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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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路平说:“就是,你们俩说的真对真好。‘一个人不能两次蹚入同一条河流’吗。所以我才要说如此弥足珍贵,叫人怀念至今!中午和晚上吃的什么全忘了,不过跟早饭相比应该也不会差哪儿去。第二,那天上午,咱校全体师生都没上课,虽然咱校没明令发表什么相关文告一类的通知,全校也等于放了半天儿假。第三,到了下午,为了把咱这些六五年入学的青少年白领口儿身份都变成红领巾,全校都去了‘六一’学校。此前,一位高年级大姐姐在交我戴红领巾时,不无羡慕的说:‘你们真幸运,全班一下子都成了少先队员,人人儿都戴上红领巾了。想当年,我们要想成为少先队员可难了。辅导员老师且在合格的孩子里好中拔好,优里选优呢。你就是按照少先队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多长时间,少先队的干部儿也觉着你不行。好容易被他们看上了,又说要等凑够一批人才发展。我问队干部儿:“不是说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吗?”队干部儿说:“那指的是理论观念和思想入队,在组织上入队就得等一批人成熟后再说了。谁为你一人儿忙乎呀?”入队就跟入团差不多。我估计从你们这儿开始,以后就永远这样儿下去了。按照人头份儿入队,不用写申请,不用介绍人,也没有考验期,还用不着凑人数儿等发展,也跟入团有了区别。省心省事儿省时间,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多好呀!你们一年级的两个班可是咱校这样儿入队的第一批队员呀,听说咱校这次要把剩余的适龄儿童全都发展成少先队员呢。你们真叫人羡慕死了!’咱们还真是咱校这样儿入队的第一批少先队员,也是最后一批这样儿入队的少先队员。”仨人大笑。苗春雨笑着说:“现在更省事儿了,文革之初,在咱们入队的当天晚上,少先队就全完了。咱们要是再晚半天儿,到了第二天,这辈子就甭想再戴上红领巾了。虽然只当了半天儿的少先队员,总算赶上末班儿车了。真够玄的。真是来的容易去的快,糊里糊涂真奇怪。”仨人又是一阵儿大笑。周路平说:“我忽然想到:要是咱这样儿的入队办法早早儿的就用上,叫孩子们一上学就有集体感、荣誉感、光荣感和幸福感,那该有多好呀?谁严重违纪又屡教不改就开除队籍。基本意思就是:先对全体适龄儿童全面肯定,对屡教不改者才给予特殊否定。保证对儿童教育大有好处。”苗春雨说:“周路平,你又出什么幺蛾子呀?你凭什么保证这样儿干就一定比老法子更好呀?”周路平说:“就凭着一般孩子都有自尊心、上进心和被承认与被肯定的愿望。就算我说的法子不行,至少也是一种新思路吗?也且不至于被你贬为幺蛾子呢吧?你就是惯性思维太重,稍有变化就受不了。”
柳晓溪忙说:“如此说话,可有失你周大杂家的谦谦君子之风呀。”仨人大笑。周路平说:“为什么我要特别说入队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加入红小兵、红卫兵的过程又恢复到咱入队前的状况了。此外还加上了审查家庭出身的内容,而且条件非常严苛。跟咱们入队时相比,不是一次大倒退吗?扯的太远了。那天整个儿白天过的非常充实快活,叫人终身难忘。以上我说的三件大好事儿就是好事连连的最好证明。万没想到,道了晚上八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连播’节目一开播,播音员就用慷慨激昂威震人心的大无畏革命腔调儿,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校方和北京市领导的大字报。当天晚上,老师也没来查宿舍。我们一直不停的说着话,也说着广播里的大字报。有无端高兴的,有莫名紧张的,还有无所谓的。我们就这样儿没完没了的说着说着,不知不觉中时间就到了后半夜。大家这才难抵瞌睡纷纷睡去。现在看来,当时谁会想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的那个下午,竟然是咱们学校跟‘六一’学校两校青少年,以联合举行中国少年先锋队集体入队仪式的庄严形式,度过的最后一个有着安定社会秩序的下午了!可见,我在吃早饭时,莫名袭来的无端忧伤还真是有先见之觉呀!第二天上午,第一节课上课铃儿都响了一会儿了,一一班的顾小山在咱教室附近还跟我没完没了的大声儿说着话呢。我几次要进教室都被他紧紧的拉住了。也不知道那天这家伙怎么话就那么多。常老师听见动静儿,从教室里出来,跟顾小山说:‘顾小山,你要是见着周路平,叫他立刻上课来。’顾小山用非常诚恳的语气答应了一生,常老师就转回教室关上门接着讲课去了。顾小山拉着我往前走。我们俩屏声敛气踂足潜踪的离开了此地。”苗春雨说:“好啊周路平,你竟敢以瞎欺瞎蒙骗常老师。”仨人都笑了。周路平说:“我还跟顾小山说:‘文革都开始了,还上什么课?甭管那套,先痛痛快快的玩儿一阵子是真的。咱们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是我总觉着那都是大人们的事儿,也是别处儿的事儿,离咱们还远着呢。昨儿晚上一听广播才知道,原来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下子就来到咱们身边儿了,而且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光是大人们的事儿,还是咱们这些革命青少年的事儿了。不然干吗不单独给大人们按照先上级,后下级,再党内,再党外积极分子,最后是革命群众的次序往下传达文件,而是直接在电台里广播呀?这一广播,不是全国人民男女老少,九州方圆异地同时都能听见了吗?不是也该算上咱们了吗?咱们还真够幸运的,在刚带上红领巾的同一天里就赶上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儿童节、红领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者相加,意义非凡呀!”苗春雨问:“周路平,这些话都是你现编现蒙的吧?你当时可还是个十岁孩子呀?”
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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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路平说:“不信你现在就问顾小山去,问问他我当年是不是那么说的?看来你白当我这么多年的同班同学了,对我简直就是一无所知。再说了,要是我现编的话,我怎么能把红领巾跟文革这么对立的东西当成同等意义之物说在一块儿呀?但当时我就是那么说的。古典小说里不是动不动就说‘有诗为证’吗,我这也算是有话为证了吧?”仨人大笑。柳晓溪说:“春雨,你跟他争竞什么呀?大出版社里老编辑的贤大公子,咱们红星盲人学校中的当今神童吗,哪儿能跟你我一样呀?那不是太委屈、太冤枉了吗?!”柳苗大笑。周路平无语。柳晓溪说:“怎么样,周大排长,被我们切中要害无言以对了吧?”周路平说:“行了,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们要听我还接着说,不听就拉倒。”苗春雨说:“周路平,凭着你那么灵力,怎么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了?”柳晓溪也说:“没想到你这么不识闹呀?得了,算我们什么都没说行了吧?”周路平说:“谁不识闹了?只是你们又是冷嘲热讽,又是强词夺理,又是倒打一耙的,我还能说什么呀?算了,我还接着说吧。顾小山说:‘你可真会想,也真能说。可是咱们到底能在里头干点儿什么呀?’我说:‘跟着大人干,跟着多人干。就算真有错儿,没人找麻烦。这就是咱们这代革命小将积极响应和亲身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义行动吗。’顾小山说:‘说得对。革命行动,没轻没重。顶破大天儿,法不责众。那咱们就不上课啦?’我说:‘哪儿能不上课呀?看现在的形式,我估计得等到当前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全面胜利以后再说了。课一定得上。要不咱们这么大好的中华民族不是都成了文盲民族了吗?咱们这些大好盲人不是也成了文盲了吗?目盲文盲,一身双盲。于家无用,于国无望。’”仨人大笑。苗春雨问:“周路平,原来你那么小就这么会贫呀。凭着你刚才说的‘跟着大人干,跟着多人干’的话,你要是再大几岁,当年一定得参加红卫兵,跟着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不获全胜誓不罢休吧?”周路平有些嗔怪的问:“苗春雨,你怎么就不会把我往好里想呢?先甭说我有没有那种想法儿,就是光凭着个性我也决不可能干那种事儿呀?你怎么越来越不会看人,更越来越不会说话了呢?”仨人大笑。周路平说:“我们俩一边儿说着一边儿在校园里漫不经心的溜达着。一路上,我们遇上好几拨儿高年级的学生。他们有的兴奋不已的热议着什么,也有的互不服气的争论着什么。顾小山一路上沉默无语。我当时的感觉实在是莫名其妙。我也说不清是革命高潮到来之时的无名兴奋呢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前的莫名慌乱。反正是总觉着有一股儿巨大无形的力量在我身上、心里不断涌动着。过了些日子,我那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感冷下来以后,就开始想上课了。我从那年‘六一’起到去年咱校恢复按照正常秩序上课时为止的四年多时间里,除了一九六七年三月初,寒假刚开学时上的那十五分钟课以外,我就是多想上课也是无课可上了。没想到公元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的第二节课,竟然是我老人家文革前上的最后一课了,可惜,我都忘了那节是什么课了。”苗春雨说:“你把年月日时都记得那么准,怎么能把上课内容忘了呢?那节课是自然常识课。我们是用心上课,你是用身上课。我看你还是把你用心上的课当成真正的最后一课吧。”柳晓溪说:“他说的时间也是咱校全体盲生文革前上的最后一课。要按照你说的那样儿,他最后一课的时间不但要提前,而且还暴露了他不好好儿上课的行迹了。”仨人都笑了。
柳晓溪笑着说:“怎么样周路平,你这周大杂家也有不行的时候呀?”柳苗大笑。周路平说:“人非圣贤,百密一疏吗。苗春雨说:“肉烂嘴不烂,无理强狡辩。”仨人都笑了。周路平说:“现在想起来,谁知‘六一’那天,从白天到晚上,竟是一日之内气候不齐,昼夜冷暖相差迥异。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从那时起,便开始了九州大地山河色变,六年岁月旋转乾坤。是非无常朝夕难保,枭雄相争会列风云的时代。”苗春雨问:“周路平,你现在最多也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可说起话来怎么竟像是个几十岁的老学究儿似得呀?满嘴里都是叫人听后晕头转向糊里糊涂的话?”听了苗春雨的话,周路平想:“什么老学究儿不老学究儿的,我岂能跟那等腐儒相比呀?他们配吗?我之所以如此知识广博能言善辩的,可全靠着我老爹的苦心教会呀!要不是他老人家如此精心栽培,我老人家又岂有今日之能呀?”可这话,他周路平就是再高傲自负、再春风得意也不敢透露半分办毫呀。柳晓溪笑着说:“春雨,我不是刚说过,大出版社里老编辑的贤大公子吗,言行举止里不挂着点儿象儿还行呀?”苗春雨说:“你说的对,是我左了。我怎么就把他是属鸭子的,动不动就狂跩一顿的根子给忘了呢?”仨人都笑了。周路平说:“岂有此理。你们可以置疑我知识不够多,见识不够广。但是你们觉不能珠帘我的老家儿,更不能怀疑我的人品。”苗春雨说:“人品德行的好赖高低应该由别人说,哪儿有自己说的呀?冲你这样儿说,首先你就自我贬低了你本就不怎么高的人品了,如此一来,你还怎么指望别人把你的人品往高里说呀?”柳苗大笑。柳晓溪说:“春雨你真行,真是明察秋毫一针见血,攻击有力冲击灵魂呀!”柳苗又是一阵大笑。周路平说:“行了,要照这么着咱们还怎么说正经事儿呀?春雨,再过些日子就是清明节了,你还记得文革前夕咱们扫墓时唱的那首歌儿吗?你现在还会唱吗?”苗春雨说:“那还忘得了,那首歌儿叫《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是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为了参加当年四月初学校的扫墓活动,由初三年级的辛悦大姐姐教咱们唱的。我给你小声儿唱唱。说着,苗春雨就小声儿的唱上了。周柳二人也跟着小声儿唱了起来。
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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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小山岗,走过青草坪。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vSpsBjbii4
烈士墓前来了红领巾,举手行队礼,献上花圈表表情!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ycm1TprZVZ
想起当年风雨夜,山岗铁镣响叮叮。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w0cMztfrV
不是你们洒鲜血,哪有今天的好光景。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Vx2tghTp9e
我们是红色的接班人,不怕山高路不平。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ksX9lXYcwh
我们要踏着烈士的脚印,永远奋勇向前进。
“桃林像红云,松柏青又青。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hUf8KYH3sr
少先队员心里不平静,举手来宣誓!拳头握得紧又紧。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SL307Nii2
阶级深仇永不忘,革命精神记在心。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DXAQWvBQzP
要做红色的后一代,高举红旗干革命。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Zz2YoMaYbO
我们是红色的接班人,不怕山高路不平。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PIIjsiqk7
我们要踏着烈士的脚印,永远奋勇向前进!前进!”
周路平说:‘都多少年没唱这首歌儿了,没想到咱们仨谁都没唱错,少儿的记忆力就是那么棒。从记忆量上说,多到一首歌乃至更多,少到一阵威风过耳,都能记忆清晰常年不忘。从好记性上说,咱们这届里的郝云、记艺强被全校师生公认为首屈一指无人能比,其实咱仨也不差吗。”苗春雨说:“算了吧,那是您这等杂家学者。我这贫下中农大老粗儿可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柳晓溪说:“春雨,你干吗那么灰心丧气妄自菲薄的呀?你就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跟他这大杂家硬碰硬的大赛一场又能如何呀?”仨人大笑。柳晓溪说:“那是咱们六五届盲生第一次参加学校扫墓。”苗春雨说:“也是咱们学校最后一次扫墓。”柳晓溪说:“文革开始以后,生死两世阴阳两界的不少人鬼都被打倒了。好些革命烈士也没人再提了。据说有不少革命烈士全被诬黑了。就是想再扫墓也不知道给谁扫了,甚至都不敢扫了。”周路平说:“是啊,白云苍狗时时无常,人心叵测难以度量。”柳晓溪说:“你这么一说,倒叫我想起两句话:‘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周路平两手一拍惊讶的说:“好学问!《滕王阁续》。行啊晓溪,没白当文革前工程师和高三语文老师的后代,果然是博闻强记出语不凡!”听了周路平的赞扬,柳晓溪不好意思的说:“你快别说了,哪儿有你说的那么好呀?多少年前,有一次我妈正在看书,我问她看什么书呢?我妈说:‘《滕王阁序》。真乃千古美文百读不厌。’我妈就随口给我念了上面那两句话。当时我觉着这两句话意境高妙韵味无穷就记住了。如今都不知过了多少年了,还是这么‘不思量自难忘’的。虽然当年我妈没给我念更多的原文,我也无法知道这两句话在文中的具体含义,但是我觉着,咱们刚才说的话题跟这两句话有些相近,我就情不自禁的脱口而出了。”周路平赞扬到:“说得好。虽然天高地迥宇宙无穷。但是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这就叫:‘纷纷逝事无穷尽,茫茫天数不可逃。’哪怕土行孙大圣,若行不义也难饶。”柳晓溪高兴地说:“解释的好,发挥的妙。”苗春雨说:“你们俩一人一句的干吗呀?在我这儿诚心卖弄学问、欺负我这农村来的、贫下中农出身的大老粗儿是吧?!”仨人都笑了。柳晓溪一下儿搂过苗春雨热烈儿真诚的说:“春雨,你别误会。我跟周路平说的是古往今来方圆九州,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劫数大事。我跟周路平谁也没想附庸风雅卖弄学问。你从我们说话的语气里还听不出来吗?”周路平也说:“在你这儿,我们就是有心卖弄也万万不敢呀!其实我知道你的内心世界,你是因为有话说不出而着急,根本就没有责怪我们的意思是吧?”仨人又是一阵大笑。周路平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双目不明,奈何奈何?!”仨人沉默无语。周路平说:“我看,白云苍狗也好,‘赢虚有数’也罢,总而言之我坚信:凡是为百姓做过好事儿的人,百姓一定会永远记住他们的!”苗春雨说:“凡是残害过百姓的人,百姓也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只分来早与来迟。’”柳晓溪也说:“不管形式怎么变,对于大恩大仇,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苗春雨说:“就是,老百姓会在心底深处永记不忘的。我听说,杭州西湖之畔,岳飞脚下就有秦桧儿夫妇下跪的铁像。旁边儿还有一副对联儿:‘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北方有些地方管榨油鬼叫油炸桧子。这也算是普天一理民心所向了吧。你可以封住老百姓的嘴,你管的住人心吗?”柳晓溪问:“你们说世上真有因果报应这回事儿吗?”苗春雨说:“我觉着一定会有,不然古往今来中华大地上,祖祖辈辈的怎么那么老些人都信这个呀?要是没有,早就没人信了。”柳晓溪问:“要是真有的话,干吗老是把它当成封建迷信批个没完呀?”苗春雨说:“尽管批判了这么多年,不还是批的起劲儿批,信的照样儿信吗。虽然双方都没闲着,可是谁也管不了谁不是。费多大人劲怎么都批不倒的东西就应该是真理,是人心了。”
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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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路平说:“批这个是为了政治需要。现在不是动辄就说:一切为政治服务吗。为了政治需要,批判什么东西还新鲜吗?”说到这儿,周路平想:“一切为政治服务。可真正的政治又是什么呀?”柳晓溪说:“政治这东西可不好说。都这么多年了,不一直是今天这么说,明天又那么说吗?这么一来,把天下百姓都绕糊涂了。谁知道到底怎么着是好?又究竟什么是对呀?!”周路平说:“其实我看,因果报应不该算作封建迷信。世上的事,不是有因就有果吗?之所以把它归为封建迷信,大概是因为有些人把因果报应给绝对化、片面化、庸俗化和迷信化了吧。不管怎么说,做善事的就应该得到好处,作恶的就必须受到严惩。周公吐哺,夏桀不仁。是非善恶,必有定分。”苗春雨说:“就是,觉不能叫无恶不作的东西们又作恶又落便宜的。不然还成什么天下呀?!”柳晓溪也说:“对,觉不能让受苦受难的好人永无出头之日。”仨人一时无语。周路平觉着有些沉闷,就问:“咱们入学都已经到了第七个年头儿了,在这么多年里,你们觉着哪件具体事儿最难忘?”苗春雨说:“我对六六年五月春游时,在中山公园吃的那顿中午饭最难忘。虽然只是两个纯白面的糖三角儿,但是那两个糖三角儿又大、又鼓,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里头的黑糖特别多,都是大块儿大块儿的黑糖疙瘩。咬上一口就甭提多解馋、多过瘾、多高兴了!”柳晓溪笑着说:“对,我也记得呢。整个儿糖三角儿比家做的要大一倍呢。”周路平说:“没错儿。为了往里多揣糖才做这么大的。老校长开恩,大师傅卖力,咱们足开。全校师生甜甜蜜蜜。大好春游美景美食。”苗春雨说:“纯白面、大黑糖疙瘩,那可是我记事儿以来吃的最好的一顿饭了。也是我到当时为止,出生十年以来,吃到的最好的东西了。我出生在贫苦农民之家,生长在穷困的农村,从小儿俩眼都看不见。虽然一年到头的也能吃上几顿白面,但是跟这么老些黑糖一块儿做的纯白面糖三角儿我真的还是第一次吃到。”柳晓溪说:“糖三角儿我们家一年也能吃上几回,像咱校春游吃的那么大的糖三角儿我也是第一次吃到。我也觉着又新鲜又好吃。”周路平说:“我也是。每家每月副食本儿上就那么点儿红糖,谁家舍得老蒸糖三角儿吃呀?”苗春雨说:“白面一年能吃上几回,可是黑糖就不行了。从我记事儿时算起到我在中山公园儿里吃上那顿糖三角儿为止的十年间,我只记得有一次我病了,我妈给我沏过一小碗儿黑糖水喝以外,我就再也没沾过黑糖的边儿了。至于那么好的糖三角儿,以前从没吃过,从那以后也是一直没再吃着。绝对是空前绝后了。甭管在别人眼里心里把它看成是什么东西,可我就是当成迄今为止我有生十六年以来,吃到的最好的一次吃的。每回想起来我都觉着非常甜蜜,有好几回我在梦里,还梦见过我在中山公园儿里吃着那么大好的糖三角儿的情景呢。我真的很知足!如果我们家当年要是不把我送来盲校上学,我这辈子就是到死也甭想吃着那么多黑糖疙瘩的大好糖三角儿。就是五八年,全村儿、天天儿、顿顿儿在一块堆儿集体吃大食堂的时候,虽然人人儿顿顿儿都能吃饱吃好,但是从一开始吃大食堂到大食堂吹台为止的大半年时间里,我们一村儿的男女老少也一回都没吃过那么多黑糖疙瘩的大好糖三角儿。”柳晓溪问:“你怎么老说黑糖黑糖的呀?是不是就是红糖呀?”
周路平说:“就是红糖。我姥家那儿也这么说。”柳晓溪又问:“除了你说的黑糖以外,你就什么糖都没吃过吗?比如块儿糖中的水果儿糖吧,多普通呀。”苗春雨说:“咱们现在虽然是饭后散步随便儿说话,我也不能云山雾罩胡诌白咧的呀。没吃过就是没吃过吗。要是说起水果儿糖,我也知道它很普通,普通到我们附近的供销社就有卖的。就算它再普通,对我们这些连吃饭都发愁的农民来说,哪儿有闲钱吃那东西呀?水果儿糖就是再普通,也且普通不到我们农民手上、嘴里呢。”柳晓溪脸一红。周路平说:“我姥姥家那儿也是这样儿。大兴、通县这些北京很富的地儿都是这样儿,穷地儿还用说吗?”苗春雨想了想说:“怄,我想起来了。要说糖,我还真吃过一回糖,就是塔儿糖。那次我闹肚子疼,我妈也不知道从哪儿给我找来了两块儿塔儿糖。”周柳大笑。柳晓溪笑着说:“那不是打虫子的药吗,你怎么当成糖了。”苗春雨也笑了。她说:“虽然是药,也沾个‘糖’字的边儿呀。”仨人都笑了。周路平问:“让你这儿凑糖数儿呢?”苗春雨笑着说:“虽然是凑糖数儿,我还有的可凑呢。要是说道别的,我就是多想凑也没数儿可凑。你们没长期在农村生活过,不知道农村有多苦,社头儿有多事儿,农民有多穷?!公社和大队的头头儿们除了叫你严格按照他们定的死规矩种地外,什么什么都不叫干。谁要是敢偷着干点儿什么,比如偷着卖几个鸡子儿、几斤生白薯干子什么的,一旦被发现,大队要上报公设外,还得在村儿里叫全体社员开他的批判大会。叫他在会上做检查、认罪,还得保证以后坚决不再干了。这还不算,主持会的头头儿还逼着挨批人的亲的热的在会上批判这人。不说不行,说的不狠也不行。主持会的头头儿管这叫什么深刻触及灵魂,就能一辈子不忘。其实就是杀鸡给猴儿看,看谁再敢干。”柳晓溪说:“这不是以革命的名义整人吗?”苗春雨说:“还说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周路平一笑想:“封建主义身子到处可见都没人管,又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又?真逗。”苗春雨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许施展。是虎你得握着,是龙你得盘着。谁敢炸刺儿就一定收拾谁,爱谁谁,没商量,就这么没情没谊没人味儿。除了擎等着挨饿你又能怎么着呀?!谁也不叫富,必须一块儿穷。谁富谁挨整,越穷月光荣。远亲近邻绝无例外。”
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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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儿,周路平心里一惊:“这苗春雨真够厉害。别看她文化水平不高,她脑子可真够用的。没想到一个农村忙孩子的看法儿,竟能跟一个大出版社里资深老编辑的看法儿英雄所见不谋而合。前些日子,冷叔叔在我们家跟我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话是:‘只许民贫,不许独富’。没想到苗春雨看问题也这么尖锐,真没白白生在农村,真会看、真敢说。真是存在决定意识。要是我可绝不敢这么说。”苗春雨说:“在我们家那儿,人们成年累月大半年里吃的都是白薯面儿。说实在的,那种口感和口味儿我这辈子甭管活多大,就是到死我都忘不了,太难吃了。有不少时候我宁可饿着也不想吃那种东西。我一个孩子吃多吃少的算不了什么,可大人们就不行了。你就是多不爱吃也得啮着脑门儿吃下去。不吃这个吃什么呀?他们还得脸朝大地背朝天,怕误农时不敢闲般的下地干活儿呢。就是这个颜色黑、口感硬、口味儿极差的东西,有好些时候也是吃不饱。别的话我不敢说,但是我敢说,我们那个几百户人家,一千多男女老少的大村子里,多少年来,只有我一个人吃过这么好的东西。我们那儿应名儿还是富裕县、富裕公社、富裕大队呢,要是穷地儿还不定是什么样儿呢?要说好东西谁都爱吃,谁都想吃,可是一年到头儿的哪儿看得见、摸得着呀?!你们别笑话我没出息,也别笑话我眼皮子浅。为了这两个糖三角儿,我背着人哭了好几回呢。我是吃着这么好的东西了。可是我爸、我妈、我们家的别人,上上下下两三代人,甭管是谁,一年忙到头儿,一个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儿,这辈子恐怕都永远吃不上这样儿的好吃的。你们说,我能不知足吗?我的心里能不难受吗?我这辈子能忘了这件事儿吗?!”苗春雨双眼发热、鼻子发酸。她忙使劲咬了咬牙,才缓解了情绪。苗春雨又说:“瞧我呀,本来是该往好里说的事儿,怎么叫我给说成这样儿了?”仨人都笑了。苗春雨说:“晓溪,你快说说你最难忘的事儿吧,省的咱们老在我说话的空气里沉闷着。”柳晓溪笑着说:“咱们仨人,就我没在农村生活过。你生在农村、长在农家。周路平也断断续续的在农村待过。就是我,一天也没在农村待过。不过听你这么一说,倒叫我想起了《红楼梦》第四十一回里,‘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一节,刘姥姥在宴席上,看着木头酒杯,回答鸳鸯问话时说过的话了:‘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在这金门绣户里那里认得木头?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它睡,乏了靠着它坐,荒年间饿了还吃它;眼睛里天天见它,耳朵里天天听它,嘴儿里天天说它: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的。’每当我想起我妈给我念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眼睛发热,鼻子发酸,暗暗唏嘘!虽然刘姥姥说的随便,可是我却觉着她说的很苦,很惨,很心酸!甭管谁说我怎么不懂刘姥姥的意思,我就是这种真真切切的感觉,就是改不了。”
周路平说:“你也不用改,这很正常。不论看什么小说儿,每个读者都有自己内心独特的艺术形象。”柳晓溪笑着说:“瞧你说的,我可没那么高的艺术鉴赏水平。我只是说说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已。行了,不说这个了。我也说说六六年五月的春游吧。不过我说的不是吃,而是看和听。我入学七年以来最难忘的事儿就是那年春游的鼓号队和咱校一年级到初三年级的二百多盲生跟全校教职员工组成的行进队伍。本来咱们乘坐的多辆大轿车,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不远处的僻静处停车。后来经过高年级同学们:要在北京城里大街上充分展示展示北京盲人学校全体师生员工队伍行进风采的一再要求下,就在和平门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停了下来。全校师生员工全都下车整好队伍。以校旗、团旗和少先队大队旗为先导,后面是鼓号队,再往后是全校盲生按照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顺序排成的队伍。最后是全校教职员工的队伍。在少先队辅导员老师的指挥下,红旗迎风招展,鼓号乐声悠扬。队列气势雄壮,歌声荡漾春光。咱们的队伍在马路北侧,从西向东行进着。引得好些行人驻足观看,马路上的来往车辆也朝着咱们不断地鸣笛致意。当时我心里立刻涌上了一股压抑不住的澎湃激情!于是我就学着用刘禹锡的《竹枝词》编了一首诗。当然,那是我当时的叫法儿,现在我可不敢张那么大的嘴。它最多也就是手歌谣或者顺口溜儿什么的。我现在还记得呢。我给你们显白显白:‘风和日丽春光平,鼓乐因里踏歌声。东边无风西无雨,知是深情是浓情?’苗春雨笑着说:“晓溪你真厉害,出口成诗,本事不小呀。可惜当时你没说出来,不然的话你也早早儿的就能人前显贵了。”周路平说:“知识之家,耳濡目染。十岁孩童,才情不凡吗。”仨人都笑了。柳晓溪笑着说:“全校队伍步伐整齐的行进。一路上,除了有好些行人不断驻观外,还有一些人在附近跟着咱们队伍走。咱校的队伍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前方才停下。老师们把队伍调整成方阵形。先是老校长讲话。后由教导主任冯老师讲话,给咱们念碑文。最后是金海英代表全校师生缅怀革命先烈的发言。金海英发言完毕,引来了周围观看的人们一阵热烈的掌声。在以上这些回忆里,叫我最难忘的就是咱们全校师生行进的队伍了。先导红旗飘飘,鼓号乐声喧天。步伐歌声有力,行人驻足围观。长空春阳高照,白云漂浮蓝天。绿草红花处处,春光无线人间。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但是不论我何时何处想起这些场景,还是叫我有又一次置身其间的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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