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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夏天,天气是炎热的,人是狂热的,到处都乱了起来。我们已经搬出了宽大的徐州矿务局局长楼,全家住到了母亲匆匆忙忙申请的医院宿舍。
我的新家,是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徐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分配的两小间极其简陋的房子,面积不到二十平方米。它位于市中心,在一个古老的大院落里,院子建于清未民初,是一个两进院落。我家两小间红砖房子,是在院子空地上新建的。粗制滥造的小屋,就像砖头砌成的盒子,仅能挡风遮雨夏热冬冷,睡在床上就知道室外的温度。我们新家充斥着闷热,白天夜里都睡不着觉。
我们这个院子,朝南的三间正房,居住着一对老大爷老大妈,他们是这个院落的最初拥有者的第二代后裔。我们刚刚住下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儿子,高中毕业以后文革开始,居委会安排他去新疆建设兵团。临走的那天,一家人哭的呼天抢地,好像生离死别。是的,当自己孩子初长成,不能自由的找工作,强行发放几千里之外,父母怎能不撕心裂肺呢。
我们院子门口的路,是用一米多长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厚,石板铺成的道路,就是石板路。北方地下水很深,很久以前,一般人家用不起井水,要靠人力把城外自然水源的水,用独轮车运送到城里千家万户。时间久了,石板路上,由于水车百年碾压,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形成了北方古城特有的石板古路。
走出我家古院落,沿着石板古路一直走,转一个弯就到了我新近转入的学校,徐州市风化街小学。这个小学校是一座庄园式的清代未期建筑,往昔是一个三进三出带着一大片后花园的大院落。这个院子,是我国北方典型的清未建筑,它的一砖一瓦门廊雕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古庄园里有很多大小不一、错致有别的房间,大的房间改成了教室,小的是教职员工房间。不过最正中的昔日庄园会客厅,院子里最大的房间,是小学校老师的集体办公室。往昔宽大的后花园,已经改为了学校的操场。这个古老院落,并不逊色山西的乔家大院等,有着相同的风格。
上百年的古石板路,配上深深的水车痕迹,像一条条穿上金钱的银色绸带;清未民初的古院落,依稀可见残存的雕栏玉砌,像一块块灰色的碧玉;它们一起点缀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是那个时代,徐州古城的亮丽风景。
那时候我在上小学,母亲想让我长大也做医生。母亲给医学院学生上解剖课时,几次要求我去教室观摩;因为天生害怕与尸体打交道,无论母亲怎样威胁利诱,我坚决不去医学院教室,她才慢慢的放弃了这个念头。
母亲救治过无数个病人,文革时期我家住在医院附近的大杂院宿舍,每当值班医生半夜隔着院门,高声呼喊“马主任!马主任!”,都是命悬一线的手术召唤。母亲对病人很好,把家里厨具提供给乡下病人使用,让他们在我家做饭。母亲的主要职业生涯,是在徐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度过的,这两所医院都是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外祖父出身于江苏苏北的地主家庭,家境富裕,早年受到比较好的教育。成年后,他和兄弟马树礼(蒋经国时代国民党中央常委、秘书长),一起走出家乡,去广州投身国民革命。兄弟俩在南下的长途路上,马树礼患上当时算是重病的肺结核,因而中途返回了苏北老家休养。马树桂外祖父独自一人继续前行,到达广州后报考黄埔军校,是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是四期两千多学员,和林彪元帅同班同党小组的同学。
一年多以后,兄弟马树礼肺结核病愈,先去了日本学习,以后回国去了江西。他到了蒋经国先生的庐山干校,做了干校的教员,一直追随经国先生。从此两兄弟各居一方,阴差阳错的成为了对立的双方,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再也没有见过面。
北伐战争前,黄埔学生军东征讨伐的时候,外祖父因为作战勇敢,中共先驱恽代英在火线上,发展他为共产党员。北伐战争期间,北伐军打到安徽的时候,外祖父在战斗中脑部受伤,因此回到苏北老家原籍休养。
不久后,中国发生了清除共产党人的“四一二事件”,国民政府全面围剿共产党,共产党人处于被通缉状态,转入地下活动。外祖父马树桂因在老家养伤, 虽然躲过了一劫,但与共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外祖父伤好后,到处打听共产党的信息,企图重新联系未果,不得已赋闲在苏北老家。
这期间,已经是南京国民政府高官的国民党籍黄埔同学,得知外祖父赋闲在家,主动愿意为外祖父做担保,向他发出了做官的邀请。外祖父的信仰是坚定的,面对高官厚禄都拒绝了,他甚至拒绝见这些国民党员同学。受过新式教育的外祖父,赋闲的日子,也不愿意务农收租子,他筹集资金在城里开了一家车行。之后几年间,他一方面开车行做生意,一方面寻找共产党组织。这期间外祖父也发展了一批骨干力量,为将来创建苏北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南京沦陷,各级伪政权成立,整个苏北平原再无中国军人的身影,各种各样的汉奸猖獗一时。看到此情此景,外祖父停下了手中的生意,毅然投身保家卫国。他在城里,走街串巷动员人们投身抗日;他到乡下,宣传抗战救亡的道理。外祖父利用他黄埔军人的威望,动员乡亲们拿起武器抗日,训练抗日武装分子。
这时候外祖父和共产党恢复了联系,他家成了各方抗日武装的联络点,经常在家里同来自四面八方的有识之士,共同商量抗日大事。很快,马氏家族许多年轻人,成为了武装抗日分子。随后外祖父变卖了车行,在家乡以共产党的名义,组织了一支叫“马大队”的抗日地方割据武装。在外祖父的带领下,“马大队”袭击日本人据点,清除盘踞在乡间的汉奸,破坏公路阻滞日本人的运输,苏北抗日根据地逐渐有了一点模样。
不久,为了迎接北伐战友,八路军的黄克诚到达苏北,经过商议,外祖父决定做一件“大事”,作为老战友到来的见面礼。经过多方打探,有一个日本军曹定期骑着东洋马,来往路过不远的一个集镇,每次都要在那里休息一会。一天,外祖父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带上我三表舅等几个“马大队”队员,埋伏在日本军曹来往休息的地方。
等到日本军曹骑马而来,下马尚未站稳的时候,外祖父一声令下,三四个队员一跃而起冲了过去,将日本军曹团团抱住不能动弹。这个时候,战斗计划中负责动手杀日本人的队员,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以前只杀过猪未杀过人,由于紧张双手不听使唤,迟迟下不了杀手。在后面指挥的外祖父,毕竟是身经百战的黄埔老战士,见状赶紧冲上前去,一枪击毙了那个日本军曹。
当年,我的三表舅每次来城里走亲戚,会不厌其烦略带自豪的给我讲述这段往事。三表舅还得意地对父亲说,苏北抗日第一枪,是我们马大队打响的,咱家老爷子是抗日英雄。父亲曾经也做过外祖父的部下,告诉我以前苏北没有来过日本军队。我的外祖父是在日本军队从燕尾港登陆苏北后,苏北抗日向日本人打响第一枪的人,这一枪整个苏北人民都应该记住。
后来,八路军黄克诚部到苏北后,外祖父的部队并入了八路军。从此外祖父积极参与军政领导,还变卖家产充作军费,动员包括家族成员在内的许多人参加八路军。他的两个妹妹也并入了八路军,并嫁给了以后的解放军将领。外祖母带着乡亲们筹军粮,做军鞋捐鸡蛋,教他们学文化唱救亡歌曲。外祖母每年都按时把家里收来的租子,全部送到黄克诚的八路军部队,以充作军粮。
我的外祖父,因为北伐和徐蚌两次大战中脑部受伤,在战争结束后就退休了。我儿时的印象,外祖父是一个正气盎然的慈祥老人,由于头部战伤,偶尔会头脑不清晰;他身体非常结实,冬天也穿很少的衣服,时不时透出老黄埔军人的刚毅气质。外祖父有一本又厚又旧的英文大词典,嘴里经常夹杂着英文单词。外祖父每次到我家,都会把他喜欢的核桃和白果,给我们小孩子吃。
而叔公马树礼,战争期间一直追随蒋经国先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廉政干练的官员。1949年的时候,叔公马树礼负责了北京故宫文物的南迁,把文物运往台湾。国民政府溃败到台湾后,他目睹台湾官员太多,毅然离开了台湾,只身去了南洋,当了一家华语大报的总编辑,靠笔耕维持生计。
到了六十年代初,蒋公想起了那个曾负责押运无数珍贵文物来台湾的人,于是吩咐蒋经国派人去了解马树礼近况。当经国先生告诉蒋公,马树礼在南洋生活简朴笔耕为生,蒋公对叔公赞叹不已。当年叔公在运送文物南下时,只要做一点小动作,就可以富甲一方了。
于是,蒋公要经国先生,以党国召唤为名,请马树礼做了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在日本任职期间,叔公看到了民主制度前所未有的优越性,意识到了中国前进的方向。大使任期结束以后,他回到了台湾,继续从政,做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秘书长。叔公在最高层从政期间,积极支持经国先生的民主改革,提携过马英九等等青年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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