229-1條，明白規定對配偶犯強制性交或猥褻罪也是犯罪，只是採「告訴乃論」制度，由被害人決定要不要提告。這一次的修法，等於是宣告：「結婚不等於性同意」，也是台灣在性別正義上跨出的一大步。
(三)修法後的司法實務發展
1、刑法修正之後，台灣的刑事庭法院對夫妻間的性侵案件基本上態度一致──一律可以定罪，只是需等被害配偶提出告訴。舉個例子，有一位王姓男子，屢次強行與妻子發生性行為。法院最後依強制性交罪，判他四年有期徒刑，毫不寬貸。
2、不過，由於夫妻間本來就有親密互動，在證據保全與舉證困難的情況下，司法實務上在「強迫」與「勉強配合」之間，有時很難劃清界線。例如2020年花蓮地方法院曾審理一件妻告夫性侵案[5]：一審認定丈夫行為「強制」，判有罪；但二審法官認為夫妻過往也曾有「半推半就」的性行為經驗，這次雖然粗暴，但未必達到強暴程度，因此改判無罪。這說明了台灣司法對於「證明反抗意願」非常嚴謹，通常需要輔以驗傷紀錄、現場證人、被害人即時反應等嚴格的證據資料。
(四)法理基礎與社會文化影響
台灣之所以會這樣修法，背後有兩個重要力量：
1、憲法人格權：無論結婚與否，每個人都有決定自己身體與性行為的權利。
2、社會運動推波助瀾：90年代末期，「婦女新知」等團體呼籲要正視性暴力問題。2010年「白玫瑰運動」更有上萬人走上街頭，要求法院改變舊有的性別偏見。這些努力逐漸塑造了今天台灣社會的共識：婚內也可能發生性侵，而且應該依法處罰。
3、法院也強調：「夫妻互負同居義務，但這不代表可以強迫性交。」如果配偶以暴力威脅發生性行為，不僅違法，還可以成為離婚的正當理由。台灣社會在這個議題上，早已經從傳統父權封建思想轉型到尊重個體權利的現代思維。
參、兩岸司法比較與前瞻
(一)法條設計與法律定位
1、台灣從1999年就透過刑法明文規定婚內性侵可罰，且保護配偶的性自主權。台灣的刑法明確規定，只看行為有無強迫，不看婚姻狀態。
2、而中國目前刑法第236條雖未排除配偶，但實務上仍仰賴司法解釋來補充適用範圍，比如要看「婚姻是否破裂」再判斷是否成立性侵罪。沒有專條，要先看婚姻有沒有破裂，再決定要不要認定犯罪。
(二)社會文化認知
台灣經過婦女運動、#MeToo運動洗禮，大眾普遍理解「結婚不代表無條件服從」。而中國地域廣大、傳統觀念差異大，在部分地區，依然有人認為：「結婚就是給了性權」。不過，中國的年輕一代隨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對性自主權的認知正在快速提升。像這一起山西大同訂婚案，許多年輕人就站出來支持法院判決，駁斥「花了彩禮就可以性侵」的荒唐封建觀念。
(三)學界與法官新見解
1、在台灣，法學界已普遍認同婚內性侵應受刑法規範，未來重點是如何保護受害者、避免二度傷害，以及是否考慮把配偶性侵案件改為「非告訴乃論罪」來加強保護。
2、在中國，近年來學者也積極主張：婚內性侵應該正式犯罪化，不該讓婚姻成為違法行為的庇護所。像北京大法學教授車浩就呼籲，夫妻一旦感情破裂或分居，丈夫若違反妻子意願，應果斷以性侵罪處理。
3、兩岸的整體趨勢都很明確，都朝著「婚姻不免責、性自主至上」的方向前進，只是速度不同。
肆、結語：
可以預見，未來兩岸對於婚內性侵的法律規範，會越來越趨向國際人權標準。無論是配偶的哪一方，最終目標都是一樣的，婚姻不是強暴的免死金牌，夫妻也要互相尊重，身體自主神聖不可侵犯。這是現代社會最基本的人權共識，也是文明社會必須堅守的底線。
[1] 梁根林，刑事政策視野中的婚內強奸犯罪化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婚内强奸犯罪化-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婚内强奸犯罪化-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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