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外科醫生，我的日子在鋼刀與縫線之間游走，像是一場不斷延續的手術——刀未離手，心亦未歇。每一日，我都在時間的洪流中與命運角力，試圖從它手中奪回哪怕半口氣息。手術室的門一闔，塵世的喧囂便如潮退，只餘下心跳聲、儀器的低鳴，與我內心那道始終未曾靜默的回響。
那是初夏的一個清晨，天光尚未完全甦醒，一名二十七歲的年輕男子被緊急送進急診。他騎電單車在高速公路翻車，胸腹多處重創，內出血如潰堤。我趕到時，他全身浴血，雙眼渙散卻仍強撐睜開，像是還有話未說。我俯身，將耳貼近他唇邊。他微弱地吐出兩字：「媽媽。」
那一刻，有什麼在我心底，悄然崩塌。
我不是第一次直面這樣的場景。生命在我眼前崩解，有時被奇蹟搶回，有時如沙漏般，無聲地漏走。作為外科醫生，我知道我該沉着、理性、決斷如刀，但心卻時常不聽使喚，被那份難以言說的沉重，一點一滴侵蝕。
我們花了三小時替他止血，縫補破裂的脾臟，重建肝臟的血管。手術室裡燈光如白霧，麻醉師汗流浹背，我的助手醫生指尖早已發麻。我記得，那天手術室的天窗灑下一道斜陽，彷彿神明一時慈悲，讓我們得見光的形狀，提醒我們：即使身處生死交界，世間仍存一縷溫柔。
但他最終還是在第七天離開了。敗血症，多重器官衰竭，無聲地將他帶走。他母親跪倒在病房門外，哭聲如裂帛。我默默站在一旁，無語以對。她淚眼婆娑地說：「你已經救過他一次了，他這次，是自己選擇走的吧？」
我點了點頭，卻無法說服自己——我真的已盡了全力嗎？或者，這一切早已寫在命運的褶頁裡？
「生死有命」，這句話我們自小耳熟能詳。年輕時，我一度視之為懦弱的託辭，是對現實無力的低頭。但隨着年歲漸長，愈行愈遠，我開始懂得它的重量——那不是放棄的語言，而是面對不可知的謙卑。
我們醫生，常被視作執掌生死的神明，其實不過是與死神拔河的凡人。有時我們贏了，贏得一場曇花一現的奇蹟；有時我們輸了，輸給一場早已註定的劇本；有時，我們甚至分不清，究竟輸贏是什麼。
有人問我，明知無常，為何還要執着？我總是想起那些被救回來的人，如何重新學會行走，如何在人生的殘頁中重新寫下希望。他們眼中的光，足以照亮我們所有灰暗的時刻。
人們總說，醫生要冷靜，要理性，不動情。但我知道，我不是神。我會痛心，我會懷疑，我會記住那些未竟的名字與未癒的傷口，一生一世。
雖然如此，患者被送進來的時候，我仍然會選擇站在手術檯前，手握鋒刀，不為扮演上帝，只為盡人事，守住那最後一線生機。
至於生死，就交給命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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