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何年何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一头猪被带去宰杀。忽然这屠宰场天生异象，有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墙有金色，三年不变。
场内有两人，一人大腹便便，满脸横肉，另一人削瘦刻薄，尖嘴猴腮。一人说到:“如今主上寿辰将至。这猪是上等品质，需由我屠宰，才能发挥其用。”另一人大怒道:“你不过是个奴才，哪里有资格。”于是两人大打出手。忽然门外传来震天巨响，原来是有外敌入侵。两人立马停下争斗，暂时一致对外。这头猪因而趁乱逃走。慌乱中撞倒宫殿中的一处柜门，从中落出一本用黄金打造的书，这猪见金光熠熠，很是喜欢，急忙叼走。后方传来大叫:“不好，宝典不见了！”
这头猪慌不择路，逃了三天三夜，才安下心来。急忙拱开金书，忽见金光满天，顿时就开了七窍，当即知人事之变化，晓古今之往来；拥帝王之权术，有武力临天下。这猪开口说人话道:“原来这书叫《害人总经》”。又见一神仙从金光中走来，说:“你虽然通晓宝典，但各自领悟不同，须以自身补全经书，才能大成。”然后翩然离去。这猪大喜说:“我要统一天下，没有名号不行。我有今天，确实是上天成全，我就叫天成吧！”翻开经书，发现里面是空白的，但其中变化已经了然于胸。
天成来到一户屠夫的猪圈，看到两只猪正在激烈斗争，急忙分开两只猪，询问发生了什么。一只猪说：“我老实本分，无端受它欺负，本想息事宁人，结果它却变本加厉，实在忍无可忍才动了手。”另一只猪冷哼道：“落后就要挨打，这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你软弱就活该受欺辱。”另一只猪大怒，又要动嘴。农夫听到响动，拿着棍子赶来，天成下意识躲起来。那满脸横肉的屠夫一见猪圈的围栏都破了，院子里污秽不堪，不由分说，拿起棍子就将两只猪一顿乱打。屠夫一来害怕被其他人知道了看笑话，二来又怕其他猪从此也学着闹事。虽然屠夫知道一只猪老实，多半是另外一只不安分的猪惹的事，但对于自己来说是非曲直又有什么关系呢？屠夫要的不是公平，而是安静，毕竟猪只是他用来赚钱的，猪的公道哪里用得着考虑。因而各打五十大板，就可以避免其他猪再闹事了。受欺负的猪很不服气，低吼起来，屠夫哪里听得懂猪语，以为他不服气，打的更用力了。
天成这才想到自己今非昔比，于是冲出来一脚踢飞屠夫。屠夫大怒，拿起钢叉叉向天成，结果当即钢叉就断了。屠夫难以置信的瘫坐在地上。天成责问说：“你为什么是非不分，就胡乱打猪？”屠夫回答说：“猪类的是非我怎么能分的清。”天成：“你分不清是非，就不配做猪的主人。”又用猪语询问，老实的猪立马告知说屠夫早就看到我经常受欺负，只是没影响到他，所以不管，这次他的财产受损，才插手进来。天成大怒，再次责问，屠夫只好推脱说自己平时工作非常辛苦，无暇顾及，又求饶说自己好歹养活了两只猪，也有功劳。天成更加生气：“你养猪，只是为了屠杀它们赚钱，你养牛，只是要求它们给你干活。不是你养活猪牛，而且它们养活了你。你拿走了它们的劳动成果，死了还要利用它们赚钱，你还敢说养活了他们？”
天成召集附近的动物们，于是斩屠夫而起义，用屠夫的血和动物们歃血为盟。动物们来了，都激动嚷嚷着，天成于是将猪语作为兽语，使得动物们有了统一的语言。天成让大家平静下来，慷慨说：“人类剥削我们，拿走了我们所有的劳动成果。做牛的，日夜耕耘才能果腹，最后仍然难逃被宰杀的命运；做马的，日夜被人类驱使还要时刻忍受毒打；做猪的，看似安稳，却骨肉分离，注定沦为食物。其他动物也是这样，都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剥削。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动物们更激动了，都愤怒地控诉着人类的过错。天成让大家平静下来，“俗话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不是生来就是人类的，我们也能夺取。我想为大家平分土地，均分富贵，使得我们不再受人类欺负，大家觉得怎样？”动物们都齐声说好，有一动物献计说：“我曾经听过人类的一首歌，可以用它鼓舞大家。”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大家听了，都热血沸腾，天成想了想，修改了几个字。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动物们！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同富主义世界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同富主义世界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动物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同富主义世界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同富主义世界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动物和底层人类。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人类魔鬼，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同富主义世界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同富主义世界就一定要实现。
听完大家都情不自禁的齐声唱了起来，一连三遍才停止。大家都说目标既然是消灭人类政权，实现动物们的共同富裕，那我们就叫“同富团”吧。于是一致决定让天成成为大家的领导者。大家喊出口号：“打倒人类，让全世界动物们不再受压迫”。
这时候，正是马家统治天下。最高统治者叫马忠，皇后为甄北雨。马家建国没有多久，但是种种弊端不仅一样没落下，反而有些比其他朝代后期更为严重，尤其是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当时全国首富叫金崇，他以前的钱财不知道从何而来，但后来的却为人熟知。
荆府地处南北要冲，商旅往来如织。金崇到任不久，便发现了一条比征税更快捷的致富之道。“使君，探子来报，有一队商人的驼队三日后将经过武陵山区，据说携带了大量琉璃和珍珠。”心腹张韬低声禀报。
月黑风高夜，武陵山深处，一队穿着仿制军服的人马悄无声息地包围了商队驻扎的山谷。金崇站在高处，目如鹰隼。他并未亲自出手，而是通过精心培养的死士执行这些劫掠行动。刀光剑影中，商队的护卫纷纷倒下，鲜血染红了满载奇珍异宝的箱笼。
“清理干净，伪装成山贼所为。”金崇冷声吩咐。次日清晨，荆府官衙内，金崇正襟危坐，听取“商队遭劫”的报告，随后发布剿匪檄文，派兵“清剿”了几伙真正的山贼，以掩人耳目。
这样的行动，在金崇任职荆府的数年间，重复了不知多少次。水道上的商船，陆路上的驼队，只要携带重宝，都可能神秘消失。
金崇调任交州刺史后，这里的财富不再依靠劫掠，而是更加系统的盘剥。交州盛产珍珠，尤其是合浦珍珠，晶莹圆润，价值连城。金崇到任后，立即将珍珠捕捞和贸易收归官营。烈日当空，海面上，数百名珠民被迫潜入深海采珠。他们腰间系着长绳，每次下潜都是与死神的赌博。
“今天必须采满三斛，否则不得上岸！”监工挥舞皮鞭，厉声呵斥。一个年轻的珠民因长时间潜水，耳鼻出血，奄奄一息地被拖上岸。石崇的随从只是冷漠地记录着采珠数量，对垂死的生命视而不见。
衙署内，金崇正接待来自京城的贵客。他打开一个精致的木匣，里面是一颗鸡蛋大小的夜明珠，在昏暗的室内自发荧光。“此乃南海龙珠，十年难得一见，请公子笑纳。”金崇微笑着将宝物推向来客。这样的贿赂，确保了他在朝中有人替他遮掩这些行径。珠民的血泪，化作金崇库房中的金银珠玉。仅珍珠一项，每年就为他带来数以万计的金银。
金崇的触角伸向了每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盐铁专卖，是他财富帝国的又一支柱。在交州的盐场，烈日下的盐工们皮肤皲裂，日夜不停地煮海为盐。金崇通过做假账、瞒报产量等手段，将大半盐利中饱私囊。铁矿更是如此。他利用官府权力，强征民夫开采矿石，却将大部分产出私下贩卖给北方少数民族，换取黄金和骏马。
“使君，这批生铁若是运给胡人，可换得千匹良马。”张韬报告。金崇点头：“做得干净些，用商队名义，不要留下把柄。”这些交易背后，是无数矿工的尸骨。矿井坍塌、劳累致死的事故时有发生，但在金崇眼中，这些不过是账簿上的数字。
金崇的另一项生财之道是高利贷。他利用手中的巨额资金，向商贾和落魄贵族放贷，利息高得惊人。商人石贵曾向金崇借款千金经营丝绸，不料商队遭遇风暴，血本无归。金崇毫不留情地没收了石贵的宅邸和家产，使其一家流落街头，且强迫其用女儿抵债。
这种冷酷无情，使金崇的财富如滚雪球般增长。朝中官员、地方豪强，多少人都欠着他的债务，成为他在政坛上的隐形力量。
金崇耗巨资为自己建造金谷园。这座园林占地千亩，亭台楼阁，奇花异草，无所不有。最令人称奇的是厕所，里面常驻十余名身着华服的婢女，准备着沉香汁、芙蓉粉等物，供客人使用。据说，某日大臣来访，内急时误入金崇的厕所，见里面绛纱大床，茵褥华丽，两名婢女手持锦香囊侍立，慌忙退出道歉：“误入君内室。”金崇大笑：“此厕所耳。”
皇帝马炎的舅舅侯恺靠裙带关系富甲天下。他早就听说金崇的富有，内心无法忍受屈居人下。金崇升任京官后，侯恺迫不及待就要与其斗富。侯恺家中洗锅子用饴糖水，金崇就命令自家厨房用蜡烛当柴火烧。侯恺为了炫耀，又在他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夹道四十里，用紫丝编成屏障。金崇用更贵重的彩缎铺设了五十里屏障。马炎把宫里收藏的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侯恺，金崇看了便用铁如意把珊瑚树打碎，王恺气极，金崇不屑说：“有什么遗憾的，破烂而已。”就命左右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每株都大于王恺的珊瑚树，看得王恺黯然不语。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是这样沉浸在穷奢极欲中，但底层的百姓却苦不堪言，因而国家上下之间矛盾非常尖锐。
最初马家靠阴谋诡计轻松夺取天下，害怕其他人效仿，就大封27人为王，以郡建国，希望以此拱卫皇室。马炎病重时，诏令皇后之父柳骏及汝南王马亮辅政。柳骏惧怕失势，矫诏让自己单独辅政。马亮凭借皇室辈分而地位尊崇，但是本人懦弱无能，因害怕柳骏对付他而逃走保命。不过，马忠的皇后甄北雨相貌不好，又矮又黑，但却凶狠多诈，也企图操纵马忠以把持朝政。柳骏为控制朝政，就让亲信掌管禁军，此举引起宗室和朝野的不满。甄北雨就命人联络马亮及马忠弟楚王马玮，让他们出兵讨伐柳骏，二人都欣然同意。
柳骏得知宫中有变，于是召集众人商议，但他为人懦弱不能决断，迟迟不下命令。随后，讨伐的军队来到柳骏府中，柳骏就逃到马厩中，被杀，柳氏及其党众也被夷灭三族。皇太后被软禁后饿死。楚王马玮因功任卫将军，但他因个性狠戾而为人所忌。马亮想让他离开京城而减少威胁。甄北雨不愿马亮影响她专权，就让马忠下诏废黜他，并命马玮收捕。马玮乘机假传诏命，敕令三十六军控制宫禁，马亮不抵抗而被杀。
马玮部下劝他趁势诛杀异己掌握朝政，马玮犹豫不决。李华认为禁军只是受马玮所惑，在其建议下，甄北雨宣称马玮假传诏命，禁军见此都立即散去，于是马玮势衰被捕，不久被杀。此后，甄北雨掌权，她重用李华，其后十年间，在李华辅佐下，朝野内外都大致平稳。
甄北雨一直没有生下子嗣，太子又不肯讨好皇后的势力，于是甄北雨意图废太子。后来甄北雨召太子入宫并将其灌醉，逼其写下言辞悖逆的书信，以此为由将其废黜。甄北雨同党赵王马伦想乘机夺权。他的下属张秀建议施反间计，先借皇后之手杀害太子，接着赵王再以杀太子为理由讨伐皇后。太子被杀后，马伦假传诏命派兵抓捕甄北雨，不久毒杀她。马伦得势后大封亲信，但他才能低下，事事都听张秀。张秀大权在握，于是专擅滥权，肆意而为，与他有过节的金崇等人被杀，许多人感到不满。不久马伦篡位称帝，将马忠软禁。
齐王马囧成王马颖河间王马颙于是起兵反抗。张秀派兵抵挡但败亡。京城就爆发动乱，张秀被杀，马忠复位，马伦被杀。齐王马囧因率先起兵而掌握朝政。但他不理国事，沉迷酒色，令人大失所望。于是众人归心谦让的成王马颖。湘王马乂起兵反抗马囧，事成后马囧被杀。成王马颖不愿马乂阻碍他，就联合马颙攻打马乂。马乂起初胜利，但东海王马越怕他失败，联合众人软禁马乂并借刀杀了他。马颖获胜后骄傲自大，恃功骄奢、百度废弛。
众人于是起兵伐马颖，结果马颖获胜。马颖又想吞并北方侯浚的势力，侯浚于是带领胡人屠戮中原，局面终于彻底失控。
天成看到天下大乱，人类自相残杀，很多地方尸骨累累，就带领动物们来到相对安全的西北建立政权。当地的官员横行不法，人类深受其害。天成就攻打并杀死了他，结果当地人都拿着食物来慰劳动物们。天成考虑到人类的势力仍然强大，凭借动物们恐怕不足以争夺天下，就决定拉拢部分人类。
天成招募了一批人类士兵，又挑选了一批动物，教会他们人类语言，让它们充当监军。因为战况瞬息万变，动物们懂军事的比较少，所以一批人类将领成为实际上的军事统帅。这时候，马颖被马越打败并杀死，天成就打着为马颖正名的旗号攻打马越。五月，天成带领军队攻打漳城，不得人心的守城将领战败后逃走。天成大肆屠杀人类，又劫掠妇女珍宝，焚烧邺宫后离开。天成继续四处攻打人类，北方地区的人类多次被打的大败。天成于是聚集人类中的衣冠人物，称为君子营。有了人类的帮助，天成的势力更加强大。然后派人四处招纳动物们，告诉他们安危得失，大家惧怕天成的威名，又痛恨人类剥削它们，于是纷纷前来归附。
此时马越已经众叛亲离，又害怕天成攻打他，就带领军队逃走。但大家都痛恨他，马越于是忧惧去世。大家推举太尉侯衍主事，军队继续东归。当初，侯家权倾天下，然而侯家家主侯衍身为丞相，不理政务，只知道清谈追求虚名。他看到天下混乱，就安排家族中的人占据三州之地，自以为狡兔三窟，可以保住荣华富贵。但是天下大乱后，他的计谋都落空了。天成得知侯衍大军行进方向后，就带领动物和人类追击。四月在安宁城追上侯衍，侯衍派军队迎击但被打的大败。天成分兵用箭猛射侯衍军队，顷刻间尸体堆积如山，侯衍方十余万军民包括王公贵族等无一幸免。
天成俘虏了侯衍等人，责问他们自古代以来就忽视经济问题而重视道德的原因。侯衍等人怕被杀，都抢着陈说。
官员们回答说：孔圣人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圣人也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追求经济利益实为低层次甚至不道德的行为，讨论具体经济问题是俗务和小数。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的框架核心是仁政和德治，社会出现问题，如贫富分化、流民增多，根源是君主或官员的失德，而不是经济结构或政策失误。所以解决方案是修德、施行仁政，而不是进行经济改革。往往出现的经济危机，确实是个别奸臣蒙蔽圣听且部分地方官贪腐无能造成的，我们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是最优解。
商业是末业，商人是追逐利欲、不事生产、可能扰乱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重商会导致奢靡之风盛行，所以要实行重农抑商的国策。何况仁家经典，几乎不涉及数学、经济学、财务管理等知识，可见这些都是末业，我等自然偏向于人文道德，而非经济技术。当前的土地兼并问题，解决点自然是从教化百姓、惩治豪强、推行节俭等道德层面去思考。
谈论仁、义、礼、智、信等永恒的道德准则，可以为王朝提供一种稳定的思想支持，避免社会因追逐利益而陷入混乱。
天成的人类谋士李宾嘲讽道：你们用道德话语回避了对复杂经济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的麻烦，用道德问责淡化了制度性缺陷的核心矛盾，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表面稳定，但常常因此积重难返，最终导致王朝在经济危机的总爆发中走向灭亡。
天成：你们鼓吹道德，实际上是因为这是一套极其高效且成本低廉的统治策略，其内在逻辑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和韧性。道德体系为所有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统一、简单、且无法证伪的解释框架和解决方案。
任何问题——饥荒、叛乱、外敌入侵——都可以归结为皇帝失德或官员不仁。这就像一把万能钥匙，避免了深入分析复杂经济矛盾的麻烦。解决方案也是现成的：修身、施仁政、举孝廉、表彰节妇。这些措施成本低，仪式感强，能迅速展示朝廷的态度，给人一种问题正在被解决的心理安慰。如果问题解决了，说明道德教化成功了；如果问题没解决，说明道德修行还不到位，需要更加努力。这个逻辑闭环永远不会破产。
相比于改造经济结构，鼓吹道德的成本几乎为零。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如重新分配土地、改革税制、打击豪强等是极其困难的，会触动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引发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下发诏书、表彰楷模等道德说教几乎没有成本。又能将民众对贫富不均的经济矛盾，成功转化为对贪官污吏的道德仇恨。百姓会认为问题是某个狗官造成的，而不是制度性的缺陷，从而保全了对皇权和整个体系的信任（皇上是好的，都是下面的人办坏了）。这有效地预防了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道德是士大夫集团的身份标识和统治工具。整个官僚集团都是在同一套道德话语体系中培养出来的，这极大地巩固了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士大夫阶层本身就是土地兼并的主力。强调道德可以掩盖其作为经济剥削者的实质。你们可以用家风淳厚、乐善好施的道德光环来包装自己，同时用小人喻于利的帽子来打击任何试图用经济手段挑战其特权的改革者。
对于地方官来说，用道德教化来治理百姓，比处理复杂的钱粮、诉讼等经济法律问题要高雅且轻松得多。审理案件时，用礼和人情来判决，也比严格依据法律更符合其士大夫的身份认同。
整个社会也缺乏另一套强大的、系统性的思想体系来挑战仁家道德的霸权。然而若遇到超越道德说教的绝对力量，那么你们的灾难就到来了。你们只是用延缓危机爆发代替了解决根本问题，当经济基础崩溃到道德说教再也无法掩盖时，王朝的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李宾补充：道德说教成本低廉，是对朝廷而言。但对整个天下，代价高昂至极！ 用最小的行政成本，维持了表面稳定，却牺牲了进行真正经济改革、实现长期繁荣的机会。将最聪明的人才都引去钻研道德文章，而非经济律法、科学技术。一旦遇到无法用道德感化的强敌，正如现在，就是你们的亡国灭种之祸。这代价，还不够大吗？
道德是社会的润滑剂，是行为的底线，但不能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幌子。承认经济规律的存在，建立保护自耕农产权的法律，改革僵化的税收制度，让技术和管理人才得到与道德同等的尊重。让义和利不是对立，而是共存，才是真正的仁政与德治。
侯衍等人想争辩，但面对当前的威胁，他们也知道道德无法替他们解除威胁，然而他们心里还是不服的。
天成又询问他们将经济问题道德化的原因。
官员们：义与利是对立的，这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标准。利本身是需要被警惕和压抑的对象，追求私人利益是私德有亏，追求公共利益的义则是我们高度推崇的。
社会的等级秩序是严格的礼，财富的分配也应符合礼的规定。追求超越自身等级身份的财富，是“僭越”和“不礼”，是一种道德上的放肆。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则为美德，而积极逐利则属于贪婪。
农业是本，是创造真正财富和提供稳定的根基；而商业是末，是不事生产、投机取巧、瓦解淳朴社会关系的活动。因此，重农抑商不仅是一项经济政策，更是道德使命。商人阶层，无论其个人品行如何，在道德上先天就处于低下地位。
社会矛盾是由于“无商不奸”、“地主为富不仁”或官员的“个人贪腐”造成的，而不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人口集中于农业之上，便于官府征收赋税、摊派徭役、实施管理。而商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威胁社会，不利于稳定。
国家是一个放大的家庭，皇帝是“君父”，官员是“父母官”，百姓是“子民”。经济关系也应该伦理化。社会的状态是“父慈子孝”，皇帝和官府应像家长一样“惠民”、“恤商”，而百姓则应像子女一样“安分守己”、完粮纳税。市场交易中的讨价还价、竞争博弈，在我们温情的伦理审视下，属实冰冷且不道德。
交易依赖的是人情和信誉，而非普遍性的法律契约。一旦发生经济纠纷，应该更倾向于进行道德上的“评理”（谁仁谁义，谁贪谁奸），而非依据法律条款来裁决。
社会财富的总量是恒定不变的。因此，一部分人的致富必然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贫困。商人的利润，是通过欺诈和不道德手段从农民那里“夺取”的。市场交换创造不了新的价值，不可以实现双赢。而通货膨胀是由于商人囤积居奇或铸造劣币者的道德败坏造成的。
所以我们将经济问题道德化，是为了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这也符合百姓的心理。
天成反驳：你们实际将“经济问题道德化”当作王朝统治的稳定器。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权永续是你们的最高目标。经济问题的道德化，为此提供了极其有效的统治工具。经济危机如土地兼并导致的流民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制度性、结构性的。但将其道德化，归咎于“无商不奸”、“地主为富不仁”或官员的“个人贪腐”，可以有效将民众对体制的不满，转移至对特定群体或个人的道德仇恨上，从而避免对根本制度产生质疑。
将商业等流动性强的经济活动污名化，有利于将人口牢牢束缚在土地之上。一个静态的、原子化的农业社会，远比一个动态的、网络化的商业社会更容易控制。农民信息闭塞，更容易接受愚民政策，商人流动性强，则不容易受思想控制。通过道德指控（如“奢靡僭越”、“勾结官府”、“盘剥百姓”）来打击富商巨贾，成为你们官僚集团剪除潜在威胁的常用手段，且往往都伴随着一场轰轰烈烈的道德审判。
李宾补充：财富是动态的，而不是零和博弈。你们说社会财富总量恒定，这恰恰是你们为维护静态统治而编造的最大谎言！市场交换、技术创新、海外贸易，无不能创造新的财富，实现“共赢”。你们压抑商业，不是因为商人“不道德”，而是因为流动的财富和崛起的商人，是你们无法轻易控制的变量，会威胁到基于土地的权力结构。你们追求的“稳定”，是一个 “死寂的稳定”。
经济问题道德化会导致严重的问题。首先道德上的污名化与政治上的打压相结合，使得商业资本难以正常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巨额的商业资本无法投入于扩大工业和技术创新，反而被迫转向购买土地（重新回归封建老路）、攀附权贵或沉溺于奢侈消费，无法完成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比如“算缗告缗”令，这本质上是一场以国家暴力为后盾、针对商人阶层的系统性财富掠夺。却被包装成打击“不法富商”、充实国库以保家卫国的道德正义行动。结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破产”，商品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虽然短期内为战争筹集了资金，但长期却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商业信用和财富积累机制。
其次，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会扭曲资源配置，加剧社会不公。曾经有一位“道德经济学家”，他的“复古改制”完全违背了土地私有化和商品化的历史趋势，使社会经济陷入混乱。用道德理想代替经济规律，最终酿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
再者，会掩盖制度性缺陷，阻碍真正改革。将经济问题归咎于个人道德，使得王朝永远只在道德教化和惩治贪官的表层做功，而无法触及深层制度核心。每个王朝中后期，都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土地兼并和吏治腐败。然而，当时的诊断通常是“道德沦丧”、“奸臣当道”、“官商勾结”。于是，解决方案就是罢黜几个奸臣、杀掉一批贪官、颁布一些劝诫官吏廉洁的圣谕。然而，真正的根源——如皇权不受制约、官僚系统缺乏透明度和监督、财税制度不合理（迫使基层官员必须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收入）等——却从未被触及。王朝只是在“惩治道德败坏者-暂时缓解矛盾-制度缺陷再次滋生腐败-新一轮道德惩治”的循环中走向崩溃。
然后，抑制创新精神，形成保守文化。当一个社会将逐利视为不道德，将商业视为末业，将挑战现状视为僭越时，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就会被窒息。将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极大地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还使得企业家精神的匮乏，成功的商人最好的归宿是让后代读书科举，进入士大夫阶层，或者买地成为地主，而不是继续扩大商业版图、投资创新。
最后催生伪善文化，造成人格分裂。在强大的道德压力下，人们不得不伪装自己，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伪善社会风气。“口不言利”但又“暗中逐利”： 你们士大夫阶层表面上耻于言利，标榜“安贫乐道”，但背地里往往利用特权大肆兼并土地、经营产业。许多官员一边写着批判商人的道德文章，一边与商人勾结，牟取暴利。这种心口不一、表里分裂的状态，成为你们士大夫阶层的一种集体人格特征。
道德又成为斗争的工具。道德指控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它便成为政治斗争和商业竞争中最常用的武器。攻击政敌或商业对手时，不需要拿出经济或法律上的证据，只需从道德上抹黑对方（如指责其“贪腐”、“奢靡”、“不仁”）就足以致其死地。这使得社会竞争变得扭曲而阴暗。
李宾总结：我们当然需要道德的引领，以防止市场陷入唯利是图的野蛮丛林；但绝不能以简单的道德评判代替复杂的经济分析，以情感的义愤代替理性的制度建构。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致力于构建一个法治清晰、规则公平、机会均等的制度环境，让“利”在“公平、正义的法律规则”的框架内健康地生长，让追求个人财富的梦想与推动社会进步的公益达成和谐的统一。唯有打破“义利对立”的古老心结，才能真正释放创造的活力，迈向持续的繁荣。
天成又问官员们怎么解释他们拥有的巨额财富。
官员们：财富是德行的外在标志与必然回报，也就是德位合一。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与个人内在道德修养直接挂钩。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财富，就是拥有最高“天德”的证明。财富不是贪婪的结果，而是德性充盈的必然外在表现。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先修养好个人的品德，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能齐家者，才有能力治理国家；能治理好国家者，才能让天下太平。因此，一个人能位居高位、享有厚禄，就可以被反向推导为：他必然已经完成了极高的个人道德修养。他的财富是“平天下”之功的报酬，是其道德成就的副产品，而非追求的目标。
何况“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财富分配部分原因是由于一种超越个人努力的、先定的命运。我们官吏的富贵，是一种“天命”的安排，普通人不应嫉妒，而应安守本分。
其次，财富是履行社会职责的必要工具。一方面，财富是“礼”的规范与彰显。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每一层级都有与其身份相匹配的“礼”，其中就包括衣食住行、车马仪仗等方面的物质标准。皇帝之所以需要宏伟的宫殿、盛大的仪仗，并非为了个人享乐，而是为了彰显“天子”的威严，震慑四方，维持宇宙和人间的秩序，这就是“礼乐”制度的功能。高官显贵拥有相匹配的宅邸、车马和仆从，是为了维持其官威，以便有效地行使管理职能。我们的财富消费可以被视为履行公共职责的成本和象征，而非个人消费。
另一方面，财富有利于“养廉”与“推恩”。官员所拥有丰厚的财富目的是“高薪养廉”，使其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保持廉洁，无需盘剥百姓。同时，我们官员的财富用于供养庞大的家族、门客，进行文化赞助，如资助文人、修建书院，以及在灾年时施粥赈灾，这种行为就是“推恩”，即将皇帝的恩泽、士大夫的仁德推广至下层，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财富在我们这里属于践行“仁政”和“义举”的资源。
最后，我们财富的来源是合法且合乎道德的。士大夫阶级的财富， 来源于朝廷的俸禄和皇帝的赏赐。这种收入来源是光明正大的，是皇帝和国家对其功勋与德行的认可。反之，通过经商“逐末利”、放贷“盘剥”、贪污“贪墨”获得的财富，则是可耻的、不道德的。即便少数官员通过后者牟利，但大部分绝不会这样，我们士大夫阶级的收入始终来自合法的、道德的渠道。
商人与民争利，是与普通农民和小生产者争夺利益的“豪强”和“奸商”。我们打击“与民争利”行为，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尽管我们是最大利益占有者，但我们士大夫阶级的财富是“天命”所归和“治国”所得，而商人的财富是“巧取豪夺”，在道德上高下立判。
我们官员虽然拥有“利”，但追求的是“义”。我们的财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义”。而小人如商人追求的则是纯粹的“利”。因此，即使双方在物质层面拥有相似的财富，但其价值内涵和道德境界却有天壤之别。
“内圣”（内在道德修养）与“外王”（外在事功成就）是统一的。我们拥有的大量财富，正是德行的体现。
天成讥讽道：照你们这么说，那皇帝大兴土木，官员拥有万亩良田，都是合理的？
官员们：确实是啊！这些行为都符合礼。皇帝动用举国之力修建豪华宫殿，这绝非个人享乐，而是“非壮丽无以重威”，是巩固皇权、显示大国气象、规范宇宙秩序（“法天象地”）的政治必要行为，是履行“天子”职责的一部分。
我们官员的土地来源是“合法”的，通常是祖传、皇帝赏赐或用自己的俸禄购买，而非巧取豪夺。我们管理田产、收取地租的行为，是“齐家”的典范和“睦邻”的仁义之举，比如我们常在地租上作让步，同“恶霸地主”有根本区别。
李宾：那你们怎么解释很多官员没有德行，却拥有巨额财富？
官员们：贪腐属于个人问题，个人道德修养不到位的“小人”混入了“君子”的队伍。个别分子“学艺不精”、“初心蒙尘”，未能真正践行圣人之道。他们只是“伪君子”，其存在恰恰反衬出“真君子”和仁家学说的正确与崇高。批判的矛头不应该是“为什么君子阶层会腐败”而应该是“如何辨别和清除小人”。
如果腐败现象增多，那通常是奸臣与昏君同时存在。奸臣欺上瞒下，祸国殃民，昏君不辨是非，这绝不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有问题。
商人阶层才是一切经济问题和道德危机的罪魁祸首。物价上涨是商人“囤积居奇”；民生困苦是商人“高利盘剥”；社会风气败坏是商人“奢靡僭越”。官员的腐败，是受了商人的腐蚀和引诱，是官商勾结中那个被拉下水的、值得同情的一方。
我们士大夫阶级一直倡导勤俭节约，是道德的守护者。偶尔的奢侈情况，也是遵循礼制或特殊情况。我们一直在尽力解决贪腐问题，从未放松警惕过。问题的根源是“人心不古”，所以就要“复古道”、“正人心”。一方面学习圣贤经典、编纂道德典籍、表彰忠孝节义楷模；另一方面，大力推广、表彰与宣传清官。
历来王朝的更替，前朝政治腐败、道德沦丧达到极点，是“天命”即将转移的征兆，而不是皇帝与官员无德的证明。新朝是“天命所归”，是天德的拥有者。
动物们听了，都怒不可遏，大家说：从没想过你们人类官僚阶级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猪说：你们人类认为我们的的特征是愚笨。狗：你们认为我们的特征是愚忠。猪和狗一起：你们人类真是猪做主子狗当官。坏的人当官，蠢的人当领导，又蠢又坏的人当大领导。
天成：财富是德行的证明，这套说法混淆了因果关系，并陷入循环论证，是无效的。帝王的继位源于血缘、暴力或权谋，与个人德行毫无关系。你们的财富来自权力，而非德行。用结果（财富/地位）来反向推导原因（德行），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你们用自己制定的“礼”的标准，来证明自己享有巨额财富的合法性，就像运动员自己给自己制定比赛规则，然后宣布自己永远获胜。这简直荒唐可笑至极！
“修齐治平”这条路径假设了一个“道德万能”的世界，完全忽视了权力对人的腐蚀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才是共识。权力不是德行的奖赏，权力本身就是腐蚀德行、考验制度的最大因素。
一个能“齐家”的人，可能使用的是威权、权术甚至暴力手段，这与“治国”所需的公共理性、公平正义完全是两码事。私德与公德并非自然贯通，一个孝顺的官僚可能极度贪腐，因为他认为贪腐是为了“光宗耀祖”，是另一种“孝”。
你们将私人享受巧妙包装成公共成本，实在虚伪至极。皇帝修建宫殿，多少是出于“彰显威仪”的公共需求，多少是出于个人穷奢极欲的私人享受？这完全是一笔糊涂账，缺乏任何独立的审计和监督。所有超额的、不必要的消费都可以被“礼制”这个弹性极大的概念所合理化。本质上，这是用公共资源满足私人欲望，并自我授予了合法性。
“礼”的本质是维护等级秩序，而非实现公共利益。它通过规定不同等级人的消费标准，来固化阶级差异。因此，你们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不是履职的“成本”，而是阶级特权的“收益”。将其美化为功能性需求，是偷换概念。
“高薪”或许能“养廉”，但前提是存在一个有效的监督与惩罚机制。缺乏独立司法、舆论监督和权力制衡的体制下，高薪只是提高了官员的期望收入，而无法阻止其利用权力寻求更高的寻租收入。没有监督的高薪，只会扩大腐败的规模，而不是杜绝它。
你们试图区分“合法”与“非法”财富来源，结果这完全是掩耳盗铃。
朝廷的俸禄和赏赐来自哪里？最终来源是税收和垄断专营的利润，而这些是来自全体民众的劳动价值。皇帝和官僚体系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你们只是财富的分配者。
所谓“合法的”俸禄，本质是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所得的份额。它并不比商业利润更“高尚”，只是分配的方式不同：一个是依靠政治权力进行分配，另一个是依靠市场交易进行分配。将权力分配道德化，同时污名化市场分配，本质是掌握权力者对自己食利行为的自我美化。
最大的“与民争利”者，恰恰是不受限制的皇权和国家机器本身。通过沉重的赋税徭役、盐铁专营、矿产垄断，国家抽取了社会的大部分经济剩余。商人只是在权力划定的缝隙中，争夺一点残羹剩饭。你们统治阶级批判商人“与民争利”，就像巨鲸指责小鱼虾米抢占了海洋资源一样荒谬。你们通过批判商人，成功扮演了“裁判员”和“父母”的角色，掩盖了自己才是最大“竞争者”的事实。
至于你们提出的道德解决方案，属于是永远在路上、永不完结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永远有效，也永远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这本质上是道德形式主义，用文本的纯洁性来代替行为的纯洁性。
人生而平等。基于出生和等级的特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一个人享有巨额财富的理由，不应该是“我是皇帝”或“我是士大夫”，而应是他对社会做出了相应的贡献。财富的合法性，应来源于符合公平的法律规则，而非符合某个阶级的道德说教。
不能指望依靠个人的道德来完成制度的任务。一个好的制度，能够让坏人无法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会诱惑好人走向堕落。因此，你们将一切问题归结为“个人道德”的思路是完全本末倒置的。真正重要的是构建权力制衡、司法独立、舆论监督、财政透明的制度，使得任何人的财富，无论来源如何，都能被放在阳光下检视，并为其过程的公正性负责。
李宾总结：你们那套道德理论并非真正的伦理探讨，而是一套为既定权力和财富分配格局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它的主要功能是：迷惑被统治者，让其接受不平等为天然合理。自我安慰，让统治者避免面对自身行为的道德拷问。阻止任何结构性、制度性的改革，将社会问题永远引向空洞的道德教化。
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不平等看起来是自然的，让特权看起来是道德的，让压迫看起来是仁慈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你们精心编织了一层充满温情的道德面纱，背后却是冰冷的权力逻辑和阶级本质。审视你们，也是为了让我们避免落入任何形式的新版“道德神话”陷阱，坚定不移地朝着建设更加公平、正义和透明的制度方向努力。
官员们听了，少数人有醒悟，更多的是气急败坏，羞怒交加，仿佛蒙受了极大的冤屈，指责道：你们口口声声说的财税不合理，制度性腐败，是指什么？你们要是说不出来，我们今天非得以死卫道！
李宾冷笑：就让你们死的明白！
所有人都应向国家纳税。但现实中，你们特权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将税负转嫁给了最无力承担的平民。士绅官僚阶层的免税特权是不合理的。你们享有免除徭役和部分田赋的特权，这使得你们及你们的家族成为“避税天堂”，许多平民为了逃避重税，宁愿将土地“投献”给你们这些官僚士绅，自己成为你们的佃户。国家税基因此不断流失。
另一方面，你们特权阶层利用免税优势，不断兼并自耕农的土地。自耕农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主要来源。土地兼并导致自耕农破产，成为流民或佃户。国家的纳税户减少，为了维持总收入，只能对剩下的自耕农课以更重的税，这又加速了他们的破产，形成恶性循环。
结果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财富和税负极端不平衡。真正的富豪不纳税或纳很少的税，而贫苦的农民却要承担几乎全部的国家财政重压。
其次，征收体系混乱，中间环节存在巨大耗损与腐败。再则，税制僵化，缺乏弹性，不能因时因地制宜。税收制度一旦确立，很难根据经济变化或地区差异进行调整。这背后是一套“稳定”压倒“合理”的逻辑。人口会增长、流动，土地会开垦、兼并，而税册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不更新。导致“亡逃之税，邻代承赔”，人跑了，税却要邻居来赔，荒诞至极。
漠视地区差异，富裕地区和贫瘠地区可能适用同样的税率和税种，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应对突发事件，提前征收未来多年的赋税，或者增加临时摊派，这直接成为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税收形式在实物、力役和货币之间反复摇摆，转换过程往往给百姓带来巨大痛苦。最后，重人口税轻财产税：沉重的人头税迫使百姓隐匿人口，甚至“生子不举”；无论财富多寡，只看人头收税，这显然极不公平。
你们的财税制度本质是一个为维护皇权和特权阶层利益而设计的体系，而非一个旨在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财政体系。
你们的制度本身就在催生和鼓励腐败。许多时候正式官员的俸禄极低，远不足以维持其体面生活。朝廷实际上默许官员通过某些“陋规”（如“火耗”、“漂没”、“炭敬”、“冰敬”等名目）从民间抽取额外收入。这使得贪污行为半公开化、制度化，清官反而无法生存。
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负责具体执行的“胥吏”（衙役、书吏等）几乎没有正式工资。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盘剥百姓，形成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腐败生态。任何朝廷政策到了他们手中，都能变成敲诈勒索的工具。导致百姓将征税的官吏视为仇寇，抗税、暴动频发。
权力具有无限性，又没有监督：皇权之下，官员的权力几乎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百姓负责。缺乏有效的、独立的监督机制。御史监察系统往往沦为党争工具，难以有效制约官僚体系。
你们的恩荫制度使得高级官员的子孙可以直接做官，导致能力不是首要标准，出身才是。捐纳制度公开卖官鬻爵，让富豪和投机者进入官场，他们做官的首要目的是收回“投资”并盈利，加剧腐败。官员结成政治派系，提拔官员看的是派系忠诚而非才干，国家利益沦为次要。
你们的“八议”及其他法律制度，公开承认等级特权，贵族、官僚及其家属犯罪后，可以获得减罪或免罪的特权。法律制度也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工具，而是巩固皇权、维护特定阶级特权的统治手段。
不少官员听了，气的嘴唇发青，但又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只会强自争辩：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啊！
天成：你们强调道德，但将“孝”作为实现道德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即以“孝”治国。这样做对你们统治阶级的好处是什么？能回答清楚的，可免于刀斧之祸。
官员们听了，抢着陈说，但说的不够深刻，天成感到不满。有个叫李志的官员说：德是一个极其宏大、抽象且模糊的概念。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德？容易陷入空谈和虚伪的表演。孝则非常具体、直观、可考核。是否赡养父母、是否顺从父母、服丧时是否悲痛……这些都是外人可见、可评判的行为。统治者可以通过“举孝廉”等方式，将这些具体行为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整套系统变得可运作。
最核心的原因是为了家国同构。社会是宗法社会，政治结构是家庭结构的放大。皇帝被称为“君父”，是天下所有人的“父亲”。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是子民的“父母”。因此，对父亲的“孝”自然可以平移为对君主的“忠”。“孝”是“忠”的训练基础和逻辑前提。一个在家能孝顺父母的人，出门自然能忠于君王、敬事长官。《孝经》明确点出了这一点：“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通过强调“孝”，统治者实际上是在为“忠君”思想铺设一条无人可以反驳的天然路径。直接要求百姓“忠”可能显得生硬，但要求儿女“孝”则是天经地义。从这个角度看，“孝”的局限性（局限于家庭）恰恰是其政治优势。
统治者自身往往难以做到完美的“德”。历史上有太多昏君、暴君，如果治国完全系于皇帝一人的道德水准，那么政权将极度不稳定。
“以孝治天下”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它转移了焦点，将道德要求的主体从“君主”下放到了“臣民”。这套体系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尽孝尽忠，而非要求君主必须成为圣人。
理论上君主也应有“德”，其最高体现就是“以孝治天下”，做万民的表率（即“天子之孝”）。但这更多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教，约束力有限。
孝”是“德”的起点和最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强调“孝”，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这个具体的、人人皆可实践的入口，最终能够培养出具有普遍道德的顺民和忠臣，从而实现整个天下的“德治”。“以孝治天下”是方法论，“天下德治”是终极目标。
孝具有私德性，反而有助于巩固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基础；具有压制性，能培养顺服的臣民，减少反抗思想；具有等级性，完美契合了君主专制的政治需求。
也就是说：“家国同构”的逻辑，将家庭伦理无缝转换为政治忠诚，为君主专制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伦理基础。同时规避了将政权合法性完全系于君主个人道德的风险，转而要求臣民单向尽义务。
天成：“经济问题道德化”和“以孝治天下” ，内在联系是怎样的？
李志：“经济问题道德化”和“以孝治天下” 犹如铜钱的正反面，共同服务于王朝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根本目的。通过将一切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伦理化、礼制化，来规避和压制基于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和计算，从而构建一个稳定、和谐、易于统治的等级社会。
“经济问题道德化” 就是将“利”的问题（分配、借贷、贸易）转化为“义”的问题（仁政、恤民、诚信）。“以孝治天下” 则是将“政治服从”这一原本需要武力威慑和利益交换的“利”的问题，转化为基于血缘亲情的“义”的问题。
具体的逻辑连接：“孝” 的核心要求之一就是“抑己顺亲”和“同居共财”。子女必须抑制自己的个人欲望，收入和财产要归家庭共有，并服从家长的统一支配。这极大地维护了家庭经济的稳定，防止了因子女争产而导致家庭破产，从而保障了国家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强调“孝”本身就是解决家庭内部经济问题道德化的最直接体现。它用“孝道”伦理压制了家庭内部可能出现的经济矛盾。
从“孝”到“仁政”的逻辑推导。仁家的道德修养讲求“推己及人”，从身边做起。一个人对父母的感情（孝）是最自然、最真实的，然后可以将这种感情向外扩展。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一个孝子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做官自然就会体恤百姓，像对待自家老人一样对待治下的子民。皇帝作为“天子”，也要像天下人的父亲一样施行“仁政”，爱民如子。
这样一来，国家层面的经济问题（如征税、赈灾）就被道德化了：沉重的赋税不再是纯粹的经济剥削，而是“儿子”对“父亲”应尽的孝心（忠）；政府的赈灾救济也不再是简单的公共财政支出，而是“父母官”对“子民”的慈爱和怜悯。这层温情的道德面纱，极大地软化和掩盖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经济剥削。
孝”的具体表现是遵循“礼”（如葬礼、祭礼的规格）。同样，经济行为也被纳入“礼”的规范。一个人的衣食住行、车马仪仗，都必须符合其身份等级（礼制），消费不再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一种道德和政治行为。这有效地抑制了商品经济可能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冲击，用道德礼法冻结了社会阶层。
通过将“孝”与“经济道德化”捆绑，统治者获得了双重好处：减少统治成本：社会中的大部分矛盾（家庭争产、贫富纠纷）都被鼓励在道德层面内部消化（“家务事”），而不是闹上公堂，更不是上升为政治问题。国家无需建立复杂的司法和经济调节体系，大大降低了治理成本。强化统治合法性：统治者的形象从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这容易引发反抗）转变为一个道德的化身和家庭的大家长。他的权力来源不再是暴力或契约，而是“天命”和“父权”这种天然、神圣的权威。反抗皇帝不仅是政治犯罪，更是道德上的“不忠不孝”，为天地所不容。
总的来说，其内在逻辑链是这样的：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等级社会（目标）→ 必须压制基于“利”的冲突（手段）→ 将一切社会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转化为道德关系（策略）→ “孝”作为最天然、最基础、最可操作的家庭道德，成为整个道德体系的基石和起点（核心抓手）→ 由“孝”推及“忠”，实现政治道德化；由“孝”衍生出“同居共财”和“仁政”，实现经济道德化（最终实现）。
这就是用伦理温情掩盖了利益冲突，用道德说教替代了制度设计啊！
其他官员们听了气的大骂道：李志，你这个叛徒，简直离经叛道，我们今天竟受到如此奇耻大辱！有些官员不待动物们动手，竟当即撞柱自杀，以死卫道。然而更多的是等待寻找一线生机，他们又无法反驳李志，因为官员们明白李志说的是真的。
天成：那么，如何反驳这套逻辑呢？
从军民中走出一人，名字叫唐真：这套逻辑最根本的问题，在于 “范畴错置”。它错误地用处理私人领域（家庭）伦理关系的法则，去处理和规范公共领域（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问题。遵循不同规则的范畴相互混淆，其结果并非如其所许诺的“和谐大同”，而是导致了系统的扭曲、制度的停滞、人性的压抑。
其一，“家国同构”是专制的“完美护甲”。君主是“君父”，臣民是“子民”。对父亲的“孝”天然平移为对君主的“忠”。这是一种基于血缘的、无法解除、不容置疑、单向绝对的服从关系。然而任何单向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
这混淆了“可选择的契约”与“不可选择的血缘”：父母子女是天生关系，无法选择。但公民与政府的关系理应是一种 “社会契约”——政府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民权利，公民则赋予其统治的合法性。如果政府失职，公民有权批评、监督甚至更替它。而“家国同构”逻辑彻底否定了这种权利，将政治服从变为一种先天性的道德奴役。
这堵死了“反抗暴政”的伦理通道：在“君父”面前，“子民”的任何反抗在道德上都是“不孝不忠”，这为任何形式的暴政和昏庸提供了保护伞。它系统性地消灭了政治领域的批判性思维和制衡机制。
其二：“道德理想”取代“制度设计”，去掩盖和压制复杂、客观的社会现实与人性的真实需求。将国家的治理寄托于统治者的“德行”和官员的“操守”（清官政治）。这是典型 “人治” 而非 “法治”。缺乏制度的约束，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应当依赖 “即使魔鬼来统治，也能良好运转” 的制度体系。
这属于混淆了“应然”与“实然”。古代逻辑：世界“应该”是一个道德的、和谐的大家庭（应然），所以我们要把所有问题都当作道德问题来处理。但世界“实际上”是由多元利益、复杂人性和客观规律构成的（实然）。强行用“应然”去覆盖“实然”，结果必然是普遍性的伪善。人人都在表面上表演“孝”和“德”，但私下里仍在追逐利益，导致道德口号越响亮，实际行动越虚伪，也就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系统性地制造了“双重思想”。
其三：“道德批判”替代“经济规律”。将贫困、土地兼并等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为“地主不仁”、“官吏不德”等个人道德问题。这回避了真正需要解决的产权制度、税收制度、资源配置等核心经济问题。将商业逐利视为“不道德”，将技术创新视为“奇技淫巧”。完全背离了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机制这一规律。
其四：孝”的绝对化演变为吃人的礼教。对晚辈的压迫：“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极端观念，为家庭内部的专制和虐待提供了道德合法性，剥夺了晚辈的人格尊严与反抗权利。
对女性的压迫：这套体系与“夫为妻纲”结合，对女性造成了双重压迫（既受夫权压迫，也受婆权压迫）。“贞节牌坊”等就是道德化压迫女性的极端体现。
健康的社会必须将公共领域（政治、经济、法律）与私人领域（个人道德、情感、信仰）分离。治国靠的是法治、制度和科学，而非家庭伦理。做人子女讲情感和孝心，但做公民讲权利和义务。用前者规则处理后者问题，属于范畴错置，是无效的，是致命的错误。
关系应是互惠的。政府保障我的权利，我才履行纳税义务。父母爱我尊重我，我自然孝养父母。而非无论对方如何，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有权利，才有真正的义务。这是一种基于互惠的关系，而非基于等级压迫的绝对命令。
评价一个理论，要看它实践的结果。这套逻辑并没有带来永久的和谐与稳定，只是维持了周期性的僵化稳定，最终总以惨烈的社会崩溃为终点。
总结来说，基于血缘情感和等级服从的的私人领域伦理模型，来作为处理所有公共领域复杂问题的万能钥匙，从而去回避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中真正复杂和艰巨的制度建设任务，其结果就是导致巨大的灾难。
这套模式下，我们的文明很早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成熟度，但却陷入了一种“内卷化” 和 “高水平停滞” 的状态。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用伦理调节替代了技术革新，用道德批判替代了制度革命，用王朝循环替代了文明演进。所有的能量都在维护和修复这个体系中消耗殆尽，无法为文明的范式升级提供动力。
如果不能实现领域的分离，那当一方用“权利”、“法治”、“科学”、“效率”这些武器进攻时，我们却只能挥舞着“仁义”、“孝道”、“心性”这些古老的盾牌去抵挡，其结局从一开始就已注定。
天成询问怎样叫领域分离？
唐真：政治的归政治：治国需要的是基于公民权利的法治、民主和权力制衡，而非基于血缘模拟的道德服从。
经济的归经济：繁荣需要的是基于明晰产权的市场规则、科技创新和金融工具，而非基于善恶评判的道德说教。
伦理的归伦理：道德应是源于个体内心的真诚选择和美好情感，而非基于外部压力的表演性仪式。
李宾总结：这套治理逻辑预设了一个完美的“道德人”模型：人人皆可为圣贤，只需通过教化即可激发其内在的善端，从而自觉地维护伦理秩序。这种假设是唯心的且脱离现实的。人既有道德感，也有自利心，不承认人性的复杂性、自私性以及潜在的恶，天真地期望通过教化将其完全消除。将治国大业寄托于人人成圣的幻想，无异于沙上筑塔。用道德这根“细线”去束缚权力这头“巨兽”，其结果必然是制度的虚化和权力的泛滥。
天成：你们现存的其他思想体系中有反驳这套理论的吗？
侯衍回答：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那些偷窃衣带钩的小贼要被处死，而窃取了整个国家的大盗却成了诸侯，诸侯的门庭之上就有了“仁义”了。
这揭示出一个根本矛盾：权力能够篡改道德的定义。一旦掌握最高权力者自居“仁义”的代言人，他们的暴行便能被洗白为“伟业”，而弱小者的微罪却被无限放大。由此可见，所谓“道德”并不是固定真理，而是随权力而转移。
“盗亦有道”：推测屋内藏有什么财物，就是“圣”；带头先冲进去，就是“勇”；最后撤退出来，就是“义”；判断能否下手，就是“智”；分赃均匀，就是“仁”。
仁家所推崇的圣、勇、义、智、仁，不过是价值中立的技巧，可为君子所用，也可为大盗所用。道德本身并不自带好人认证，它只是工具。
仁家强调高标准的道德教化，反而催生了“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矛盾：一旦大道（自然的和谐）丧失，才需要用“仁义”来弥补；而刻意标榜智慧与道德，必然带来更深的虚伪。道德越高调，伪善越盛行。因为普通人难以践行这些违背自然的准则，只能表面遵奉、内心算计。人人争夺“道德制高点”，以道德之名行倾轧之实，最终导致道德崩溃。
当仁义道德被奉为治国根本，就会出现仁家意识形态的四大空转。道德理想和礼乐制度脱离了社会现实，成为一种纯粹的话语斗争、身份标识和政治表演，而失去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初衷。
道德武器化：道德成为士族集团之间争夺权力和声誉的工具。官员们是否“道德高尚”，不再看其政绩，而看其是否善于表演、是否得到名士圈子的好评。攻击政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指责其“不孝”、“不忠”，进行道德绑架，而真正的国计民生问题却被搁置一旁。
繁琐考据化：陷入繁琐哲学的泥潭。对仁家经典的阐释成为做官显贵的途径。学者们不再关心经典中的治国智慧，而是陷入无穷无尽的考据和诠释之争。例如，为了经典中一个字的不同解释，可以形成不同的学派，争论数百年。这种“皓首穷经”的学问，对于解决当时的自然灾害、财政危机毫无帮助，完全是一种智力与精力的空耗。
形式繁文化：形式大于内容。仁家强调“礼”，但“空转”的表现是过分强调礼制的繁文缛节，而忽略了“礼”的核心精神——仁爱与秩序。经常出现关于祭祀仪式、宫廷礼仪的激烈争论，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只为追求形式上的“正确”。这就像《老子》说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当社会需要真诚和信任时，人们却只在表面上争论礼节，这正是道德衰败的征兆。
人才虚耗化：培养“考试机器”而非治国人才。读书人一生都在练习如何用固定的格式、空洞的辞藻来阐述仁家教条。他们精于“圣贤语录”，却不通钱粮、刑名、水利等实际政务。很多官员上任后，面对实际问题束手无策。这就是典型的“内卷”——体系内的高度竞争，却生产不出真正的价值。
缺乏仁义道德只是病症，权力不受制衡与制度性不公才是病因，而仁家道德治标不治本，反而它用标榜道德的方式加剧了社会问题。
人性本朴，天真、无知无欲、完整、充满生机，人不会刻意行善，也不会故意作恶，只是自然地生长和反应，这是不假雕琢、未经污染的原始纯真状态。真正的善，是守护人性自然的生长，让人各安其性。仁义道德是人自然生发出来的情感之一，如果刻意强调这些，甚至强迫人行善，如同按住善泳者溺水，反而引发反抗。
野鸭的腿短，鹤的腿长，这都是自然天性。如果因为你觉得腿长是“善”就把它接长，或觉得腿短是“善”就把它截短，那会造成巨大的痛苦。仁家的道德教化就是这种“续凫胫、断鹤胫”的行为。
人的本性是复杂而自然的，强行用单一的高标准去框定所有人，只会催生虚伪。正如“鲁侯养鸟”：用招待国君的礼仪（酒肉音乐）来养鸟，鸟必死无疑。用仁家的礼乐制度去治理天下，也可能适得其反。统治者应效法水德，“水利万物而不争”，包容不同层级的道德表现。
问题的根源不是“缺乏仁义”，而是统治者贪欲不止、赋税繁重、法令过密。仁义不过是掩盖根源的补丁。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说明制度与口号越复杂，底层问题越严重。
治国应“无为而治”，而非执着于意识形态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消耗国力，士大夫精力耗于辩经而非民生，争论道德标准只会偏离实质问题，解决实际需求方为根本。
治本之道不在于增加教化，而在于轻徭薄赋、简政放权、顺应百姓自然的生活，让社会自然和谐流转。此即“无为而治”，才能达到“无不为”的实效。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只要这种高标准的意识形态存在，与之对应的伪善和争斗就不会停止。
仁家那套美好的道德语言和制度设计，从解决问题的方案，异化为了问题本身！行动上：不解决实际民生，只忙于道德表演和礼仪程序。话语上：不关注现实效果，只纠缠于经典诠释和派系辩驳。若要跳出这种内耗循环，唯有舍弃仁家意识形态的空转游戏，回归“实”的层面。
动物们吃惊道：你有这样的觉悟，为什么又随波逐流，不去挽救时局，反而歪曲道家思想，为自己腐化放纵的行为辩护？
侯衍轻笑一声，带着无尽嘲讽与疲惫：我自诩一世龙门，得意于口中雌黄。这身华服，这谈玄妙舌，如今看来，不过是裹着败絮的棺椁，舔舐蜜糖的毒刃。
我与我辈士人，何尝不知无为的真意是顺势而为，逍遥的境界是精神超脱？但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将无为变成了不筑堤的借口，任国家这艘大船漏水生蛀，最终沉没；我们将逍遥当作了纵情声色的幌子，在帝国的坟墓边醉生梦死。道家思想成了我们卸下责任的完美托词，这不是圣贤之道的错，是我等窃国大盗之罪，用高深的哲学为自身的懦弱与贪婪镀上了一层金。
那么，我们为何集体选择了这条绝路？是因为看透了名教的虚伪！马家拿着忠孝的剧本，演的却是弑君篡位的戏码。这仁义礼法成了他们脸上最厚的脂粉，我等名士，不过是台下被迫喝彩的看客，心中作呕。我厌恶这戏台，所以我转向自然。可我错得更加彻底——我以为拆了这虚伪的戏台，便能见到朗朗乾坤。结果呢？戏台塌了，露出的不是净土，是异族的刀锋，是弱肉强食的炼狱！我鄙夷那套礼法，并痛快地撕碎了它，却无力也无心去建立任何新的东西，只留下一片真空，任由豺狼横行。
所以，我今日要警示你们：切莫在任何意识形态的空谈中自我陶醉，而忘记了脚下现实的土地！
意识形态之争是奢侈品，生存与发展才是硬道理！ 当一个王朝将大部分精力都用于争论谁更符合道统，谁的解释更正确时，它的内部早已被蛀空。敌人不会因你道德文章做得好而停止进攻。务必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衡量人才和政策的最高标准。
思想的试金石是实效，而非清议！一种学说再完美，若不能长出粮食、练出精兵、安顿百姓，便是空中楼阁。我辈终日辩论“有”与“无”，“才”与“性”，可曾辩出一石米来救济饥民？解决实际问题的笨功夫，远胜于高谈阔论的妙文章。
我侯衍，一生聪明，堪称极致精致的利己之徒。在一个注定崩塌的系统中，用错误的思想作为铠甲，行利己之实，最终与这个时代一同粉碎。如今才懂，虚幻的意识形态大厦，在冰冷的现实铁蹄下，不堪一击。
如果当初不崇尚浮虚，而是戮力以匡天下，不至于今日。我辈享受了门阀带来的滔天权势与富贵，却将这权势对应的责任，用清谈化作青烟，一吹便散。我们骗了自己一辈子，以为不言钱谷便是清高，不论兵甲便是风雅。如今，钱谷养活了敌军，兵甲架在了我自己的脖子上，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讽刺，也是亡国最深刻的教训。
后人啊，愿你们以我为戒：永远俯下身去，倾听百姓的呻吟，解决具体的问题。这才是对先贤经世致用精神真正的继承，也是一个文明能于风雨中屹立不倒的唯一根基。莫要再走我辈的老路，那是一条用玄言诗铺就的、通往坟墓的死路。
李宾觉得这些人自诩清流，实为盗贼，应该让他们成为浊流。天成就留下唐真和李志，将其他高官投入浑浊的河水中淹死。又觉得侯衍清淡的水平高，不忍心杀死他，就让人在半夜推倒墙砸死了他。天成斥责马越祸乱天下，劈了他的棺材将其捣毁。天成又趁势进攻马家的残余势力，再次将其打败。
这时，北方的人类势力还有杨琨与侯浚。杨琨写书信给天成道：“将军发迹于黄河以北，席卷兖州、豫州，纵横于长江、淮河、汉水、沔水之间，即使自古的名将，也不能与您相比。您之所以不能拥有天下，像云聚合，若星离散，将军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全在于没有一个合适的人类主人。如果您能择明主而事之，天下就足以平定。现在授给你侍中、车骑大将军，护兽中郎将，统领内外职务，兼有人兽的封号，以表彰您特殊的才能。将军您应该接受这些，以满足远近之人对您的期望。自古以来的确没有动物做帝王的。至于做名臣，建功立业的，则有一些。”天成给杨琨回信说：“事业和功德有不同的途径，这是人类们所不知道的。您应当为本朝尽节，而我是动物，难以替他们效力。”于是送给杨琨一些名马和珍宝，谢绝了杨琨的招抚。
天成想攻打南方，但是多雨导致人畜生病的很多。有猪劝说天成不如投降人类，凭如今的实力，也可以得到富贵吧。李宾说：“您四面攻打人类，杀死的人不计其数，又掠夺人类的财产，欺辱他们的妻儿。即使是拔下您的猪毛也难以数清您的罪孽，这样的血海深仇难道能够投降吗？现在南方多雨，我们人畜不能适应，不应选择这里。漳城有牢固的地势，四塞山河，应该北撤占据它。现在人类的势力虽然同我们对峙，但他们害怕我们的军威，一定不敢追击，我们可以放心退走。”天成很高兴，按李宾的计策行动。天成北撤途中，人类都坚壁清野，导致军中缺粮严重。于是大家互相杀戮而食。天成到达漳城后击败守将，于是又有数万人投降了天成。
有些猪狗建议说应该攻下漳城。李宾就说：“漳城险峻，不能迅速攻下。如果放弃他们，他们的势力自然会衰弱。如今天下大乱，得到土地的就强盛，失去土地的就衰弱。德都依山傍险，可以将它作为根据地。再命令人兽们四面攻击，授予他们奇妙的策略，推翻将要灭亡的，保住可以收降的，兼并弱小的，攻击愚昧的，这样，众凶顽就可扫除，帝王之业就可图谋。”天成认为这个计策很好，就占据德都将它作为根据地。然后又派军队四处攻击周边的堡垒，这些人类都投降了，并送粮食过来。这样，天成就有了稳固的根据地。
当时侯浚势力强大。他看到天成侵扰他的地盘，就派段氏骑兵攻打天成。德都此时的防守还不够稳固，天成就修了双重栅栏，等待敌军。侯浚的骑兵到达后不断打败天成的军队。天成忧虑说:“现在敌众我寡，恐怕到时候不能解围，外援没有赶到，城内粮绝，即使战神再世，也没有办法了。我打算出城与其决战，大家觉得怎样？”人类中的李宾孔长都说：“听说段氏约定在下月上旬在北城决战，他们大军远来，连日战守，因我军势寡弱，以为我们不敢出战，精神上必定懈怠。现在段氏各路兵马的实力，段波最为强悍，他们精勇的兵卒都在段波处，可不要再出战，以显示我们弱小。又迅速在北垒挖突门二十余道，待敌人列阵防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段波军帐，敌人必定震恐，计策也来不及谋划，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段波军逃散后，余敌自然溃散。活捉段波之后，大势可定。”天成笑着让孔长指挥行动。然后天成亲自擂鼓呐喊，趁着段波阵势未定，孔长率领伏兵活捉了段波，其他敌军都溃散了。天成让军队趁势进攻，段氏军队惨败。大家都劝天成杀了段波，天成认为段氏与我们没有恩怨，只是受侯浚利用而已。如果放了段波，他们一定高兴，也不会再效忠侯浚。天成就收段波为义子，又与段氏讲和。此后，段氏渐渐归心天成，侯浚的势力就衰弱了。随后，天成又继续攻打不服从的人类势力，占据的地盘更大了。
当初侯浚看到马家衰微，就想自立为帝。天成打算消灭并吞并侯浚势力，但鉴于其实力仍较强，故而采纳李宾的建议，假意向王浚请降。在侯浚使者来时，他更加特意让弱兵示人，并且故作卑下，接受侯浚的书信时朝北向使者下拜和朝夕下拜侯浚送来的尘尾，更假称见尘尾如见侯浚；又派人向侯浚声称想亲至幽州支持侯浚称帝。侯浚于是完全相信天成的忠诚。然而，天成一直派去的人类使者却为天成刺探了侯浚的虚实，让天成做好了充足准备。
三月，天成率军前往幽州。天成利用杨琨和侯浚的矛盾，写信给杨琨声称要为他攻灭侯浚，于是杨琨欣然坐视侯浚灭亡都不出兵帮助。天成一路长驱直入到达幽州治所，侯浚都不派兵抵挡。侯浚的下属劝说他，但是侯浚坚信天成是来帮助他称帝的。天成担心城内的骑兵有威胁，就借口送礼物驱赶几千头牛羊入城来阻塞道路。然后进城活捉了侯浚，数落他的罪名后又将他杀害。天成担心人类的精锐骑兵有威胁，就将他们全部杀死。这样，北方的人类势力基本被消灭殆尽。
杨琨因得到部分势力的投靠而实力强大起来。正好此时有人类向杨琨求援。于是他不顾大家反对，动用主力攻击天成。天成看到杨琨的将领没有谋略，远道而来得不到休息，就决定迎战。天成假装战败，诱敌深入，然后与伏兵一起击败杨琨主力。杨琨的留守势力于是举城投降。杨琨进退无路，只好投奔幽州。
天成抓住此时的皇帝马懿，责问他说：“你们取消官员的世袭，但又保持皇帝制度的世袭，以天下之公养一家之私欲，公权力沦为维护一家私权的工具，是什么道理？”马懿回答说，“皇权是上天授予，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所以只能血统相承，才能延续不绝。而要保证官僚体系的有效运转，必须要选择贤臣来治理国家。世袭官员必然导致无能之辈占据要职，官僚效率低下，腐败横行，甚至导致王朝灭亡。“
李宾反驳说：”王朝有兴衰，新王朝总是靠武力取得天下，哪里来的神意降临呢？不过是你们粉饰政权合理性的借口而已。一个高效的官僚体系需要一个同样有能力的皇帝来指挥。然而世袭制无法保证这一点，常常产生庸主甚至昏君，从而成为整个行政系统的的瓶颈和故障点。如果不是马忠愚笨暗弱，怎么会导致权力争夺失控以至于神州陆沉呢？”
马懿回答说：“即使君权不来自上天授予，但最高权力的首要目标是避免争夺和内耗。世袭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程序化的权力交接方案。皇权的稳定是整个帝国稳定的基石。如果不采用世袭，那么内乱早就发生了。“
天成反驳说：”世袭制虽然表面上降低了因继承人不明而导致全国性内战的风险，然而你们选出了马忠，不很快也造成了全国内乱吗？在皇权至上的逻辑下，任何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确保皇帝一家独大，而不是为了天下苍生。君权世袭正是矛盾的根源，用全国内乱的风险来威胁全国人类同意皇权世袭，实质是以天下人共同承担权力世袭的潜在风险，来维护一姓之私。这就属于强盗逻辑了。靠投胎决定国家领袖难道不荒唐吗？保留皇帝世袭是权力私心，废除官员世袭是制度理性。你们对官员讲贤能、对百姓讲奉献，唯独对皇族讲血缘。公权力本当属于天下，却被拘禁于一家之私。这种公与私的对立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才是王朝不可持续的症结，才是你们失去天下的原因。”
李宾继续说：“皇权必然要求垄断权力，而官员则要求分享权力；皇帝自诩代天行事，士人却应代表苍生，那就必须对皇权进行约束；这就会导致权力分配与制衡的矛盾。而整个社会通过努力能实现有限的阶层跨越，但最高权力又是完全封闭的。这就是王朝通过向官僚系统开放贤能通道，来弥补和掩饰最高权力世袭带来的不公缺陷。但这只是体制的自我欺骗，这种开放只为掩盖封闭，一个以贤能为标榜的开放官僚系统，其最终目的却是为了维护一个封闭的、基于血缘的家族统治。这种制度上的虚伪与矛盾，终将导致血统秩序的崩溃。”
马懿不再争辩，只是强调成王败寇而已。天成总结说：“皇权世袭并非为了天下安定，而是为了家族私利。官僚择贤的理性不过是掩饰皇权世袭的不公。当制度内核是家天下，即使外壳再华丽，终究走向崩坏。权力若不能与天下共享，必终为天下所弃。”
天成又询问马懿一面宣扬道德，另一面却用霸道统治国家的原因。
马懿：大仁似不仁。表面上严厉的惩罚（霸道）恰恰是为了实现更大范围的仁政。不行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对少数奸佞、贪官、乱臣贼子施以严刑峻法，正是为了保全天下亿万黎民的安居乐业。若对少数人姑息纵容，必将导致纲纪废弛，最终受害的是无辜百姓。这是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区别。
何况纯粹的、理想的道德只适用于太平盛世。而在现实世界中，必须根据时代情况调整策略。若一味只行德教，正如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所以必须“霸王道杂之”，德刑并用，才能匡正时弊。
靠法家手段维持稳定是推行德政的前提。没有秩序，一切都是空谈。因此，任何有利于强化秩序的手段，在根本上都是符合仁家终极关怀的。
所以，对于知书达理的士大夫，以礼相待，共治天下；对于愚昧冥顽的刁民，则必须以明确的法令和刑罚加以约束和威慑。对君子用儒，对小人用法，正是因人施教、因材施治的体现。
天成嘲讽：你们实际上以仁义之名，行专制之实。仁家的核心是“仁政”、“爱民”和“道德感化”，而法家的核心是“权、术、势”和“严刑峻法”。将法家手段作为内核，本质上已经背叛了仁家的精神。
如果最终依靠的是监控、惩罚和权术，那么表面上的仁义道德岂不是成了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这非但不是真正的仁家，反而是对仁家理想最大的亵渎和利用。一个真正相信仁者无敌的君主，怎么会把冷酷无情的法和术作为真正的依靠？这只能说明，你们统治者自己都不相信仁家的那套说教能真正治理国家，它只是一个用来愚民和装饰门面的工具。
“外儒内法”的逻辑是典型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认为只要最终目标是“秩序”和“稳定”，任何残酷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如果秩序的代价是思想的僵化、创造力的泯灭和人格的奴化，那么这种秩序本身还有何价值？仁家讲以人为本，但这种逻辑恰恰是把人当成了实现秩序的工具，而非目的。用不道德的手段无法建成一个道德的社会，只会造就一个充满猜忌和恐惧的伪善社会。这好比为了健康而服用慢性毒药，最终只会与健康背道而驰。
何况外儒内法，本身就很矛盾。一个人满口仁义道德，内心却按照“法”的手段行事，这就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这套手段运用到社会上，就会导致制度性伪善，最终侵蚀社会信任。因为官方宣扬的道德准则（仁）与实际运行的规则（法）严重脱节，会迫使所有人成为“两面派”。
这套逻辑会培养出满口仁义道德、背地争权夺利的伪君子。因为升迁奖惩的真正标准是背后的法家规则，而非表面的儒家道德。长期以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会急剧下滑，人与人之间、民与官之间将失去最基本的信任。一个建立在普遍伪善基础上的统治，如何能长久？
法家手段只能短期内压制社会矛盾，但无法解决矛盾根源。矛盾会不断积累，最终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
内法的本质是拒绝批评，用强力压制一切异见。这就像用盖子捂住一个沸腾的水壶，表面平静，内部压力却越来越大。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爆炸性的革命，王朝二世而亡就是最极端的例子。这不是维护稳定，而是在酿造最大的不稳定。
外儒内法模式追求的是绝对静态的稳定，就像把社会放进一个铁笼子里。它或许能避免短期的动乱，但却以牺牲长期的发展潜力为代价。
法家的法治实际上是刑治，是用来治民的工具，而不是为了保护人类权利的准则。这种“法治”，正是典型的人治。无论是仁家的集体本位还是法家的国家至上，都严重忽视了个体的权利与尊严。
李宾愤怒质问：这套逻辑中，有个人的位置吗？个体的一切——思想、财产、生命——都可以为了所谓的大局（实际上是统治集团的稳定）而牺牲。它不承认人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财产权。这是一种与文明背道而驰的、彻头彻尾的专制逻辑。
天成总结：一个真正优良的治理体系，其“外”（公开宣称的价值）与“内”（实际运行的规则）必须是统一和透明的，其手段必须与目的同样高尚。 “外儒内法”的根本失败，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欺骗与暴力之上，这注定它无法创造一个真正和谐、持久和充满活力的文明。
马懿当然明白这一道理，但他绝不承认，因为他是专制帝王，他自然要维护他的专制统治。百姓的死活，他当然不会放在心上。
天成召集来人类和动物们，以阴谋反对公众自由和国家的普遍安全为由，处死了马懿。大家都欢欣鼓舞，夸赞天成圣明。
此时天成已经占据了北方的大半地方。于是李宾和其他动物人类们一起劝天成称帝。大家吸取教训，虽然延续皇帝制度，但皇帝由选举产生，不再实行世袭制度。天成接受建议，但是认为皇帝的称号是人类的，不足以显示它的功名。天成得意的说自己是依靠击败人类才夺取天下，将来是人类的主人，应该被称呼为“人上”，于是当夜在军中即人上位，以德都为都城，统计人类户口得到100余万户。杨琨投奔幽州后因矛盾被杀，因为杨琨的民望高，于是当地的人类多逃走了。天成趁机攻击北方还未归降的地方，不久后就统一了北方。
天成在人类建议下，定国号为“天”，称天国，天朝。又称猪类为天族，给它们都取姓为天，因为狗非常忠诚，功劳也大，所以大批官职都由猪和狗官占据。同时又授予人类中立功的人和部分有价值的人以官位，但人类大多只能担任中下层官职。当初，为了统一天下，天成大量吸收了人类中的优秀人才，这些人也确实为他统一北方起了很大作用。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天成做了很多减租缓刑的举措。然而逃到南方的人类仍然内斗不断，因而南方的普通人也厌恶当朝政权。天成趁机征发全国大军攻打南方，终于统一了全境。
天成志得意满，宴请群臣，询问大家虽是动物却能夺取天下的原因。大家都说，您虽然是动物，却颇能恪行人道，所以能拥有天下。人类虽然是人，然而多行兽道，因而失去天下。天成大笑，酒深后询问大家：“用人道夺取天下，用兽道治理国家，可以吗？”动物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酒都醒了一半。坐在低处的人类谋士范文成笑着说：“有什么不可以呢，天下是人上您的天下。侮辱人类的妻女能忍，刨了人类的祖坟能忍，掠夺人类的土地能忍。这样的种族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有动物反驳：“人类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忍无可忍时，不就是我们亡国之时吗？”范文成回答：“这个过程通常很久，往往在300年左右，只要人类有口饭吃，就绝不会造反。我们只管当代的事情，只是享乐有什么不好呢？”有些动物仍然犹豫不定。范文成再次说：“我们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大家听了，人类官员和动物们都齐齐鼓掌，手舞足蹈起来，乐师们也配合奏乐着，宫殿内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天成私下又对动物们说：我们依靠人类，顺应人道才能夺取天下，但是我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统治。然而之前的那套道德系统已经行不通了，我们必须寻找一套更有说服力的理论系统来帮助我们统治国家。
天成当然看清了制度的问题，但若以为他必然会去纠正，那就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权力的运作，从来不依赖道德，而是服从利益。如果某个制度的不合理，恰恰能成为他稳固权力的工具，他很可能会选择保留下来，而不是废除。
很多人明白普通人在利益面前会做出自利的选择，但他们却固执地相信领导者会例外，仿佛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就会自动以天下为公。这种幻想才真正危险。人心并不会因为权力的提升而得到净化，道德的高低与权力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权力不仅不能过滤掉不道德者，反而往往会吸引那些最无所顾忌、最擅于权谋的人向上攀爬。
权力不会自动生出道德，它只会放大人性。如果人类把希望寄托在权力的道德幻影上，他们注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真正能约束权力的，不是幻想中的善意，而是制度性的限制与监督。忘记这一点，便是重蹈覆辙；记住这一点，才可能避免悲剧重演。
人们常常误以为当权者天生具备美德，事实上恰恰相反。当权者之所以展现出道德，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不行德政会引起政权动摇甚至崩塌。道德只是维系统治的必要条件，是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真正迫使统治者表现出道德的，是人类的力量与社会压力，而不是统治者自觉为天下苍生着想。很多人往往在这里因果倒置，把被迫的结果误解为主动的选择。如果有条件在不讲道德的情况下仍能稳固统治，那么绝大多数当权者绝不会选择行德政。
因为道德不是权力的本性，而是权力的代价。
天成查看《害人总经》，发现里面已经记录了自己这段时间害人的办法，但是离完整还有很多。天成召集猪狗们和人类官员讨论害人、控人、整人的办法，猪狗们想起当初人类的行为，都非常愤怒，但认为当务之急是应该巩固它们的地位。于是在各地贴大标语：“猪做主子狗当官”，又将这句话印在纸上，每次有人类参加的会议上，就发给人类看。猪狗们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害人，就讨论出来说：“只要是以前人类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不执行；只要是人类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反对”，即两个只要。天成怕部分猪狗不理解，总结说就是不干人事。
动物们想要剥削人类，夺取人类的财富，但又不想人类反抗。
人类谋士商仁献计，1愚人：统一思想。2弱人：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3疲人：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4辱人：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5贫人：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人穷志短。贫穷不可怕，怕的就是人穷志短。连志气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奋斗的方向。动物们听了，纷纷感慨道：论害人的办法还得是人类擅长啊！天成认为这个计策虽然好，但是想要在不丢失政权的情况下，恐怕需要近百年才能办到 。
商仁继续说，治理国家，希望人类能够听使唤，而不希望他们违抗。如果单单依靠恩德来驾驭他们，有的人会感动顺从，有的人却可能抗拒反叛；如果依靠刑罚来约束他们，那么人类就会普遍畏惧，不敢触犯法令。但刑罚的真正作用，不在于不断数落他们的罪状，而在于让他们始终心怀畏惧。因此，兽道制定法律，不是为了让人类都能遵守，而是为了让他们必然会触犯。法律如果繁琐细密，人类必定难免犯错；法令如果模糊隐晦，人类就会不知该如何行事。这样一来，人人都会犯法，人人都会心怀不安。
人上并不需要把所有人都治罪，只要挑出一两个人加以惩罚。看到的人会害怕，听到的人会警醒。剩下的人虽然同样有罪，却因为侥幸逃过惩罚，反而更加惶恐，想着如何保全自己，不敢有任何异心。这就叫做“惩罚一个以威慑百人，用法律来控制大众”。所以说：法律不能太简单，太简单则人类安然无惧，反而轻视人上；刑罚不能太明确，太明确则人类有办法规避。只有让法律繁多而不可预测，才能使人类统统陷入其中，这样人上就能完全掌握他们。刑罚并不是为了对付坏人，而是为了用来控制所有人；法律也不是为了追求公平，而是为了稳固统治。
因此，兽道制定法律，重在能否为己所用，而不在于是否人人可守；重在能否震慑人心，而不在于是否绝对公正。只要人类没有不犯法的，那么人上就没有不能控制的。所谓“让人类都带着罪责，来成全人上一人的威权”，就是这个道理。法律一旦让人人有罪，它就失去了作为规则的意义，转而成为权力的枷锁。人人犯法，唯有权力无罪。那么人们不再惧怕罪恶，而只惧怕权力。人人都是罪人，正是统治者最大的安全感啊！动物们听了都觉得有道理，感慨道这哪是天国，这是罪国啊！
商仁又私下向天成建议说，治理臣子，要的是让他们听命，而不是让他们自立。臣子若有才能和势力，如果薪水优厚，生活无忧，就不会依赖别人，心气自然高傲，甚至敢与人上抗衡；但如果薪水微薄，连养家都不足，就必然要从别处捞取利益，于是就会染指贪污，心中带罪。
所以，兽道在定薪水时，不需要给得丰厚，反而要让它偏薄。薪水若太丰厚，臣子自感安稳，就难以被控制；薪水若太微薄，臣子必然想办法从人类处搜刮，于是人人都有把柄，人人都犯了罪。这样一来，整个政府里没有一个清白之人，但也没有一个不害怕人上的人。
人上不必对所有的贪污都去查处，只要挑出一两个加以惩治即可。其他人见到后，就会想到自己同样有罪，从而心怀恐惧，竭力讨好人上，以求苟全。于是形成一种局面：用饥饿逼他们伸手，用法律抓住他们的把柄。
所以说：薪水不能太厚，太厚则臣子有恃无恐；法律不能太宽，太宽则臣子敢为所欲。只有通过薄薪让他们不得不贪，再用法律随时治罪，他们才会在威慑下唯命是从。这样，虽然政府看似满是贪官，但却没有一人敢反叛人上。
因此，所谓兽道治理臣子，不是为了让他们廉洁，而是为了让他们心怀畏惧；不是为了根绝贪污，而是为了把握他们的把柄。只要臣子人人带着罪责，人上就能安稳无虞。所谓“让臣子有过失，才能成全人上的权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人上要的不是廉洁，而是把柄。一旦人人有污，权力便掌握在人上手中。清官可独立，贪官才可操控。能做到这样，人上的位置就稳固了啊！
天成听后大喜。天成又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类，但人类的力量往往是分散的，缺乏即时的组织能力。因此，从短期治理的角度看，统治者并不一定需要直接向人类负责，而是依赖于官僚体系来维持秩序和社会运行。只要官僚阶层忠诚且高效，就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替统治者屏蔽社会不满，维持表面上的稳定。
然而，从长期来看，人类才是政治权力真正的根基。官僚体系能够执行命令，却不能创造合法性。如果统治者忽视人心，只依赖官僚机器来统治，就如同一棵大树失去根系，虽然枝叶仍能短暂繁茂，但其内部已逐渐空虚脆弱。最终，丧失民心的政权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合法性危机，走向衰亡。然而，天成正是要用兽道治理国家，因为它自己就是特权最大的受益者。商仁的理论的正中下怀。
螃蟹说，我们是一种低级动物，我们的神经系统很简单，以至于我们在蒸笼里被慢慢蒸熟的时候，会一直往嘴里塞旁边的姜丝，我们只是觉得不舒服，我们以为，吃点东西就好了。应当把人类培养成思维简单的生物，那些正在吃姜丝的人看不见自己的蒸笼。
牛说，我们被套上犁。主人用鞭子抽打，我们只会低头拉动泥土。有人说远方有草原，但我们不敢抬头张望。我们告诉自己：把地耕好，就会得到一捆草。只要足够努力，就会拥有想要的明天。
鱼说，有同类生活在渔网中。渔网越收越紧，我们挤在一起窒息，却还安慰自己：水流还在动，说明我们还自由。偶尔有同类被拉上去，我们说，那只是它的命不好。于是我们继续摆动尾巴，仿佛依旧在大海里游。
羊说，我们天性温顺。狼来了的时候，我们只顾着低头啃草。即便前面的同类被拖走，惨叫声就在耳边，我们也不敢抬头。因为我们相信：只要自己不抬头，就不会被狼盯上。于是我们一边吃草，一边安慰自己：草还很嫩，风景也很好。
蜜蜂说，我们终日忙碌，搬运的不是自己的食物，而是主人的仓库。我们习惯了排队，从不质疑方向。
马说，我们跑得快，却总被套上缰绳。主人牵向哪，我们就往哪奔。久而久之，我们以为缰绳就是道路。
狗说，我们对主人摇尾巴，即使主人有时踢我们一脚。我们自我安慰：“他只是心情不好。”久而久之，忠诚成了枷锁，狗觉得只有摇尾巴才是安全的。
驴说，我们被拴在磨盘旁，绕圈子走了一生。我们以为自己在走一条无尽的路。直到倒下那天，我们才明白：原来我们从未离开过原地。
天成总结说，动物因为天性受限，人类因为思想受困。动物的牢笼看得见，人类的牢笼藏在心里。如果人类不能认清自己的牢笼，那么与这些动物，并无区别。我们正是应该使得人类永远无法认清自己啊。
人道重实际而恶虚名，兽道则受虚名而得实祸。有人类官员说，为了使人类安于现状，还应当培育人类的精神胜利法。当初英法联军攻入京城，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文武百官考虑反击的方法，他们决定借鉴晏子使楚的故事。让英法联军代表从边门进入签约场地。边门是下人和畜生进的门，从边门走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羞辱。结果是，英法联军趾高气扬的从边门进来，自得意满的签订了条约，又大摇大摆的拿着数以万计的真金白银离开了，他们根本不屑于计较从什么门进出。但是整个朝廷文武大臣轰动了，他们嘲笑洋人根本不懂文化，受尽了愚弄还不自知，大家奔走相告，洋洋自得，庆幸又获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又有人类官员说，底层人过得异常艰辛，领着勉强糊口的薪水；他们在拥挤的出租屋里度日，却看不见所谓“国家繁荣”的一点影子。照理说，他们理应愤怒，理应怀疑这种“繁荣”的意义。可事实往往相反，他们口中最响亮的字眼，却是“自豪”和“强大”。
这并非荒谬，而是人性的必然。个体在现实中失落了尊严，便会本能地寻求补偿。若个人无法凭财富获得安全感，也无法凭地位赢得尊重，那么他只能把自己寄托于更庞大的符号之上。国家，恰好充当了这个符号。它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让卑微的个人在其中映出“伟大”的幻影。一个在尘埃里挣扎的人，只要将身份与国家绑定，就能在心理上化身为“强国子民”。这种心理补偿虚幻而轻易，却往往牢不可破。
制度与叙事又不断加固这种幻象。课堂里反复讲述民族的复兴，媒体里铺陈国家的荣耀。个人的饥饿与孤独被叙事消隐，个体的痛苦被宏大化为“牺牲”。久而久之，穷困不再被看作压迫，而被包装为荣耀的代价。他们可以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却坚信自己在“共同的殿堂”里占有一席。
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贫穷，而是贫穷背后的清醒；从来不是抱怨，而是抱怨的凝聚。于是，只要不断制造国家强大的符号，就能把清醒化为麻醉，把凝聚化为分散。导弹的升空比一个人能否吃饱更具“意义”，奖牌的闪光比人类的汗水更具“价值”。国家被塑造成一个庞大的避难所，掩盖着无数个体无处安放的命运。
然而，虚荣不能当作粮食，幻象无法抵御饥饿。再坚固的幻觉也会在时间中龟裂。一个国家若让民众只能靠虚拟的荣誉来维持尊严，那么它收获的不是永恒的忠诚，而是延迟的清算。当幻象耗尽，人们才会突然意识到：他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披着荣誉外衣的苦难，而是可以落在自己生命里的安全、尊严与幸福。
真正的强大，不在宏大叙事的高楼上，而在千千万万卑微个体的生活里。若个体依旧在泥泞里挣扎，那么国家的荣光，只是一场虚伪的幻影。
天成说，兽道正是我们享受特权的基础。国家缺乏有效的民生改善手段时，“宏大成就”就成为我们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更何况，一定程度的国家强大也是必须的。弱势群体越缺乏自我保障，就越依赖国家的力量。即使他们在国家机器中被剥夺，也愿意通过“国家强大”来获得安全感。
大家继续讨论说：“人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那么兽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成有鉴于人类当初剥削底层的历史，又借鉴北国的制度，搞出了一个同富主义理论，把国家性质称为人类主义国家。天成说：“动物们和底层人类生产了大量的财富，却被少部分富人夺走。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限制人类剥削阶级的权力，办法就是由国家掌握权力，并且剥夺作为生产资料的一切私有财产。在人类主义国家，财产所有者原有的权力转移到国家手里。在理论上，国家是公道的，是为全体成员的利益服务的。然而，国家却实际优先为我们的利益服务。而且人类主义国家的官员对于人类的支配权力，即使同人类国家里最贪婪的资本家比起来，都不知还要大多少倍，这是因为人类主义国家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竞争的程度，而资本家却不容易做到。”动物们都说这样很好，打着为人类服务的旗号，轻易就能剥削人类。只要把好话说尽，就可以将坏事做绝。事后再将历史美化，向人类的年轻一代教育美化过后的历史，那么这种剥削就不容易造成巨大影响。
天成说，在人类社会，区分国家与政府是防止权力滥用的关键；而对我们来说，混淆二者则成为维系统治的重要手段。
统治者最喜欢人们把“国家”与“政府”混为一谈，因为这样一来，它就能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国家利益”，把自己的错误掩盖在“国家尊严”之下。只要有人质疑，它立刻可以指控为“不爱国”或“危害国家”。这种偷换概念的技巧，让政府把本应可以讨论、可以纠错的政策，变成了不可触碰的神圣禁区。严重时，政府失误无法被正当批评，使“反对执政集团”被扣上“反国家”的帽子。
事实上，国家的存在远比任何一届政府更长久。政府只是国家机器的临时操盘手，它随时可以更换，而国家不必因此消亡。真正的爱国，恰恰是在必要时敢于批评政府、纠正政策错误，使国家走向更好。把政府等同于国家，其实是把短期的统治集团凌驾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之上。
国家好比一栋楼，人类是业主，政府则是受托来打理的物业。按理说，楼是人类共同修建的，产权属于业主，物业只是业主雇来服务的。可现实却往往本末倒置：人类建好了楼，却反被当成租客；物业原本只是从人类中推选出来的管理者，却鸠占鹊巢，自封为房东。尤其当物业是靠暴力手段夺权上位时，它更会把这栋楼视作自己的私产，而不是全体业主的共同家园。
要是有人敢抱怨电梯坏了、治安差了，物业立刻就说：你这是在抹黑整栋楼！在破坏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再不识趣，就把你赶出去，让你连住的资格都没有。
于是，楼明明是人类的，政府却硬要当房东。很多矛盾的起源，都在物业想当房东的过程中和当上房东之后的所作所为上发生。政府如果不摆正自己的角色，那就会给人类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无论动物们的意识形态或修辞是什么，它们在世界各地的议程一向是：代替别人做决定，并管制他人的生活。
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动物们向人类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类。并且通过法律规定：最高权力机关名为中央人类大会，其他机关由人类大会产生，并向它负责。但实际上，动物们根本不遵守这个法律，因为动物们制定的法律是用来治理人类的，不是用来约束它们自己的，动物们有自己的一套不成文法和潜规则。事实上，最高权力属于同富团，且高度集中于“皇帝人上”天成手中。同富团的领导机构则名为人类局，重大事项先由人类局确定，再通过人类大会或政府程序确认。这意味着人类大会更多承担程序性确认和监督职能。动物们宣称目标是为了实现同富主义，但由于生产力的限制，目前国家属于人类主义国家——是同富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动物们此后也都自称为人类者。
很多人类始终不明白，如果你给了政府足够的权力去创造 “社会正义”，那么你就给了它足够的权力去创造专制。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因为忽视了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天成自身对人类的情感是复杂的，天成被圈养时，一度感到幸福，但自己将被杀的时候，又感到愤怒绝望和痛苦。当开智后，看到人类特权阶级剥削底层人类和动物的历史，它又非常厌恶上流人类 。但如今已成为人类的主人，天成就想使得这个动物政权千秋万世。
天成看待人类，就像当年人类看待动物那样。人类把牲畜喂得膘肥体壮，看似关爱，实则是为了让它们更好地被利用——肉更嫩、奶更多、皮更厚。天成深谙这一套逻辑。它明白，若要长久地剥削，就必须先让被剥削者活得像是被善待着。
人类对动物有没有感情呢？有的，于是出现了宠物——人类会对猫狗流露出温情，甚至超过对同类的关怀。然而这种感情，一旦与利益冲突，也会瞬间崩塌。天成从这点悟出一条铁律：统治与剥削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它们往往要与温情和仁慈一起包装出现，才能更稳固地存在。
因此，天成既要剥削人类，又必须先“养肥”他们——给他们幻觉、给他们秩序、给他们一点点希望，让他们在被剥削时仍以为自己活在幸福中。它心中念着那句古老的训诫：“欲先取之，必先予之。”但在它嘴里，这句话的意思早已被改写成新的统治箴言：“欲剥其肉，先得其心。欲取天下，先予幻梦。”
饥饿者会反抗，满足者才会顺从。天成要让人类在受控的安逸中慢慢钝化，逐渐失去反抗的力气。天成常说：“人类当年驯化动物，如今轮到我们驯化人类。这是自然的报应，也是历史的进化。”它自视为历史的继承者，甚至觉得自己比人类更理性——因为它懂得如何让剥削披上温情的外衣，让奴役看起来像幸福。
于是，新的秩序稳固了：猪狗们坐在高台上制订政策，人类在田地与工厂中忙碌；猪狗们讲仁义、讲平等，却始终站在政策之外。天成望着那些勤劳的人类，心中浮起一种满足的笑意——那笑意中既有怜悯，也有冷酷。
天成非常清楚这一点：在人类社会里，生产力越发达，贪腐的土壤反而越肥沃。蛋糕变大时，偷食的人更多，却因人人仍能分得些许残羹，便少有人愤而推翻餐桌。财富的增长，往往不是清洗制度的契机，而是腐败的遮羞布。人能忍受的贪污，不取决于法律的严苛，也不取决于道德的崇高，而取决于他们是否还能活下去。因此，腐败的危险并不在腐败本身，而在于它突破了民众的忍受极限。当温饱尚可维持，腐败只是潜规则；而当生存被动摇，腐败便立刻化为导火索。财富的增长缓冲了愤怒，却也让制度的毒瘤更深地扎根。于是，一个社会或许能在繁荣的表象下长久延续，但在这延续之中，早已埋下了它最沉重的隐患。但还是那句话，对统治者而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天成想要更好的享受特权和物质生活，就得提高社会的生产力。但它不想用过去人类的办法，天成有自己的一套国家计划理论。
国有化运动很快就来临了。为此，国家先实施了土改运动，将农村人口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将人类大地主土地收归国有，并分配给人类无地少地农民，同时组织运动批斗地主，又将一些关键商业资源国有化。然而，这些措施既使人类残余势力不满，又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恐惧感。于是，人类残余势力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进攻这个新生的政权。天成为了应对严峻的局面，推行“战时同富主义”，对经济实行了全面国有化，以此来集中全国所有资源对抗境内外势力。天成又提出了“土地归农民，工业归工人，和平归人类”的口号，过去中下层人类饱受上层剥削，因而这个口号吸引了很多人。天成又通过“阶级敌人”标签，把地主、富农、官僚阶级定为反革命对象，动员底层民众支持自己。经过6年艰苦斗争，反对势力基本被肃清完。
人类主义制度的初衷不是为了人畜共同富裕，而且这套制度本身就有天然的缺陷——政府的富裕靠的是人类提供的税收，尽管政府也提供安全保障、公共秩序和权益保障，但是人类将权力让渡给政府后，政府的权力马上就膨胀到不受监督，所以通过各种手段增加政府收入总是会成为财政缺口下的优先选择。
天成想要剥削人类，却也明白：如果人类过度贫困，就无物可剥。如果国家陷入动荡，它的统治也会动摇。尤其是在西方世界虎视眈眈、舆论和贸易压力接连不断的情况下，它担心这座“天朝政权”难以长久维系。要想稳固地剥削，就必须先让人类“有被剥削的空间”——这成为天成治理的核心逻辑。
至于“共同富裕”的解释，天成另有一套说辞。它认为：国家的富裕，就等于人类的富裕。虽然这听起来有些勉强，但天成知道，总会有许多人类因为国家强大而感到自豪，即使他们自己依旧贫困。那种“与有荣焉”的幻觉，足以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现实的不公。而更重要的是，史书会记下的是国家的辉煌，而非个体的饥饿。只要能在史书中留下“盛世”的名号，贫穷便可以被解释为“建设中的代价”。
当然，天成也幻想过真正的共同富裕。毕竟，当站上权力巅峰后，谁不想流芳百世？谁不想在自己的指导下，让天下安宁、百姓丰衣足食？但它很快意识到——国富与民强之间，总存在一种深刻的张力。国家的强大往往以民众的牺牲为代价，而民众的富足又容易削弱国家的可控性。
在这两者之间，天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不论人类如何，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须存在的。”这是它的信念，也是它的辩解。于是，为了迅速对抗西方、实现“制度自信”，天成开始推行更为激进的国有化措施。“跑步进入同富主义”成了官方的指导思想。大大小小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国营工厂接连建立——表面上是迈向共同富裕的路径，实际上却成了天成掌控人类经济命脉的手段。
天朝的建立和内战的胜利，使得天成的威望到达顶点。人类相信，他说的就是历史的方向。天成担心西方世界会从思想上攻击天国，为了能开展更大规模的计划，一场统一思想的运动先展开了。天成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多人类信以为真，写信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矛盾。天成将这些人全部打成右派分子，并要求全国按照比例抓捕右派人类，最终，50多万人被抓，其余人类和动物们都噤若寒蝉。整个天国的空气凝固成一种单一的节奏：一切都听从最高领导人上天成的声音。
天成常在深夜踱步。他觉得自己一生的事业，已经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旧王朝被推翻，新政权站立在大地上，铁轨向四方延伸，农田里长出金黄色的麦穗。可是，天成并不满足。他心中的野心，是要让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最短的时间里赶上西方，他不仅要证明动物也能创造伟大国度，还要当世界的人上。难道只有人类能搞好经济，我就不行？战后经济领域话语权的减弱，使得天成颇为不满，一向在军事上纵横捭阖的天成无法接受这种情况。这无限扩张又具有绝对排他性的权力欲像洪水猛兽一样推动着席卷全国的大运动汹涌到来。
但天成认为，用人道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历史证明人道办法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大的突破，天成心中，有自己的一套兽道理论。尤其是对于计划部分，天成想出了两本账理论。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须完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达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期成的计划往往比必成的计划高出很多。天成知道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地方也会主动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必成计划就是中央的第二本期成计划；地方的第二本期成计划又得在中央的基础上继续加码。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这样对内对外就有了两套数据，这里的对内，不包括普通人类，而是权力阶级。而对内也非一视同仁，不同级别的官员可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
也就是说，关于统计数据，政府有几根舌头，由哪根舌头说话完全视政治需要而定。这样中央就有了很大的灵活性，即使犯错了，也可以将错误推给地方；反之胜利了，那自然是中央领导有方。人道认为人无完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政治也一样。天才就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天成代表的中央是必须一贯正确且绝不能有任何哪怕微小的错误的。只有中央一贯正确，才能保持政府的权威和稳固。但世上哪有一贯正确的呢？两本账很自然的应运而生，既然无法一贯正确，那就要做到一贯表面正确。在政治领域，天才表面搞同富主义，实际上还推行封建极权主义，是达令加始皇模式。任何制度或者技术，都首先需要适应于政权，否则，这些事物就会被抛弃。人道强调知行合一，天才就认为兽道的知行不一才符合现实，才是政权的解释，才有利于政权的稳固。
天国成立之初，北国就是榜样。北国的五年计划、工业化、钢铁的奇迹，成为天国干部们津津乐道的“捷径”。天才手边放着一份刚刚汇总的国民经济报告，字里行间都是数字——产量、增长率、完成率。前年，工业增长了31%，一串亮眼的数字让他心潮澎湃。但随后的反冒进，让他觉得有人在拉后腿。
“ 有人说要稳！”天成放下茶杯，目光凌厉，“可是再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能超过北国？什么时候能赶上西方？天国要有志气！”屋里一阵沉默。坐在下首的伍忍轻声提醒：“粮食紧张，市场也有波动，或许还需谨慎……”话音刚落，天成不满道：“过于谨慎，把大家的劲头都压下去了。要多、要快、要好、要省！不是又少、又慢、又差、又费！”
随后在会议上，伍忍肯定之前的成绩是一个飞跃的步骤，提出要继续取得一个大的飞跃。天成对这种说法很满意，认为飞跃这个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极大的鼓舞了士气。但得知是伍忍提出后，又心有不悦。不过，大飞跃仍然被采纳成了口号。
受到北国的启发，天才提出了15年赶上西方的口号。随后，中央就公布了这一目标。冶金部长抓到进步机会，提出10年就能超过是比较现实的目标。天成本就对“钢铁元帅要升帐”充满执念，这番表态正合心意。他点头称赞，号召其他部门要向冶金部学习。这一观点被天成全盘接受。基于这一观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同富主义的总路线很快就通过了。其他干部也不甘落后，又提出了7年就能超过的观点，并得到了冶金部长的发言论证，且加码认为五年可赶上西方。
尽管天成稍作保留，仍提出了7年赶上西方的目标。天成并非不知道困难，但在一片坚决能办到的呼声中，他的顾虑被压下了。原本的政策目标，并不是以科学调查为依据，而是在表态竞争中被一层层拔高。每一个数字都不是专家算出来的，而是干部们为了表忠心，为了不显得落后，硬生生喊出来的。当这些目标被整理成文件、送上报纸时，它们就成了天国必须执行的政治任务。至此，大飞跃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西方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于当最终签字报告呈给天成时，赶上西方的时限竟然一缩再缩至两年。目标至此成了数字游戏和政治口号。
天成和一些动物们陶醉于它们的美好愿景，却看不到它们正在现实世界制造的丑陋现实。
刚刚结束的反右运动，已经让所有人明白，谁要是泼冷水，谁就可能被扣上右倾保守的帽子。因此很多动物们认为，经济政策议题是检验忠诚的试金石，而不是那种是否可行的事实问题。与会的干部们心里清楚，这些目标脱离实际，但表态时谁也不愿落后。大家心里都在想：“指标报低了，显得我不积极；报高了，反正可以靠统计数字填上。”随着决策的形成，口号成了最有力的武器。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跑步进入同富主义！”
这些口号被刷在城墙上，被喊在田野里，被写进日报头版。它们既是动员令，也是政治正确的标识。干部们发现，喊口号比种庄稼炼钢铁来得容易；人类则明白，口号喊得不够响，就意味着立场不够坚定。整个社会，被裹挟进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目标越高，口号越响；口号越响，目标就被逼得更高。
天成并不是完全盲目，他心里也闪过过怀疑。但每一次，当他走进会议厅，看见部长、省长们激情洋溢的表态，看见成堆的“捷报”文件，他的疑虑都会消散。“人类需要信心，干部需要方向。数字大一点，不要紧。关键是要鼓足干劲。”——这是天成在一次批示里写下的话。他相信，只要大家敢想敢干，现实终会追上口号。然而，事实却是：口号决定了政策，政策反过来要求数字配合，数字再去指导生产。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口号的繁荣。于是，大炼钢铁的狂潮开始了。但没有人敢提醒：全国总共的铁矿储量、焦炭供应、运输能力，根本无法支撑这个目标。
不久，在全国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土钢炉像领导的欲望一样疯狂冒出，企图在田间炼钢铁。砖头、石块、泥土临时垒砌，烟囱里冒出滚滚黑烟。全国几千万人都被动员了进来。干部们组织动员：“宁可少种一亩粮，也要多炼一炉钢！”标语贴在村口、校门、厂墙上：
“钢铁元帅要升帐！”
“放下锄头上战场，男女老少炼钢忙！”
“一天等于二十年！”
铁器不足，老百姓只得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农具锁链，统统交出来。有农妇抱着铁锅，眼泪直掉，却还要在干部面前喊：“为了同富主义，献出铁锅算什么！”夜晚的田野，火光冲天。白天劳作的农民，被召来继续轮班烧炉，困倦得眼皮直打架。但产出的铁块，多是粗糙脆弱的废铁，连做钉子都难。但干部在检查时却拍手大笑：“好！这是人类的干劲！”没有人敢说真话。报告写上去的是：“超额完成！”、“产量突破！”、“前无古人！”
就在全民炼钢如火如荼之际，另一个更宏大的实验也在展开。中原地区率先成立人类公社。消息传到北京，天成大为振奋，立即批示：“人类公社好！”不久，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县并区，区并乡，乡并社，社并大社。短短几个月，全国几十万农业合作社，被合并成两万多个人类公社。口号传遍大街小巷：
“一大二公！”
“公社好，公社妙，公社使得人欢笑！”
“同富主义就是天堂，人类公社就是桥梁！”
公社成立后，最先推行的是“大食堂”。锣鼓敲响，人类簇拥进新建的食堂。干部宣布：“以后吃饭不要钱，管饱！”锅里煮着小山般的米饭，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大家敞开了肚皮了吃，人类那能想过有这种好日子，人人都兴奋，喊着：“吃饭不要钱，干劲翻一番！”但好景不长，问题显现：粮食储备并不多，大家拼命吃，浪费的也多，一段时间后便把仓库掏空。后来食堂里的饭菜越来越稀，最后要用红薯叶、野菜充数。农民心里嘀咕：“还不如在家里吃。” 但谁敢说出口？说了，就是“不相信公社”。
何况各地情况不一样，有些山区办了大食堂，大山里的人为了吃饭不得不提前1到2个小时，这导致每天吃饭光路上就得来回4个小时左右，非常不方便。大食堂不仅没能改善人类的生活，反而造成了粮食的极大浪费，也是后来全国性大饥荒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天成对大食堂一直心心念念，成地的一把手庆丰为了迎合天成，在后来大食堂逐渐解散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当地的人类继续深受其害。
另一方面，人类公社制度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又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极端的平均主义下，也导致了人类生产积极性低。
5月份，天成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飞跃”的高潮，同时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亩产数字也被不断推高。
6月，《人类日报》开始登载农业“放卫星”浮夸报道，大飞跃运动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平原省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当时即使是最好的高产实验田实际亩产也才千斤，条件好的地方亩产也才在3到500斤。 此后《人类日报》经常报道某某公社农业放卫星。8月，《人类日报》刊登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当月，北河会议上，天成设立的最高议事处人类局估计当年天国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6000至7000亿斤，比去年增产60%至90%，后来又加码到7500亿斤，而实际上当年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10月，天成两个月前直接视察过的村子报出了天大的数字：“亩产12万斤。”
成地有地区在大面积丰产上要“元帅升帐”，同时在发射高产“卫星”中也要在成地领先。从收早稻开始，与附近的地区竞争，发射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为了开展发射水稻“卫星”的竞赛，他们专门竖立一个长十几米，宽数米的“卫星发射台”。每次发射一颗高产“卫星”，就使用一个装饰性的彩色水稻牌悬挂在“卫星台”上，象征“卫星”升起了。水稻牌的大小会随着产量的高低而变化。随后，“卫星台”上的水稻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当年，该地区共发射水稻“卫星”41个。8月，该地区一农业社居然出现亩产稻谷4万多斤“大卫星”。验收上报的总产量为45262.8斤，平均亩产45217斤，超过东方红三社的水稻大“卫星”2187斤，超过实收总产量26000—27000斤，超过当地水稻正常单位面积产量的77－88倍。实际情况却是当地工作人员趁在晚上田间灯光较弱，人多手多，校收人员难于察觉的情况下进行偷梁换柱：
将移栽日期比实际移栽期提早一个月，隐瞒移栽水稻已半吊黄熟重要情节。
从其他田收打进仓的黄谷秘密运到验收现场，冒充“卫星田”稻谷过秤。
将一箩谷重复称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称为“转转秤”。
《人类日报》和新人社的虚假新闻也充斥报纸的各大版面，农业高产“卫星”层出不穷。仅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类日报》经常在一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夏收小麦创高产的新闻，小麦从6月的2015斤攀升到9月的8585斤；秋收开始，《人类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从7月的3275斤疯涨到9月的60437斤。数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脱离实际，这些不过是领导的幻影。
其中最著名的是清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类日报》上发表了通讯报道，报道中说天成对当地进行了视察。天成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其他领导到清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不仅是天成陷入了狂热，整个领导阶层都沉迷于冒进的氛围中。实际上，清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地方官员的数据造假本来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造假即将导致席卷全国的大灾难的到来。
那么这种虚报高产有没有现实依据呢？又是如何应对上级检查的？
原来，当时北国的“密植高产”理论与李森科主义在天国被大力宣传，李森科主义认为作物可以迅速适应环境变化，适合农业的阶级斗争，尽管有反对者认为李森科在为“神秘主义、愚民政策和落后”辩护。李森科声称已经开发出根本上大幅度提升作物产量的技术，包括春化现象、物种转变、后天特征的继承及无性杂交。他特别推崇其中的春化技术，认为将小麦种子暴露在湿度高、气温低的环境中，可以大幅度提升作物产量。不过这种技术并不算新鲜，产量也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后来声称自己能够将硬粒小麦转变成普通小麦，只需要两到四年的秋种即可。但这也没能实现。出于宣传的需要，李森科主义尽管后来被抛弃，但当时被不少国家的政府大力宣传。再加上天成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高产实验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小麦、稻谷等作物被要求一亩地种几倍于正常数量的种子。甚至有的地方稻谷本应一亩插秧几千株，却被强行插到十几万株，田野被插得密密麻麻，稻秧像是硬生生铺上去的草皮。旁边的大喇叭正响着：亩产万斤不是梦！结果却是过密种植导致作物争水、争肥、争阳光，反而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
由于层层加码的指标和政绩竞争，虚报风极其严重，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干部们连夜集合社员，把几块长势还算旺的稻田挑出来，贴上“高产卫星田”的牌子。别的田，就用竹竿和树枝围起来，禁止外人靠近。把好地里的秧苗移到检查地块，临时“加密”或“补绿”，造成田间作物茂盛假象。把有限的粪肥、肥料集中施在“样板田”，保证视察时长势旺盛。而上级领导也很默契的只带检查团看“高产模范田”，把一般地块遮掩不报。上级来之前，还集中人力给某些地块大浇水，使作物显得旺盛。若作物枯黄，就用树枝、草叶或别处的稻秆临时插补；甚至有人用铁丝把稻穗支起来，防止一眼看出倒伏或秕谷。当验收成果时，将几十亩稻谷集中收割到一亩田里，再以此推算，检查团则只看这块田。
所以事实上这些产量要么来自“样板田移栽补苗”，要么是小块高产外推到整亩，完全不符实际。结果中央相信了这些报告，进一步提高征购任务，加剧了农村饥荒。
不过，天成也开始对“浮夸风”表现出了一定的怀疑。很多地方宣布人类公社为全人类所有制，并且搞“向同富主义过渡”之试点；清水县率先成立全县范围之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全县“全人类所有制”，并提出“向同富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实际上当地官员也不清楚什么是全人类所有制，简单的把人类财产全部充公，然后政府统一分配就以为达成了。当地官员纯粹是为了迎合上级，而最上级领导人上天成也不知道全人类所有制究竟该怎么弄，就指望人类能创造奇迹，还美其名曰摸着石头过河，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天成在理论方面头头是道，但具体的经济工作上就瞎指挥过多了。
天成去清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天成说：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牛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类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类，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有些地方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类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共同领导，人类路线，实事求是。
天成又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这就是像天成这样领导的通病了——好话坏话全让他说了，其他人怎么做都是错。天成一方面主导指定了高指标，下级根本无法完成，只好造假，另一方面他又批评下级欺骗他，要求事实就是，他还觉得自己很理性。从不想想是自己的问题，绝不肯承认自己的哪怕一丁点微小的问题。有人提一点意见，他就说在刮毛毛雨，提多了，就说是疾风暴雨。总之，就是要搞一言堂，家长作风，这正是兽道治国对领导的好处啊！
过分虚高的高产量也引起怀疑，然而在天国享有很高声望的大科学家却撰文宣称：“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科学家尝试用科学论证此次运动中“高指标”、“浮夸风”等目标的可行性，但他自身不是研究农业的，纯粹是瞎科学猜测，毫无科学可行性，但却对大飞跃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很多人都相信了他的说法。有人问天成怎么会相信那些卫星产量时，天成回答说是看了这位科学家的文章才相信的。然而天成本就是农业社会出生的，他是非常了解农业的，他究竟信不信卫星只有他自己知道。
可怕的是依照这种虚假报道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连农民的口粮也被征收用于填补差额，但即使是这样，很多地方还是收不够目标征粮数目，这导致直接加重了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成为后来灾荒发生的主要原因。
年底，接连发生的问题使得高层开始考虑调整政策。部分官员从年底到云雾会议前期，希望人类领导调整政策。天成主持人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天成说那些数目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天国人吹牛。由于严重之浮夸风和高估产，1958年征过头粮，征走相当数量之农民口粮和种子粮，致使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轻工业生产和原材料生产严重落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农村劳动造成极大浪费，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天成和高层官员虽然看到一些问题，但对问题严重程度之估计仍远远不足。
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并不只限于天成本人。有地方高层对当年总结和对次年的展望中提到，大飞跃，“两条经验，一条教训”。两条经验分别是：一、大飞跃为今后工农业高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造成了大飞跃的局势；二、“放手发动人类，一切经过试验”。这是保证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能够实现的关键。一条教训，是指“胜利冲昏了头脑”。
天成确定下一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一年，为会议定基调；会议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天成后来感到后悔。然而天成又说藏富于民不见得是坏事，意为粮食是被农民藏起来了。这说明天成看到的问题相当有限。
于是地方官员在总结中强调，下一年必须继续组织大飞跃。他说：目前我们的形势是有利的，比去年同期好，现在供应虽然还相当紧张，但是在向好转方面走。为了继续飞跃，必须抓住两个问题：1、大力贯彻执行人类局的各项政策；2、大搞人类运动，插红旗树标兵、抓落后赶先进。说大话是不对的，但人类者要立大志、建大业，因此仍要发扬人类主义风格。
但在一般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年的大飞跃、人类社运动有着不同看法。有人在小组讨论发言中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去年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一面说飞跃，一面饿肚皮，怎样也不好解释。”因此，基层领导人对下一年的生产指标，都是“保险”、“再保险”，多一斤也不接受。
北方2000多名基层干部讨论中央紧急指示时，谈出了七大埋怨，其中主要是：埋怨领导好造大计划；埋怨农村工作搞得不好（不给农民自留地，不叫农民自己养牲畜，弄得人心惶惶）；埋怨宣传工作有毛病，宣传这里大飞跃，那里大丰收，结果却不是这样。一般干部和职工中，有人认为，“现在农村粮食紧张和城市副食品紧张都是人类公社化闹的。”他们提出：“去年取消自留地，今年恢复自留地；去年搞食堂，今年散伙；去年搞供给制、几饱，今年按劳取酬，是不是过去搞错了。”并认为，“炼钢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大飞跃第二年的7月，中央召开了云雾会议，在风景幽美，景色宜人的名山上召开，时值盛夏，但山上颇为凉爽。人类和动物官员们有些坐轿子上山，级别高的每天都有五元钱的补贴，会议通常在下午或者晚上召开，因为天气炎热，经常有西瓜吃。不开会的时候自由活动，可参与社交、看戏、看电影甚至跳舞。
会议前期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天成动员大家尽快完成大飞跃的生产任务。天成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与会者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天成指出大飞跃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农业的地位应当更突出。天成强调总路线是正确的，从全局来看，成绩与缺点错误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批驳了得不偿失的说法，同时也指出了“大飞跃”中政策的一些偏差。
然而人类高官怀民写信给天成：“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信中首先肯定“大飞跃”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接着怀民指出了“大飞跃”的问题：“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本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怀民在信中说：“去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今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飞跃，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最后他指出：“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人类者，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体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但怀民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北国领导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双方关系已经出现分歧。
天成随后以“怀民同志的意见书”为标题，印发给与会全体成员，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他本人则未对这封信做任何评论。会议便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
天成找部分官员谈话，说：“关于总路线，真有70%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昨天晚上，我在组长会上谈了，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1300万吨钢来之不易，就是完不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成绩讲够很重要。”天成又谈到了以前地方不同意中央的作战方针的事情。
接着又有人类官员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工作中的缺点除了记录上讲到的之外，还有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和今年计划指标过大等，并谈到了可能造成的后果。他还说，对人类公社，搞与不搞都可以，长远上有利，短时期内不搞更主动些。他还指出，现在一些地方作风上的突出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
同一天，有地方领导发言支持怀民，称怀民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词句可以斟酌。他认为，这次会议应该在肯定成绩后着重总结经验，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他说，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上层计划偏高偏大有很大关系。他认为，总的成绩是伟大的，但从具体来说，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有，要分别讲。
天成随后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然而这是天成的一贯伎俩，当初天成用双百方针找出了天成认为的反对分子，这次天成又故技重施，表面说把问题讲透，实质还是为了抓出他自认为的反对他政策的内部分子。因为天成对权力具有绝对的掌控欲，这就使得他有强烈的被迫害妄想症，任何提意见的人他都怀疑是在挑战他的权威。这也是很多领导人的通病。
随后闻民作了三个小时发言，用了更精确的理论术语，支持怀民。他的讲话涉及13个问题：“大飞跃”的成绩、缺点、缺点的后果、对缺点的估计、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必要、光明前途问题、关于怀民的意见书、成绩和缺点的关系。他不光指出“大飞跃”的种种缺点，还从哲学高度指出缺点错误的产生主要在于“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批评一段时间来在政治和经济关系“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含混不清”，揭示“对生产关系理论认识的偏颇”的危害，并从“民主作风”问题方面来探讨“产生缺点的原因”。闻民强调应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探讨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反对不讲条件、不合乎实际的“主观主义、片面性”，“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在民主作风上，“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为此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在闻民的发言中，有人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仍然坚持讲出自己的意见。
闻民曾经是天成的老上级。在不少人看来，他的发言如此具有攻击性，熟悉内部斗争的人知道，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来。
权力与错误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普通人承认错误，往往意味着自我修正；但对于最高领导者而言，错误不仅仅是个人判断的偏差，而是整个统治体系合法性可能崩塌的裂缝。于是，领导者喜欢将自己塑造成“从不犯错”的象征。
最高权力越集中，其容错率就越低。因为绝对的权力要求绝对的服从，也缺乏内部纠偏的机制。承认错误，就等于承认此前的路线可能是谬误，这不仅损害个人威望，也会动摇支持者的信心，甚至危及政权本身的稳定。因此，领导者常常宁愿让错误延续，也不愿在政治上冒险。这种“否定自己”的风险，远比继续坚持错误来得更具破坏性。
权力会制造一种“认知陷阱”。身边的人为了自保或邀功，往往只呈现符合领导预期的信息，而真实情况被层层过滤、掩盖。于是，领导者在心理上逐渐被困在“自我正确”的幻象里，批评声音要么被污名化为夺权阴谋，要么在传递途中就被湮灭。在这样的氛围里，任何对其决策的质疑，都可能被解读为对权力的挑战，而不是对事实的纠偏。领导者不仅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批评，在客观上也难以获得真实的反馈。即便有人勇敢直言，往往也会被视作觊觎权力的异己，而遭到打压。
从历史经验来看，真正迫使最高领导转向的往往不是理性讨论，而是灾难本身。当现实的沉重代价让继续坚持错误已无法维系统治，才可能出现有限的纠正。但此时，代价通常已经不可逆转。可以说，在绝对权力结构下，错误并不会因为真理的力量而被承认，而只会因为灾难的撞击而被迫转弯。然而这种转向往往来得极迟，背后承载的，已经是成千上万人的血泪与牺牲。正是这种“错误只能由灾难来纠正”的结构性困境，使得绝对权力下的失误格外沉重。
这正是权力的悖论：它越集中，就越不能容忍错误；然而正因为不能容忍错误，错误反而会被放大，直到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从另一方面讲，动物们说一切为了人类，人类是他们的统治基础，但实际上动物们还是迷信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一套，还是迷信官僚阶级才是他们的统治基础。
因为权力在现实运作中，往往首先是对官僚集团负责，而不是直接对人类负责。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官僚才是他能够维持统治、贯彻命令、巩固权威的真正基础；人类在政治话语中或许被强调为“根本”，但在实际结构中，却常常沦为次要的因素。
因此，站在人类立场，及时纠正错误自然是利国利民之举，可以减少损失、避免灾难；但站在统治者立场，承认错误却意味着对既有路线的否定，这不仅会削弱个人威望，更可能动摇官僚体系的信心，给潜在的反对者制造可乘之机。在高度集中的政治格局下，统治者通常更在意维系统治联盟的稳固，而不是人类生活的直接改善。
由此形成了一种悖论：人类越是渴望纠错，权力越可能抗拒纠错。因为在统治者眼里，损失的是百姓的利益，而风险的是自己的地位。于是，哪怕错误继续累积、代价不断加重，也往往要等到官僚体系本身难以承受的时候，才会被迫进行调整。
很快，对大飞跃特别积极的祝收强调“大飞跃”的成绩是主要的，虽然承认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严重，并认为通过之前的工作，问题已经解决。应当鼓足干劲，继续飞跃。但中下层干部也多有怀疑和埋怨，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类公社搞砸了，民主人类多有非议，也被北国认为是错误的。
而在天成看来，这些以及怀民的信在挑战他的政策，动摇天国继续跃进的信心。祝收等人向天成提出“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认为怀民的信是对着大飞跃和天成的。于是，天成借此信，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打击他认为的反对者，同时再次逼迫起大家的“人类干劲”，实现工农业的生产大飞跃，从而扳回去年的败局。
接着天成在云雾会议上讲话，会议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这正是拥有权力的好处。天成在全体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说：现在内外夹攻我们，怀民的信表现了“资本阶级的动摇性”，是向我们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动纲领，称他们“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有些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
天成用军队夺取天下，他就始终迷信军队才是真正的基础。天成表面上是为了人类而治理国家、发展社会，但在实际心态中，人类往往被视为实现其理想与事业的工具，更像是农场主眼中的牛马。牛马的壮大，意味着事业的兴盛；牛马的死亡，固然会令他“惋惜”，却并非出于对牛马生命本身的怜悯，而是因为这削弱了他的事业和力量。只要未来还能恢复“牛马群”的规模，他便可以继续前行。
如果在过程中，牛马能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那也只是附带的好处。对统治者而言，这不仅能减少阻力，也能增加个人的名声和历史评价。但这种“善意”往往是工具性的，而非真正出于对人类福祉的关切。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正体现了这种逻辑。统治者的真正关注点，并不在于人类的安危，而在于能否实现自己设定的理想与目标。个体的苦难、成千上万的牺牲，在他的宏大叙事里只是可被忽略的代价。换句话说，人类并非目的，而是手段；而这正是绝对权力与民生之间最深的张力。天成心中真正的重量，只落在那座由他亲手构筑的丰碑能否屹立不倒。
天成看到反对者不少，疑心病重的他就提出了军队跟谁走的问题：“军队不跟我走，我就另外组织军队。我看军队会跟我走。”从此，云雾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开始对怀民等人进行批判。当天夜里，部分人聚在一起发牢骚，他们怀疑天成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人类局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达令晚年，只有个人独断专行，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这样终将导致内部分裂。还说，天成不应在一线指挥经济建设，应该退到第二线，等等。
此前，闻民同怀民说“天成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达令晚年一样”，这成为了两人谈话的一个重要把柄。左将说，人上有点像达令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达令错误方面，这是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人上和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左将引述《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中央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中央和人类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
随后会议传达天成的指示：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天成的一个很长的批语：“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当下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在这之后，对怀民等人的批判明显升级，批判内容由会议发言转到包括清算“历史旧账”在内的全面揭发与批判。许多人在发言中指责怀民等人要掀起一场斗争，反对“大飞跃”。怀民等人在高压之下不得不在小组会议上检讨。
然后开两次人类局会议，军队的高层说怀民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会议对怀民进行批判。会议认定怀民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宣称怀民等人结成反团集团，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天成说怀民历史上与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从哲学问题上称怀民是资本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军队高层指责怀民“只有人上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两次会议后，天成把支持怀民的人留下来，又谈了一阵。说让他们列席会议，是为了受教育，不要再受怀民那封信的影响。天成说，怀民他们是要瓦解团，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又说：怀民出身劳动人类，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人类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天成总是迷信军队，崇尚暴力。军队的力量虽然重要，但主要还是应该用来抵御外敌。如今在大飞跃已经造成灾难的开端，天成不是想着解决人类的苦难，而是首先想到要保持自身权力的稳固。
统治的根本问题在于：权力究竟依赖于什么而得以维系？表面上，统治者总是以“民心”为合法性的来源，但在本质上，统治者认为真正的基础仍然是暴力的垄断。正如韦伯所言，国家是“在一定地域内，成功地垄断了合法暴力的组织”。
民心的支持可以润滑权力的运作，降低统治的摩擦成本，使暴力不必时时显现。但它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力量。历史屡次证明：失去民心未必立即导致政权覆灭，而失去暴力机器则意味着立刻瓦解。对统治者而言，民心是加分项，而暴力是生死线。
这也揭示了一个悖论：统治者口口声声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但其实际选择往往是在民心与暴力的天平之间毫不犹豫地倾向后者。因为在权力的深层逻辑里，民心关乎统治的长久，而暴力关乎统治的存在。前者是合法性的装饰，后者是合法性的根基。
民心的支持是一种软性的资源，它能使统治更稳固，却无法在危急关头决定性地保全权力；而暴力则是硬性的保障，是统治者在遭遇反抗或危机时的底线依靠。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统治者宁可冒着失去民心的风险，也要坚持强硬路线。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暴力机器仍牢牢掌握在手，人类的怨恨尚不足以撼动统治。民心的流失会带来不安，但暴力的失控才意味着覆亡。
然而在人道看来，把暴力视为统治的根本，其错误在于以“存续”替代了“合法性”，混淆了权力的存在条件与正当性基础。暴力或许能解释权力如何延续，却不能证明权力为什么正当；若缺乏人类的同意与授权，这样的统治在人道眼中就不再是政治，而只是赤裸的强制与暴政。
暴力确能让政权一时存在，但仅仅依靠暴力的统治，不再是政治共同体，而退化为赤裸的强制。因为人道的出发点，正是人们为了避免“丛林状态”的暴力相害，才让渡部分自由，建立公共权力。如果统治最终又回归到暴力本身，那人类共识达成的契约就失去了意义，国家便与强盗无异。
其次，人道揭示了暴力的自我毁灭性：纯粹依赖暴力的统治，必然在民心丧失后走向崩解。因为一旦被统治者不再承认契约，暴力机器就会分裂、瓦解，军队和官僚也会转向新的合法性来源。历史屡证此理——政权常在军队哗变或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时瞬间坍塌，而这恰恰说明暴力并不足以自足。
更深一层，人道强调：真正能超越恐惧、稳定秩序的，不是暴力，而是共同承认的正义。暴力是外在的约束，而契约是内在的认同；前者使人屈服，后者使人服从。屈服可以维持一时，服从才能长久。
因此，从人道的角度看，暴力论最大的错误在于：它把国家的本质理解为“压服”，而不是“共立”；它能解释权力如何延续，却无法解释权力为什么应当被承认。离开契约，暴力至多维持统治，却永远不能建立政治。
所以说，暴力能迫人屈服，却不能使人服从；能维持统治，却不能赋予正当。若权力只余暴力，则国家已死，剩下的只是强盗的营帐。
更何况，当初天成夺取天下，虽然依赖的是军队，但没有人类的支持也是不能成功的。现在轻视人道，迷信暴力，又怎么能维持长久呢？
天成认为现在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认为严重的是他个人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不是人类的灾难加重了。接着又召开会议，天成说明这次全会的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云雾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团，向着团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会前，天成还给闻民写了一封信，写得很挖苦，首次提出了“军事俱乐部”。
军队高层再次发言，指责怀民想当大英雄，因此就要反对人上，这是事情的规律，从长远说他是团内的一个隐患。其他动物们有的也在发言中提到怀民有篡团思想。此后，小组会和大会进一步揭发批判怀民等人，清算他们的历史，宣称他们是混入团内的投机分子，指控他们“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要分裂团”“逼人上下台”。
里通外国的说法由何而来呢？原来当时北国的领导觉得天国的大飞跃是倒退，认为人类公社是反动制度。怀民在云雾会议前曾经见过北国领导，怀民让北国领导看了一份强烈抨击“大飞跃”的备忘录。云雾会议期间，就在怀民等人发言批评大飞跃的同时，北国领导又对天国人类公社化运动进行了公开批判。这些讲话激怒了天成，他就写文章进行了公开反击。于是就有动物们批评怀民里通外国。
可见，在很多干部眼里， 口口声声的为人类服务，结果却是将人类当作实现它们梦想的工具，大多数干部都无视人类目前正面临严重灾难。
天成再次讲话，从哲学的角度，对怀民等人做分析。天成认为，这些人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这些人“是以资本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同富团的”，“犯错误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领袖，比如怀民同志，他这三十几年，资本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接着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怀民、闻民等人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批判更加升级，主要集中在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查说人上有些像“达令晚年”的问题。
天成看到目的达成，就在闭幕会上假惺惺讲话：“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好处的一面。”最后怀民等人被打成“反团集团”，并撤销了他们的工作岗位，但保留了团内职位，“以观后效”。然后，这个决议直到几年后才公布，这是因为这几人有较强的影响力，天成担心过早公布会引起动荡。
天成总结说：“云雾会议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几年人类主义革命过程中资本阶级与人类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天国，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如今天成对待反对意见的态度，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容忍。它常常把不同声音视为敌对立场，甚至上升为“阶级敌人”。这种心态并非偶然，而是源自它在军事斗争中的成功。正是那段胜利给予了它自信，也塑造了它对权力的理解：最高领导地位并非源自选举的合法性，而是来自战场上的胜利。因此，它从未真正相信过普选或民主程序。打倒对手时，它并不在乎是否合乎民主原则；一旦民主可能触及它的利益，它更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在它眼里，民主不过是用来粉饰的手段，可以在需要时拿出来展示，却绝不能成为约束自身权力的工具。因而民主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制度功能，只剩下装饰性的符号。表面上似乎有民主的形式，实质上却是权力不受约束的专断。久而久之，制度空转，社会矛盾积压，而人类也在虚假的参与感中不断失去真正的发言权。
因为，它天然地将军队视为自己的根本依托，并把掌握军权当作维护地位的最后保障。对它而言，军权不可旁落，更不容他人染指。这种结构决定了，一旦它在政策上出现失误，几乎没有人能直接纠正，因为批评不仅被视为政策争论，更会被解读为对其权威乃至军权的挑战。
结果是，最高领导的错误往往只能依赖他个人的反思才能修正，而这种修正通常姗姗来迟。历史表明，在这样的体制逻辑下，错误的代价往往不是由掌权者承担，而是转嫁到无数普通民众的血汗与生命之上。
云雾会议原本是为了纠正左倾错误，结后却在全国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上万名干部受到了批判与非人道待遇，打击官员和人类的规模超过了之前的“反右运动”，据后来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分子”的干部和团员有三百几十万人，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人数则更大，达到六百多万人。其中大部分在三年后得到平反，但天成设下底线：“谁都能平反，唯独怀民不能平反。”怀民曾给天成写了封约八万字的信要求平反，但天成拒绝给怀民平反。直到多年后中央才为怀民平反，恢复其名誉。
云雾会议前，“天成虽然显然是不容挑战的领袖”，但天成基本上遵守集体领导的意愿，天成的做法是通过广泛的讨论来决定政策，在几次失误出现后，天成甚至遵守尊重少数派权力的原则，领导内部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可以保持他们的观点，内部也鼓励对于重大问题比较公开地争论，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政策的制定过程相对民主。然而在这次云雾会议之后，天成的权威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天成的思想就变了。
不仅是在天成对待他的同事们的态度上，而且在他的思想实质上。正如之前一样，他犯了判断错误，但这番经历不仅没有使他吸取教训，相反却使他对自己的尊严变得更加敏感起来。结果，从心理角度看，云雾会议以后，天成不仅力图打击每一个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而且愈发认为他提出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是正统的标准。换句话说，任何与天成所规定的正统标准相左的意见，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也是“修正主义”。
云雾会议开了个人凌驾中央的先例，开了个人专断、个人决策的先例。云雾会议后，天成逐渐成为“特殊人物”，无人敢直接提出批评意见。
然而若还抱有幻想，以为天成只要继续保持民主作风便能挽救一切，那就是大错特错。天成之所以显得颇为民主，是因为在那段时期，大家总体上都服从他的领导，他也能借助民主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凡事合乎他意时，他乐得摆出民主的姿态，以示宽厚。对他来说，“民主”只是一种顺手的工具。
可是在大飞跃之后，情况变了。别人的意见开始与他发生冲突，民主不仅不能帮助他达成目的，反而成了掣肘。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就会抛弃民主。换句话说，天成从未真正把民主视为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从未真正承认民主的制度价值，而只是当作一件随时可用、随时可弃的工具。
这种“工具化民主”最为险恶之处，在于它制造了一种幻象：：它让人产生虚幻的希望，误以为权力会受到制度约束。实际上，一旦权力的利益与制度发生冲突，幻象便顷刻破灭，所谓民主随时可以被抛弃，留下的只是任意的专断与无辜者的牺牲。而真正付出代价的，往往是社会与人类。
当错误的代价由别人承担时，犯错是容易的，坚持错误也很容易。
因而，高指标等问题没能纠正，已经出现的饿死人现象没能得到重视，大飞跃继续开展。
大飞跃初期，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天成在数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理由是麻雀会啄食粮食，导致粮食严重减产。当时是政治动员胜于科学论证，自然界的复杂关系被简化为“有害”或“有利”两类，麻雀被归入“有害”的一边。谁质疑就是“不相信人类、不相信人上”，导致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据不完全的统计，当年全国捕杀麻雀2亿多只，结果到了次年的春天，天国许多城市街道两侧的树叶几乎都被害虫吃光了。歼灭麻雀的结果使农田当中的害虫几乎没有天敌，这是次年粮食严重欠收，发生极为严重饥荒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就是天成治理风格的典型体现：总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并通过政治动员来强行解决。天成急于通过“大飞跃”证明“人定胜天”，把复杂的生态关系简化成“有害”“有利”的对立，借人类运动来清除一切阻碍。然而如果政治意志压倒科学常识，再宏伟的理想也会走向荒谬；而当权力不容质疑时，小小一只麻雀，竟能牵出举国的灾难。
次年年尾，一些专家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了这些科学家和国外科学家的看法，两天后获得天成批示。后来天成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消灭麻雀运动终于得以正式停止。
“大飞跃”期间，在人类运动式的水利工程建设高潮中，全国各地处处建水库，但由于现实制约，于是当时的水利部负责人就提出了“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七年间建设水库45410座，其中210座为大型水库，部分水库获得了北国专家提供的支持。
但许多水库在技术论证不足的情况下紧急上马，忽视了选址、水源条件等关键因素，导致不少工程在启动后不久就荒废，有的甚至成了废品，还有些水库选址不当导致没有充足的水源而干涸。许多水库又存在安全隐患，譬如中原地区的一场暴雨即冲毁了20座小型水库，而大飞跃第二年8月的一场暴雨引发洪水，冲毁了六股河上在建的10座中型水库，冲断了当地的交通命脉，引起全国震动。
在大飞跃之后的二十年间，每年全国亦有许多粗制滥造的水库垮塌，有一年垮掉了500多座，次年又垮了300多座，第三年即发生了历史上最重大技术灾难之一“中原水库溃坝”，导致1700多万亩农田被淹，1000多万人口受灾，约24万人非正常死亡。有人类认为，当时一些地区出现了“水利大飞跃”，导致农业劳动力突然匮乏、粮食歉收，加重了大饥荒；譬如江南一度有约690万人在参与兴修水利，占全省劳动力总数43%。
对于大飞跃时期兴修的水利工程，动物们内部存在一定争议。龚平说：“去年水利大军多了些，吃粮多了些，工程项目多了，这是今后应该注意的。但是，如无去年的大搞水库，今年北方淹掉的土地不是现在的二千多万亩，而必然是六千多万亩。免灾所得的粮食比水利大军吃掉还多些。所以去年水利搞多了，应作为教训，但看来不宜深责。”
然而时任水利部官员则用“灾难”二字来概括大飞跃时期的水利建设。后来又有其他水利部官员认为“‘大飞跃’对有些地区危害很大，但也推动了山区的水利建设，在山区，以蓄为主，修建水库，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一些中小型地方办的水库，基本上都是‘大飞跃’搞的，许多水库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但是，‘大飞跃’时的许多水利工程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以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加固，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关于这点，一直争论不休，有认为得不偿失，有认为利大于弊。
有人类学者认为：极权政体虽然能集中力量办水利工程，但其缺乏科学规划和反对声音的结构性禁锢，使得许多工程流于形式、甚至变成祸害。他认为，这是制度性问题造成的非理性动员，最终换来的不仅不是丰饶的成果，而是沉重的社会代价与人间灾难。他还强调，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加以迫害，使得不少水利工程实际成了大祸害。总体上水利事业还是有成绩的，但是，当时把事情做过了头，让人类作出了难以承受的牺牲。
在学术上，大飞跃同样也开展了。有教授回忆说：“在那时，有关高等教育自身的飞跃也是不让他人专美于前，跟土高炉炼钢铁一样，同样充满了刺激和荒诞。最了不起要属荆汉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荆汉大学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历史是面镜子，时常可以从里面照见我们现在的自己。”
大飞跃开始的下半年，部分地区就已经开始出现饥荒了。越是拥护天成政策起劲，执行的越深入的地方，饥荒就越严重。执行的松散的地区，饥荒就相对轻一点。江南地区的官员就顶住了天成的压力，所以饿死人相对较少。成地本是主要产粮地，但官员庆丰为了进步，非常积极的推进大飞跃，结果饥荒开始的最早，结束的最晚，饿死的人最多。全国性的饥荒则是第二年就开始爆发了，一共持续了三年。但第五年少数地区如成地依然存在饥荒。直到第六年才全部结束。
大飞跃开始的第一年到第二年，人类都在公共食堂吃饭，人类把锅交到食堂，米交到食堂，自己家里什么也没有了。而云雾会议没能调整政策，第二年到第三年，人类依然在大食堂吃饭，但粮食严重短缺。食堂“有锅缺粮”，人类喝稀粥、吃野菜、草根、树皮，甚至“观音土”。饿死人遍地，很多人死在食堂门口。部分人类偷偷在家做饭。第四年开始，公共食堂逐渐瓦解，人类重新回家生火做饭，农村生活回归家庭。
但天成就对大食堂心心念念，在明知已经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还是希望搞大食堂。庆丰捕捉到了这一点，依然组织材料宣扬大食堂的好处，并给天成看。在天成的默许下，庆丰顽固的执行大食堂政策，直到第五年才被迫停止。但它这样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动物，事后也没有受到处罚。不同于其他一些官员，他们就感到深深自责，部分官员主动辞职承担责任。
大食堂不仅没能救人，反而剥夺了人类的自救能力。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下，即便遇到荒年，人类仍会在家庭中留有部分口粮和种子储备，同时保留灶火和烹饪工具，这些都是在灾荒中维持最低生存的“最后防线”。
然而，大飞跃时期推行的公共食堂却彻底瓦解了这一防线。人类被迫把粮食和炊具交公，家里“锅灶皆无”，口粮掌握在集体手中。初期“敞开吃”的热闹过后，食堂迅速陷入“有锅无粮”的困境。人类不但缺乏自留口粮，也失去了自主做饭的能力，当食堂没有粮食时，他们只能眼睁睁饿死。
在这种制度下，人类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上级粮食分配，而上级又受虚报产量和高征购的影响，普遍存在“只顾完成指标，不顾农民死活”的情况。于是，公共食堂制度本身就成为了放大饥荒死亡规模的制度性毒瘤。
公共食堂不仅仅是一种失败的集体化尝试，而是对人类生存自主性的制度性剥夺，使他们在灾荒中沦为“裸命”，任凭政策错误与自然风险的双重碾压。
当时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的粮食制度。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必须全部上缴中央，而农村的粮食则交由人类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
当中央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被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也就是说，放卫星、浮夸风越严重的地区，需要上缴的粮食就越多。有些地区当时为了竞赛，吹嘘亩产几万斤，到现在就成了催命指标，按照这样严重虚报的产量征收，征收量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口粮、种子、饲料也全都上缴。
后来有人类专家指出，全国大饥荒开始的时候，粮食产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粮食产量高的地区，反而饿死的比率比较高。他们认为这是在高压计划经济下，政府难以搜集产量新资讯并且作出调整的结果。
云雾会议前，政府就把一些地区缺粮的情况上报给天成，又把多达2500万人缺粮挨饿的情况上报。面对这样大面积的灾情，天成没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下一年年初继续“大飞跃”。而向人类征购的粮食年度量居高不下。大飞跃第三年，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国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假如当时能够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大飞跃前，粮食征购比例在20%–25%之间，比例在25%时，农民负担加重，但基本可维持生活。大飞跃后，征购比例急速提高到30%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40%。然而由于征购比例是按“虚报产量”算的，但农民要拿出“实际产量”去完成这个指标，这就导致了真实的征购比例远远超过纸面数据。
根据后来人类学者的研究，大飞跃至后来四年间，天国的粮食生产与征购数据存在严重的扭曲现象。首先，在产量方面，官方公布的数字与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差距。大飞跃当年官方宣布粮食产量接近 3.95亿吨，几乎比上一年翻了一番，但学者根据地方档案和多方资料估算，实际产量仅 2.05亿吨左右。第二年，官方公布为 2.7亿吨，第三年约为 2.4亿吨，第四年降至 1.5亿吨，第五年为 1.7亿吨。
但按该学者估算，第二年实际产量约 2.0亿吨，第三年约 1.7亿吨，第四年约 1.43亿吨，第五年回升到 1.6–1.7亿吨。
大飞跃当年的征购比例是30%，但按照约3.95亿吨的虚报产量征收，就需要征收约1.2亿吨，占实际产量约2亿吨的60%左右。之后虚报的产量相对较少，但是实际征购比例仍然在40%以上，到第四年比例才下降到30%以下，粮食虚报使得征购比例远远超过农民的生存底线。
这种严重的虚报与高比例征购，直接导致农村口粮被过度抽取。城市居民因政策优先，粮食供应尚能维持基本需求，而农村农民却普遍缺粮，导致许多地区甚至出现大规模饥饿与死亡。换言之，城市的稳定是以农村的极端饥饿为代价换来的。
大饥荒的根源不仅不在于自然灾害，而是在于体制性虚报与过度征购。中央依赖虚假的高产数字制定政策，地方干部又以完成征购为政绩目标，最终形成了农民口粮被大量掠夺、数千万生命丧失的悲剧。人类的饭碗被交给国家，国家却不管人类死活。
当时天成急于赶上西方，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出口粮食是当时换取外汇的首选也是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粮食也是向城市工人和军队提供稳定供应的基础，保障了政权的稳定与工业化推进。另一方面，粮食也是中央衡量“大飞跃”成就的重要指标，虚报产量必然导致上层认为“余粮可征”。因此，大飞跃开始后，征粮比例就急速上升。中央相信“高产出 → 高征购 → 高建设”的逻辑链条，即便实际产量下降，也仍维持甚至提高征购量。
粮食征购是刚性的“计划指标”。下级无权拒绝，即使产量不足，也必须完成任务。于是地方干部宁可“杀鸡取卵”，把人类的口粮都搜刮上交；这是“政绩逻辑”与“生存逻辑”的冲突：对干部而言，保任务比保人类更重要。一些不愿意执行政策的干部，还会受到处分甚至批斗与迫害。然而，即使口粮都搜刮了，有些地方还是完不成征购任务，于是中央认定人类藏了粮食，就开始反瞒产运动。
干部带队下乡，组织“查粮队”，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搜农民家中的余粮。且广泛动用政治手段：给农民扣上“瞒产私分”“藏粮投机”的帽子，甚至打成“阶级敌人”。使用强迫、体罚、拘押等手段，迫使农民交出所谓“隐瞒的余粮”。在运动中，即便留作口粮的少量粮食也被强行搜走，许多农户被迫吃草根、树皮，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极端情况。这是一次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掠夺。
反瞒产运动的根源在于中央无法承认“大飞跃”的失败，也不愿承认虚报产量。反瞒产运动不是为了发现真相，而是为了维护虚假的政绩和政治权威。当实际征购无法完成时，中央将矛头指向农民，把缺粮归咎于“农民藏粮”。这种逻辑使得农民成了背锅者，实际情况被进一步掩盖。有些人类为了活下去，确实藏了一部分粮，但是数量不多，更何况这是中央的政策导致的，不应该怪罪人类；也有少数干部和人类一起藏了少部分粮食，但都是为了活命的无奈之举。
一旦被查出藏粮食或者被认定藏了，就会遭到残酷处罚，被抓的农民被强迫游街、捆绑示众，有的被活活打死。有些干部还用棍棒、烙铁、吊打、关押等方式逼迫农民交粮，甚至出现“捆人过夜，次日人已饿死或冻死”的极端情形。明明是统计虚报，中央却坚持征购，地方干部只能以“反瞒产”为借口完成任务。而真正的瞒产不是农民，而是干部和体制本身。运动的实质不是找粮，而是维护中央的“高产幻象”和政治权威。人命在政治逻辑中被牺牲。国家权力通过干部的手伸进农民的锅里，将农民视作可被牺牲的资源，而非社会中的主体。
“大飞跃”当年，庆丰为迎合天成，报称成地粮食产量超过 700亿斤（约合0.35亿吨）。实际上只有四五百亿斤。虚报使中央认定成地“余粮充足”，加重了征购任务。当农民已经缺粮时，庆丰并未反映真实情况，而是继续加紧征购。结果一边饿死人，一边往外输出粮食。它在会议上强调：“国家需要粮食，人类农民手里还有余粮。”然而，按照虚报的产量，成地上缴的粮食还是不够。
第二年，在团内有很高声望的祝收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成地人类农民私藏了 50亿斤粮食（约合0.025亿吨）。它认为饥荒不仅不是因为征购过重，反而是因为人类“阶级本性”作祟，“瞒产私分”导致的。祝收的“藏粮论”并不是基于实地调查，而是典型的政治逻辑产物。当时全国虚报高产成风，中央和地方报上来的产量动辄“亩产万斤”。如果这些数字是真的，理论上应该有巨量余粮。但现实中农民已经缺粮吃。为了圆这个谎，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产量高”却“没粮食”。
于是 50亿斤藏粮适时出现，这个数字没有任何统计学根据，而是祝收凭空推算出来的。它把粮食危机归因于人类农民“藏粮不交”，以此解释“为什么明明有高产，国家却收不上来粮”。这样做既能维护“大丰收”的政治神话，又能把矛头转向农民，掩盖政策本身的问题。祝收与天成关系密切，祝收擅长揣摩上意，它的“藏粮论”其实是迎合天成的思路：问题不在政策，而在“人类农民阶级性不可靠”。在这种逻辑下，暴力搜粮获得“合理性”，人类农民生命被彻底忽视。于是以政治权威掩盖饥荒真相，一次制度化的新掠夺又开始了。
所谓“人类农民阶级性不可靠”这个说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天国的意识形态中，人类农民是“半封建半小资本阶级”，有“自发性”“私有性”，所以被认为容易贪图小利、追求自保，不像工人阶级那样“纯粹革命”。因此在意识形态话语里，农民“阶级性”天生比工人“差一档”，容易滑向“自私”“藏粮”。
用“阶级”来给人群贴标签，表面上是科学分类，实际上却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常常导致误判和灾难。它最大的漏洞在于把复杂、流动的社会关系僵化为单一身份，并赋予先验道德评价。人是多维度的：既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又有性格、家庭、经历、利益诉求。一旦用“阶级”标签，就把人群的复杂性简化为一个“本质”，忽略个体差异。比如人类农民群体里，有贫农、中农、富农，各自处境不同，但被一概打成“阶级性不可靠”。阶级标签假设人一旦属于某类，就“永远如此”。
但现实中，人的处境会变化：贫农可能通过勤劳致富，中农可能因灾变成赤贫。动态的社会流动被忽视，反而把身份固定化，导致错误判断。标签化思维不是去调查事实，而是先定结论：工人“可靠”；农民“小私有意识”；知识分子“资本阶级思想”。这就变成“用理论代替现实”，政策容易脱离事实。阶级标签常常不只是分类，还带有道德评价（可靠/不可靠、先进/落后）。这种评价容易把正常的利益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是不去解决实际问题，而是通过斗争、打击，把人推向对立面。给某类人贴标签，往往方便执政者推卸责任。阶级标签于是变成一种政治工具，而不是对现实的真实解释。
因而无论灾荒还是歉收，都假定农民一定“私藏粮食”，不会因为现实情况而调整判断。瞒产被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不是出于保命的本能。政策失败的责任从上层决策转嫁到农民“阶级本性”。
“藏粮论”直接推动了“反瞒产运动”。庆丰等人奉命加紧搜粮、打击“藏粮户”，结果把本来就紧张的口粮进一步搜刮一空，大饥荒更加严重。庆丰支持干部大规模搜粮，组织查粮队，挨家挨户翻查，床底、瓦缝、地窖等都被搜查，导致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红薯干都被征走。成地部分基层干部尝试上报饥荒实情，但庆丰认为是“右倾翻案”，要求严厉打击“谣言”，轻则撤职，重则批斗。人类若越级上访，被视为“闹事”，常常遭到打压甚至抓捕。庆丰甚至说：“谁说成地饿死人，就是诬蔑中央的政策。”成地饿死人现象被长期压下，外地人几乎看不到真实情况。庆丰的封锁、瞒报，极大的增加了饥荒的时间、范围和烈度。全国性饥荒持续了三年，但成地饥荒却持续五年，且成地的情况最严重，死亡人数在1千万左右。
虽然下面极力封锁消息，但中央确实有人接触到“饿死人”的报告，但整体反应是压制、转移或掩盖，而不是承认和纠正。谁要是说“农村饿死人”，就可能被扣上“散布谣言”“右倾机会主义”“攻击中央总路线”的罪名。怀民就是这样被打倒的。天成与中央干部一度完全相信地方虚报的“亩产万斤”“粮食大丰收”。当听到有人说“饿死人”，他们首先怀疑的是“农民藏粮”“地方干部瞒产”，而不是政策有问题。况且天成极度敏感，周边动物们往往不敢直接传达，或者在传达时淡化处理。中央文件中对灾荒的表述，常用“困难”“自然灾害”，避免使用“饿死人”这种字眼。直到大飞跃第四年开始，饥荒的规模实在掩盖不住，中央才逐步调整政策。
大飞跃当年，取消了人类农民自由迁徙权，天成本意是想将人类当成工具人来实现它的理想，但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当年又正是天国农村大饥荒的开端。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
例如某个地区，设卡拦截，阻止农民出去。通往外地的铁路、公路、渡口都设有检查站，由公安、武装民兵把守。检查人员见到“外流农民”就强行扣押，押送回原籍。对试图逃荒的农民，公安机关常常直接抓捕，遣返后交由当地干部处理。有的农民被当作“逃跑分子”“破坏集体食堂”，受到批斗或劳改。一些地方甚至把逃荒农民视为“破坏人类主义建设”的人，施以殴打、关押。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也被公安机关等抓回打成“反坏分子”。食堂没粮了，政府又不肯提供，只知道一味捂盖子。为防止饥民在城市聚集，该地区各大城市公安机关配合“清理运动”，把外地饥民驱逐出城。火车站常常有饿得奄奄一息的农民倒毙，尸体被成堆运走。而该地区三年饿死了大约500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因为失去了逃荒求生的机会。
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一些农民因为长期断粮、被逼到绝境，曾经自发聚集到粮仓、粮库、粮站，请求分粮或者企图抢夺粮食，若被拒绝，就发生推搡甚至直接冲入的情况。这种“抢粮”不是出于暴动或反抗政权，而是被饥饿逼迫的求生行为。但最后往往被公安、民兵甚至军队武力镇压。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这类事件极为敏感，往往定性为“骚乱”“破坏社会秩序”。一旦出现，公安、民兵就迅速出动，逮捕“带头分子”。在一些严重的事件中，甚至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开枪驱散或拘捕农民。这种做法是把饥饿农民的生存斗争当作政治问题处理，从而制造了更多死亡。
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确实有合理性。为了在极端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实现最高效率的统一行动，必须建立一个基于绝对服从的、等级分明的指挥系统。个人的判断力被集体的、制度化的决策过程所取代，以换取组织的生存和胜利。但其缺点和风险也同样巨大，历史上因此导致的悲剧数不胜数。泯灭个人道德判断，可能导致暴行是最核心的缺点。“纽伦堡原则”提出：执行上级命令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战争罪责任的理由。军人有更高的义务，即对人类基本道德的义务。如果军队只讲服从，不问对错，可能成为专制和政变的工具，它很容易被野心家利用来发动政变或镇压人类。军队的忠诚对象应该是宪法和国家，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盲从的军队会成为破坏民主和法治的最危险力量。
人道努力从中做到平衡。法律上，通过国内法和国际法明确划定红线，规定哪些命令是绝对非法的，军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拒绝执行。伦理上，对军人进行充分的军事伦理教育，培养其职业道德和人文关怀，使其不仅是一名战士，更是一个有道德判断力的人。强调“忠于宪法和国家”， 将军人的终极忠诚对象引向宪法、国家和人类，而非某个领导人，从根源上防止军队被滥用。推广“指挥官意图”， 在训练中，不仅训练士兵服从，更训练他们理解命令的最终目的，从而在复杂环境下能够灵活、负责任地完成任务。
最终，一个理想的现代军人，应该是 “服从的纪律” 和 “批判性的道德思考” 的结合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必须无条件服从以确保效率；但在面对明显反人类、反法律的罪恶命令时，他必须有勇气说“不”，并承担起更高层次的道德责任。这无疑对军人的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这也是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必要之路。
在全国性大饥荒爆发时，民兵以及军队执行了镇压人类的错误命令，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虽然天国内部缺粮食，但当时却仍在外部出口，有些甚至是无偿的。天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同其他友国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三年大饥荒时期正是天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
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大飞跃当年以及次年，天国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北国和友国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致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大飞跃第三年，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有外国领导前来，天国给予对方6000万美元的贷款，伍忍特别告诉对方，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第四年，天国与北国关系恶化，天国希望某友国持反对北国的立场，赠予五亿卢布，并用外汇买小麦送给对方。
一边是粮食减产，一边却是出口增加。大饥荒最为严重的那一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直到当年11月，才要求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开始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并开始采取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提高粮价等紧急救灾措施。
这种一边饿死农民、一边出口炫耀的行为，是对农民最大的不公。这也不是经济逻辑，而是“政治逻辑”——要维护天成的国际形象，即使国内饿死人也在所不惜。
当初，北国大量有偿援助了天国。饥荒发生后，北国体谅天国的国情，提出“还债的事可以延缓”。大飞跃第五年年初举行的贸易会谈中，双方同意延期还债。到去年时，天国欠北国约3.5亿美元，折合成天国货币约53亿。天国欠北国的债，大致可分为两笔。第一笔是抗击西方的军火武器债务30亿。北国军队从天国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第二笔是天国在五年计划期间，北国援助的基础工业机器设备。伍忍后来说：“我们在经济困难时期，不但没有借一分钱的外债，而且还把过去的外债几乎都还清了。”大飞跃第五年，北国借给天国20万吨粮食，以缓解部分粮荒。北国领导叙述其曾向伍忍当面提出支援，伍忍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北国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会自行解决。然而，在天国官方与官方引导的民间舆论中，将北国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归咎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之一。人类学者表示：传闻的北国曾追逼还债，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就在同一时期，天国与北国关系公开破裂。北国在人类公社运动、大炼钢铁上都反对天国的政策，天成则对北国对达令的全面清算而极度不满。最终北国撤走专家、毁弃援华合约，使天国困难加重。天成主持的会议决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和基本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劳动力，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天成为保住颜面，以顶住“北国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团的压力”为借口，勒令全国人类束紧裤腰带，提前还债，争气炼钢等为号召，挽回颓势，以争取做和北国一争高低。只是此时国力已衰弱不堪，出现的只有更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
为了进一步掩盖饥荒，推卸责任，中央又提出了自然灾害论。有官员说：“我们团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八人团。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团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
按照中央的说法，大飞跃当年，全国大面积旱灾。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地区2236万公顷农田。接下来三年，旱灾继续，一度北方地区60%的农业耕地未有任何降水。第四年，旱情持续，但气候环境有所缓和。但全国旱区受灾面积仍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
但另一方面，据人类学者的研究，天国统计局局长曾说道“上面要什么数就给什么数”，且各级地方政府在层层上报灾情数据时，总是夸大自然灾害，既可以减少上交和得到救济，也可以减轻官员对饥荒死人的责任。该学者调查了全国范围内350个非政府气象站的气候数据，结果显示那几年的气候属正常，并无特大旱灾、特大水灾或异常低温。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和观察家也持有相似观点，认为自然灾害的程度和影响力被夸大了。有人认为，大饥荒时期的许多水灾并不是由于异常天气所致，而是大飞跃期间大规模地不合理修建灌溉工程所致。
更有人指出，“根据当年的气象资料，大飞跃当年，无论从官方的记载，还是老农的回忆来看，都是风调雨顺的一年。至于后三年气候方面的负面影响，最多也只是局部性的，绝对不是蔓延全国且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况且，受灾面积不等于成灾面积。在粮食供应充沛的条件下，即使发生大灾，农民也有体力和积极性将灾害损失控制到最小。” 水旱灾害年年都有，且比这几年严重的年份很多，但都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
中央试图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自然灾害，并努力为天成和中央脱责，此外亦有大批地方干部被作为“替罪羊”遭到撤职和清算，以体现“人上天成永远正确”。
天国三年大饥荒，局部地区五年，一共饿死多少人，一直有争论。粮食部官员称，他当时和统计局局长等做了一个电话调查，统计得出死亡几千万，报告送交天成、伍忍，伍忍要求他们销毁。内外研究人员估计的死亡人数大多在1500万到5500万之间，其中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农村的农民。《墓碑》的作者认为，死亡人数是3600万。
有些严重的地方整个村都饿死了，绝了户。饥荒导致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依稀大地湾》里的片段说：“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成地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饥荒导致肿病流行，上面调拨了些粮来，农民又无钱买。
肿病是典型的营养不良性水肿，主要由于长期挨饿、蛋白质和维生素缺乏引起。主要表现是身体浮肿、腹部隆起、四肢乏力，严重者不能行走，最后死亡。有些村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肿起来，走不动，最后死掉。中央当时将“肿病”解释为“营养不良”，但归因于“农民不注意饮食结构”；或者归咎于“寄生虫”“地方性疾病”，甚至一度与“自然灾害”挂钩。很少承认这是因为征购过高、食物匮乏所致。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下达指示，要求“对肿病加强治疗”，配发盐、药，而不是减少征购、让农民多吃粮。在某一时段，中央与地方反而加强对“饿死”的掩盖，把死亡写成“病亡”，这种统计方式掩盖了饥荒导致的真实死亡规模。
《悠悠岁月》一书中提及，“588人吃掉337具尸体。例如小门沟生产队共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社员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某大区提到“共发生（吃人事件）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大飞跃第二年冬和第三年年春。”某县区提到，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
然而死亡的人大多是农村人，城市很少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当时天国在分配粮食时实行严格的“优先保障”原则，粮食首先必须满足出口、军队、城市职工、干部机关、国家建设项目 的需要。城市人口在体制下有粮票和国家供应，属于计划内人口，虽然口粮紧张，但至少能保证基本生存。中央认为，城市是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是政权核心区域。如果城市出现大规模饿死，就会直接动摇统治合法性，所以中央必须集中资源保障。结果就是城市虽挨饿，但总体能活下去，而农村农民则大规模死亡。饥荒严重时，农民想逃荒进城，但公安、民兵把守交通口，强行拦截甚至抓捕。
人类学者指出，城市能够维持供应，正是因为农民承担了灾难性的牺牲——农村被掏空，为了城市“挨饿但不死”，农村不得不“饿死成千上万”。在中央看来，城市饿死一个人的政治危险性远大于农村死一个人。
而干部中除少数基层干部外，基本没有饿死人，这是因为存在干部特供体制。特供体制早在战时就有雏形，但规模还不大。此时粮食极端紧张时，特供反而更严格，确保干部不受饥荒冲击。饥荒最严重的那一年，中央决定对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依官员级别满足所需，造成特权供应，保证肉、白糖、甲级烟、鸡蛋的供应。后来又改用了“特需供应”一词，并指示相关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建立起各地统一的副食品特需供应标准。根据龚平妻子的建议，又对高级干部以下级别的其他干部，供应定量的白糖和黄豆。这使得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有些高干依然能保持着脂肪丰富的腹部。
各地都建立了特供商店以及干部食堂。干部凭证件领取定量粮食、肉类、油脂，甚至糖和罕见食品。而很多地方还规定干部能有额外的“副食品”供应，比如羊肉、鸡蛋，而农民根本见不到。干部是统治机器的骨干，如果干部也饿肚子，政权运转不下去。干部被视为“革命骨干”，享受优先权；农民只是“生产资料的提供者”，牺牲他们被认为理所当然。大饥荒时期，干部依靠特供体制，始终有饭吃、有肉吃，而农民则大批饿死。特供制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优待，更是政治等级化和统治逻辑的体现：政权选择牺牲农民，优先养活干部。
为了在国际上掩盖饥荒现象，天国邀请了部分国际人士前来访问。外宾到天国后行程由外事部门全程安排，只能去指定的“参观点”。这些参观点通常是粮食情况相对较好的示范公社 或“重点户”，事先做过准备。且外宾不允许自由走动，不允许接触真正的饥民。地方干部在外宾到来前会临时调粮，把粮食、蔬菜、肉类集中到食堂或农户家里。人类被要求排练口号，统一说“生活很好”“吃饭不要钱”。外宾到场时，桌上有白面馒头、大米饭、肉菜，而一旦外宾走后，这些食物立刻收走。外国记者和左派人士无法接触独立消息渠道。邮件、通讯受严格审查，外电不可能报道农村饥荒。当时中央还在对外宣传“连续丰收”，甚至说天国人类平均寿命大幅提高。
这种“外宾考察”本质是精心编排的政治戏剧，外宾看不到饥荒，不是因为饥荒不存在，而是因为整个国家机器在努力隐藏。
对于天成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况，存在着不同描述。大飞跃第二年天成生日准备了六道菜，有奶汤鱼头、扒羊肉、小干鱼等。据团内的文献记录，天成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大飞跃第四年工作人员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卫士回忆困难时期陪天成吃饭的情况：有一次吃海参，天成看他不吃便给他夹，太滑掉在桌上，为了节俭，天成把它捡起来吃掉。还有一次天成提出要求不再吃肉，在与东星谈话达成妥协后改为“两个纯素菜，两个青菜里适当放些肉”。这就是天成一贯的惺惺作态了，底下人也陪他演戏。
天成在第四年7月的伙食费开支654.82元，10月公债开支私人客饭59.84元和115.11元两次；按当年的黄金价格3.04元/克计算，折合黄金243.9克，而同期首都市民一个月生活费13元左右。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天成烟酒肉茶一直没有间断，生活待遇比其他人好很多。
曾经天成为了缓解矛盾，表示吃素不吃肉。天成对护士长说：“天国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人类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然而国家的困难正是天成自己造成的，他却丝毫不肯承认这一点。假惺惺省下来的饭钱，对个人来说很多，对人类来说就是杯水车薪了 。
天成作为人上，他收到了公安、地方政府、粮食部门、军队等各渠道的报告，不可能对“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完全无知。但他从不愿意承认大规模死人，因为承认就意味着“大飞跃”和“人类公社”是失败的政策，他的权威会遭到致命打击。天成对“死人”问题也表现出轻描淡写的态度，认为“人死了可以埋掉”，说明他知道死人很多，但并未真切反思，因为在天成心里，人类终究只是工具人，是用来实现他理想的工具，而非他服务的对象。天成不仅没有承认具体数字，反而强调“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并把焦点转移到“阶级斗争”。然而大飞跃是彻头彻尾的大失败，成绩是非常少的。
特供商店以及干部食堂就属于体制性腐败了。而事实上，腐败现象很早就存在了，干部的特权行为、分配不均和补给制度的不公都属于腐败，只是由于物资匮乏所以腐败现象被压制，看起来少。后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放大了腐败。而天成自身也很享受腐败。
早在动物们起义时就存在“要保证军事胜利，就必须优先保障指挥人员的安全与物资供应”的逻辑。这种逻辑认为：指挥员掌握全局信息与决策权，其损失会对整个部队造成“系统性瘫痪”。因此，保障其安全与供给似乎是“以最小成本维持整体战斗力”的手段。普通士兵在传统社会被认为“可补充”，而能指挥作战的将领是稀缺资源。这导致“领导稀缺论”。社会普遍存在的等级制又延伸到军队。因此，“领导优先”很容易被制度化为供给上的差异。高层指挥者又多是统治集团核心成员，维持他们的优待，也是维持政权稳定。“军事需要”有时只是用来包装特权合理化的借口。
虽然这种逻辑在表面上有一定的“军事效率”理由，但存在明显问题：合理的“差异供给”是存在的，但如果演变成指挥官享有远超士兵的待遇（奢华生活、特供物资），就不是军事需要，而是制度性特权。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是士兵在前线的牺牲与执行。如果过度忽视他们的需求，可能导致消极怠工、逃亡、甚至哗变。在“以效率为名”的逻辑下，容易无限扩展领导层的特殊供给。实际作战中，如果士兵吃不饱、装备不足，即便将领再安全，也难取得胜利。从“适当优待”到“绝对优待”，一步之遥。最后变成“指挥官的命比士兵贵”，使军队本身脱离“共同目标”的原则。
合理的做法应是通过制度化、透明的方式体现差异：指挥官因决策责任获得更高薪酬与津贴，前线士兵因高风险得到补偿，但基本生活保障保持平等，避免生活上的等级化和特供。这样才能兼顾效率、公平与士气，使军队真正以共同目标为核心。
如今没有军事上的直接威胁，只有人类大量饿死导致的政权潜在崩塌风险，天成和动物们就毫不在乎的又开始搞特殊供给制了。
全国各地还到处为天成以及其他高级领导人修别墅，建招待所，甚至行宫，造成很大的浪费。天成曾经回到老家，当地的领导陪同。天成对他说，你在这里搭几个棚子，不要搞的豪华，等我累了，来这里休息。然而当时正是困难时期，这个领导真的只是随便修缮了一下。殊不知，天成是希望修成度假别墅。
后来一些动物们给天成开脱，说制度问题才是造成大饥荒的最主要原因。然而制度并非天降，而是天成亲手设计、推动、强制实施的。制度不是抽象的自然力，而是具体人创造和选择的结果。大飞跃和人类公社正是天成亲手提出并主导的。何况存在不同意见，如怀民的批评，天成不仅不采纳，反而通过云雾会议将异议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并借此压制制度内可能的修正。把灾难归咎于“制度”，等于否认了设计者和推行者的责任。
一个合理的制度，本应允许下层反馈和上层修正，但当时的天国体制高度个人化。天成既是制度的制定者，也是最高解释者和监督者；他随时可以绕过“制度”，直接通过批示改变政策。闻民等人本来就是在制度框架内提出批评，但天成将其政治化，导致制度纠错机制彻底丧失。这说明“制度”不是独立于天成的怪物，而是天成个人意志的延伸。
制度只是手段，意志才是根本原因。天成推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极端冒进，要求“不怕死人”，以赶超西方为政治目标。制度可以解释“为什么灾难会扩散”，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会采取如此冒险的政策”。这只有放在天成的政治风格与个人决策里才能说通。制度只是载体，天成的意志才是导火索。
如果只怪制度，就变成“没有人负责”。事实上，制度执行过程中，天成有过多次“知情—坚持—扩大化”的选择：知道地方虚报产量 → 仍坚持高征购。知道农民饿死人 → 仍强调“粮食要保出口”。听到怀民批评 → 不反思，而是政治打击。这不是制度的自动运行，而是天成在关键节点作出的有意识决策。所以“制度论”是掩盖责任的一种政治叙事。
制度能否限制人上天成，不取决于制度本身，而取决于人上天成是否愿意被限制。 有制度而无绝对约束的特点，正是兽道社会最典型的体现。
换句话说，制度是天国统治者为自己设计的“安全带”和“交通规则”，但人上永远是那个手握方向盘的司机。他可以选择系上安全带、遵守规则安全驾驶，也可以选择解开安全带、无视规则甚至猛打方向盘，而车上的人（百官和人类）很难真正阻止他。人上既是玩家，又兼任裁判。他名义上应该遵守规则，但他发现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修改规则、无视规则、甚至直接掀桌子。其他参与者（官僚集团）：他们的任务是劝说人上遵守规则，好好玩游戏。但他们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人上这个“玩家兼裁判”，所以劝说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人上的脾气、心情以及当时的力量对比。
从实际表现上来看，天国的这套制度从来不是用来“限制”人上的，而是用来“规范”和“辅助”人上的。 它是一套“建议性”的操作指南，而非“强制性”的法律枷锁。
大飞跃第三年末到第四年初，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宣告了大飞跃的结束，由于政策执行的延迟性，饥荒当年末才基本结束。
在接下来的人类大会上，裘真点名天成也有错误：“人上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人上批的……现在团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人上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团留下恶劣影响。” 然而伍忍发言要大家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说：“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人上负责。……幸亏人上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人上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个无法挽住狂澜。”董大很快也发言，向裘真发难：“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人上负责？乱搞一气，不是人上的政策。”
刘歧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人类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了，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今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刘歧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到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人类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是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外，刘歧整理口头报告批评说：“大飞跃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飞跃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随后天成带头做检讨，承担中央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人上。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人的应当是我。”一些干部虽然不敢说，但认为天成的检讨不深刻。伍忍代表政府作了自我批评，伍忍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中央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他说自己犯下两个严重错误，一个是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飞跃、大飞跃、特大飞跃的标准，另一个是将权力下放过多过散。
然而，这不过是天成的权宜之计，它并非真正认错，而是为了笼络人心、应付危局所作的姿态。在它看来，挫折是事业进程中的暂时受阻，而非因数千万人的饿死而引发的自责。
按常理，这样的失败本应导致天成下台。然而，天成不仅没有被追责，反而继续担任人上。这一现象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
首先，天成的历史功绩和象征地位无人能敌。作为同富团的缔造者和天国的奠基人，他被普遍视为“没有人上就没有天国”。这种合法性使得他的权威不因政策失败而立即丧失。
其次，团内体制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罢免机制。天成既是制度的制定者，也是最终解释者。在云雾会议上，他将怀民的批评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借此震慑了整个高层，证明挑战天成的代价是政治毁灭。
再次，政治责任被有意稀释和转移。饥荒被官方解释为“自然灾害”与“北国逼债”的结果，天成自己在大会上也做了有限的“自我批评”，退居“二线”，让伍忍主抓经济。这一策略既保存了他的象征地位，又将实际责任分摊给全团。
最后，干部群体普遍处于恐惧与依附心理中。怀民的下场让所有人明白反对天成等于自毁前途；而大多数干部的地位又得益于天成的提拔，他们即使心有不满，也只能选择跟随。
大飞跃的灾难，并非制度偶然失灵，而是天成意志的必然结果。天成就是体制的化身，制度由他设计，权力由他垄断，责任又被他转移；在个人崇拜与恐惧政治的共同作用下，团内无人敢于挑战。正因如此，“制度错误”并不能成为推卸的理由——制度从未脱离天成的意志，而天成才是大饥荒的最终责任者。
看到天成轻描淡写的态度，刘歧心里有气。有一次天成在游泳时，与刘歧发生直接冲突，天成当面斥责道：“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政策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歧则对天成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一天夜里，天成忽然见那神仙出现，对它说：“害人之法，重在可持续性害人。既能害人，又能使人类没有怨言，才是良策。你如今已经误入邪道了！”天成急忙询问对策，那神仙已经飞走。天成感到忧惧交加，没多久就生了重病。
为了进一步稳定人心，按照刘歧的建议，天成写下罪己诏：“这几年，我号召大飞跃、办人类公社，目的是要使天国一日千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方向是对的，目标是光明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出了问题。自然灾害接连不断，北国又逼债撤人，加之各级干部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结果粮食产量锐减，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人类挨饿受苦，这是事实，我心里很沉重。
这里面，我也有责任。我过于急躁，要求过高，没有做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各地的情况缺乏充分了解，导致我们走了一点弯路，甚至犯了错误。这一点，我向天国人类作检讨。
但路线是正确的，只是方法上犯了错误。风调雨顺的时候，我们的办法可以多快好省；但天灾加上人祸，情况复杂，就暴露了缺点。我们要吸取教训，实事求是，纠正浮夸风，减轻群众负担，恢复生产，把饭碗抓在自己手里。
人类是真正的英雄。农民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可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让他们受了苦，饿了肚子，甚至失去了生命，这是我心头的痛。
我愿意退居二线，反思自己的错误，让同志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我相信，天国人类在团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走出暂时的困难，继续向人类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
诏书颁布后，紧张的局势有所缓解。很多领导人也都表示，对不起人类，这笔债要还。然而直到多年后，这事也没有得到解决，一贯的拖延以至最后不了了之。首先，具体向谁还债，怎么还债，就是个它们解答不了的问题。人都饿死了，该如何向这些人还债呢？
天成本来选了三个接班人，明面上一个，暗地里一个，还有一个作为备选。但它担心这三个以后会否定它的政策，于是从老家挑选了一个忠厚老实的长者，给它取名天命，让它担任第二任人上。
如果觉得天成前期英明、后期昏庸，十分矛盾，那其实是误解。早年的“英明”，是因为不如此便夺不到天下；后来的“昏庸”，其实是他理性算计与私欲扩张的必然表现。就他自己而言，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统一的人格，并非哪一天突然变坏，而是他的思维早已成形。只是环境与权力让他的欲望有了更大施展的空间。所谓“前明后昏”，只是形势不同、伪装与真相交替的结果。没有什么突变，只有本性的显露。
有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其实不是突然变坏，而是当他终于拥有了“变坏的能力”，他就会释放出早已存在的欲望。他的理想与私欲是否伤害他人，从很早之前就已经注定。
权力不会改变人，只会放大心里原本的欲望。早年的英明，是夺取天下的手段；后来的昏庸，才是他本来的样子。人格一旦成形，权力只会揭开它的伪装，而不是让它转变。当一个人终于拥有为所欲为的能力时，他所做的一切，其实多年前就已经决定了。
后人若仍把统治者的“早期英明”当作本性，把“后期昏庸”当作偶然，就必将重蹈覆辙。对权力的监督，若寄希望于道德自觉，无异于缘木求鱼。正如前人以血泪得出的结论：没有制度的约束，再英明的人也会变质；有了制度的制衡，再昏庸的人也不至于毁国。
对一个政权怀抱崇高的道德幻想，往往是危险的开始。政权本身并不具备先验的善恶属性，正如人性并非生而注定为善或恶。制度的性质，最终由它所根植的社会土壤与人类的集体选择共同决定。政权与人类的关系，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一种双向的驯化。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若人类普遍具备纳税人权利意识、法治观念，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并愿意以理性、团结的方式参与公共生活，这样的环境往往能孕育出开放、回应型的民主治理体系。相反，如果人类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只有个体利益的盘算而缺乏共同体意识，屈服威权，容忍权力滥用，甘愿让渡监督责任，那么这样的土壤，便会自然滋养出专断而封闭的统治模式。
同时，政权一旦形成，也会反过来塑造人类。一个开放的制度鼓励参与、激发信任、培养公民；一个压制的结构则滋生恐惧、强化冷漠、驯化顺民。这种双向反馈一旦固化，就会演变为一种难以打破的政治文化循环。
政权不是天降的神谕，而是人性的镜像、民情的产物。它不是来拯救谁的，它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样子。永远不要期待一个政权自动道德完美。真正的变革，始于每一个人的清醒与担当，成于制度与民智之间健康的相互塑造。
天成对天命说：大飞跃本身没问题，重点不在于死了多少人，而是我们没有创造出一个辉煌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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