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第二個年頭，一九零二年，黃勝三十五歲。
鍾海把他叫到東義和的會館。那是一間位於上環太平山街的小舖，門口掛著「東義和」三個字的木匾，裡面只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和一疊厚厚的帳簿。木匾的油漆已經有些斑駁，但「東義和」三個字仍然清清楚楚——那是鍾海親手寫的，一筆一劃，工工整整。
「阿勝，」鍾海坐在桌子後面，那雙鋒利的眼睛仍然銳利，但兩鬢已經斑白。這些年來，他為了東義和與英國人交涉、與貨主談判、在各方勢力之間周旋，精神雖然還好，但身體已經開始不如從前了。「我五十歲啦，呢個位，你坐啦。」
黃勝愣住了。「大海哥，你......」
「唔使多講。」鍾海打斷他，嘴角浮現一絲微笑。「你呢十幾年嘅表現，我睇得好清楚。由你當日喺咕喱館提出三條管數規矩開始，我就知道你係嗰個接班嘅人。」
他把那疊帳簿推到黃勝面前。
「東義和交俾你。記住我當日講嘅嘢——東，係東莞嘅東；義，係義氣嘅義；和，係以和為貴嘅和。」
黃勝沉默了很久。他看著桌上那疊厚厚的帳簿，想起十八年前那個夜晚——那時候他還是個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少年，不知所措地站在咕喱館的後間，聽鍾海說出「東義和」這三個字。他想起自己提出三條財務規矩時鍾海眼中的意外，想起在碼頭上處理四邑苦力糾紛時學到的教訓，想起與方老闆那場談判——鍾海讓他獨自去，原來是為了這一天。
「大海哥，」他終於開口，聲音有些沙啞，「我一定會睇住啲兄弟。」
鍾海點了點頭，沒有再多說什麼。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望著外面那片他看了大半生的碼頭。夕陽正在把維多利亞港的海水染成一片金紅色，苦力們正在收拾工具準備收工，他們的身影被拉得很長很長。
「我喺香港出世，」鍾海輕聲說，語氣中帶著一種黃勝從未聽過的疲倦，「阿爺都係東莞嚟嘅。我喺中央書院讀過幾年書，本來可以去做買辦、做翻譯，舒舒服服坐辦公室。但係我睇住碼頭上嗰啲同鄉——佢哋每日托到成身傷晒，俾貨主壓價，俾差人蝦，病死咗都冇人理。我就諗，如果我識英文、識同鬼佬講嘢，但係唔幫自己人出聲，咁我讀咁多書有咩用？」
他停了一下，目光望向窗外那片碼頭。
「所以我走咗出嚟。一開始只係幫同鄉同貨主講價，後尾愈嚟愈多人搵我，我就變咗碼頭工人嘅代表。由二十歲到而家，足足三十年。我睇住好多人嚟，睇住好多人走。睇住好多人生，睇住好多人死。」
他轉過身，看著黃勝。
「我哋做嘅嘢，唔係要話事，唔係要威。係要呢班兄弟有飯食、有屋住、有病醫。你記住——權力唔係用嚟蝦人嘅，係用嚟幫人嘅。」
「我會記住。」黃勝說。
從那天起，黃勝成為了東義和的話事人。
消息傳遍整個上環碼頭。添叔親自把消息帶到每一個咕喱館，強仔則負責通知干諾道西的米商和貨主。有些老一輩的兄弟最初有些疑慮——黃勝畢竟才三十五歲，比起碼頭上其他勢力的話事人都要年輕。但鍾海只說了一句話：「我揀嘅人，我負責。」那些疑慮就煙消雲散了。
接棒之後的頭幾個月，黃勝幾乎沒有一天能睡安穩。
東義和現在有二百多個兄弟，遍佈上環碼頭的各個泊位，每天有十幾艘貨船要靠岸，數千包貨物要搬運。他要管帳目、管人手、管與貨主的關係、管與其他勢力的邊界。帳簿上的數字愈來愈多，黃勝每晚都在油燈下逐條核對，確保每一分錢都有來處、有去處。
鍾海雖然交了棒，但沒有完全消失。他仍然住在碼頭附近，偶爾會來會館坐坐，喝一杯茶，看看帳簿，但從不干預黃勝的決定。有時候黃勝遇到特別棘手的問題，會親自上門請教。鍾海會聽完，然後給出簡短的建議——從不超過三句話。
有一次，黃勝問他：「大海哥，你唔擔心我會做錯決定咩？」
「你會。」鍾海說。「每個人都會做錯決定。最重要嘅係，錯咗要認，認咗要改。」
黃勝把這句話記在心裡。
那年初秋，一個消息傳到黃勝耳中：上環警署來了一個新探長，姓駱，是華人。
在那個年代，華人能當上探長是極其罕見的事情。大多數華人警察只能做到低級職位——巡警。而能夠躋身探長級別的，鳳毛麟角。這樣的人，必定有過人之處。
「呢個駱探長，要留意。」強仔說，語氣中帶著一絲緊張。
黃勝沒有太在意。警察在他眼中都是一個樣——收規矩費，做規矩事。只要按規矩交數，大家相安無事。這是碼頭上運行了幾十年的潛規則，從來沒有改變過。
但這個駱探長，跟其他警察不一樣。
那日黃昏，黃勝從碼頭回咕喱館的路上，看到一個陌生人在與幾個咕喱閒聊。
那人穿著一件舊得發白的汗衫，肩上搭著一條白布巾，嘴裡咬著木籤，跟其他咕喱沒有什麼兩樣。他坐在咕喱館門口的石階上，用一條骯髒的毛巾擦著額頭上的汗，不時跟身邊的人搭幾句話，笑起來露出一排不太整齊的牙齒。
但黃勝一眼就看出了不對——那個人說話時的口音雖然刻意模仿東莞腔，但偶爾會漏出幾個不屬於東莞的尾音。更重要的是，他托東西時的姿勢不對。咕喱托重物時，重心放得很低，用腰力和腿力分擔重量。但這個人挺直了腰板，用膊頭去頂——那是沒有托過重物的人才會用的姿勢。
黃勝沒有上前揭穿，只是暗中觀察。
他讓強仔去打聽那個陌生人的底細。強仔回來報告：「佢話自己叫駱仔，東莞寮步人，喺九龍嗰邊嘅碼頭做咗十年咕喱，最近先轉過嚟上環搵食。冇人對佢有懷疑。」
黃勝聽完，眉頭微微一皺。寮步......他記得那是東莞一個以香木買賣聞名的鎮，離他的家鄉石排不算遠，半日腳程就到。這個人如果真是寮步人，口音為什麼會露出破綻？要麼他的東莞話是後來才學的，要麼他離開東莞太久，已經生疏了。
「冇人懷疑？」黃勝揚了揚眉。「佢扮得咁差都冇人睇得出？」
「佢請大家飲酒。」強仔說。「幾輪酒落肚，邊個仲會留意佢啲姿勢啱唔啱？」
黃勝點了點頭。這人倒是很懂得人情世故。
接下來半個月，黃勝一直暗中留意著這個「駱仔」。那人混在咕喱中間，跟他們一起吃飯，一起喝酒，一起睡在咕喱館的大通鋪上。他聽他們聊天，問他們的來歷，記下他們的名字，了解他們之間的關係和矛盾。他打探誰跟誰有過節、誰欠誰的錢、哪個泊位最賺錢、哪個貨主最難纏。
他甚至在一次小規模的衝突中——幾個東莞苦力和幾個潮州苦力在酒館門口推撞——站出來勸架。他勸架的方式很聰明：不是用拳頭，而是用說話。他對雙方說：「為咗咩打呀？為咗啖氣？啖氣值幾多錢？聽日大家都係要開工嘅，打傷咗邊個都冇好處。」幾句話就把雙方勸開了。
黃勝看在眼裡，對這個人的評價又高了幾分。
半個月後，黃勝終於出手了。
他託人帶話給「駱仔」，約他在咕喱館後面的小巷見面。那是一條窄得只能容兩人並肩通過的巷子，兩旁是高高的唐樓，光線昏暗，即使在大白天也像黃昏。
「駱探長，你呢半個月辛苦晒。」黃勝親自把一杯茶放在那個人面前。他們在小巷子附近一間小茶室的角落裡，周圍沒有人，只有一壺熱茶和兩隻茶杯。「扮咕喱，好辛苦㗎。我試過，所以我知道。」
駱富——那個後來在香港警界叱吒風雲的傳奇人物——沒有否認，也沒有尷尬。他只是笑了笑，端起茶喝了一口，那雙眼睛在昏暗的光線中閃爍著某種光芒。
「你幾時發現嘅？」
「第一日。」黃勝說。「你同人講你喺九龍嗰邊嘅碼頭做咗十年咕喱，但係你呢對手——」他指了指駱富握著茶杯的手，「一隻做咗十年咕喱嘅手，手指罅會有麻繩勒出嚟嘅厚繭，手掌會有長期摩擦留低嘅硬皮。你冇。你呢對手乾淨得滯，連水泡都冇。」
駱富下意識地攤開手掌看了看。
「仲有，」黃勝繼續說，「你托嘢嘅姿勢唔啱。咕喱用腰力，你用膊頭。如果係新入行嘅，用錯力唔出奇。但係一個做咗十年嘅咕喱，條腰會習慣性咁彎低，膝頭會微曲，隨時準備承受重量。你冇。你嘅身形企得太直，似一個習慣了挺直腰板嘅人。」
他頓了一下，直視駱富的眼睛。
「你嘅身體話俾我知，你唔係咕喱。係差人。」
駱富笑了，笑得很爽朗，像一個被拆穿把戲的孩子。
「好眼力。」
「唔係眼力。」黃勝搖頭。「係因為我都做過咕喱。你未做過嘅嘢，係扮唔到嘅。無論你點樣學個口音、點樣請人飲酒、點樣同人稱兄道弟，你嘅身體都會出賣你。」
那晚，他們談了很久。茶換了三壺，窗外由黃昏變成深夜。
駱富告訴黃勝他為何要扮咕喱——他在查一宗碼頭命案。三個月前，一個潮州苦力在碼頭附近的橫巷中被殺，身中數刀。案件一直沒有進展，因為碼頭上沒有人願意跟警察合作。對這些苦力來說，警察是另一個世界的生物——他們寧願自己解決問題，也不會去找差人。
「我試過正常咁去查，」駱富說，「逐個問話，逐個錄口供。但係冇人肯講嘢。佢哋一係就話『唔知』，一係就話『冇睇到』。有啲人甚至連望都唔敢望我。」
「所以你扮咕喱。」
「冇辦法之中嘅辦法。」駱富說。「要了解呢個碼頭，就要成為碼頭嘅一部分。要了解咕喱嘅生活，就要好似咕喱咁樣生活。」
黃勝喝了一口茶，沒有說話。
「你呢半個月，查到啲咩？」他終於問。
「查到好多。」駱富說。「查到邊個同邊個有仇口，查到邊個泊位最賺錢，查到啲人點樣分地盤。但係關於嗰單命案——」他搖了搖頭。「仲未搵到關鍵嘅證據。」
「我可以幫你。」黃勝說。
駱富看著他，那雙眼睛很真誠，沒有警察對待「線人」時那種居高臨下的態度，而是一種平等的、尋求合作的語氣。「你幫我，我幫你。我係警察，要維持治安。你係大佬，要睇住兄弟。大家各取所需，好過打生打死。」
黃勝沒有立刻回答。他看著眼前這個男人，試圖判斷他是敵是友。
他在碼頭上見過太多差人。有些差人收錢辦事，不問是非；有些差人看不起苦力。但駱富給他的感覺不一樣——這個差人肯花半個月時間扮咕喱、睡大通鋪、跟苦力一齊飲酒食飯，不是為了收規矩費。他是真的想查案。
這種人，在警隊中是少數。
「駱探長，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問。」
「你話自己係寮步人，你嘅東莞話......」
「係真嘅。」駱富打斷他，嘴角浮現一絲笑意，但這次的笑意中帶著某種複雜的情感。「我係東莞寮步人，幾歲大就跟阿爸落咗香港。阿爸喺西環開咗一間小舖，專做藥材批發，日日同碼頭打交道。我由細睇住啲咕喱喺碼頭上搬貨，睇住佢哋俾人恰、俾人壓價、俾差人打。我同阿爸講，我想做差人。阿爸問我點解，我話——我要做一個唔會蝦自己人嘅差人。」
他停了一下，手指輕輕轉動著茶杯。
「後尾我好彩，識咗個英國警官，佢肯俾機會我，推薦我入去受訓。我學英文、學法律、學查案，最後升到探長。」他的聲音變得低沉了些，「但係我從來冇忘記，我係東莞人。我返嚟呢個碼頭，唔只係查案——我係想睇下，我有冇辦法幫返自己嘅鄉里。」
這番話觸動了黃勝。他在碼頭上見過太多這樣的人——學會了英文，學會了英國人的規矩，就忘記了自己從哪裡來，開始用英國人的目光打量自己的同胞，把他們當成低等生物。有些華人買辦甚至比英國人更加刻薄，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做可以讓自己顯得更接近「高等人」。
但駱富不是這樣的人。他穿上了警察的制服，學了英文，升了探長，卻仍然記得自己是東莞寮步人，記得那些在碼頭上被欺壓的同鄉。他扮成咕喱潛入碼頭，不是為了滲透和打擊，而是為了在查案之外，找到一條可以幫助鄉里的路。
黃勝看著眼前這個男人，忽然想起了鍾海。他們是同一類人——讀過書、識英文、能夠在英國人的世界裡遊走自如，但選擇了跟碼頭上的苦力站在一起。鍾海是從碼頭走上來，駱富是從外面走進來，但他們腳下的土地，是同一片。
「好。」黃勝伸出手。「以後上環碼頭嘅事，你問我。上環嘅事，我問你。」
駱富握住黃勝那隻粗糙的手。那隻手佈滿了老繭和疤痕，是托了十幾年米留下的印記。駱富的手則柔軟得多，但握得很有力——那是一個從來沒有托過米，卻願意為托米的人出頭的手。
「一言為定。鄉里幫鄉里。」駱富說。
就是這個握手，改變了上環碼頭未來幾十年的勢力格局。
駱富此後對東莞苦力多有照拂——不是徇私枉法的那種照拂，而是確保在衝突發生時，警方的處理能夠公平公正。以往發生械鬥，差人來到之後往往不分青紅皂白，誰先被看到就打誰、就拉誰。但有了駱富，至少在上環碼頭這一帶，調查會進行得比較徹底，不會隨便找個東莞人就入罪。他對東莞人的照拂並非沒有原則——他曾經親手拘捕過一個偷竊貨物被當場捉住的東莞苦力，並對黃勝說：「你嘅人犯法，我一樣會拉。呢個先係真正嘅公平。」
與此同時，東莞幫也在他的庇蔭之下迅速壯大。駱富不是給他們特權，而是給他們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黃勝不需要擔心隨時會被警察「特別照顧」，可以專心經營碼頭上的生意。
但另一邊廂，潮州苦力開始感到不安。
長久以來，東莞人和潮州人在碼頭上各有地盤，勢力大致平衡。但隨著東莞幫不斷壯大，加上有駱富的關係，這個平衡開始傾斜。為了自保，潮州苦力開始自行組織起來。他們不再只是零散地住在不同的咕喱館，而是開始仿效東義和的模式，建立自己的組織。
這個新組織叫做「潮義聯」——一個以潮州籍苦力為核心的互助團體。他們學習東義和的規矩：收會費、設基金、幫兄弟醫病。
碼頭兩大勢力，從此形成。
一切塵埃落定之後，黃勝把強仔叫到會館。
「以後駱探長有咩需要，盡量配合。」他說。
「你信得過佢？」強仔問。他知道黃勝向來對差人保持距離，這次卻主動提出合作，這在東義和的歷史上從未有過。
黃勝沉默了一會，然後說：「我信得過佢嗰句說話。」
「邊句？」
「『鄉里幫鄉里。』」
他頓了一下，望向窗外那片繁忙的碼頭。苦力們正在托著米包來回穿梭，他們的呼喝聲和腳步聲交織在一起，像一首永遠不會停歇的勞動歌謠。
「一個人如果仲記得自己嘅鄉下，仲記得自己嘅根，佢就唔會忘本。」黃勝說。「唔會出賣朋友，唔會出賣自己人。」
強仔默默地點了點頭。他知道黃勝說的是什麼——在這個碼頭上，東莞人、潮州人、四邑人，各有各的鄉下，各有各的根。而駱富，雖然穿上了警察的制服，但他的根，跟他們一樣，都在東莞。
那晚，黃勝在帳簿上記下了當天的開支和收入，然後在旁邊空白的地方，歪歪扭扭地寫下了一行字：
「一九零二年秋。駱探長履新。東莞同鄉。此人可信。」
寫完之後，他吹熄油燈，在黑暗中躺下。窗外傳來了碼頭的汽笛聲，低沉而悠長，像一首古老的催眠曲。
他想起了鍾海，想起了添叔，想起了那些年在碼頭上流過的血和汗。他想起自己十七歲那年從東莞走到香港，想起第一次托起米包時肩膀傳來的劇痛，想起那日在碼頭上替添叔擋下的那一下鐵鉤。
他從一個連名字都沒有的阿四，變成了黃勝。
從一個咕喱仔，變成了東義和的話事人。
現在，他有了兄弟，有了地盤，有了與警察的關係——而且那個警察，是他的同鄉。
但他知道，這一切只是開始。
明天，還有新的挑戰在等著他。6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ud7sX5tW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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