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丢了一本书。
那是我在旧书摊上买到的一本书，书页泛黄，纸张发脆，上面沾着像菜汤又像茶渍的污痕，想来肯定是被人翻得破破烂烂以后又夹在过期杂志里卖给了旧书摊。书摊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光秃秃的脑袋像拔了毛的松鼠，脖子上整天挂着一幅老花镜，穿着脏兮兮、皱巴巴的短袖体恤和肥大的短裤，与他干瘦的身材极不相称，说起话来像老鼠在吱吱乱叫一样惹人厌烦。
旧书摊在街口的一个不起眼的店铺里，外面摆着两张堆满旧书的长桌子，进门以后是两间狭窄的屋子连在一起。蒙着一层厚厚灰尘的灯泡半死不活的挂在天花板上，昏暗的像快熄灭的煤油灯。杂乱的旧书堆得到处都是，书与书之间划出两条勉强能走人的过道。
这个旧书摊虽然破旧却总是能淘到不少有意思的书，上到诗词歌赋，下到黄色小说，一应俱全。
那天下着雨，老板用巨大的塑料布蒙住了摆在屋檐下的书，狭窄的房间里因为阴天而变得更加昏暗和压抑。我站在屋檐下抽烟，手上的雨水浸湿了香烟，又很快被燃烧的热气烘干，留下一小块黄色的印记。蒙书的塑料布早就脏的发灰，布满了雨水以后更加难以辨认罩在下面的书名，看了一会我便打消了淘书的念头。
就在我低头扔烟屁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本掉在地上的书，那本书掉在长桌子边上，几乎快跌进雨里。我捡起来翻了翻，是本小说，词句香艳，大致是讲述民国时候一个女子从山城沿着长江流落上海的故事，我又点上一支烟，饶有兴致的看了起来，一直看到烟头烫了手才回过神来。付了钱，我把书卷了一下塞进口袋，再次走进这场没完没了的小雨里。
这一阵子我过的格外混乱，公司改制，做个挂名顾问，每个月拿几百块薪水，基本等于失业，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公司就要破产，连每个月几百块的薪水也拿不到了。女朋友在公司改制的前几天跟我分手了，她觉得我的人生一眼就能望到底，她看了两年，满眼都是灰暗。
没了女朋友也没了工作以后我的生活一下就陷入到除了时间一无所有的境地。我找了几天活都毫无收获，我也只好劝自己乐得清闲。所幸我还有不算多也不算少的一点存款，盘算着偶尔出去做点杂活也够开销，就这样先逍遥上一阵子再说。
女朋友搬走以后屋子马上就变得乱七八糟，内裤和袜子被丢的到处都是，烟灰在桌子上像是厚厚的积雪，旧保温杯里的茶叶上长着青绿色的霉菌，连厕所的拖把上也长出了蘑菇。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的缘故，所以我也懒得开伙，每天中午睡醒以后就下楼吃碗面条，买几瓶酒，再买点花生米和方便面当做下酒菜和晚饭。
我住的地方是棚户区改造后的旧房子，黑乎乎的楼道里贴满了广告，新的叠着旧的，有整张贴上去的，有喷漆喷上去的，也有用马克笔写上去的，上到铁口直断逆天改命，下到黑车麻药疏通下水道。外墙脱漆的旧楼摇摇欲坠，楼下每天都聚集了很多不怕楼房倒塌的人打牌下棋。
我既不会打牌也不会下棋，整副麻将也只认识个发财，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曾经的生活是多么的乏味。我开始困惑于我过去的每一天都是如何度过的，仿佛我的生活中只有工作，可工作这事本质上就是给别人赚钱，别人吃了肉你才能跟着喝点汤，这样一想，我发现我过去的每一天都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给别人赚钱，这似乎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
失去了给别人赚钱这项一直以来的生活意义后，我发现人活在这世界上还是有两件最需要解决的事可以当做生活的意义，一件是上半身的饿，一件是下半身的饿，无论是哪一件事解决不了都会让你如坐针毡，甚至铤而走险。
一直以来我都是靠自己解决上半身的饿，靠女朋友解决下半身的饿。可现在女朋友走了我也就只能靠自己来解决下半身的饿。要说出去嫖娼，我没那闲钱；要说出去约炮，我没那长相，也没那路子。一时间家里消耗最多的除了烟就是卫生纸，我开始不分时候的手淫，有时候是早上醒了，有时候是晚上睡前，后来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在阳台晾衣服看到楼下有好看的姑娘经过就会回到屋里来上一发。
很快我的身体就受不了了。腰酸，手臂也酸，每天昏昏沉沉的，直到有一天见了血，我才惊觉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会把自己活活搞死。仿佛我用力抓住的不是我的阴茎而是我的咽喉，我像被扎漏的自行车胎一样软趴趴的倒在沙发上，再也提不起兴致手淫。
当手淫也失去了乐趣以后，我便开始借由看报纸来杀时间。
我并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关心民生问题，我只看上面的连载故事和广告版块。我看广告并不是为了要找工作，而是我偶然发现上面混杂着无数不同寻常的广告，大多混在家政版块里面，仔细看就能轻松的区分开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比如写的年龄比较大，干过几年，手脚干净干活利索，做饭好吃之类的，大都是真家政，而还有一些上面写的年龄很年轻，大学生，长相美丽动人，身材前凸后翘，丝袜制服，可提供女王或女仆服务之类的，大都是假的。我抄下了我看到的每一个假广告上面的电话号码，等我再赚了钱我就挨个打这些电话。
窗外一直在下雨，隔壁那个中年女人晾在楼道里的肥大内裤永远都湿漉漉的，几天过去了还是和刚刚挂上一样。我闷在家里觉得自己就像旧保温杯里的茶渣一样长满了青绿色的长毛。从窗户里望出去，整座城市都没逃得出这一大片乌云，楼下的打牌下棋的人也搬到了楼道里，本就堆满了杂物的楼梯变得更加拥挤和逼仄。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很久没剪的头发耷拉在耳朵边上，凌乱的胡须像是野草一般爬满我的半张脸。我刮了胡子，顺便冲了个澡，光着身子坐到沙发上，喝光了剩下的半瓶二锅头。
喝了点酒之后我又觉得自己还在那个每天只能按时上班不能按时下班的日子里，渴望着发工资，乞求着公休和放假。那时候我活的像条狗，不过钱包是鼓的，只要钱包是鼓的我就还不能算是一条野狗；而现在的我钱包干瘪了，钱包不再鼓就说明我已经变成了一条野狗，一条丧家犬。想到这里我感到格外的烦闷，酒也越喝越多。我借着酒劲拿起抄电话的本子，随便选了一个号码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声音尖锐难听，问我找谁。他那像是老鼠吱吱乱叫一样的声音让我觉得一阵恶心，我一下就发火了，我对着电话高声骂了起来：“操，怎么是个男的，老子要找女人，你给我一个大佬爷们，你发的是他妈什么狗屁广告。”那人倒也没生气，反而见怪不怪似的听我骂完，“有女的，有女的。我这什么样的女人都有。你要什么样的？”我一听反倒乐了，我说你给我叫个大学生来吧，我还没睡过大学生呢。给他留下了地址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以为这只是一场闹剧，转眼就把这事给忘了。我说的倒也不是假话，别说睡了，我连手都没拉过。上学那阵，我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个女朋友都没谈成过，唯一一次拉女生的手还是在迎新晚会的时候，大家手拉着手一起拍了张照片，结果现在我已经退学七八年了也还没收到这张照片。
傍晚的时候，我津津有味的翻着从旧书摊上买回来的那本书。那本书连封皮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书名是什么，更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有什么关系呢？图个乐罢了。
书里讲有一个姓陆的姑娘，自小没有爹，她娘是个有名的裁缝，后来吸上了鸦片，生意也不管了，家产也败光了。从那时候起陆姑娘就吃不饱饭了，她饿，饿的心慌，两只眼睛看上去像是饿狼一样凶狠， 她娘让她吸鸦片，说吸了鸦片就不饿了，陆姑娘就跟着吸，吸完了果然不饿了，反而觉得很饱，脑子晕晕乎乎的，自己像是在飞，她能看到自个飞到天上，两只手变成了翅膀，一会跟着大雁，一会又跟着信鸽，她看到连绵的山，看到山上的街道和楼房，看到长江从自个脚底下溜过去，她一下就喜欢上了，她从来没觉得这个满是上坡和台阶的城市会这么可爱。她娘的鸦片自己都不够吸，更没有多余的给陆姑娘，陆姑娘就抢她娘的鸦片抽，陆姑娘一抢她娘就哭，披头散发的坐在院子门口，倚着仅剩的一扇破门嚎啕大哭，一会骂着陆姑娘是白眼狼，抢自己东西，一会又说陆姑娘的爹是混蛋，造了孽就拍屁股走了，骂着骂着就又哭了起来，说什么当初不把陆姑娘生下来就不会落到这步田地。时间长了街坊也都见怪不怪了，若是两天没见到她在门口哭喊，反而还要冲着院子里喊上几声，问问死了没有，直到屋里传出来尖锐的骂声，街坊们才算是放下心来，说笑着往家走去。
转眼就过去了三四年，陆姑娘也出落成了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人长得水灵，眼睛里像是有只画眉鸟在飞似的。她活在这个城市里，把那些没沾过腥的年轻人迷得团团转，又搭上了当地的一个什么小官员，不但有鸦片抽，还能天天喝洋酒，吃西餐。她一下就陷进去了，打那开始陆姑娘天天跟着不同的人出入不同的宴席，不停的逢场作戏。
我正看到陆姑娘抽了鸦片以后和三个男人躺在同一张床上，衣服都脱了大半，我迫不及待的想翻到下一页的时候，电话响了。我手忙脚乱的挂掉电话想继续往下看，可电话却锲而不舍的响个不停，我烦躁的接起来，没好气的喂了一声，对面是个女的，听声音挺年轻的，她问我住哪，说她在我家楼下，我没留单元号和房号。我说我没留过什么地址，她反倒有些不高兴，说“咱可不能这样开玩笑吧，下午是你打的电话，我大老远跑过来你倒说没有，你嫌我丑也得见了面再嫌是不是？”我一下想起下午那通电话，没想到那电话还真管用。我站在楼道里，扶着半截矮墙往楼下看，果然有个姑娘站在楼下打电话，我问她是不是穿着蓝T恤，短头发，她嗯了一声，我让她往楼上看，对着她挥了挥手就挂了电话。我没关门，回屋子点了支烟，没抽两口她就上来了。她带上门，把包扔到乱七八糟的桌子上，一屁股坐到我旁边，毫不见外的拿起我放在桌上的烟。她四下打量着凌乱的房间，我看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们就这样僵持着，好像在玩谁先说话谁就会输的游戏。我不是故作深沉，而是总觉得直奔主题有些太猴急了，可偏偏对于这种时候应该说什么做开场白我毫无经验可循，只好随她一起抽着烟。她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尴尬，明亮的双眼在眼镜后面乱转，视线完全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
我这时候才仔细打量起她来。她个子不高，短头发，穿着一件蓝色的短袖T恤，白色的七分裤和一双白色的休闲鞋；圆圆的脸盘上架着一副红色的眼镜，小巧的五官虽不惊艳可合在一起却也独有一份精巧。她这幅打扮还真有点大学生的意思，但我知道她肯定不是，这一切都只是她为了满足客户要求伪装出来的而已。就像我一样，为了满足不同老板和客户的要求而扮做不同的样子，时而不苟言笑，时而轻松诙谐，时而通俗明了，时而故作高深。终究是她先打破了沉默，“你这有酒吗？”我愣了一下，下意识的反问了一句，“你要酒干什么？”她掐灭了手中的烟头，“助兴。我看你怪紧张的，喝点酒能玩的尽兴点。”“我紧张？我紧张吗？你看我紧张吗？”我笑了起来，她直勾勾的看着我，笑的很灿烂，眼睛里全是梨花掉入水潭的波纹。我告诉她酒在冰箱里，让她也开一瓶。她喝的啤酒，我喝的二锅头，我们又开始陷入沉默。“一个小时一百五，来回打车钱你出。”她一直盯着墙上的挂历，“你不打算聊两个小时的天吧。”“这么贵？”我脱口而出，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样说也未免太丢人了，“不贵。大学生什么价格你不知道吗？我这已经是薄利多销了。”她又笑起来，声音里充满了香烟烟雾的颗粒感。“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时间？”我喝完了手里的仅剩的一点酒，别说大学生了，我跟本不知道嫖娼的市价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我不能露怯，不能让她看出来我是个没偷过荤腥的傻子。“从我进门开始算。我进门的时候是十七点四十二分，现在是十八点零三分，就算二十分钟好了。”她带着询问的看向我。“那就开始吧。”我猛地站起身。其实她说的对，我的确非常紧张。她嗯了一声，坐到我身边，两只手开始脱我的裤子。“安全套用谁的？用我的安全套的话五块钱一个。”我突然感觉像是被怼住了一样说不出话，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怎么这么贵？”。她又笑了起来，“你怎么什么都嫌贵。”“你的安全套是金子做的吗？五块钱？”她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从包里翻出一个安全套给我看，“不是金子做的，是橡胶做的。杜蕾斯超博，还有螺纹的和水果味的，差不多都是这个价钱，挑一个？”她的语气平常的就像楼下卖水果的阿姨在介绍自家的水果一样，反倒是让我十分尴尬，“就这个吧。”我拿过她手里的安全套，配合着她脱了裤子，把安全套套在软趴趴的阴茎上。她推我坐下，埋头趴在我两腿之间，我闭上眼感受着女人舌头带来的触感，却只能感受到柔软，那本该能感受到的湿滑却被安全套给挡住了，它尽职尽责的阻挡着这份湿滑的侵入，远比这条街上的居委会敬业。
她的技巧很熟练，确实让我有一种被服务的感觉，没想到我第一次切实感受到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竟然是在一个妓女身上，我不禁暗自嘲笑起我去过的店铺。
第一次结束之后我们休息了片刻就开始了第二次，或许是有酒精作祟的缘故，我分不清我到底是在做爱还是在施暴，我粗暴的把阴茎硬塞进她的身体，恶狠狠的撞击她着她的身体，那一刻我只觉得仿佛是在用皮鞭抽打她，在报复她，报复所有我得不到的女人。
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累得气喘吁吁，瘫坐在沙发上，身上的力气仿佛都被抽走了一般难受。她无力的从沙发上滑到地上，躺在地上和我一样喘着粗气，身上布满了我用力揉捏和啃咬后的青紫。我点了颗烟，烟还没抽完她就挣扎着爬起来，从包里拿出一大卷卫生纸开始擦拭自己的下体和我的下体，之后又擦干净沙发和地板上的体液，服务非常到位也非常敬业。做完之后她才重新坐回沙发上，长舒一口气，又从我的烟盒里拿了一支烟。
和她做爱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又轻松又舒适，不用心怀奉献，不用考虑她有没有尽兴，一切都只要自己开心就行了。我开始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去嫖娼，和伴侣做爱总要有一大堆漫长又麻烦的前戏，做的时候还要在意她的感受，做完之后还需要没完没了的说着早已经说腻乐的情话，而现在你只要花点钱就可以跳过这些无聊的过程。一切就像抽烟一样简单，只需要撕开烟盒，点着，抽完之后把烟屁股扔掉就行了。我又给她递了一瓶啤酒，给了她四百八十块钱，她说按三小时算，多出来的时间算她赠送的。她没有坐很久，抽完烟，喝了半瓶啤酒，她就打算起身告辞，我叫住了她，“吃个饭再走吧。”她看了一眼手机，“这时间要另外算钱的。”我白了她一眼，“你想钱想疯了。”
我根本不会做饭，于是下楼买了两碗混沌，又打了两个荷包蛋就算是晚饭了。她倒也不在意，吃的有滋有味。我从来没见过除了她以外的妓女，也不知道妓女该是什么样的。“干你们这行的都像你这样吗？”我四下翻着我的酒，“嫖娼的倒是都像你这副德行。”她好像听出了我的讽刺，头也不抬的回了我一句。我有些尴尬，只好靠喝酒来遮掩这副尴尬的表情。“你真是大学生？”我盯着她。“是。”她简短的回了我一句。“真好啊。不像我，大学上一半就撤了。”我用杯子里的酒挡住了嘴里即将出现的悲伤春秋的感慨。
她吃饭的时候很安静，头埋得低低的，头发散下来遮住了表情，只能从偶尔跳跃的眉毛和鼻头看出来她在咀嚼。“是吗？”她起身去拿刚才没喝完的啤酒，“怎么没上完？”她重新坐回桌子边上，正对着我。这种问题让我很尴尬，我不想回答，“大学生还真有干这个的？父母供你读书，好好上学不好吗，非要干这事？”她愣住了，转而又笑起来，笑容里透着不屑和嘲弄，“父母供你读书，好好上学不好吗？”说完她就一言不发的看着我，雪亮的眼睛像两把锋利的刀子冲着我飞过来。
我讪讪地笑了笑，她看我不做声，又继续吃起馄饨。她一直在笑，但她的笑容里有着各种不同的神采，我能从她的笑容里读出不同的讯息。有时她的笑里面是开心，有时她的笑里面是迎合，有时她的笑里面是嘲弄。我好奇的问她是哪所学校的，她又笑起来，这次的笑里面全是玩笑，“还想找我的话给我打电话就成了呗，不用非得跑到学校找我吧？”“我就是问问，没别的意思。”“上海的一所学校，还挺大的。”
她说的不像假话。她与我相处的这几个小时里都特别真诚，不会去刻意展露什么，也不会刻意去隐瞒什么，但她的眼神是有力量的，那种力量会堵住我想刨根问底的嘴巴，看着她的眼睛我一个字都问不出口。
不过这也没什么，她服务，我付钱，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们早就两清了，这顿饭就当是小费吧。吃完饭以后天已经黑透了，外面同样破旧的居民楼已经亮满了灯，楼下到处都是疯跑的孩子，遛狗的人像躲炸弹一样躲着不知从哪突然跑出来的小孩，那些孩子却张牙舞爪的在黑夜里放肆的喊叫。
吃完饭她就要走了。
楼道的灯都坏了，我想送她下楼，她拒绝了我，“伸手不见五指的楼道里，是只有一个弱女子更危险，还是多一个陌生男人更危险？”我认输一般的举起一只手，“还是多了我更危险一些。”她对我挥了挥手，笑容里全是狡黠的神采。
我叫住了正在下楼的她，问她上海是什么样的，她站在黑暗中沉默着，过了一会才开口说：“没什么特别的。”我有些失望的哦了一声，她又补了一句，“你自己去一趟不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了吗？”话音夹着她小心翼翼下楼时的脚步声越来越远。她走了以后我存下了她的手机号，把用过的安全套、卫生纸和一次性餐具胡乱塞进一个塑料袋丢在门口，反正每隔几天就会有人因为受不了气味而拿走被我堆在门口已经腐烂发臭的垃圾。不一定是被哪个邻居扔掉的，但通过门口的叫骂声我基本可以判断出是谁，声音像闷在葫芦里的野狗的是走道头上那一户的老头，声音像高跟鞋踩在烂泥巴里的是隔我两户的中年女人，声音像扫把扫炉灰渣子的则是紧挨着我的中年男人。
天色已经很晚了，我在想她走到哪里，要去什么地方，可随即就打消了这些毫无边际的想法，我们只是金钱上的关系，现在关系结束了，她已经走了，我没必要去惦记她。
我重新翻开小说，陆姑娘跟着相好的商人沿着长江一路飘入秦淮两岸，她在那认识了新的朋友，再次打扮的花枝招展，出入于各个风月场所。不过她很快就倦了。一边是山城一边是秦淮，就像是山水永远不会分开一样，两边的风月没什么不同，只是唱歌的人多唱了些评弹，吴侬软语要比山城方言显得更温柔一些。她不会讲南京话，只会讲一口重庆话。这儿到处都是温柔可人、玲珑浮突的水乡姑娘，她格格不入的火辣口音就如同她火辣的性子一样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不过陆姑娘很快就轻车熟路的摸到了命脉，摸到了每一个男人都逃不开的美人关。她的身边再次聚拢了很多人，包围着她，她不在乎这些人出于什么目的，她只在乎这些人付出的金钱，因为她清楚无论这些男人有多少不同的目的最后都只会化为两腿间幽深的小径。
没过多久她就厌烦了，厌烦了这与山城没有分别的昼夜，男人渴望她，女人妒忌她，秦淮河畔窄小的舞台已经容不下她了，她的笑容比秦淮河上的满月都要明亮，河水中的星光与霓虹也早已被她的风采所遮蔽。所以她走了，离开这个城市，去了浦东的十里洋场。
书里面描写的十里洋场是繁华而灿烂的，那里欢声笑语，歌舞升平，有轨电车踩着固定的步子穿梭在黄浦江畔，不同肤色和语言被锁在同一片霓虹之中，陆姑娘一下就把自己也锁了进去，她张大眼睛打量着这一片繁华，无数种新鲜交织起一张彩色的大床，而她就像归家的旅人一样一头扎进这张大床，睡得舒舒服服。
我突然觉得她和陆姑娘很像。不过我完全不了解她，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想到这里我才发现我全然没有问过她叫什么，也不曾问过该怎样称呼她，所有的称呼都用“你”或者“哎”代替了。我想发个短信问问她，拿起手机却又放下，只是为了聊天的话她的价格对我来说可算得上昂贵，如今这般境况我还是多留点钱在口袋里比较好一些。
我关上灯，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发呆。黑暗中的视角和平时不同，黑乎乎的天花板会变形，像一个漩涡一样开始旋转，那个漩涡吞噬周围的黑暗和物件，所有的东西都随着这个漩涡向里面跌落，最终扭曲成一大片怪异的模样。
在黑暗中我呆了很久，去上海的念头一直萦绕在脑子里，就像不停晕开的墨点，像越长越大的血盆大口，像一个不停扩大的黑洞，最后一口把我吃了进去。我越来越想去看看书里面讲的十里洋场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那里肯定早已经没有了有轨电车，也没有了陆姑娘和她那张彩色的大床，可我仍然想去看看那一片被无数小说反复描述的土地。我打定了主意，开始盘算起花销，仔细计算着手里剩下的钱还够我再奢侈几次。我不想加速结束我好吃懒做的生活，要知道这种生活是会让人上瘾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去给别人工作，一切都是为了填饱肚子，如果人们不需要工作就可以填饱肚子，那么所有的公司都会立刻破产，马上解体。毕竟人生本身就没有价值，只有价格。
我随便捡了两件衣服塞进背包里，又把那本小说带上，在半夜时分跳上了去上海的火车。我要在火车上呆大半个晚上，这样可以省下一些钱，想着那些坐在飞机上飞驰而去的人，我能闻到一股金钱腐烂后的酸臭味道。
绿皮车不急不慢的匍匐在茫茫夜色中，没完没了的小雨沿着铁路一直延伸到上海，我坐在车厢相接的地方，听着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我刷干净了那个旧保温杯，换上了新的茶叶，靠这个熬到天亮。自从没了工作以后，我再也不用喝浓的像尿一样又涩又苦的茶叶了，以至于我反倒不太适应茶叶的味道了，喝到嘴里以后舌头就会涩的像砂纸。
车窗外的天刚蒙蒙亮，黯淡的晨光洒在铁路两侧绵延的农田和整排的白桦树上，那些白桦树长得很高，风从一个方向吹过来，把他们压向另一个方向，时间久了它们就变成有规律的歪斜模样。借着微弱的光能看见蜿蜒的河流，铁轨躺在桥面上划开斑驳着星光的河面，一转眼又把它们远远甩在身后。
当天色微亮，车窗外再次出现公路和楼房的时候，天色已经亮了，小雨还是像我上车时候一样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阴霾的天空中没有太阳的身影，一时间我甚至难以分辨我是在上海还是仍在那个小城里。又过了不久，雨帘中开始浮现出密集的高楼轮廓，我趴在窗户上向外看着，繁华的黄浦江畔似乎和我生活的小城没有任何区别，一眼看去都是只有没完没了的小雨和湿漉漉的肥大内裤。
我站在月台上被拥挤的人群挤得东倒西歪，除了零星站在背风处抽烟的人，其他人全都匆匆忙忙的穿过月台，拼命把自己塞进出站的甬道，看起来像是一个沙丁鱼罐头。而在我所生活的小城，火车站比这冷清多了，人们也没有这样神色匆匆，每个人都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固定的店铺买固定的食材，在固定的时间飘出固定的油烟味，甚至连从冰箱里拿啤酒都有固定的顺序。
甬道的另一头是一块巨大的广场，宽阔的马路和广场被地上画着的横线和立着的围栏分割成一块块一条条，无数的路牌和指示牌就像楼道里一层叠一层的广告，我顺着路牌的方向走了半天也没看到哪里有公交车站，倒是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竖在广场上的值班亭。我翻过低矮的栏杆走到值班亭边上，里面有个人在睡觉，微弱的呼噜声和收音机里说书的声音混在一起，我伸手进去拍醒他，问他公交站怎么走，他厌恶的探出头，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不耐烦的说了几句话，我一句都没听懂。我告诉他我不是上海人，听不懂上海话，他眼神里的厌恶加重了几分，没好气的带着浓重口音冲我嚷嚷了几句，我顺着他扬下巴的方向看过去，在转角的地方有几辆没人的公交车，我大概能听懂他在为了被我吵醒美梦而抱怨。他看我不说话，又对着我嚷嚷什么小赤佬，小赤佬，紧接着缩回值班亭里，又说了一串刚度什么的。我向他道了谢，他又哼哼了几句，我尴尬的笑着给他递了根烟，他挥着手拒绝，我又向他让了几下烟，他才接过去，我两只手递过去给他点烟，他探出头把烟凑到打火机上，他抽着烟，说话语气也平缓了一些。人啊，永远喜欢被人托着，你把他托的越高，他越是不能反抗你。有人说这是叫下贱，没骨气；也有人说这叫智慧，懂世故。他告诉我现在还没有车，要等一会才有，我也站在值班亭外面跟他一起抽了支烟，他问我来上海做什么，我说没来过上海，来看看。他露出一副洋洋自得又高高在上的架势，夹着烟的手挥来挥去，大有指点江山的架势，闪烁着的烟头在空中乱飞，像无头苍蝇一样。他说“是哦，人是得多见见世面。上海好的哦，好热闹的，应该来，这里比别的地方好，好很多。多见见世面是好事，不然一辈子都只能是个乡巴佬。”我问他是不是本地人，他说是，他年轻时候到了上海就定居在这了，从此再也没出过上海，三十多年过去了，自己早就是上海人了。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语气里透着骄傲，高昂着的头颅上趴着快要掉光了的、好多天没洗的头发，挥舞着的手夹着半截烟头，烟灰扑簌簌的掉下来。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睥睨天下的架势，仿佛他就是说书人嘴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曹孟德。
我掐灭了烟头，不想再听他絮叨下去，正在想有什么理由能打断他的时候，收音机里传来整点报时的声音。我看了一眼同样阴沉的天，原来已经六点了。
车站的地砖龇牙咧嘴的咬着我的脚，人群夹着我涌上了车，食物和人的气味夹着汽油和土腥味游荡在车厢里。公交车已经停在上车的地方很久了，司机慢条斯理的结束跟同事的闲聊，抽完了手里的小半截烟头才不情不愿的上了车，上车以后还得把装满茶叶的保温杯放好，这才慢悠悠的打着火，挂了档，驶出车站，可一路上却又开的飞快，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健步如飞，我坐在车上手握一张从车站买来的地图却不知道该去哪。窗外仍然是一样的雨，手中的地图一路上被雨水湿的星星点点，上面密密麻麻的印着从来没听说过的街巷和车站，公交车的编号顺序与我生活的小城完全不同，无论是纸上的上海还是雨中的上海，满眼望去尽是陌生。
我像无头苍蝇一样换了一辆又一辆公交车，车里永远是相同的味道，我愈发觉得恶臭；车外永远是密集的矮楼和连绵不断的细雨，黑压压的乌云像一把大伞一样撑在头顶。到处都是一眼望不见底的巷子，低矮的房屋挤满了弯曲的弄堂，脱落了墙皮的旧居民楼站在狭长的马路两侧，遮住了本就被乌云克扣过以后仅剩的一丁点阳光。我受不了那股恶臭，慌乱的逃下车，刚一下车，在路边站的太久的旧居民楼和矮房就一股脑的向我压下来，像是要把我压扁，压进地里，我才刚到这个城市，它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像排泄一样的把我扔出去。
我赶紧躲进一个巷子里，生怕被它们压倒在地上。从巷子拐出去，在窄小的岔路口有一个饭馆，招牌已经很旧了，里面的装修非常简单和低劣。店里面人不多，每张桌子本能坐五个人，现在却只坐了一两个人，我坐在门口的桌子，同桌的是个胖胖的女人，她一边嚼着饭一边对着电话嚷嚷含糊不清的苏州话。老板像是四川人，说起话来高矮起伏的声调打着旋儿，像极了书里描写的山城里的一级级台阶。他没精打采的靠在墙边看着手机里的电视剧，我进了门他也只是抬起一只眼皮扫了我一眼，“吃什么？”话音刚出口他的眼睛就又回到了电视剧上。我不想走到哪都还要吃面条，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我要了一份炒饭，打了个卤蛋，又买了个叫不上名的小吃。那个小吃是透明的，看起来像果冻一样，里面有碾碎了的花生米和芝麻，还有水果和红糖，吃起来凉凉的，我生活的小城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新鲜玩意，我顾不上吃饭，一勺一勺的细细品尝，它从勺子上跳进嘴里，跌在舌头上，在舌头上调皮的跳上一下，刚咬上一口它又顺着嗓子眼倏的一下就游进去了，冰冰凉凉的一路从嗓子窜到你肚子里，让人从里到外的那么舒服。我突然想起了值班亭里那个中年人说的话，这次也总算是长了见识，见到了一样在小城里永远都见不到的东西。我意犹未尽的用勺子稍微刮了两下碗底就赶紧停了手，我害怕别人看见我刮盘子底的动作，那显得我太小家子气，没面子。
吃完了饭，我点了支烟，刚抽了一口老板就对着我喊了起来，要我把烟灭了。我不高兴的冲他嚷嚷了几句，“灭什么灭，抽支烟怎么嘛，饭馆还不让抽烟？”老板几步走到我跟前，“饭馆里抽啥子烟嘛？你要嘛出去抽，要嘛就给老子掐掉。”我也不乐意了，把右腿往左腿上一翘，“你这是什么饭馆？吃饭还不让抽烟？有没有王法了？我在我们那吃了十几年饭馆就没见过不让抽烟的。抽支烟怎么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不让人抽烟不是？”老板不耐烦的敲了敲桌子，“啥子天王老子那我管不到，在我这你抽不得，在这抽烟那可不得行，有人来罚钱，好几千好几万的罚钱。凶得很。”他看我还在吧嗒吧嗒的抽烟，又加大了音量，“还你们那，你们哪啊？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们那。在这就抽不得这支烟。”我一下愣住了，这里又怎么能和我们家的小城一样呢？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规矩，就像走江湖的一样，走到哪就得守哪的规矩。我一下子蔫了下来，手忙脚乱的把烟灭了，老板操着一口我听不懂的口音骂骂咧咧的走了。我没想到只是吃顿饭就吃到这么大一个下马威，离开饭馆以后我急急忙忙走进巷子里面，靠巷子中间的地方有个紧闭着的大铁门，门口堆着两个垃圾桶，我心想这肯定没人，许是让抽烟的。我点上烟，吞云吐雾的舒坦一会，舒坦完了，我凑到旁边的房檐底下想看看再去哪转转，我一摸口袋发现地图丢了，我赶紧一路小跑回到了刚才的饭馆，我问老板有没有看到我搁在桌子上的地图，老板嘴里不清不楚的吐出来两个音节，想来应该是“没有”。无论我再怎么问老板都是以“没有”作答，偶尔也会穿插上几句“不知道”和“快走快走”，眼看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一下坐在刚才吃饭的地方，这一坐下正好看到我的地图在桌子下面的垃圾桶里，我不满的嘟囔着把地图从垃圾桶里抽出来，展开一看，大半个上海都被菜汤所淹没，又潮湿又难闻。我一气之下把地图扔了，鼻子下面一张嘴，我就算是问也能问出条路来，说到底也就是个城，一个城能有多大？
我在一家便利店里买了一瓶矿泉水和一包烟，我问收钱的姑娘怎么去外滩，那姑娘头也不抬的告诉我，往西走，拐过弯去走二十分钟就是地铁站，坐上车以后再去转车，最后转一趟公交车就到了。我按着她说的进了地铁站，刚一进地铁站我就懵了，横七竖八的人流穿梭在这片地下的世界里，一道又一道闸机像是屠宰场里的猪栏，而我就是等着走进去被宰杀的猪。我家乡的小城没有地铁，我自然也没坐过地铁，只好硬着头皮去找穿制服的人询问，所幸我找到的那个人是个警察，样子很年轻，说起话来没有很重的口音，他告诉我去哪排队，如何买票，我这才顺利的上了车。
等到了外滩已经很晚了，江边风很大，风吹的我连烟都点不着。马路紧挨着黄浦江，边上修着围栏，从围栏望过去是宽阔的江面，上面倒映着五彩的霓虹灯，天上的星星像是被一块黑布蒙住了一样，只能看到零星的三两颗，月亮也暗的像一块破抹布。江对面是密集的高楼大厦，远远地能看到另一条挨着黄浦江的马路，上面有一整排路灯，还能看到一辆又一辆的汽车飞驰而过。
我沿着江边漫无目的的闲逛，越走越感到失望，一路上满眼都是土黄色的楼房和黯淡的招牌，路灯把整个夜晚都照成黄色，怎么也看不到陆姑娘那张彩色的大床。横七竖八的马路和立交桥把视野分割成无数个豆腐块，总也望不到头。我越走越远，走到最后我已经看不见黄浦江在哪了，那条倒映着灯光闪烁的大江就这样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了，可我却仍然没走出那些豆腐块。
地铁和公交车已经停运了，我沿途问了几家酒店，一晚上都要几百块。出租车就更不要提了，我不想做被宰的外地人，于是我干脆找了一条窄小的巷子钻了进去，巷子的一边停满了车，另一边勉强留下能让两辆车通过的宽度。我不想再走了，越走我越会跌进那些豆腐块里去，我还是停下，等天亮了再继续逛逛。于是我找了一个路灯坐下，借着灯光开始翻看起那本小说。
陆姑娘很快就融入了十里洋场的生活。她成了几家歌厅的座上宾，歌厅老板喜欢她，她只要来就一定能引来不少为了和她睡觉而一掷千金的男人，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也喜欢她，为了能博美人一笑已经到了烽火戏诸侯的地步，比如有一位开报社的沈老板为了能一亲芳泽，带着自己的司机跑遍了整个上海给她买宵夜。陆姑娘挑剔得很，她爱吃在一家小店的云吞面，那家小店在上海的边上，再往前过一个路口就算是出了上海地界，开店的是从广州跑来避难的一家四口，做的云吞面地道正宗。那家店每天一早一晚起锅换新汤，陆姑娘要吃晚上十二点换过高汤的第一锅面，可这面却不能久放，放的久了面就坨了，云吞也泡的没了口感，报社老板只好早早去了等店家起锅，第一锅面出来就抱上车火急火燎的往歌厅赶，车开得快，路上剐蹭了行人也是家常便饭，但他根本不在意，他在意的只有陆姑娘和陆姑娘的面。
面送到了，陆姑娘接过就吃，可她吃了一晚上山珍海味又哪还吃得下云吞面，她每次都吃上几口面，再吃两个云吞，其余大半不是倒了就是给店里的伙计吃了。有一次陆姑娘甚至只说了一句“我乏了”就挎着小包踩着高跟鞋哒哒哒的声音走了。但陆姑娘很聪明，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摆什么样的谱，没过几天她就约了沈老板吃饭。沈诚老板也不是个普通的酒色之徒，言谈之间张弛有度，也算得上是风流潇洒。两人这顿晚饭吃了很久，陆姑娘这才知道他不只是个报社的老板，他早年在国民政府工作，后来跟着几个朋友一起下了海，利用旧关系做起了走私的行当，说是走私其实也是大摇大摆的赚钱。陆姑娘知道自己这一次是钓上了自己的奢华美梦，但她也知道自己不能太过主动，毕竟自己摆了那么久的谱，这一主动反而跌了身价。她仍然端着架子，一丝一丝的抽开自己的架子，就像酒桌上抽积木的游戏，慢慢的，小心的，又要抽掉架子又不能让自己倒了，万一倒了，跌了身价，丢了面子，也丢了自己奢华的美梦。
陆姑娘开始有意识的向沈老板靠拢，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氛围，但又不拒绝其他人的殷勤，同样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可她也把握的好孰近孰远，这一丁点的距离不同却正好卡在沈老板的心缝里，不上不下的晃悠着。陆姑娘跟着沈老板游走于更上层的圈子里，结交的都是各个领事馆里的大人物，还有国民党的高官，洋人富商，她这才知道自己曾经游刃有余的圈子是多么的卑微。而现在，一眼望过去全都是花团锦绣，全都是金碧辉煌，每个人都有一股锋利的气势，从脚底板一直穿过头顶，像一把刀子一样切开这个世界，如果说陆姑娘原来见到的人只是在吞吃一隅，那现在她见到的人则是咋吞吃整个上海，吞吃整个中华民国。
她不再是最耀眼的那个人，这里的每个女人都高雅而又狠辣，她们比陆姑娘更加深谙此道，她们对付起这些人更是游刃有余。她们与陆姑娘不同，她们本身也是腰缠万贯的阔太太或是女老板，她们各有各家的产业，她们不依赖男人的一掷千金，她们更渴望从男人身上抓住生意，她们要的有时只是男人的一句话、一张纸或是一个电话，他们的一句话一张纸一个电话能给女人们带来的财富远远不止陆姑娘的锦衣玉食。陆姑娘开始发慌，她害怕自己失去了本来拥有的富足，害怕自己被男人们抛弃，她不想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每天抽过鸦片就坐在院子门口撕心裂肺的哭喊，她害怕极了。
可没过多长时间，陆姑娘就琢磨明白了。她在这些人眼里太弱小了，太微不足道了。女人们不把她放在眼里，她们不认为陆姑娘会抢夺她们的资源，毕竟一块巨大的蛋糕就算被蚂蚁咬掉一块也还不如她们掰去喂锦鲤的蛋糕渣多。男人们习惯了戒备女人们的那些索要，却不会戒备陆姑娘所希望的一掷千金，这些钱对男人们来说只不过是一顿酒宴，两盒吕宋烟罢了。陆姑娘找准了自己应有的身段，很快又开始满面春光的游走在金钱和欲望之间，把叮当作响的大洋和香甜的红酒紧紧地握在手里。她不在意花不完的巨大财富，她只希望能满足一时的奢靡。
陆姑娘一门心思的扑在沈老板身上，一时间竟让人分不清是真心还是假意，沈老板对她的态度慢慢变得暧昧起来，很老道的把握着距离，时而像一个追求者那样热情似火，时而又像是在玩弄陆姑娘一样若即若离，他会递给陆姑娘一点可以更进一步的信号，也会在恰当的时候打消陆姑娘一点能更进一步的念头。
时间就像黄浦江里的水一样匆匆忙忙的淌过去，时而被风吹的快一些，时而又懒懒的慢一些。陆姑娘终究还是跌了跟头，跌在了沈老板身上。沈老板去了新加坡，再也没有回上海，他留了一处房子给陆姑娘，独身一人远走他乡。陆姑娘知道沈老板是个不会被困在一个地方的人，他就像一只猛兽，总要四处奔跑，不可能心满意足的停留在一片草原太久。她还没做好准备，事情就发生了，她的心里仿佛被抽空了似的，就像有什么宝贝从手里刷的一下飞走了，飞去很远的岛屿，再也不会回来。没了沈老板，那个奢华的上流圈子又把她吐了出来，就像鹰吃进去的轴，在肚子里滚了一圈沾满了毛又吐出来。她见过了上流的生活，眼界高了，自然也回不去曾经的生活，在她眼里曾经的圈子已经变成了不入流的土财主和暴发户，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是有钱人，可对于真正的上流社会来说他们却只是一群要饭的，既没文化也没家业。
陆姑娘又抽起了大烟，就像还在山城的时候一样，她越抽越凶，很快房子里红木的大衣柜抽没了，雕刻着繁复花纹的皮沙发抽没了，佣人也抽没了，最后连舒适的大床都抽没了。她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又哭又笑，回声在墙上摔来摔去，最后又砸到她自个身上来，砸的她头破血流。陆姑娘又联系上了过去的老主顾，她这才知道人世间不是什么事都有价值，但人世间的所有事一定都有价格。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仿佛自己的脑门上就贴上了一串数字，这串数字就是自个的价格。她知道价格总是会波动的，现在她自个的价格就在一路下跌。过去的她不是这样的。过去的她像是陈放的红酒，越是时间久越是价格高；而现在的她就像是过了适饮期的红酒，越是时间久越是价格低。
她的一个老主顾对她也算照顾，给她在香港谋了个差事，又找好了去香港的路子，一切都安排的妥帖。陆姑娘走了，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也是独身一人，走的时候她站在船上看向上海，一眼向西望去，望见了上海，望见了重庆，望见了自己的一生。
天快亮了，我没再继续看下去。我掐了一下剩下的书页，约摸着还有二十几页，我不停的打哈欠，想着在路灯下面迷糊一会，等天亮了就走，可这一闭上眼都是小说里的事，像是看西洋片一样在眼前面晃来晃去。我按捺不住，直接翻到了小说的最后一页，想先看看结局。
陆姑娘死了。死在香港的一个满是臭水和垃圾的小街里，被几个人强奸了，又砍了几刀，有一刀正砍在脸上，巨大的伤口向外翻着，血水止不住的往外涌，死的时候眼睛瞪得老大，空洞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西南的方向。她的尸体在警局放了很久也没人认领，警察也就草草的结了案，埋了。后来时间久了，墓碑倒了，野草盖住了坟头，就再也找不到了，消失的无影无踪。
看着看着我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我做了个梦，梦里面我坐在一张椅子上，对面有张床，床上是那个女大学生在抽大烟，她一边抽一边跟我说话，她说她在香港找了份工作，要去香港了，我问她香港是什么样的，她笑了，笑的被大烟呛到，笑到眼泪都流出来，她笑了好久才说，“你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我正要开口说话时候就被拍醒了，叫醒我的是个女人，眼睛很小，皮肤粗糙的像是被砂纸磨过，穿着环卫的衣服。她用大扫把比划着，不停的说着话，我一句都没听懂，但我明白她是让我走，嫌我在这碍事了。我拍拍身上的土，沿着昨晚走过的路往回走，一直又走到外滩，白天的黄浦江没有星星点点的闪烁，只有一滩脏兮兮的水哗哗的流淌，对岸的大厦也被一片灰蒙蒙笼罩着，就像是黄浦江的影子。
我站在售票窗口前发了很久的楞，卖票的人不停的催我，后面的人也在催我，声音混在一起像隆隆过去的地铁，吵得我什么都听不见。我随便指了一个车站，付了钱。
进站口旁边的墙上有一张双人床那么大的地图，一整座城市都被框在这张床上。这应该就是陆姑娘那张彩色的大床吧，床上面爬满了像蚂蚁一样的地名，有七八条车道的宽阔马路在地图上也只是面条粗细的黑线，弯弯曲曲的从地图一头爬到地图另一头。我听天由命的上了车，到了我该下车的时候又听天由命的下了车，从地铁站出来以后我看着四周穿行的人们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所有人都怀着明确的目的从面条一样的黑线上面跑来跑去。地铁站旁边有家包子铺，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饿了，饿的心慌。我买了一笼包子，心想边吃包子边把那本小说看完，可我翻遍了我的包也没找到那本书，我一下紧张了起来，包子也顾不上吃，把包里的所有东西都倒在桌子上，又找遍了身上的每一个口袋，还是没找到那本书。我冲出包子铺，一路向地铁站狂奔，只想着要找回那本书。我还没看完，还不知道陆姑娘是被谁杀的，也不知道她在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一直跑到地铁站才意识到我忘记了在哪一站上的车，我只记得是在外滩附近。幸好墙上还挂着地图，我凑在地图前面沿着那些宽面条一样的黑线和蚂蚁一样的地名仔细的寻找，手指一根一根的从上面摸过去，一直到我找到外滩，又找到外滩附近的地铁站。
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睁不开眼，我又迈腿狂奔，跑向我昨夜呆过的巷子。我从巷口的拐角跑进去，一过转角就看到在昨天那根路灯下面站着一个人，她背对着我正打电话，脚边放着一个双肩背包，我喘着粗气顾不得讲话，低着头围着路灯一圈一圈的找。
我趴在地上往车底下找，又把整个胳膊伸进垃圾桶里去摸索，脸贴在脏兮兮的垃圾桶上，我全然顾不得其他。最终我一无所获的坐在地上，大口的喘气，心脏因为奔跑而跳的飞快，几乎要从嗓子里蹦出来。“你在找什么？”我听到有人问我，头也没抬的回答：“书。我丢了本书。”那声音又问，“是什么书？”“是本小说。”我喘匀了气，掏出烟来，“书名叫什么？”“不知道。”我这才抬头看说话的人，看到她我就愣住了，她就是去过我家的那位女大学生。她已经挂了电话，手里拿着烟，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你怎么在这？”“我……我怎么不能在这？”我临时改了口，我不想告诉她我是错过了地铁和公交，不认识路又舍不得花钱才在这干坐了一晚上，那样不好，丢面子。她眨了眨眼，坐到我边上，“你怎么来上海了？”我没看她，还是用眼睛四处找着我的书，“书里把上海写的挺有意思的，我想来看看。”
我们俩有一搭无一搭的聊了一会，我也实在是找不到那本书掉去了哪里，干脆问她附近的派出所在哪，她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说：“走吧，我带你去。”
从派出所出来已经是下午了，太阳歪歪斜斜的往西边滑着。警察没搭理我，简单的询问了一下就把我打发走了，无论我如何强调那本书对我很重要他们都只是嗯嗯啊啊的应付了事，最终连推带威胁的把我弄出了门，出门的时候我听见门里面的上海话，她在旁边听的直笑，却不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其实不用她说我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我们漫无目的的在马路上闲逛，她问我为什么半夜会跑到路灯下看书，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我本没打算告诉她我在路灯下呆了一晚上，可刚才到派出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不得不告诉她，因为我要同警察讲这件事，那么她和我一同报案就难免要坐在旁边听我讲，听的真切，听的明白。
我只好说：“我晚上睡不着觉，就想找个僻静地方看书。”
“那警察问你住在哪，你为什么不说？”她好像是故意的一样，摆出一副刨根问底的架势。“我哪有不说？我确实在上海没地方住。宾馆已经退房了，算不得住所。”她又笑起来，笑声像是香烟的雾气一样从嘴里冲出来，“你要去哪？”她站住脚步，“先找个地方把车票买了。我今天就回去了。”我失去了兴致，只想早点回家。“我带你去。”她说完就伸手拦了辆出租车。坐上车以后我问她怎么突然也来上海了，她说这次是回学校办点事，顺便和朋友吃顿饭，两人刚分了手，就碰到了我。
我们在一个小弄堂门口下了车，她带着我一头扎进弯弯曲曲看不到头的弄堂里面。我问她卖票的地方在哪，她头也不回的说：“陪我买点吃的再去，不远。”我跟着她又拐了两个弯，面前是一个小商店，房子很老旧，她在门口向屋子里面叫了一声，从店里走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两人熟络的用方言交谈，没聊多久老太太就盛了两碗冰粥，一碗给了她，一碗给了我。我连忙道谢，问多少钱，老太太一个劲的摆手，絮叨着回了屋子里。我们弄堂里拐出来，女大学生问我小说内容是什么，我看着冰粥毫无胃口，就给她讲起了小说里的故事，讲起陆姑娘是如何从山城流落香港的。她一言不发的吃着冰粥，等我讲完了，她的冰粥也吃完了。她直接拿过我手里一口都没吃的冰粥，“这么好吃的冰粥，你都浪费了。”我问她和刚才的老太太很熟吗，她嗯了一声，我又问她什么时候才到卖票的地方，她说已经到了。我这才注意到我们早就到了卖票的窗口边上，只是一路上只顾着说话没看见罢了。
我买了一张七点的车票，距离发车还有三个小时零四十七分钟。她说从这到火车站要四十分钟，算上进站的时间估摸着要提前一个半小时出发比较好。这样算下来我竟然还有两小时十七分钟的时间可以闲逛。
“我看过那本小说。”她摸出烟来递给我一根，“陆姑娘是被在香港认识的客人杀了的。”我吃惊的看着她，“你真看过？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她看着马路上的车来车往说：“忘了。”我又问她：“陆姑娘的客人为什么要杀陆姑娘？”“忘了。”她还是同样的语气，看着同一条马路，只是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和人与刚才不相同。“你怎么忘了呢？你再好好想想。”我一下又被勾起了兴致，好奇心像是一只发情的猫一样横冲直撞，撞得我直勾勾的盯着她。“忘了就是忘了。时间太久了。”她吐了口烟，“那本书我觉得挺无聊的，看完就送给一家熟识的旧书摊了。”我烦闷的抽烟，长长的烟灰在我手里摇摇欲坠，这本小说怎么会无聊呢？不会的，这本小说有意思极了。她还是太年轻了，看不到这书里的精髓，没能享受到乐而不淫的香艳，她没体会到，所以才会觉得无聊，可惜啊，真是可惜啊。我瞥了她几眼，她用脚踩灭了烟头。我突然又盯着她，“你送给旧书摊的时候，有封皮吗？”她想了一会，对着马路的方向笑起来，“有的。不过我和旧书摊的老板一块在店里吃了顿饭，没东西垫饭盒就连着封皮一块撕下来几页。”我心里一阵发紧，我买的那本书正巧是少了封皮和开始的几页，整个扉页连着目录一并被撕掉了。她又看着马路开了口，我甚至不确定她究竟是不是在跟我说话，她说：“这里和书里是一模一样的。它把你整个吃进去，又整个吐出来，你一开始的时候不属于这就永远都不会属于这。它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它能让一个人上天堂的同时也让一个人下地狱，高高的捧起来再狠狠的摔下去。它就像个放大镜一样，把你的好和坏全都放大几万倍，放大到你自己都害怕。”她停了一会，又摸出一根烟，“你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我喜欢做爱，想找人做爱，干这个最合适了。”“和谁做都无所谓吗？”我惊讶的看着她淡淡的笑容，“无所谓。有的挑就挑，没得挑就不挑。你买不到常抽的烟难道就戒掉不抽了吗？”我总是被她说的无话可说，她给我递了一根烟，握没接。“广告上那个电话，是……”我把“老鸨”这个词憋了回去。“他就是我常去的那家旧书摊的老板，去的多了就熟了。后来我知道他有路子，就给他留了电话。”
我记不清之后发生了什么，我总觉得我应该又说了些什么，她应该又解释了些什么，但仔细想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再后来她就提醒我该去火车站了，说完就走了，我一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弄堂的拐角。
她走了以后我慌张的冲向火车站，跳上火车。从小城的车站下车以后，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我站在月台上对着仍然阴霾的天空长长的呼出一口气，仿佛是把我在黄浦江吸进去的阴雨都吐了出去。
回家的时候我再次路过了那家旧书摊，老板脖子上挂着那副老花镜正跟另一个老头讲话，声音尖锐的像是老鼠在吱吱怪叫，我站在门口，看着里面昏暗的灯泡和阴沉逼仄的店面，突然一阵恶心涌了上来，就像有一大团稀糊糊的烂泥堵在胃里，我的整个人都在痉挛，逃命似的跑回家里，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喝光了临走时剩下的半瓶酒。
我没缘由的想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平安到家。电话接通以后，我还没开口，那边传来她粗重的喘息和肉体有节奏的碰撞，她夹杂着叫床喂了几声，紧跟着那边又传来了一阵上海话，我知道那是在抱怨，所以我识趣的挂断了电话。
二零零九年的夏天，我丢了一本书。
我想我永远都不会知道陆姑娘的结局究竟是什么，就好像我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个女大学生究竟叫什么。
我删了她的电话，也没有再打过报纸上的电话，一切都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还是每天躺在家里看黄色小说，不分时候的手淫；旧书摊的老板仍然每天挂着一幅老花镜，说起话来像是老鼠一样吱吱怪叫，惹人厌烦。
只是我没再去过那家旧书摊，也没再见过那个女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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