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在病房工作的日子也快一年了，常常會問自己怎麼這麼晚才開始寫呢？好多細節都要忘了。可每每回想起工作的那段時日就只有滿滿的迷惘，記得挪威的森林裡的"阿美寮"，在那裏是病人和所謂的醫療專業共同扶持生活的，依稀記得作者寫下了看到精神科醫生後的感想，竟然分不清究竟誰是病人誰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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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害怕被問到"正常"相關的字眼，誰是正常？誰又是不正常呢？懷揣著大學學的一點專業到病房裡去，好像專業人員就是所謂的"正常人"，而"不正常"的病人就要聽從專業的每一句指令一般。當然我覺得是我內心不夠成熟，不夠能以專業的面向去看待病人，而更多的是將"共情"的作用放得太多太大，然後迷失了自己，放大了"絕對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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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深刻思索這個議題就會回想起20年實習時認識的昇大哥。由於實習生的數量比較多，每個人分配到的業務相對較少，加上日間病房是相對開放的空間，在帶領完負責的活動後，擁有比起真正治療師更多的時間去了解每一個人背後的故事並且更能建立治療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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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的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眸，配上一頂鴨舌帽還有深藍色的羽絨外套，外加聽說在疫情爆發之前就一直沒拿下來過的口罩，偶爾會戴上耳機聽聽音樂。請他協助一些事情時，總是嘴上說著「我為什麼要幫你」，手下卻默默開始了動作。
接手日間病房的倒數幾天，在一個自由選擇活動的時段裡，艱難地和幾位身懷絕技的個案打了一下桌球後在一旁休息，也難得的和昇大哥聊了一些深入的話題。他說一樣都是生病，大家不會害怕癌症病人，因為他們虛弱，但卻會害怕精神病人，因為他們身體上是健康的，當受到症狀影響有可能會攻擊他人。短短幾句話，卻是對疾病深深的無能為力還有害怕。
他後來還說了，生病以後，在無法與外界有太多聯繫的急性病房住過3.4個月，再到日間病房進行回歸社會的復健治療，偶爾又會再發病、再住進急性病房，等到疾病終於穩定了，已經好幾個年頭過去了，舊有生活圈早已脫離，哪怕還有幾個老朋友也早已各自成家立業，社經地位的不同、生活圈的不同，早已無法聊上幾句。
昇大哥雲淡風輕又語帶詼諧的和我聊了很久，背後是他回歸社會的重重困難與泥濘，還有面對疾病的無可奈何走到坦然以對的歷練。
一席談話過程中，令我語塞的那句話便是：「老師，所以你覺得我們這樣是正常人嗎？」愣了半晌，只吐了出一句，「我覺得人不能用正常跟不正常來做二分法。」時至過了幾年的今日，我仍然不知道自己這句話說得對還是不對。的確，人不能用是否患有精神疾患作為"正常"與"不正常"的劃分，而且人又憑甚麼指著別人說誰是正常、誰是不正常？
常常會覺得，年紀尚輕的我憑甚麼去給予個案們建議呢？儘管通過了專業的訓練，但在"人"、"回歸社會"上，究竟要怎麼做呢？也許大部分的時候我可以選擇傾聽及陪伴，但不像遇到診斷及症狀就對症下藥，在排解一些個案之間的矛盾跟爭執、在處理團體的議題上，我給予的回饋是否正確呢？
沉澱下來後再次思索了病房內中莫名的"絕對權威"氛圍是從何而來。有別於日間病房，急性病房對物品的管控是非常嚴格的，因為在剛發病、症狀顯著的個案來說，很可能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行為，舉凡自傷、暴力或者一些混亂的狀況，都是挺常見的。可是總有一些認知狀況清楚的個案會為自己的權力抗爭，又或者單純住院的時期太無聊了，而有一些藏筆、藏小工具的事件。而當病房內的醫事人員發覺時，卻往往必須像個古時候的皇帝一樣，強制的收走他們的樂趣，要求對方遵守規定，否則將剝奪部分權利，例如：吃零食、打電話等等病房中最為期待的事。想一想，其實誰都沒有錯，都是建立在各自的立場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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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過的個案裡頭，其實好多人平時的表現都無異於沒有被診斷精神疾患的人。所以那天被問了那句「我是正常人嗎？」才不知道如何回答。專業上教育我們要讓個案建立病識感，在本想直覺的寬慰對方的當下，腦海中又浮現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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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表現算正常？什麼樣的表現是不正常的？被診斷為精神疾患的人就是不正常嗎？那患有癌症的人也是生病呀，這樣算正常嗎？又，我正常嗎？你又正常嗎？"正常"、"不正常"的定義是什麼？而又怎麼能用正常與否來形容一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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